九 兴趣爱好

我进入高小（小学4-6年级）那一年，是1961年的秋天。学校位于西张营村北侧，是一处地主的老宅子，坐南朝北，青砖灰瓦，窗明几净。

那时候的学业并不繁重，语文、算数两本书，我们是有学有玩，在校学习，在家玩耍，从没有家庭作业。

我自幼爱看课外书，晚上在煤油灯下一看大半夜。看久了，母亲就催我睡觉，催了一回又一回，嫌我浪费灯油。看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洗脸的时候，就会发现鼻孔里全是黑油泥。

那些大部头的书，如《封神榜》、《隋唐演义》，中篇的如《三侠五义》、《再生缘》（清代长篇弹词，后人改编为《孟丽君》），豫剧剧本有《司马茅告状》、《花木兰》（带曲谱），一看就欲罢不能。这些课外读物中的英雄情结，像一缕春风，吹开了我蒙昧的大脑，以至于终生难忘。这一时期，同样喜欢看杂书的长兄成了我的书友。我们没有买书的条件，只能借阅。我和长兄都把借来的书交给对方看。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聚在场院里，或在牛棚里，谈天说地，东家长，西家短，酸甜苦辣，仙家鬼怪，乱扯一通。

在我们那个地方，若是哪个村子起一台民间剧团的戏，人们不远十里、二十里，都要去美美地看上几场。那种欢天喜地、兴奋热烈的样子，就像过节过年一样。如果来一位唱“鼓词”的民间艺人，简直是村上的一大盛事。“鼓词”也叫“鼓儿哼”，演唱形式一人一鼓二片犁铧（小钢板），内容大多是《说唐》（即《隋唐演义》）、《樊梨花征西》、《刘墉私访》、《包公案》等等。每晚饭后，村民扶老携幼，黑压压的聚在一起，听那说书人破喉咙哑嗓地唱起“哪里断了从哪儿找，红绒断了续红绒”的书帽，接着前一晚的内容说起。听众无不聚精会神，随着说书人的喜怒哀乐，时而放浪形骸地笑一阵，时而泪水连连地抽泣一番，能一连听上半月二十几个晚上，坐麻屁股熬烂眼，也是心满意足。

我们村里，曾经培养了一个曲剧戏班子，聘请老师教戏，后来在农闲时也演一些剧目。长兄登台演须生，倒也像模像样。在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也爱上了戏剧，懵懵懂懂地产生了学戏的想法。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吧。

在上学路上，我见四下里空旷无人，便学着豫剧“黑头”的腔调，把《司马茅告状》剧中的戏词，吼上几嗓子：

“司马茅我要写冤枉状，告天告地告上苍。司马茅提笔不用想，我告先告你张玉皇。你既在上把权掌，咋不与黎民除灾殃。人人说天星无私主公道，依我看你枉为至尊在天堂。”

那时候，我看得最多的是一个木偶越调剧团演出。那个剧团里的几个主演都是附近邻村的，其中有一位绰号“瞎黑脸”（一开腔就闭着眼睛，不知是否真瞎）是我最喜欢的。久而久之，我也能模仿他《老包跪嫂》中的唱腔吼几声：“嫂娘，嫂娘年迈发如霜降……”，他们手中的木偶活龙活现，煞是可爱。后来，我模仿戏中生旦净末的模样，用自制刀具，将一节节木头细心雕刻，竟然成功地雕出了木偶头像，涂上各种颜料，玩伴们争相把玩。后来不知道是谁偷偷地藏起来了，让我心疼了好一阵子。

说起手工制作，算得上是我的童趣。在上小学前，玩累了就坐在母亲身旁，听她和邻居聊天，静静地观察她们做针线活。看着母亲灵巧的双手，把做鞋的布料套在事先准备好的纸样上，剪出一个长长的“U”字型，再把尾端缝在一起，做成一只非常美观的鞋帮，然后又一针一线缝在底子上，就成了我们脚上的新鞋。久而久之，我也萌发了动手做的念头。我把母亲剪下的边角废料，用剪刀依瓢画葫芦，居然也做成了一只像模像样的长约四指、宽不盈寸的小鞋子。

我还曾经模仿父亲用茅草扎锅帽的样子，采集了一些细如线、白如雪的茅草花茎，用棉线一缕一缕地扎起来，制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碗。那时家境贫寒，小孩子吃饭用的都是木碗。我看着自制的草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拿着它跑到水沟边去舀水，竟然像猴子捞月亮一样，白忙活了一场。

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这个木讷的人竟然被老师选入了文艺表演队，先后参加了笛子吹奏、花棍表演和独幕剧《猪八戒吃西瓜》（我饰演孙悟空，要演出猴的动作）的演出。一支竹笛两角钱都买不起（那时候一角钱买7个鸡蛋），我就找来一节一尺有余的竹子，仿照笛子的样子在上面钻空，顶端用木塞堵住，贴上芦苇内膜，吹起来也不算难听。花棍也是自己做的，在一米长的竹杆两端，各凿两个长方孔，每一个孔里用铁钉固定上几枚铜钱，在两肩双脚上打出花样，煞是好看。

这一来，增加了我对制作乐器的自信。当时，生产队有一片收获甚微的梨树林，砍伐后每家分上三五棵当柴烧。我发现梨木木质坚韧细腻，萌生了自制一把板胡的想法。我利用木匠刁三哥的工具，制成了板胡的弦杆、弦柱，把小葫芦两端锯掉掏空，一面用熬好的水胶粘上薄薄的桐木板，上下挖两个小洞，插上弦杆，拧上弦柱，用细竹子和玩伴们找来的马尾做成弓，用白铁皮做成指甲，拴上大伙逮蝎子卖钱买来的丝弦，一拉竟然成功了。音质尽管沉闷，可小玩伴们还是忍不住欢呼雀跃。

我对简谱的认知，最初是利用《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熟悉歌曲，顺着简谱去认识它的音符，进而能够识唱一些新歌曲，还识唱了《花木兰》中二八、流水、慢板唱段。这为我后来初中毕业后进入大队宣传队和在焦枝铁路守护营期间担任文艺班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3年秋一进入六年级，中考冲刺就开始了。经过一年努力，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在选报中招志愿的时候，不知道搭错了那根筋，竟然和两个同学一起报考了宛市二中，落榜自然算不得意外。收获的是第一次见到了城里的电灯泡，听说能打死人，吓得离它远远的。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第一次游览了城西十余里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

好在那个时候的升学考试是分批次进行的。第一次失败后，我又报考了一所民办公助初级中学，这一次考试成绩很好。记得我的自选题作文是《夜晚的水车哗啦啦》，写的是晚间在生产队蹬着水车抽水浇地的情景，竟然得了高分。

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小学教育不但普及了，而且是免费的。初中、高中虽然不能普及，需要考试入学，但也是免费的，不交学费，杂费。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的教材，费用都很低，一个科目一本书（没有任何辅助材料，课外读物可到学校图书馆借阅），加上笔（铅笔、钢笔）、墨水、作业的费用，一般农民家庭都支付得起。这绝对是敲骨吸髓的“教育产业化”时代难以企及的。

我所考入的这所民办公助初级中学，占地面积并不大，规模也很小。学校大门朝北，两旁各有两间坐北朝南的低矮小草房，是各科教师的办公室。西边有三个标准教室（草房）。东边有一个标准教室，还有一个教职工食堂。大门外是一个不大的操场，周边正好容得下四个班级的学生跑早操。大门往南是一条通道，通道西边筑有H型的低矮土墙，既是院墙，也是厕所，南段为女厕，北段为男厕。通道东侧一片空地，容得下四个班级学生集合训话。通道南端是学生食堂，食堂东边依次是储藏室、女生宿舍、图书馆兼校长办公室。男生宿舍则是在村子中间的一座原来地主的四合院。

1964年9月1日，开学报到，我被分配在一乙班，担任副班长。我们教室在大门西侧，往西依次是一甲班、二年级一个班。这三个班的学生人数均在45人左右。大门东侧教室是三年级，大班，学生人数约有六十多位。

学校领导层只有一位校长，一位教导主任。教师也不多，一半是公费教师，一半是民办教师，女教师更少。

初中的学业也很轻松，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正课，一节自习，一节自由活动。晚上，教室里点上两个汽灯（烧煤油，特别亮），上两节自习课。每天的作业在自习课就完成了，没有额外负担。

周日休息一天，没有家庭作业。我还像高小时一样，早上背个大竹耙，和玩伴们一起去搂柴。白天为生产队割牛草，挣工分。冬季里我们到野外捡干牛粪，刨茅草根，当柴烧锅做饭。

在初一年级下学期，我又突发奇想，搞了两个实验。一是种水稻，在住宅西边的水沟里，平整了一块稻田，把生产队余下的秧苗学着社员们的样子，插在水田里。二是种花生，在长兄坐北朝南的宅子后边开了一小块园地，到生产队的砖瓦窑上挑了两桶沙子，掺在黑土里，使其蓬松，然后将十几个花生果种下。水稻倒也省事，不用怎么管理。花生就不一样了，种子是老品种，爬了很长的秧子就是不下针，不下针就不能结果。我就学着瓜农的样子，用土把它一节一节压下去，强迫它下针。结果，水稻、花生都有不错的收获。

初二年级一开学，校方宣布毕业班有四位学兄考入了南阳一高中，对我震动特别大。一高中规模不是很大，但它在全专区范围内招生，生源特别好。所以一高每年的高招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促使我作出了新的抉择。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入南阳一高中，一定要上一所好大学。有了新目标，我就感觉老师讲课进度太慢了。于是，我每天加班加点地赶在各科教师前面，自学新内容，反复做习题。老师讲课时，我再核对他讲的内容，验证我的自学成果。果不其然，我的各科成绩迅速提高，特别是代数、几何两门，每次考试成绩都是满分。正当我奋发图强、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之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意外地改变了我的人生坐标，改变了我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