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寸草春晖（作者自传与诗词作品）_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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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直心

二十一教书育人

我所在的完中高中段规模不大，一个年级两个班，我从高一跟到高三。那一年，政治教员调走了，新上任的教导主任让我兼任政治课教学。这样，我就负有这一届两个毕业班历史、政治两科高考成绩的责任。从备课到授课到高考试卷分析，以至于模拟高考试卷，这一系列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可是在计算工作量的时候，那位教导主任竟然说我不满工作量。我气愤极了，将他骂了一顿：“什么东西，我拿两科高考卷子，还不够工作量？不干了！”摔了政治课本，我扬长而去。

从1977年秋期算起，到1988年秋，我在高中教学11年、任班主任11年、任“政史地教研组”组长8年。

在历史教学中，我摸索出了一套既简要、又好用的“历史六要素”学习法。学习历史学什么？除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外，就是要牢固地掌握历史知识点。“历史六要素”，即课本内容中的“时间、地点（空间）、人物、事件”，事件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史学评论（史论），这六个要点，涵盖了历史教科书上的全部重点，也是高考出题的“题眼”。如果掌握了“历史六要素”的学习方法，教材就会由厚变薄、由繁变简，学习起来既省时又不费力，能够迅速地提高效率。这个新的历史教学法曾在多种场合交流过，具有一定的影响。

这个期间，我的工作还算轻松，从1983年开始，我在课余空间就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里。1976年“106”那个“黑色十月”，深深地刺痛了我，痛恨叛徒的情结常常使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能不能写出一部痛骂叛徒的历史探源文学，成了我一块心病。

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从一种社会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形态，是逐步前进的。但是，人心之善恶并没有变，一些劣迹斑斑的反人类的孽种竖子并没有绝迹，而是一代一代不断地繁衍生息着。“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学历史搞历史多年，不用多想，就把着眼点放到了唐末农民起义军的大叛徒朱温身上。于是乎，《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全唐诗》等史书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成了我反复查阅比对、认真鉴别、仔细抄录的资料。四五年间，已经整理成了近50万字的上下两部、章回体探源历史文学初稿，定名为《晋阳英烈》。这部书的主旨就是要揭露和鞭笞具有代表性的黄巢农民起义军大叛徒朱温。

到了1988年秋，新任校长找我谈话，说是需要我到教导处工作。

此时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配备是齐全的，有两名副校长，有正副教导主任，一个后勤主任，还有一个在周一升旗仪式上只会喊“立正稍息”、入酒席首先抢主客席位椅子的刘书记。可是校长总觉得抓不住人，特别是教学工作落不到实处。他说，一定要我帮忙。盛情难却，我不得不放下半成品的书稿，由教员转任教导处副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务工作中。

我在一个短时间内熟悉了排课表、为教师调课等日常教务工作，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废除定期检查教师备课教案的惯例。我说检查教案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而是一些懒人课前不写教案，在检查前夕作假，抄写旧教案应付检查，教导处费力不讨好，一点效果都没有。我的建议是发动高中部、初中部所有教师互相听课。我在教师例会上表示，要在每一个学期听一遍所有老师的课。我不会事先通知，如果悄没声地坐在教室后排听您的课，敬请谅解。这一活动果然开展起来了，有力地促进了各科教师备课的主动性，讲课也特别认真了。谁想当着同事的面出丑啊？谁能拒绝说，你不能听我的课呀？

第二学期，原任教导主任调走了，校长宣布由我继任。我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第二个建议，原定的听课制度不变，增加一项优质观摩课，每一学科要选出一名代表，没有课的老师都去听课。我将在例会上进行讲评。这种优质观摩课一轮一轮持续下去，尽可使大多数教师都能参加。这个措施的刺激性更大了。我在讲评中提出了授课的几项原则：一是教材熟悉；二是教法恰当；三是语速适中，语言简练，语音字正腔圆，具有鼓动性；四是板书工整有条理。尔后我对参加观摩课的老师一一讲评，只讲优点，会后当面商榷不足之处。

这个活动，校长非要让我坐在主席台上讲评，那位负责教学的副校长说什么也不上台子，倒好像我成了负责教学的主角。

1994年春，我由校长举荐由原宛市教育局马局长下聘书，任命为副校长，依然是负责教学。此后，我的第三个建议付诸实施了，就是长时期地培养一批青年优秀教师。具体办法是举行优质课竞赛，反复听他们的课，反复讲评。优秀课例，我在例会上当众评讲，并提出表扬。这个青年优质课竞赛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就是必须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教学。以前的优质观摩课，中、老年教师都参加，要求他们都用普通话讲课是不现实的。青年人就不同了，必须这样要求，这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我还以个别老师上课像唱催眠曲一样催睡了许多学生为例，提出了最难做到的一个标准，就是讲课要有一定的表演艺术（以我的母校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为例）烘托课堂气氛，引导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与教师的双边活动，转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有一个教地理的青年教师告诉我，他的个性作不到这个标准。我说你以特长引导学生也可以，练习一笔画出标准的中国地形，添两笔画出长江、黄河。果不其然，他做到了，在课堂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还有一个女青年说她板书粉笔字写不好，短期也难以练好。我说，你就用最熟练的一笔一划学生体，既快又不难看，竖划像画括弧一样，相向稍加弯曲，还有点颜真卿晚年的颜体味道，便可独具一格。她特别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意见，板书很成功。

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地提高了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本领，提高了学校的教育水平，同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后来我离开了完中，这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有的跳槽到了重点高中，还有一位女教师竟然被郑州八中给挖走了。

1994年7月间，宛城专区撤地设市设区，原县级宛市改为卧龙区，我作为一名在党内八年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被驱除出党的民主人士，当“选”为人大代表。

那还是在1980年，校长和书记找我谈话，奉上峰指令借口清查“双突”（72-76年间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取消我在党内的活动，并且说我还可以写申请书，重新入党。我当即表态：我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除非恢复我的党籍，决不再写申请书。

这时候，按照体制惯例，卧龙区“人大”需要配备一名民主人士副主任。我是卧龙区唯一的非党副校长，因此便成了“人大”副主任的不二人选。有两名女考核员对我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核，并和我谈了话，非常满意。她们最后到教育局查了我的档案，这才知道考核对象原是一名被驱除的老共产党员。这样，在“人大”副主任选举前，各小组会议均宣布我为差额选举陪选人，不许投票。即使这样，我还是获得了89张选票，以后在区“人大”会议上举了三年手，吃了三年饭。

1997年1月6日，我被调到一所初中任校长，为了做到心中有数，一个学期听完了100多名教师的课。因为没有中层干部，我就选拔青年苗子，轮流在校内执勤，培养了一批助手，其中的一些人后来还真的成了校级领导。

在教育方面，除了实施在完中采取的三项措施以外，我还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定期召开班主任汇报会，并提出每个班级重点培养10到20名优秀学生。二是召开优秀学生座谈会，了解他们，鼓励他们。三是定期召开优秀学生家长会，通报学生情况，增强他们教育学生和与孩子沟通的能力，配合学校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这一年中考，三年级毕业生打了一个大翻身仗，考入一高3人（往年都是照顾性录取1人），考入二高中（总共招生8个班）近三个班，全校一片欢腾。

这一年学校的经济状况也大大好转，原来赤字4万多，经开源节流，盈余20余万元。

到了1997年11月11日，因故免职，我在教育局赋闲一个时期后，局头（靠姑舅表兄“花杭城”的“小李”上位的农转非）要我下乡，担任教办室主任，我拒绝了。她便把我贬到局教研室为“副校级教研员”。

2001年4月中，教育局来了一位年轻局长，我觉得年龄大了，在4月19日提出退二线（实际上是休息）的要求。

致卧龙区教育局领导的信

我退意已决，前次致函及晤面曾表达过此意。望领导能在短期内批复。以“退二线”调研员身份落户教研室，吾愿足矣。

我的请求理由有二：

一、我曾先后担任过完中业务副校长和初中校长之职，之后，前局党委又下文，明确我在教研室“享受副校级待遇”，因此，完全有资格享受此殊遇。

二、因年龄和身体原因，需要退养。像我这样年龄、状况退的，多有先例。我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请求退下来合理合例。

倘蒙如请，也算组织上对一个为教育事业真诚奉献了二十多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关照罢。

盼赐佳音，顺祝工作顺利。

翌日，教育局新任负责人王打来电话，说是3天后给我回话，并让我向负责教育的副区长雷说一下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