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之初

我的年龄应该从1948年秋末算起。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听到了解放宛城（1948年11月4日）和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1949年1月10日）那渐去渐远的隆隆炮声。在那个刚刚结束的战争年代，母亲曾经站在我家前边那条河沟南边的官道旁，和乡亲们一起，一瓢一瓢地舀着茶水，让身背背包、腰扎十字攀肩带子（扎带子据说是受伤或死亡便于让救护人插上杠子立即抬走）的陈谢大军战士们解渴，目送着奔赴淮海战役战场的战士们，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已经是公元1949年7月15日（农历己丑年六月二十日）午时了。

我天生丑陋，父母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原本想要一个闺女，一看我又是一个黑小子，便无奈地说，哎，这个小东西一向很安分，不踢不闹的，应该是个女孩，怎么又是一个“臭包子”呢？自此，“臭包”就成了我的乳名。父母请先生为我算命，先生让报上我的生辰八字，然后，他装模作样地掐算了一会儿，说道，这孩子是火命（旧黄历干支己丑在五行中为“火”，在属相中为“牛”。算命者说“火命”纯粹是骗人的），他的命很硬，天生就占了三个火——出生的年份火（如上），月份火（六月流金七月流火），时辰火（午时在五行中属火），长大成人，还不知道有多火呢！先生算命，原本是为了让求卦人听着耳顺，多付一点卦资，所以就只捡好听的话信口开河。

没承想那先生倒真的蒙上了一点点，我的确火了几把——十七岁在初中同班同学中组织七人“毛泽东小组”，秘密造反，争得了一个赴京学生代表的名额，在第六次接见中见到了毛主席。不管全中国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见过毛主席，我毕竟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份子。十九岁坐上了母校初级中学领导核心革命委员会的头把交椅。25岁进入大学，被选为校团委委员，第二年成为历史系职位最高的学生头头——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书记。年过不惑以唯一的党外副校长身份，成为县级卧龙区“人大”民主人士副主任候选人。后半生还写出了一部七百万字的传世之作——《毛泽东大传》。看官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在宣扬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我从不信命。我不过是学一学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使用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假语村言”手法，烘托一下气氛，给各位读者提一提精神罢了。

那时的父母亲也没有看出我会有什么火的迹象，倒是一副傻傻的样子，还有一个倔强的臭脾气，稍不如意就甩脸子，不吃不喝，少言寡语，坐在蒲团上一动不动。直到四岁，我才离开蒲团，会走路了。你说怎么这样磨人气人呢？用我们家乡话，父母一直叫我“伈子（眼睛不敢睁大、不敢抬头、小心恐惧貌）”，就是傻子的意思。所以，我不但有乳名，而且还有“伈子”这个绰号。一直到九岁那一年，1958年9月初，该上初级小学（1-3年级）了，我才用上了百家姓上的弓长氏，挎着母亲用像样一点的旧布缝制的“书包”，步入了半里开外的一个邻村旁边的初级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