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工农兵学员
1974年的大学招生推荐指标很快就下来了，我们公社有两个，一个是武汉航空测绘学院，一个是开封师范学院（前身河南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历史系。大老刘书记问我，你想去哪里？我说航空测绘不适合我，开封师院历史系正合我意，学习历史岂不更好？大老刘说，说定了，我马上叫你们支书来，当面拍板。他打了一个电话，不多时支书赶来了。大老刘对支书说，我们三人当面说好，让他上大学去，谁撕毁协议谁是蒋介石！你回去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通过推荐他上大学的决定。
这是我第二次被推荐上大学。等我接到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发来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是10月中旬了。我立马购得几尺蓝色平纹布，自己剪裁，做了两个新裤头，又购得几尺棕色斜纹布，自己剪裁，让母亲装入棉花，做了一个厚马甲。穿上在守护营时期分发的仿制绿色军大衣，踏上了新的征途。
五言一首
赴开封师范学院途中，过白河铁桥忆旧
1974年10月20日
整装驾长车，征人兴初萧。
笛鸣扰群山，一跃上铁桥。
历历多少事，热血泛狂潮。
致意唤老友，还识旧友否？
三载萌情心，朝夕肝胆照。
当记临别时，男儿泪长抛。
东风已浩荡，又赴万里涛。
但愿共长久，百年永自好。
这是当年的即兴之作，可见心情之大好。当我到校报到之时，我们这一届大班60人已经有59人了，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学员（后来又从焦作矿院转来一人），党支部书记、班长、副班长、团支部书记等班干部均已安排就位。
我和数学系老乡拜会了原本相识的宛籍院党委副书记段某，还拜会了宛籍院团委副书记刘君。
此时，师院“文革”中两个派别的基本力量依然存在。院系负责人除了院级正职是外派来的，其余职务均由原“八二四”骨干担任，而反“八二四”的人则为在野派。
未几，我被院团委任命为团委委员。
在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是我的意外之喜。自幼嗜书如命的我，一头扎进了书堆里。这是入校后不久的一首读书心得：
读《史记·项羽本纪》
1974年11月
初师江东正气激，军霸时节已露否。
滥权自愎悖世道，拔山盖世枉为稀。
虞兮骓兮斑斑泪，垓下乌江幽幽泣。
只缘恨天不知天，直教千古兴豪嘘。
大学教育和管理与基础教育大不相同。教育环境优良自不必说，可管理宽松也不全是优点。上午由任课教师一连讲授4节课，下午和晚上都是自习，全凭个人安排，自我约束。
这种教育和管理正适合我。听了教师几节课，感觉也是照本宣科，缺乏新意。这是很多老师的通病。为了尊重先生，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大教室里，翻看着自己选读的书籍。后来听说中文系一教师古诗词讲得好，便去听了一节。他讲的是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果然与众不同。在三尺讲台上，他非常活跃，且语言干练，深挖教材，警句迭出，讲到动情时，手舞足蹈。我这个自诩熟读《三吏三别》的工农兵学员，也为之深深感动。
开封师范学院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阅览室也很大。历史系也有一个很不错的藏书室和阅览室（管理员是一位沉默寡言的老师，据说是师院八大怪之一。他工作一丝不苟，可个人的不良习惯是早上漱口水往脸上一抹就算洗脸了）。这一切良好的设施很适合学生自学。我在那三个学年里，完全是按照初中二年级的自学模式，制订自习计划，除了上午陪着老师在课堂上看书，下午基本上都沉浸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借阅计划中的书籍，晚上则坐在寝室里大书桌一侧（双人桌）读书。
我的第一个自学计划是读伟人传记，读名人传记。马恩列斯毛，无一不读。还要选读他们的著作，易懂的要读，不易懂的也要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像天书一样，我偏偏硬着头皮啃了两遍，结果是读懂了一点点——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阶段苦读，使我终生受益。名人传记，不管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我都要读。读鲁迅传，读《鲁迅全集》（1973年版全20卷本）。读了鲁迅写的为数不多的新诗，我就把郭沫若著名的诗集《女神》、《潮汐集》等等都抛到一边去了，只看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自传，看他《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类政论文章。在他们那一代人中，我自然要看沈雁冰等诸多名家的著作。我还读了拿破仑，读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亡》），读了朱可夫元帅的苏联卫国战争回忆录，等等。
我的计划中还有一个是读建国前后所有能借阅的小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暴风骤雨》和《金光大道》这两部名著。这个计划耗费了很长时日。为了“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我在一个时期内，阅读了《荀子》、《韩非子》、商鞅、李斯等不少法家的著作和传记，还试译了龚自珍不少名篇。当然，我也不会忘记本专业，每到期末的一段时间，为了考一个不错的成绩，就专心致志地读一遍授课教师的讲义，兼读《史记》和断代史中那些开国君主的“本纪”之类的史书。
我这个自学习惯一直延续很久，后来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了写一部探源历史文学《晋阳英烈》，闲暇时，专门跑到第一师范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借阅《全唐诗》，长达数月，边读边抄写一些重要的诗句。
那时候的高等教育完全落实了毛主席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教育方针，不但将学制缩短为三年，而且还实行“开门办学”，实现了工农兵学员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的教育目的，开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新校风、新学风。
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1975年春），我们历史系74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到了洛阳城南安乐窝村，搞了三个月的“开门办学”。
自入开封师院始，我便进入了“后八二四”时代。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李某林，虽是宛城籍老乡，却是一位骑墙派的大滑头。此人身材不高，常常将背头梳得溜光，说起话来总是一口不京不土阴阳怪气的腔调。他对我拉拢不成，便视我为仇寇，借这次开门办学之机，颇施手段，向我发难。在一次党团员会议上，他含沙射影地警告我和一些同学的接触是“非组织活动”。我毫不客气，反唇相讥。他组织班里同学孤立我，我便团结部分同学，奋起反击。这样，班内同学被分裂成了两派。回校后，李某虽然被调离本系，可那种不和谐的同学关系却一直持续下去了。谭同学对此不解，颇为苦闷，我曾以诗赠之。
赠学友谭君
1976年1月8日
盛夏时节餐蚊多，华日之初晨雾薄。
最苦人生视力短，莫道寰宇天水阔。
欲得健游下大海，闻鸡舞入中流搏。
劝君多读马列书，应假宝鉴辨六合。
我们“74级”第二次“开门办学”是在1975年秋，我带着一个组到了平顶山煤矿七矿。
这时候，“72级”工农兵学员已经毕业了，系里学生干部空缺，我这个共产党员便被任命为历史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书记。在大学历史上，这样的兼职现象，恐怕不多见吧！
历史系有一位在史学界关于“一桃杀三士”的学术争论中，敢与郭沫若对着干的谢作寅教授，教我们“活页文选”。他见我总是特别客气，点头哈腰，还口称“老张”。我这个弟子很是不好意思，总以鞠躬作答。据说老人家在1978年成为省政协委员后，到郑州参加会议因没人车接，又找不到会场而气病交加，不治身亡。
我们在平顶山七矿一个月，下矿井，挖煤，在井下黑手用两个指头掐着肉包子吃，的确和煤矿工人打成了一片。煤矿工人形容他们的工作是“埋了没死，死了不用埋”。这一个月，我们可真是既开了眼界，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锻炼。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随着我们来到七矿的一位讲师胡SY先生，他年近六旬，说话和气，着装邋遢，眼睛近视而不戴眼镜。他抽的烟和我一样，是著名的“前进”牌香烟，点燃一支大约需要五六根火柴。我让他抽烟，他也让我抽烟。我说：“胡老师，你怎么也抽这种烟？”他答：“老婆每月只给我6块钱。”我这才明白，一天一盒烟，一个月可不就需要6元钱嘛。就这位惧内而不起眼的胡先生，不知什么原因，在1978年以后竟然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