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最后日子：

喃喃自语 梦里大喊“冲啊”

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癌症已转移，他周身疼痛难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对疾病，他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却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完全不能说话，布满着血丝的眼睛，却从早到晚一直睁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

“145号”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1953年，毛泽东和彭德怀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战功显赫的元帅？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我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百团大战，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战斗，距离敌人只有500米

看不出他曾指挥千军万马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

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医院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

我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 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梦中大喊：“冲啊！同志们……”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主席，你什么时候变得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啊！你过去的宽宏大量到哪儿去了呢？你被左倾路线排挤的滋味难道不记得了？你批评王明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讥讽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难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变了！”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啊！”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总感觉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毛泽东诉说，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我们医生、护士爱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只好这般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身体。”

他反倒把声音提得很高，两眼直盯着专案人员及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脚趾从鞋的破洞里露出来

他陷入了极度的激愤和悲伤之中，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昊昊苍穹，默默地承受着痛楚和厄运……

彭德怀依然十分关注政治舞台上的风雨阴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后，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间，他隐隐约约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义愤填膺地说：“林彪居心叵测，他的许多话是别有用心的，他提出什么‘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不是什么创造，是制造混乱。”“他还说什么毛泽东思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这简直是糟蹋毛泽东思想！不知毛主席听了有何感想？”

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的声音哽咽了，太阳穴边曲张的血管搏动着，眼睛湿润，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两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却说不出一句话。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这种万念俱灰的样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战士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他纵然千呼万唤，纵然大发雷霆，中南海是绝对听不到的。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他那宽阔微驼的脊背，仿佛又被重荷压驼了许多。他已疲惫不堪，比平时更显得苍老了。

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这时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情绪低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从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时常能听到咕噜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胸腔里发出的撕裂声，从气管套筒里传出。

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扑过来，他不愿意、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间！或者，他心里有无穷无尽的遗憾，他有满肚子话要对决定他命运的人诉说，他还想多看一眼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共和国的大地和天空！

他顽强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坚持着，可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他的元气、精力已经耗费殆尽。他挣扎不起来了。他孑然一身。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此，他把怨恨、痛苦、忧虑、困惑、遗憾和希冀，留给了这个世间，永远地撒手而去。

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遗体。

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大江南北，为民族解放事业纵横捭阖，为人民利益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共和国元帅，就这样默默地走了，共和国毫无动静。

他的名字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彭德怀死后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死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

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他所有的遗物都被焚烧了，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送往火化的时候，连火化费都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也就是说，彭德怀死后直至化成灰烬，都没有花公家的一分钱。“四人帮”一伙怕引起人们怀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单上的年龄写的是32岁，籍贯：成都市。

骨灰盒之谜

1978年12月23日，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决定第二天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筹备召开的这个追悼大会，还在为找不到彭德怀的骨灰而着急……

彭德怀骨灰究竟到哪里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从北京飞来的飞机停在成都郊外双流机场。从飞机上走下两个人来，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两人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递上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给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一封便函。张振亚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对两位客人说：“彭总来四川三线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来人回答：“没有搞错，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张振亚想了一会，才说：“有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总的骨灰，而是一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来人兴奋地说：“对，就是‘王川’，那个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

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虽然自己中间还去看过几次，但长期无人过问，又无人去办过任何手续，按照当地火葬场的规定，三年之内无人前来认领的骨灰，到时将挖坑深埋，那骨灰还在不在呢？张振亚火速直奔郊外殡仪馆骨灰保管室。

谢天谢地，骨灰还安然无恙地摆放在那里！

据有关记载，1974年冬天，两个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后来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殡仪馆，编号是273号。在接受这只骨灰盒时，成都殡仪馆的工人辛自权老人从来人的神色中就猜想这里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后，他又告诉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这只骨灰盒。后来因为三年多时间无人来认领，有人提出要将这只骨灰盒挖坑深埋，师徒两人说什么也不同意。没想到今天这个谜终于揭开了，这里面竟然是令他们崇敬的彭德怀元帅的骨灰。他们手捧骨灰盒，放声痛哭。

彭德怀骨灰存入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时间是1978年12月22日。彭德怀被迫害死于北京，为什么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帮”所控制的专案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着如下记录：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该专案组另一份记录中写着：

中办秘书处电话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怀死亡骨灰处理报告上指示：“照报告上所提的办法办。”

彭德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作者：杨汉勤   来源：《羊城晚报》,达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