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为原型，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谍战史诗，再现了1949-1950年的那场生死暗战。

 真实历史奠基的谍战传奇 

 《沉默的荣耀》从1949年8月讲起，原本准备迎接解放的吴石，突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为获取更多情报，他毅然前往台湾，继续向中共华东局提供重要情报。原本打算从香港回上海的朱枫，在吴石的交通员牺牲后，也毅然赴台接任。吴石与朱枫等四人组成“东海情报小组”，分别去完成解放战争尾声一项关乎成败的绝密任务。

 在那段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吴石犹如一颗深埋在敌方阵营的定时炸弹，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非凡的胆识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敌人的心脏地带步步为营，被蒋介石钦点担任“国防部”次长这一要职。这一职位看似显赫无比，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权力巅峰，但在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实则危机四伏，暗流涌动，每一刻都可能成为他生命的终点。 暗潮涌动之下，英雄的身影从未独行。聂曦作为副官，凭借出色的外勤能力成为吴石行动的关键臂膀；陈宝仓作为又一潜伏于敌营核心的高级将领，舍身冒险获取一手情报......他们与其他众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一起，共同铸就了这段鲜为人知而亟须传颂的光辉篇章。这种“没有主角光环，只有集体荣光”的叙事视角，恰恰呼应了历史真实——隐蔽战线的胜利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无数无名者的接力与牺牲。

 动荡年代的交锋与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败走台湾。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我党一批又一批久经历练的红色隐蔽战士潜入台湾。

剧中所述的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烈士，正是这些牺牲在台湾的隐蔽战线英烈们的杰出代表。

他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经历着坚贞与忠诚、生存与死亡的考验，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美华章。 如剧中呈现的一般，这些潜伏在台湾的隐蔽战线英烈们为了解放胜利，隐于黑暗中在刀尖上起舞，凭借心中无比坚定的信仰，支撑着他们在明与暗、正与邪之间直面交锋与抉择。即使最终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们依然铮铮铁骨。

临刑前，吴石从容留下一首绝笔诗：“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隐蔽战线精神的时代传承 

 沉默的荣耀，不在雄壮的赞歌中，而在无名的坚守里；不在镌刻的丰碑上，而在代代相传的信仰中。

当片尾字幕亮起，无名英雄广场的烈士雕像与剧中角色的影像重叠时，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句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铭文的真正含义，它道出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特殊的奉献方式。

 革命战争年代，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们入淤泥而不染、白皮红心，用牺牲与奉献孕育出了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受气不叫、有苦不说、舍己救人、冒险犯难、埋头苦干、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隐蔽战线几代人接续奋斗，为了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甘洒热血、敢抛头颅，唱响了“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的时代壮歌。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于2025年10月19日发布于和伟、吴越、那志东、魏晨四位扮演者的感言。

 吴石将军的扮演者于和伟说，“吴石将军以生命为笔，在隐蔽战线上书写下对国家的赤胆忠诚，用沉默的坚守筑起国家安全的防线。这部剧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望，更是一次对国家安全的深刻诠释。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隐蔽战线从未消失。每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守护者。”

朱枫的扮演者吴越说，“致敬隐蔽战线革命先烈，共筑国家安全钢铁长城。”

陈宝仓的扮演者那志东说，“我特别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能让陈将军在今天的盛世里再活一次，再走一遭，能让更多的观众记住陈宝仓将军这样的英雄。他们把文人的风骨揉进了军人的铁血中，把国家的大义刻进了每一次选择，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聂曦的扮演者魏晨说，“他曾多次向我党传递重要情报，1949年8月前往台湾，在隐蔽战线继续为我党工作。牺牲前他神情自然，面带微笑，就连当时的台湾报纸都称他形象英武，大义凛然，牺牲前毫无惧色。致敬隐蔽战线革命先烈，共筑国家安全钢铁长城。”

朱枫：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

在真实的历史中，赴台执行任务只是朱枫烈士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战，在四十五年的生命轨迹中，她始终胸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英雄传奇。

投身革命 满腔赤诚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谌之，字弥明。

1905年，她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大渔商家庭。自幼锦衣玉食的她，因时代的惊雷而觉醒，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五卅”惨案后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在武汉加入党的出版机构新知书店，辗转桂林、重庆、上海等多地工作。 朱枫学生时代为支持新知书店缓解物资和经济困难，朱枫多次变卖家产、无偿捐资。

1938年加入书店时，她即向书店捐款五百元，同年武汉失陷后，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移至广西桂林。

1940年朱枫接到采购印刷纸张的任务，变卖祖传的三克拉钻戒采购书店急需的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走海路，从上海绕道香港等地，再溯东江转运至桂林。此外，她还向新四军军医处、上海地下党组织以及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在浙江筹建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大量捐钱捐物。冒险犯难 敢斗善斗 在革命的洗礼中，朱枫逐渐展现出机警灵活、沉稳周到的才干。“皖南事变”后，她代表组织，孤身一人三进上饶集中营探视被囚的丈夫朱晓光，助其成功越狱。

1943年，在中共南方局和“八办”重要联络点重庆“珠江食品店”工作期间，既管财务又当“堂倌”，不仅每天至少为新知书店提供一千法币的支持，而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进店的众多顾客都能应付自如，只要是“自己人”来商谈工作，立刻请至二楼雅座入席，俨然“阿庆嫂”模样。

 1944年，朱枫赴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行”工作，同年10月被捕入狱，经受严刑考验，后被营救出狱。194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周旋于国民党财、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

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继续从事财经和秘密交通工作。毅然赴台 英勇就义 在香港期间，解放军南下节节胜利的消息让长期在外工作的朱枫看到了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此时，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让她不得不暂时放下儿女私情。

1949年中，她毅然接受华东局派遣任务，准备秘密奔赴白色恐怖下的台湾。赴台前她向家人寄出多封信件，表达思念之情，更表明了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决心。10月25日，朱枫将自己在香港的最后一张留影寄给爱人，并在照片背后留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0月25日，朱枫将自己在香港的最后一张留影寄给爱人，并在照片背后留言 

 11月，朱枫孤身一人从香港乘客轮抵达台湾。在台期间，她作为我党秘密情报员、时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联络交通员开展工作，取回吴石获取的台湾方面重要军事情报，传递至香港再到大陆。

1950年初，因中共“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等被捕叛变，她紧急撤离至浙江定海，于2月18日被捕。

关押期间，她乘看守不备吞金自戕，被发现后急送台北抢救，关入国民党“保密局”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她始终坚贞不屈，敌方案件侦办人员亦肯定她“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6月10日，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年仅45岁。

临刑前，“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呐喊声振长空，她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1951年7月，朱枫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就义前一瞬

朱枫牺牲后其骨灰长期下落不明，至二十一世纪初始获线索，经多方努力终获发现并于2010年回归大陆，2011年7月安葬于烈士的故乡宁波镇海。朱枫故居也被国家安全部命名为“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烈士血染新中华，枫叶红于二月花。”作为党的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朱枫烈士用生命诠释了无名英雄的赤诚信仰和绝对忠诚。

今年恰逢朱枫烈士诞辰120周年、在台牺牲75周年，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隐蔽战线上的革命烈士!

陈宝仓烈士：江山浮碧血 日月照丹心

一种抉择：山河破碎处，书生请长缓 

 陈宝仓1900年出生于北京，少有壮志，学习十分刻苦，面对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立志救国，以优异成绩先后考入清河军官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毕业后，从排长干起，逐步擢升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科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参与指挥武汉防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宝仓主动请缨，奔赴苏皖抗战前线，担任前敌指挥部工兵司令，率部坚守100多天，身负重伤，右眼失明。

几个月后，他不顾战伤未愈，重返前线，参加武汉会战，参与指挥德安战役，击毙日军联队长田中大佐和大量日军，有效阻止了日军进攻势头。

1939年春，陈宝仓担任第四战区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负责两广军政事务。在桂南会战中，陈宝仓负责组织指挥灵山战役。桂南会战历时一年，毙伤日军4万余人，迫使日军南撤。

1940年秋，陈宝仓组建第四战区靖西指挥所并担任中将主任，他调整布防，改组民团，创立通讯情报网，开展抗日宣传，振奋了军心民心，顽强重创进犯日军，靖西一带成为抗战时期未被日寇铁蹄蹂躏的一方净土，当地民众自发向陈宝仓致赠“威扬塞外”匾额。

抗战期间，陈宝仓先后参加上海保卫战、淞沪会战、宣城战役、武汉会战、粤北抗战、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战果累累，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

 陈宝仓戎装照

一种信念：暗夜观星火，赤心向光明 

 陈宝仓向来抱持抗日救亡之志，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发自内心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主张。

武汉会战前，陈宝仓开始深入接触到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受到濡染，他们坚强的抗战意志、热情高效的工作，常令陈宝仓赞叹不已，他更加有意、积极主动向他们靠拢。在两广期间，陈宝仓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友、中共地下党员、第四战区军法执行总监吴仲禧结为至交好友，并在吴仲禧的影响和介绍下，与担任张发奎侍从秘书的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左洪涛建立联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掀起了反共高潮，国统区的我党人员面临危险。陈宝仓出面说服张发奎，把桂林八办领导的抗敌演剧队从柳州调到靖西开展抗日宣传，脱离了敌人监视。由于这件事情，陈宝仓被军统特务视为“赤化”嫌疑人。

 1942年，陈宝仓与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多次接触，共同抗日的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胡志明被疑为日本间谍遭逮捕，国民党地方专署呈报将他们就地处决。陈宝仓闻讯后，立即从中斡旋，并推动将他们释放。国民党特务借此大做文章，告发陈宝仓“放任越共四处活动”，国民党军事法庭传讯其前往重庆受审，险些被抓进监狱。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在陈诚保举下，前往山东青岛接受日军投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身份主持受降式。随后，陈宝仓调任国民党军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在调拨及生产山东境内所需军用物资和粮饷的过程中，陈宝仓坚决反对内战，暗中将大量物资巧妙送到我解放军内。然而，陈宝仓支持解放军的秘密行动最终被发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发他有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陈宝仓这次未能幸免过关，被蒋介石免职。一种传奇：身陨精神在，千秋有共鸣 遭免职后的陈宝仓赋闲在家，在老友吴仲禧的周密安排下，于1948年春赴香港，秘密加入了李济深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同志联系。

 1948年底，通过陈诚斡旋，陈宝仓“资共”嫌案撤销，调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议。

1949年春，受中共华南分局和民革中央派遣，陈宝仓随国民党军撤退台湾。根据党组织安排，陈宝仓与吴石建立联系，成为吴石情报组重要成员。他们本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友，又在第四战区共同战斗过，彼此十分熟识。陈宝仓利用在国民党“国防部”任职之便，获取到台湾北中南各防区兵力部署及沿海防御工事等大量情报，亲自整理绘制成表格交给吴石。吴石将这些情报，连同自己获取的其他绝密情报，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送往香港。然而，随着蒋介石在岛内掀起清除“共谍”的白色恐怖，台湾日渐处在一片风声鹤唳、血雨腥风之中。

1950年初，吴石受蔡孝乾案牵连被捕，国民党特务在吴石家中搜出一份陈宝仓手写的军事情报，随即逮捕了陈宝仓。为从陈宝仓那里得到有价值的口供，特务对他施以酷刑，但他态度坚决，始终咬定和吴石交换情报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拒不“认罪”。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死刑。陈宝仓视死如归，挥笔写下绝笔遗言后英勇就义，年仅50岁。

 吴石烈士、朱枫烈士、陈宝仓烈士、聂曦烈士就义前画面 

 195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作出书面证明：“陈宝仓同志系到台湾从事祖国统一工作而牺牲”。

1952年9月，陈宝仓的家人收到由毛泽东签署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书：“查陈宝仓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53年9月，陈宝仓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公祭悼词写道：陈宝仓同志为革命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正如万千个革命烈士临危受命，临大节而不辱的奋斗精神一样，他是死而无憾的。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吴石：冷月无声映海峡

智谋无双，心系家国的作战参谋 

 吴石，原名萃文，字虞薰，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寒儒之家。

1912年，吴石效法古人投笔从戎，参加福建学生北伐军。1915 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成长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张治中、白崇禧等人。 

 1929年，吴石公费赴日本留学深造。期间，国内相继爆发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这些事件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同时也促使他全身心投入军事研究。回国后，吴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任职，负责对日研究及收集日方情报。他曾参与“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的制定，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几乎每周都召见他，详细咨询敌情及应对策略。然而，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状态让吴石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失望。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内心忧心忡忡，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并对共产党的理念产生了强烈共鸣。

 吴石戎装照

弃暗投明，屡立功勋的高级内线 

 1947年4月，在何遂和其子何康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了联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

1947年至1948年是中国革命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各大战场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需求越来越突出，吴石充分发挥其专业精、人脉广的优势，为我党收集传递大量军事核心情报。淮海战役前，吴石协助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谋得“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这一关键岗位使得吴仲禧能够在1948年6月前往“徐州剿总司令部”时，获取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军事部署情报。这些情报经潘汉年系统上报中央后，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渡江战役前，吴石再次送出关键情报，包括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此外，他还积极协助我党争取了国民党进步军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加速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

 1948年秋天，面临国民党500余箱机要档案需转移的紧急情况，在白崇禧、陈诚等人主张直运台湾的形势下，吴石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由，成功说服国民党当局将档案暂移福州。

 1949年5月，当时已是“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精心策划了一场“调包计”。他将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冒充绝密档案运台，同时委派下属将真正的档案转移至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并委托好友、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保管。福州解放后，吴石留在福州的3名亲信下属和黄觉民一起将绝密档案呈献福州市军管会。

 1949年10月，农历中秋节，吴石和妻儿合照 

潜伏于敌营心脏，永垂青史的赤胆忠魂 

 1949年8月，蒋介石从台湾发来密电，命吴石携家眷赴台。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乘机离开福州飞赴台湾，为获取蒋介石信任，他带上了妻子王碧奎和年龄最小的一对儿女，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赴台前，他曾对吴仲禧说：“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抵达台湾后，吴石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1949 年底，国民党残余力量陆续退守台湾，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全岛。吴石做出甘冒斧钺的选择，主动与我党接上关系，完全接受我党的领导。经吴石精心运作，党在台湾的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铺开的面也极广。

 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抓获，他公文包内记事本上留下的“吴次长”，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的身上。

1950年3月1日晚，吴石被捕入狱。在狱中，吴石被反复审讯，遭受各种酷刑，一只眼睛还因此失明，但为了崇高的信仰，为了保护他人，他始终沉着应对，坚贞不屈。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吴石及其情报小组的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在台湾英勇就义。

 吴石的狱中手记

剧情终会落幕，而历史永不褪色。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也是吴石牺牲75 周年。吴石用他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生，诠释了何为信仰、何为忠诚。他是一位在历史转折点上，不惧个人安危，为民族大义而献身的无名英雄。他的沉默，是最响亮的宣言；他的牺牲，铸就了永恒的荣耀。

聂曦烈士：信仰者的坦荡

真实的历史中，作为吴石的助手，青年聂曦“长袖善舞”，广泛活跃于国民党军中，建立起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吴石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重要助力。 

 “潜伏”从来不是妥协的生存，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冲锋 

 聂曦，1917年出生，福建福州人。青年时参加国民党军队，因为人正直机敏，得到福建同乡吴石的赏识器重，担任了吴石的随从副官。吴石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聂曦兼任史政局的总务组长，长期追随吴石左右，是吴石的亲密战友和左膀右臂。

 1949年2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聂曦作为副官随行。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电令吴石将保存在福建的500余箱机要档案资料即刻运送台湾。吴石托词“军运紧、调船难”故意拖延，仅将部分一般性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充当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同时，聂曦等人奉命把剩下的298箱绝密档案全部秘密转移到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作了妥善安排。福州解放后，这批军事档案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8月，聂曦随吴石赴台，以国民党身份为掩护从事隐蔽战线斗争。吴石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后，通过国民党“东南军政公署”长官陈诚的关系，举荐聂曦担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占据了更好的为我党开展情报工作的条件。聂曦处事精干，周旋活跃于国民党军中，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吴石的情报工作提供了便利。吴石并没有对聂曦明示党的机密和组织关系，而是凭着多年来的信任与默契，分派一些重要的工作任务给他。

聂曦从不过多询问，总是积极圆满地完成好吴石交办的工作，干净利索、滴水不漏。

1949年秋，聂曦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香港，将一批重要军事情报交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万景光。怎不知前路艰险，只是有比生命更重要的追求 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遣交通员朱枫由港赴台，与吴石取得联系。朱枫与吴石每星期联络一到两次，每次都是聂曦安排、随同和做掩护工作。

1950年初，台湾岛内形势逐步恶化，朱枫只得尽快离台，吴石交代聂曦办理。此时，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进出台湾的海空通道全被控制关闭，普通人很难离开台湾岛。朱枫要离台只能乘飞机至浙江舟山，然后设法偷渡回大陆，但如何乘飞机去舟山让聂曦颇费脑筋。根据吴石指示，善于交际的聂曦很快找到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任职的参谋王济甫，打听到最近有一班从台湾飞往舟山接送兵员的军用运输机，便又通过空军的关系搞到了一张搭乘许可证。

1950年立春这一天，聂曦开车接上朱枫，王济甫陪同一起前往机场，一路上所有检查盘问都由王济甫应付，朱枫非常顺利地登上了飞机。然而，逃出虎口的朱枫到达舟山后仍难逃国民党特务魔掌，聂曦帮朱枫乘机离台的事证则成为他“通共”的直接证据。

无畏无悔，是用生命托举信仰的坦荡 

 1950年2月聂曦、朱枫被捕后，被押往国民党保密局监狱刑讯。

3月，吴石、陈宝仓等人也相继被捕。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聂曦釆取了拒不承认、“死不悔改”的态度，聂曦除对于其经手办理的事证“供认不讳”，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呈堂证供的东西。经严酷审讯，国民党特务一无所获。审讯情况上报后，蒋介石暴跳如雷，亲手下达了“吴石匪谍案”死刑令。

1950年6月10日，聂曦与吴石、朱枫、陈宝仓走上刑场。

 聂曦临刑前照片

临刑前，聂曦留下一张光耀千古的英雄照：33岁的聂曦，身穿白衬衫，下半身扎在军裤内，脚穿马靴，两手反绑在背后，但身姿挺拔、表情自然，嘴角甚至带着一抹从容的笑意，英气凛然。照片发布后，被台湾岛内媒体称作“最具震慑力的就义照”，聂曦大义凛然，忠贞不屈的光辉形象被广为传颂。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聂曦的名字与吴石、朱枫、陈宝仓等隐蔽战线英烈的名字一同镌刻于花岗岩壁，以“无名”写“有名”，以无悔证信仰。

广场上，聂曦的雕像定格在赴刑场的瞬间——那抹从容微笑，是对“隐蔽战线”最动人的注解。在那座雕像前，人们仿佛能看到聂曦坚定的眼神和无畏的勇气，能感受到他对信仰的执着和对祖国的热爱。

那微笑，是他对敌人的蔑视，是他对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来源：国家安全部、央视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