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油画《而今迈步从头越》（作者：沈尧伊）

从长征开始前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的时间长达两年多。

从1931年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同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剥夺了他的党领导权。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曾经评价说：“这两次会议的实质，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与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网友半个历史对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的处境有如下描写，很值得一读：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

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为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博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毛泽东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在担架上跟着中央。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

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质疑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应对”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

李德回忆说：

“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然而，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后，博古、李德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战略指导下，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长征。

油画《北上》（作者：高泉）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

.......

长征前夕的“最高三人团”

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1933年1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油画《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崔开玺、郑洪流、张文源、艾轩）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１９３４年４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５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６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

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古时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毛泽东被剥夺红军指挥权后，博古、李德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入十分险恶的情势。

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

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正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

长征途中的“中央队三人团”

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出苏区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５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８．６万人，开始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漫漫征程。

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

“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

长征出发前，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转移？经过什么地方？路有多远？这些都不清楚。但红军将士坚信“不论我们自己能否到达胜利的彼岸，我们的旗帜一定能达到”。陆定一在《珍重》一文中写道：“时光终于到了，不论如何难舍难分，今天要离别了。我们将要离别，为着苏维埃的事业，我们将如哥伦布航海一样，向那远远的西边去，不知道将在什么地方靠岸，也许在比较近的地方，也许很远，这是不可知道的。所有的唯一的东西，仅是我们的指南针，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事业。为着它，我们奋斗了这许多年。我们必将胜利，必将靠岸，如哥伦布找到新大陆一样。”坚定的理想、必胜的信念跃然纸上

至于在什么地方站住脚，建立新的根据地，最初的考虑只是一个大致的设想，并不是很明确。一位战士问四团团长耿飚，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耿飚说：“打敌人去！”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离全军覆没已经不远了。《民国日报》报道，“他们将在年底前被肃清，现在已经被团团包围，离溃灭的日子不远了”。蒋介石对此也充满信心：“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而在长征初期，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又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一度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在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山炮、印刷机器以及各种“坛坛罐罐”皆随军带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

师长陈树湘伤重被俘后，在敌人将他抬去邀功的途中醒了过来，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红三十四师近6000名战士，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全军覆没。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油画《血战湘江》（原作：张庆涛 临摹：赵小小）

由于指挥者的消极避战思想和错误指挥，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虽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转移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获得采纳。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决定向黔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血的事实，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长征出发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所以只好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由于患疟疾大病初愈，体虚血亏，走路极为吃力，也配了一副担架，于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马行军。

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张闻天对李德的军事指挥就发生了怀疑。长征出发后，“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在行军途中，三人有机会经常接触，议论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

正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许多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博古、李德等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们坚决主张端正党的路线，恢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油画《遵义会议》来自中国军网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2月8日，根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内容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

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

(一)当还没有发现造成敌人弱点时，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而应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诱、钳制敌人，将主力转移到敌侧翼后方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二)在决战的时候，集中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即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这一路而消灭之，以此各个击破敌人。

(三)在粉碎敌人堡垒主义的战术时，要发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特长，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

(四)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在战役速决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促应战。

(五)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决议批评了自战略转移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的敌我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

决议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破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的错误，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决议对在创造新苏区中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对于更好地领导革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会议还改组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取消长征初期的“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1963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然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并未扭转。如何指挥部队打仗，粉碎敌人进攻，仍然是中共中央紧迫的中心工作。２月５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被撤销。由于长征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７日，红军长征途经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油画《强渡乌江》（作者：魏传义）

在新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这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新“三人团”的成立改变了领导方式，彻底清除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影响，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

党和红军在历经艰难曲折、跨过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后，由此踏上了新的征程。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袖集体的指挥下，立刻呈现出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从而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

在长征的两年时间里，各路红军共进行重要的战役战斗600余次，击溃了国民党数十万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作战，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转战乌蒙山，激战腊子口，取胜直罗镇……

不仅如此，长征还谱写了一曲人类征服自然的凯歌。红军战士挖野菜，吃树皮，翻越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地，革命的铁流滚滚向前。

草地情 作者：张文源

长征路上反对分裂主义的伟大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征程。在这场战略转移中，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应对内部的分裂风险。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成为这段历史中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中央红军经过艰苦转战，兵力已大幅减员，而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则拥有较多兵力和物资。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然而，张国焘自恃兵力强大，对中央决策产生抵触情绪，拖延执行北上计划。

随着争论加剧，张国焘的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分裂行动。1935年9月，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发表了分裂言论。这一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

南下行动使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敌军围攻下，部队由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事实证明南下路线是错误的。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斗争和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提高下，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失败。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和严肃处理。1937年3月，延安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党中央以教育为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团结了绝大多数四方面军指战员，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所有的苦难，都在检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央红军在367天的长征中，进行了3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两万五千里路程上，日均行程74里。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理想和必胜的信念，红军才能在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跋山涉水、爬冰卧雪，勇往直前、无坚不摧。

松潘草地，听起来很温柔，实际上是“死亡陷阱”。进入草地后，许多红军战士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牺牲留给自己。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九个人，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饮用，炊事员轮流挑着一口沉重的铜锅。有一天，一个炊事员倒下了，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铜锅，继续走下去。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炊事班的同志全部牺牲了。最后，这口铜锅挑在了司务长的肩上。

1935年9月9日，红25军长征到达陕西省保安县（后改为志丹县）永宁山，同陕甘苏区党组织取得联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专程赶来迎接红25军。9月15日，红25军进至延川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西北红军到达永坪镇，两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25、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永坪会师壮大了西北地区红军的力量，为迎接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1935年9月27日，红军到达甘肃通渭榜罗镇。在此召开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出发时的近九万人，到这时，只剩下“皮包骨”的七千人。但正是这“皮包骨”的七千人，刚到达陕北，还没站稳脚跟，便打败了装备精良、以逸待劳的东北军。张学良对此非常震惊：“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张学良后来得出结论：“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1935年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师。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省的中央红军长征，以胜利结束了。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油画《永坪会师和红15军团成立》（作者：沈尧伊）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创建了黔北苏区，1936年2月至3月，红二、六军团创建了黔西北苏区。这两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黔北高原上点燃了革命火种，给贵州人民带来了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

1935年11月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进驻四川邛崃，传播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红四方面军离开邛崃时，900多名邛崃儿女随军北上。

此外，如大凉山地区“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六盘山地区“回民独立师”等，都是红军长征途中播撒下的革命种子，在后来的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长征的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生存发展新的落脚点，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

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注释

1,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周恩来在1943年11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进攻打鼓新场时说：“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周的回忆是指毛泽东在打鼓新场被撤职，复职后，鲁班场战役失利导致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希望的破灭。1943年12月洛甫在延安写文章回忆：“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陈云在1978年5月18日回忆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忆：“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我参加了，记得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泽东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

张闻天夫人的《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记载：新三人团成立的“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这里的“四渡赤水”，是指第四次渡赤水河。当时的第四次渡赤水就是抢渡乌江战役的一部分。见：《朱德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935年3月20日），《长征档案》第2卷，第633页。

2,关于遵义会议考较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会议的问题：根据陈云于1935年2～3月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清楚记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杨尚昆同志提供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18人的照片，陈列展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董必武）与林老（林伯渠）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疑问。经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查出林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便由18人减为16人。

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邓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人变为16人。1958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回答“对此事记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中称“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位列第六的领导人）。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记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称七十年代初（杨1966年后被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曾听周恩来说邓临时做过会议记录员。八十年代后，出版的书刊都在正式参加人员名单中增加了邓小平（如伍修权所著《我的历程》）。

3,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称：“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这样一个“旁观者”的头脑，一刻也没有空闲。他对部队不是“勇往直前”地走直路，而总是“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总是尽量地“回避任何大仗”，感到不可思议。直到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突然出现在金沙江畔，他才清醒些许，再也不抱怨走了许多冤枉路。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他也一改以往的态度，不无公正地说：

“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的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我们所做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以后也为二、四军团（应为二、四方面军）的痛苦经历所证明。”

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看出了会师后的危机。在见到张国焘后，这种认识就更具体化了。他说：张国焘“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在行政上的权力”。他断言张国焘将会以此要挟，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就要来临。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一方面军，以示与兄弟部队的平等地位，并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为全军性的红军大学，李德将之称为“联合军事学校”，与军委纵队一起，随右路军行动。考虑到李德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中央让他去红军大学任教。

随右路军终于走出草地，他们在一个叫巴西的村寨宿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被突然叫起，向北急行军。天色渐亮时，只见队伍的后面，几位四方面军的干部策马赶来，边追边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全部跟我们回去！”“红军同志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北上逃跑的机会主义！”“跟张国焘主席回去，到成都去吃大米！”来人是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留过苏，和李德熟悉。行进中的队伍，听到李特的鼓惑，一时停了下来。当时在现场的阎捷三将军在他的回忆中，如实地记述道：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大个子突然疾步上前，拦住了李特，说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从马上拉下来，两人对吵了起来。我认出来，这个大个子，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德国人李德……”

“二李之争是因为李特来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把四方面军的同志带走，不再北上了。李德不许他胡闹，要拉他去见毛泽东同志。并再三说明，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而李特执意不去见毛泽东同志。”

来源：半个历史，中国军网，澎湃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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