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学校里的中共特工

抗战初期，上海徐家汇虹桥路上有一所日本人开办的学校——东亚同文书院。名义上，这是一所旨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私立学校，实则是“培养侵略人员和阴谋宣传的机关”。就是在这所日本人培养间谍、侵略者的学校里，我党苦心经营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情报人员，在抗日战争隐蔽战线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本间谍学校里的中共教员

东亚同文书院创立于1900年，表面上是日本民间团体东亚同文会经营的私立学校，实际上却是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等联合经办、“为了培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爪牙”而诞生的学校。

1920年后，东亚同文书院设立中华学生部，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但由于反日氛围浓厚，一直凋敝零落。鉴于该校情况特殊，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党的隐蔽战线就将其纳入工作视线。梅龚彬、沙文汉等许多中共党员考入该学院将其作为秘密据点，并建立了上海徐家汇地区的首个党支部。这一时期，中央特科通过在东亚同文书院讲学的中共党员王学文，在日本学生当中积极开展工作。

王学文1910年赴日本留学，曾在京都帝国大学等院校就读，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7年，王学文在革命低潮时，毅然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左翼文化运动。

1930年，王学文应邀前往东亚同文书院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借机在学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党团组织，并与中央特科建立了工作关系。这所日本间谍学校，就此迎来了一位中共教员，以及他背后的中共情报机构。

在中央特科和潘汉年的领导下，王学文以讲学为掩护，在进步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建立团支部并发展中共党员，形成了以近30名日本进步青年为成员的共青团组织，并组织成立了“中日斗争同盟”，引导启蒙了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安斋库治、白井行幸、手岛博俊等一批思想先进的日本学生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为日后隐蔽战线在抗日战场上大放异彩埋下了历史伏笔。

抗日战场上的日本人情报小组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学文在东亚同文书院埋下的信仰种子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这些日本间谍学校毕业的共产主义者，具备极高的情报素养，在我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高效的情报队伍，其中的典型人物当属中西功和西里龙夫。

中西功，1910年生于日本三重县，1929年来华就读东亚同文书院，1930年参加中国共青团。抗战时期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华情报机构“满铁调查室上海事务所”的负责人，利用日本间谍人员的便利身份开展对日情报工作。

西里龙夫，1907年生于日本熊本市，1926年来华就读东亚同文书院，1934年经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特科情报工作。抗战时期的公开身份是《读卖新闻》驻沪特派记者，后来打入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报导部长（即情报部长），凭借极为优越的工作条件，获取了许多情报。

西里龙夫主要活动在南京地区，与在上海的中西功相互联络，形成了以他们二人为主力骨干的情报小组。他们不仅通过自身条件获取日本御前会议、大本营计划等内幕情报，同时还联系指导满铁北京研究所经济组长尾崎庄太郎、冈村宁次司令部情报科长白井行幸等其他日籍情报人员，持续获取各地侵华日军的动向。

此外，他们还发展联系掩护了汪精卫私人秘书兼日文翻译员汪锦元等汪伪政权要员加入情报组织，连同汪伪政权方面的扫荡情报等也能一并获取，为我党掌握日伪政府高层与日军动向作出了重大贡献。改变战争走势的绝密情报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英美等国奉行绥靖政策，密谋与日媾和，企图制造“东方慕尼黑阴谋”。同时，由于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国民党投降倾向也日益严重，抗战一度陷入危机。就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同文书院中走出的日籍情报人员，写下了他们在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按照中央要求，潘汉年通过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多方途径，持续获取掌握了日本与英美帝国主义秘密会谈的内幕，以及日本以诱降为目的，寻求与国民党谈判的情报。

1941年5月，党中央发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揭露了“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阴谋，并把情报通报苏联，有力巩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1年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日军是南下开辟太平洋战场，还是北上进攻苏联，成为备受全世界关注、党中央极为关心的事情。为准确判断日军动向，潘汉年派中西功回到日本东京，亲自开展情报获取行动。不久，中西功从满铁绝密通报中获悉了“日本势必南进”的战略情报，并报告了军方预作准备、南下进军的详细计划等。党中央将这份重要情报通报给国民党，由国民党转告美国，但未引起美方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们又获取了日军准备切断滇缅公路、包围中国、逼蒋投降等情报。这些极具战略价值的情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2年，受佐尔格案件牵连，情报小组遭到破坏。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捕，在狱中经受住了严刑考验，直至日本战败后才获得释放。之后，他们继续投身于共产主义和中日友好事业。

1973年，中西功在病逝前念念不忘地说道：“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拥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国。”

魔窟三杰——尾崎秀实、中西功与西里龙夫：潜伏南京的日籍红色情报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隐蔽战线上，中西功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如今，坐落于南京雨花台的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仍珍藏着当年中西功获取的情报。一页页泛黄的档案，向人们诉说着那段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

中西功获取的日美谈判情报，收藏于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

1910年，中西功出生于日本三重县的一个贫苦家庭。19岁时，他凭借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学机会，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这所书院看似是文化交流机构，实则是日本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可谁也没想到，这里成为了中西功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在书院，他与同学西里龙夫结识，两人关系甚好。期间，他们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在其影响下，中西功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法西斯独裁。1930年，中西功与西里龙夫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参加了抵制日军入侵上海的行动，后不幸被捕，随全体学生回到日本。

1934年，西里龙夫返回上海，担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西功经尾崎秀实介绍回到中国，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满铁调查部是日本重要的间谍机关，中西功凭借出色的能力，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内部情况的分析文件，于1938年被提升为满铁上海办事处调查室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以中西功、西里龙夫为核心的红色间谍网迅速成立，中西功还在上海建立“特别调查班”，成员包括大量中共情报人员，他们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的指导下，负责对日战略情报侦察。

1938年初，中共中央情报部在上海设立情报站，已重回中国的中西功、西里龙夫都是该情报站的成员。

当时，西里龙夫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同盟社记者，中西功则在日方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任职。

3月，西里龙夫被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从上海调至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中共党员陈一峰也成功在南京潜伏下来。他们二人利用记者这个“无冕之王”的合法身份，积极活动，获取大量日伪重要情报。

10月，日军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策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

作为首席记者的西里龙夫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他就把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了中共上海情报站，使得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得知了日军的战略意图。

中共南京情报组成员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与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左二）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的政治地位更显重要。中共上海情报站先后派遣李德生、张鸣先等人到南京，与原已潜伏于此的西里龙夫等人一道，组成南京情报组。

李德生以行医为名，将西里龙夫等获得的大量日伪上层核心机密送往上海，再转至延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西功的情报工作成果斐然。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自由出入日军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将各个战区日伪部队的分布情况、武器配备、指挥体系等详细情报，通过地下电台传递给延安 。他还关注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以及日军在华的各种动态，如上海日军网罗汉奸、日本对华中占领区的经济掠夺、日军特务的暗杀破坏阴谋、日军占领武汉后的诱和进展、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情报，都及时上报，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关键信息。此外，尾崎秀实担任近卫首相秘书时，从东京发来的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也经中西功转发至延安，这些情报让中共仿佛亲临日本最高层决策会，对分析战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足见中西功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紧张，苏德战场激战正酣，苏联急需了解日军动向。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披露出震惊世界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并由此牵连出所谓“中共谍报案”。

而此时，佐尔格小组在东京被破获，佐尔格被捕，情况万分危急。已被日本特高课盯上的中西功，为获取日军战略进攻方向的情报，毅然从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在日本，他得知尾崎秀实被捕，但仍未放弃。他来到军部报道部，坐在记者中倾听他们的高谈阔论，从中推断出日军在大连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幌子，战略意图可能是南下。随后，他又意外遇到采访演习的记者，获取了更多绝密情况。

预报日军偷袭珍珠港

与此同时，中西功为了拿到第一手情报，多次冒险返回东京。多方辗转得悉，日本关东军在大连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西功还亲眼看到，时近冬季，日本驻军却在配发夏装。

在南京的西里龙夫等人也侦察到，日本正将驻伪“满洲国”的军队以及辎重往南方调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海军极有可能在近期向南进攻，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

中西功回到上海后，他查阅各种内部资料和情报，最终向延安通报：日军即将南进，日美谈判将于11月30日截止，日军发起南进作战的时间将为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变的日子）。

日籍中共党员尾崎庄太郎、西里龙夫、中西功（左起）合影

他们迅速将这一情报向上海情报站作了汇报，并认为日军南进作战最早可能是在12月1日，最迟可能是在12月15日，12月8日的可能性占到90%。

情报被发往重庆，并转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可惜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

1941年12月7日晨，日军突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捕后，中西功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只有三个字“向西去”，要他迅速撤往中国西部的革命根据地。

但中西功认为反法西斯战争处于重要转折阶段，自己建立的情报网正发挥关键作用，若自己撤离，情报网将毁灭。于是，他选择留下坚守岗位，要求小组中的数十名情报员也不离开。在敌人秘密搜索和追捕的严峻形势下，他们坚守了八个月。期间除预报日军偷袭珍珠港，还取得关东军留守兵力和对苏戒备情况等重大收获。

最终，由于中西功设置的障碍和佐尔格的掩护，直到1942年6月，中西功小组才被破获，从得到警报开始，他们坚持了8个月，被捕前一天，西里龙夫还发出了日军进攻中途岛的绝密情报。

1942年6月16日，在杭州逗留的中西功被东京直接派来的特高课探员逮捕。同期遭捕的，还有在南京的西里龙夫、在北平的尾崎庄太郎等。

1944年，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被押解到东京警视厅，关进巢鸭拘留所，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中西功被捕后被判处死刑，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坚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史》 。

中西功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日文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被判死刑的西里龙夫、中西功等侥幸生还。战后，西里龙夫与中西功均回归日本共产党组织，并长期参与战后日共的和平斗争与建设。

战后，中西功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参加筹建中国研究所，担任《人民》《民报》编辑。1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产党，1947年当选为参议员，并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任。

此后，他虽经历被开除党籍又恢复党籍的波折，还因领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被捕，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1966年后继续从事中国问题研究。

1973年8月18日，62岁的中西功患胃癌去世，弥留之际仍惦念着自己战斗过的中国。他的墓碑上写着：“为全世界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最后一滴血！”

1982年，西里龙夫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被邀请来华访问，替中西功完成了心愿。

“魔窟三杰”为了正义与和平，深入敌营，在隐蔽战线上与法西斯势力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他们提供的情报影响了战争的走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值得永远铭记和敬仰 。

来源：国家安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