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1895年1月2日 - 1948年9月17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瑞典伯爵，红十字会会长，二战中从纳粹集中营中解救了3.1万人（包括约6000名犹太人），1945年4月14日，希姆莱通过他向西方求和，但被拒绝。战后他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专员，致力于公平的调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纠纷，结果遭到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犹太恐怖分子暗杀，他的死造成了瑞典和以色列长期的不和。

引言：知名人道主义者被刺杀

1948 年 9 月 17 日，耶路撒冷的夕阳为橄榄山镀上金边，一辆联合国标记的黑色轿车正穿行在山间公路上。突然，两辆吉普车从侧路冲出，机枪子弹瞬间穿透车窗，车内 53 岁的瑞典伯爵福克・贝纳多特身中六弹，鲜血染红了胸前的联合国徽章。这位二战期间从纳粹集中营救出 3.1 万人的人道主义者，最终倒在了他全力调解的巴以冲突前线。

半个多世纪后，斯德哥尔摩街头的铜像前仍有鲜花不断，耶路撒冷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他起草的和平方案，而以色列官方终于在 1995 年承认了这场暗杀的不公。

贝纳多特的一生，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战争年代的人性光辉与政治博弈的残酷冷漠。

一：瑞典王族血脉中的人道主义基因

贵族出身与多元成长

1895 年 1 月 2 日，斯德哥尔摩的贝纳多特家族府邸迎来了一个男婴，父亲奥斯卡・贝纳多特伯爵为他取名福克。 福克的祖父正是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他自幼便接受王室礼仪与贵族教育。

童年时期的福克常常溜出府邸，与园丁的孩子一同玩耍。母亲艾米莉・霍尔斯特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常带着福克参与慈善活动，教导他 "所有生命皆平等" 的理念。这种早期熏陶，为他日后的人道主义实践埋下了种子。1909 年，14 岁的福克加入瑞典童子军，这项经历培养了他的组织能力与服务意识，也让他初次接触到国际公益网络。

1915 年，20 岁的福克从瑞典皇家军事学院毕业，正式开启军旅生涯。他在骑兵部队中从基层军官做起，凭借严谨的作风与出色的指挥能力，于 1918 年晋升中尉，1930 年升至少校军衔。军队生涯锻炼了他的纪律性与危机应对能力，而瑞典军队的中立传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国际冲突的看法。

战前的国际视野

1933 年，福克受瑞典政府委派，代表国家出席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在为期半年的行程中，他走访了美国 20 多个城市，亲眼目睹了经济大萧条下普通民众的苦难，也对美国的公益组织运作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此次美国之行让他深刻认识到，跨国界的合作是解决人类共同困境的关键。

1937 年，福克被推选为瑞典童子军总负责人。他推动成立了北欧童子军联盟，促进丹麦、挪威、芬兰等国青少年的交流。这段经历不仅提升了他的国际协调能力，更让他与北欧各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 —— 这层关系在二战期间成为拯救平民的重要纽带。1939 年，他再次赴美出席纽约世界博览会，此时欧洲战云密布，他利用此次机会与英美公益组织秘密接触，为后续的救援行动铺路。

二战爆发后，瑞典宣布中立，福克被任命为瑞典防空部队负责人。在任期间，他主导构建了全国性的防空预警体系，同时秘密制定了难民接收预案。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中立不是冷漠的借口，而是守护人道主义的阵地。" 这种理念，预示着他即将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 ：白色巴士行动：从纳粹集中营抢回生命

临危受命：瑞典红十字会的跨国救援

1944 年欧洲战场进入白热化阶段，欧洲大陆已是人间炼狱，仅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每周就有上万人被杀害，而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平民也因抵抗运动遭到大规模逮捕。

瑞典红十字会决定启动跨国救援行动，福克・贝纳多特因其王室背景、军事履历与国际人脉，被任命为红十字会副主席，全面负责救援事宜。

福克首先将救援重点放在北欧同胞身上。他通过瑞典驻德国大使馆与纳粹当局反复交涉，以 "瑞典将承担全部运输与安置费用" 为条件，争取到释放北欧囚犯的许可。1944 年冬，他组建了由 308 人组成的救援团队，包括 20 名医生、50 名护士和 238 名志愿者，同时募集了 36 辆医院巴士、19 辆卡车和 7 辆轿车 —— 为了在战火中识别，所有车辆都被刷成醒目的白色，这便是后来闻名世界的 "白色巴士车队"。

这些车辆不仅配备了医疗设备，还装载着福克通过秘密渠道筹集的食品、药品和保暖衣物。为了应对燃料短缺，他甚至动用家族资源，从瑞典本土运来了 20 吨汽油。

文中插图由豆包AI生成，下同

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福克对队员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地狱边缘，我们的使命是把人从那里带回来。" 

与魔鬼周旋：和希姆莱谈判

1945 年 3 月，战局愈发危急，纳粹开始系统性销毁集中营的罪证，大量囚犯被强行转移或处决。此时的福克意识到，仅靠常规交涉无法拯救更多生命。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通过瑞典情报部门得知，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正瞒着希特勒与西方秘密接触，企图以释放囚犯为筹码换取自身赦免。

这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1945 年 4 月，福克在吕贝克附近的一座别墅与希姆莱进行了三次秘密会晤。据福克后来的回忆录记载，希姆莱当时处于极度矛盾的状态："他时而吹嘘纳粹的 ' 成就 '，时而又卑微地请求我向英美转达求和意愿。" 希姆莱提出，德国愿意向西方盟国单方面投降，但需保留武装继续对抗苏联，作为交换，他将释放所有集中营囚犯。

福克清楚地知道这个提议在政治上不切实际 —— 雅尔塔会议早已确定了 "无条件投降" 的原则。但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以 "需要时间说服西方盟国" 为由，迫使希姆莱签署了释放 1.1 万名丹麦和挪威囚犯的命令。在谈判过程中，他故意夸大运输难度，争取到了延长释放期限的许可，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当希姆莱的求和提议被英美明确拒绝后，福克并未放弃。他再次找到希姆莱，以 "避免盟军追责" 为切入点，强调 "释放更多囚犯能为其争取道德加分"。此时的希姆莱已是穷途末路，最终同意扩大释放范围，将波兰、法国等国囚犯以及无国籍犹太人纳入其中。这场冒险的周旋，成为拯救数千生命的关键转折点。

生死救援：穿越战火的白色巴士

1945 年 4 月至 5 月，欧洲战场炮火连天，福克率领白色巴士车队开始了穿越战火的救援行动。他们的路线覆盖了德国北部的 12 座集中营，包括臭名昭著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和贝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每到一处，队员们都要面对纳粹看守的刁难、盟军轰炸的威胁以及囚犯们的绝望眼神。

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纳粹看守以 "未接到上级命令" 为由拒绝放行。福克直接找到集中营指挥官，出示了希姆莱的手令，并警告道："盟军即将抵达，你现在的选择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最终，看守们在恐惧中妥协。当白色巴士开进集中营时，囚犯们起初以为是新的运输工具，直到看到队员们递过来的面包和水，才明白自己得救了。

一位幸存的犹太妇女后来回忆："那个穿着瑞典军装的伯爵走下车，微笑着说 ' 跟我走 '，我至今记得他袖口的红十字徽章。"

救援过程中，还遇到过来自盟军的轰炸。1945 年 4 月 15 日，车队在前往贝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的途中遭遇盟军空袭，两辆卡车被炸毁，3 名队员受伤。福克当即决定改变路线，绕道乡间小路前进。为了避免被误炸，他让队员们在车顶上竖起瑞典国旗和红十字旗帜，自己则站在第一辆巴士的驾驶室旁，全程指挥前进。

当晚抵达集中营时，他的军装已被雨水和泥土浸透，但仍坚持先组织队员救治伤员。

在贝尔根 - 贝尔森集中营，福克目睹了令人窒息的惨状：堆积如山的尸体、瘦骨嶙峋的囚犯、弥漫在空气中的尸臭味。

他立即下令将所有医疗人员分成小组，对危重病人进行紧急救治，同时组织健康的囚犯搬运尸体、给营房消毒。

一位队员在日记中写道："伯爵亲自为囚犯喂食，帮他们包扎伤口，他的手上沾满了污垢，却眼神坚定。" 在福克的指挥下，车队用三天时间将 6000 多名囚犯转移出集中营，其中包括 1615 名无国籍犹太人。

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福克并未停止行动。他利用盟军占领初期的权力真空，继续组织白色巴士车队深入德国腹地，搜寻散落在各地的囚犯。至 6 月底，车队共解救并运送了 1 万名囚犯，加上此前的 2.1 万人，总救援人数达到 3.1 万人，其中犹太人约 6000 名。

三：担任联合国特使：斡旋巴以冲突

临危受命的调停者

二战结束后，福克・贝纳多特的人道主义成就让他获得了巨大声望。

1945 年，他正式出任瑞典红十字会主席，继续推动战后难民安置工作。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81 号决议，决定将巴勒斯坦地区分割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这一决议引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鉴于贝纳多特在二战中的卓越贡献以及瑞典的中立立场，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亲自邀请他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调停者，驻中东特使。尽管深知此项任务的危险性，贝纳多特还是接受了任命。在启程前的记者会上，他说："我见过集中营的地狱，不愿再看到任何一块土地沦为战火焦土。"

1948 年 6 月，他抵达耶路撒冷，正式开启调停工作。

初到中东的贝纳多特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以色列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阿拉伯联军顽强抵抗，而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他首先展开密集的走访调研，在一个月内先后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 - 古里安、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耶路撒冷宗教领袖等各方代表，行程遍及特拉维夫、开罗、安曼等 12 座城市。

他在日记中记录道："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浸透着历史，每一句话都充满着仇恨，和平之路比穿越集中营的炮火更艰难。"

平衡各方的和平方案

经过三个月的调研，1948 年 9 月 16 日，贝纳多特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巴勒斯坦调停报告》，提出了一套全面的和平解决方案。

该方案基于 "地理同质化、民族平等化、宗教中立化" 三大原则，核心内容包括七点：

巴勒斯坦应立即实现停火；

承认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事实地位；

阿以边界由双方谈判确定，谈判失败则由联合国安理会裁决；

边界划分应兼顾自然地理与民族分布；

战争难民有权回归故土并获得赔偿；

耶路撒冷由联合国托管，设立犹太和阿拉伯自治区；

联合国保证巴勒斯坦两国的边界安全与人权保障。

这一方案试图在各方利益间寻求平衡：既承认了以色列的建国事实，又保障了阿拉伯人的合法权益；既尊重了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宗教情感，又维护了阿拉伯人的居住权利。

贝纳多特在解释方案时说："和平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而是双方共同的生存。" 他甚至提出，自己愿意留在耶路撒冷担任第一任联合国托管专员，以推动方案实施。

然而，这个看似公允的方案却遭到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对。在以色列领导层看来，方案中 "难民回归" 条款将稀释犹太人的人口优势，"耶路撒冷托管" 剥夺了他们的 "圣城主权"，而重新划分边界的提议则可能让以色列失去已占领的战略要地。

以色列外长摩西・夏里特公开表示："贝纳多特的方案是对以色列建国成果的背叛。" 犹太复国主义极端组织更是将他视为 "国家敌人"，开始密谋暗杀行动。

杀机四伏的和平之路

事实上，从贝纳多特提出方案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已受到威胁。当时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极端组织 "莱希"（又称 "斯特恩邦"）将他列为首要目标。该组织由伊扎克・沙米尔领导，奉行 "以暴力实现建国" 的理念，曾策划过袭击大卫王饭店等多起恐怖事件，而其精神领袖正是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

1948 年 9 月 17 日下午，贝纳多特结束了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乘坐联合国专车前往伯利恒视察难民营。车队由三辆车组成，他乘坐的黑色轿车挂着联合国旗帜，副驾驶座位上坐着法国籍助手安德烈・塞洛。

下午 5 时 15 分，车队行至耶路撒冷的曼德尔鲍姆门附近时，两辆载有武装人员的吉普车突然从侧面小巷冲出，拦住去路。

根据事后目击者的证词，四名武装人员身着便装，手持冲锋枪逼近轿车。其中一人敲了敲车窗，当贝纳多特转头回应时，对方立即开枪扫射。子弹穿透车窗，击中了贝纳多特的胸部和腹部，他当场倒在座位上，鲜血迅速染红了座椅。助手塞洛试图反抗，也被击中身亡。

袭击发生后，武装人员迅速撤离，留下了散落的弹壳和疾驰而去的吉普车背影。

贝纳多特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但因伤势过重，于下午 6 时宣告死亡。这位 53 岁的和平使者，最终倒在了他全力守护的土地上。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张未完成的笔记，上面写着 "与阿拉伯代表会面时间：9 月 18 日"。

四：刺杀背后的政治博弈

贝纳多特遇刺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召开紧急会议，称此次暗杀是 "对国际和平事业的卑劣攻击"。瑞典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三日，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发表声明，称 "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重大损失"。

然而，以色列政府的反应却异常冷淡，仅表示 "对此事表示遗憾"，并未立即展开认真调查。

事实上，刺杀事件的真相在当时就已初露端倪。根据联合国调查小组的报告，袭击者使用的武器来自犹太极端组织 "莱希" 的军火库，而现场遗留的传单上印有 "驱逐外国干涉者" 的字样，与 "莱希" 的宣传口号一致。1948 年 10 月，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 "莱希" 成员，他们供认是受组织命令实施暗杀，而行动的直接策划者正是伊扎克・沙米尔。

然而，这场刺杀案的审判在以色列政府的暗中干预下，四名凶手仅被判处 5 至 8 年有期徒刑，且在 1949 年就获得大赦，提前释放。这种 "重罪轻判" 的处理方式，引发了瑞典的强烈不满，直接导致两国关系长期冻结 —— 瑞典直到 1950 年才承认以色列，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国在外交场合几乎没有高层互访。

关于暗杀的幕后主使，历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一些档案资料显示，"莱希" 组织的行动得到了部分以色列高层的默许。当时的以色列正处于建国初期，急需巩固领土成果，贝纳多特的和平方案被视为 "阻碍国家利益"。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暗中支持也影响了事件的处理 —— 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公开声明中仅表示 "遗憾"，却明确强调 "这不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这种态度无疑纵容了以色列的妥协处理。

迟到的道歉与历史评价

贝纳多特的遗体于 1948 年 9 月 21 日被运回瑞典，举行了国葬仪式。瑞典国王、政府官员以及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葬礼，以色列外长阿巴・埃本也被迫出席，但全程未发表任何道歉言论。在斯德哥尔摩大教堂的悼词中，瑞典首相塔格・埃兰德说："他用生命践行了人道主义的承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从未放弃对和平的信仰。"

此后的几十年里，贝纳多特的家人从未放弃为真相抗争。他的儿子比约恩・贝纳多特多次前往以色列，要求官方正式道歉并公开相关档案。1995 年，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下，时任以色列外长西蒙・佩雷斯终于在瑞典议会发表讲话，正式谴责这场 "恐怖暗杀"，并对贝纳多特在二战中拯救犹太人的行为表示 "深切感谢"。

这场迟到了 47 年的道歉，成为两国关系缓和的开端。

历史学界对贝纳多特的评价高度一致。他被视为 "20 世纪人道主义的典范"，其救援行动与和平努力展现了超越国界与种族的大爱精神。与辛德勒的工厂救援、何凤山的签证救援不同，贝纳多特的白色巴士行动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是在战火最激烈的时刻实施的有组织救援。而他在巴以冲突中的和平尝试，则体现了中立调解者的专业与担当。

瑞典红十字会为纪念他，设立了 "贝纳多特人道主义奖"，每年表彰在国际救援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耶路撒冷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内，挂着他的肖像，下方的铭文写着："和平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 这些纪念，正是对他生命价值的最好诠释。

结语：永不熄灭的和平火炬

福克・贝纳多特的一生，是从贵族军官到人道主义英雄的蜕变历程。他出身王族却心系平民，身处中立国却主动投身战火，与魔鬼周旋却坚守道德底线，最终为和平献出了生命。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道主义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复杂局势中的坚守正义，是面对仇恨时的和解努力。

白色巴士车队穿越战火的灯光，耶路撒冷街头未完成的和平笔记，斯德哥尔摩大教堂的悼词，以色列迟到的道歉 —— 这些碎片化的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贝纳多特的生命史诗。他的牺牲让我们看到，和平之路从来布满荆棘，人道主义精神往往需要付出沉重代价。但正是这样的牺牲与坚守，让人类在战争与仇恨的循环中，始终保有走向光明的希望。

如今，巴以冲突仍在继续，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危机时有发生。贝纳多特的故事如同不灭的火炬，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冲突多么激烈，尊重生命、追求和平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这或许就是这位瑞典伯爵留给世界最宝贵的遗产。

来源：海阔天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