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改宝鸡、常山改石家庄…这些好听的古地名为啥要改？

假如古代诗人用现代地名写诗作词，我们将会看到：

李白：枣庄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白居易：九江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岳阳市……

（李白原句是“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白居易原句为“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

不是，这对吗？

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仪（故宫）

虽然地方没变，但这样一改，显得书圣像是记错了聚会地点；李白的酒好不好喝咱不知道，但听起来那里的枣应该挺好吃；滕子京也不像是被贬了，倒像是成功上岸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改编也折射出中国历史上复杂的、普遍存在的地名演变现象。

地名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标识，更像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书。每一个地名的变化都是时代的注脚，诉说着王朝更替，展示着地理变迁，记录着文化的交融与传承。

在讨论改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古人如何为一方水土命名。中国古代地名的产生，绝不是老祖宗一拍脑门子随意决定的，那是一门融合了地理、历史、文学的综合艺术，堪称古代的“品牌形象设计”。

首先最直白的就是以地理方位命名，相当于直接告诉别人自己是哪里人。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于是洛水之北便是洛阳，长江之南就称江阴、华山之北就叫华阴……值得一提的是，咸阳因位于渭水之北、九嵕山之南，山水俱阳，所以得名咸阳。简单，大气，永不迷路。

其次，老祖宗起名也想“讨个口彩”，这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终极向往。长安，长治久安；福州，福泽之州。唐玄宗做梦看到老子显圣，连年号都改成“天宝”，顺手就给了陈仓一个新名字——宝鸡，寓意“宝鸡祥瑞”。这名字改得，皇帝开心，百姓也觉得吉利。不过就是“明修栈道、暗度宝鸡”听起来怪怪的。

还有的地名取自历史名人，比如绍兴古称会稽，便源于上古传说。《史记·夏本纪》载，大禹在此地“会稽诸侯，计功而崩”，“会稽”即“会计”（聚会考核）之意，是华夏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见证。为了纪念介之推（春秋时代晋国的忠臣），在他殉难之地设立县治，取名介休，这也是把历史直接刻进了地名里。此外，古人给地方命名的方式还有很多，但我们先回归正题：既然古地名这么好，为啥还要改呢？

众所周知，在古代，皇帝的名字是绝对的禁忌，写不得，说不得，连地名里有同音字都不行。这是导致地名变更的最常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碧玉盘龙纽“皇帝奉天之宝”（故宫）

三国吴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为避其太子孙和之名，将地处江苏南部的禾兴县改为嘉兴，此名沿用至今。隋文帝杨坚的父亲叫杨忠，于是“zhong”字就改了名，比如湖北的中乡县，立马变成了南漳县（因境内有漳水）。这属于音同也避，非常严格。西晋的司马邺登帝后，为了避他的名讳“邺”，也把邺县改成了临漳县（同样因漳水得名）。一个地名，因为皇帝换人而反复修改。此类例子亦不胜枚举，成为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历代王朝的区划调整，地方行政级别的升降，也常常直接体现在地名的变更上。

例如如今常被调侃为“两个胖子”的合肥，许多人都知道其古称“庐州”。但需要强调的是，“合肥”之名其实古已有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

“夏水暴涨，施（今南淝河）合于肥（今东淝河），故曰合肥。”

而 “庐州” 则是隋唐至明清间长达千年的州府级行政名称，隋文帝开皇元年（581）置庐州，因旧郡（庐江郡）而得名，而“庐江”之“庐”有房舍、村邑之意，听起来更有烟火气息。

唐宋时期，庐州是江淮之间的重镇。而“合肥”作为县名，长期隶属于庐州府。1945年抗战胜利后，合肥县成为安徽省省会。1952年，正式成立省辖合肥市。省会的地位使得这个古老的地理名称最终覆盖了州府名称。虽然“合肥”之名有理有据，但“庐州”所承载的州府气象与文化认同，依然在文人墨客心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提庐州，仿佛就能看见月下庐州府的飞檐，听见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前的乡音。

“朝歌”作为商朝末期四代帝王的都城，名字气势恢宏，《史记》将其释为“高歌黎明，喜迎朝阳”，是殷商文化鼎盛的象征。商亡后，其地位一落千丈，汉代置县，称其为朝歌县。元代时，降为“淇州”，因境内淇水而得名。明代又改为“淇县”，其名沿用至今。从“朝歌”到“淇县”，名称的变迁清晰地勾勒出其政治地位的衰落轨迹。

再说临沂的古称“琅琊”，“琅”指似玉的美石，“琊”同“玡”，意为象牙。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所以琅琊最初便是指“琅琊台”。春秋战国时期，琅琊是齐国的地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立琅琊郡，到了东汉，郡治中心从海边转移到了内陆，也就是如今的山东临沂一带。魏晋时期，在此发迹的王氏家族便以琅琊作为郡望，号称“琅琊王氏”。北魏时，在今临沂地区置北徐州。北周灭北齐后，因城东临沂水（今沂河），改北徐州为“沂州”。“临沂”作为县名，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明清时期，“沂州”府与“临沂”县并存。直到1913年，废府存县，才正式确立了“临沂”作为地区中心的名称。这一演变，是行政区域调整和地理标识强化的结果。

琅琊刻石（秦朝，国博）

明清以降，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行政管理范围的扩大和效率要求的提高，我国的地名开始出现明显的简化、俗化、口语化趋势。

石家庄一带古时称常山，汉初名将韩信曾在此背水一战，三国名将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名字中自带千钧之力。而如今的石家庄在近百年前还只是获鹿县下的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20世纪初，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和京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在此交汇，它也得以迅速崛起。1925年曾想叫“石门市”，未果，最终在1947年正式设立石家庄市。1968年，河北省会迁至此地，“石家庄”之名遂广为人知。一个庄，战胜了无数古老的州府，成为省会，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力量。

还有驻马店的古称“汝南”，因位于汝水之南而得名，是汉晋时期著名的文化世家“汝南袁氏”等的郡望，典雅大气。而“驻马店” 之名，最早出现在明代，作为确山县下属的一个驿站，因官宦商旅在此驻歇马匹而得名。随着平汉铁路（今京广铁路）在此设站，“驻马店”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突出，最终在1965年设立驻马店专区时，取代了古老的“汝南”成为地区名称。这一变化，是传统农耕文化意象被近代交通商业功能取代的生动写照。

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有些地名改成了更简单的字，比如葭州。“葭”是初生的芦苇，名字自带一种水边芦苇荡的苍翠与生机。因“葭”与“佳”同音，在近代改为了简单的“佳”字。

而在边疆地区，地名的演变也记录了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

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在呼和浩特建城，明廷赐名 “归化”，意为“归化朝廷”；清代又在附近筑绥远城，取“绥靖远方”之意。1954年，新中国废除了这些名称，恢复其蒙古语原名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体现了民族平等与对地方文化的尊重。

“九原”之名自带一股苍茫豪迈之气。它是秦朝大将蒙恬北击匈奴、修筑长城的核心基地，象征着辽阔的高原与边塞的烽火。而包头之名，源于蒙古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清代以来，随着旅蒙商道的繁荣，作为物资集散地的“包头”逐渐兴起，取代了“九原”的军事地位。从“九原”到“包头”，是边疆地区从军事前线转变为商业枢纽的生动记录，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体现。

当我们了解了地名演变背后的复杂原因，那些遗失的“旧名”便不再是简单的替换对象，而成了可定位的史料：琅琊背后是秦始皇东巡的琅琊台，是“琅琊王氏”的风流史；兰陵是“稷下学宫”后荀子著书立说、终老于此的文化圣地，是兰陵王高长恭戴着面具冲锋陷阵的战场，更是李白诗中那杯醇香的美酒。

同样的，庐州是包拯的故乡，是淮军的摇篮。云梦（今孝感）则源自古代的云梦泽，充满了神秘与浪漫的色彩。浔阳（今九江）充满了文人骚客的离愁别绪与诗意。牧野之战决定了商周命运，“牧野”（今新乡）也因此充满了古战场的肃杀和宏大。这些名字或雅致，或雄浑，或神秘，每一个都像一颗被时间尘埃暂时掩盖的珍珠，其光泽依然能穿透历史，触动我们的心弦。

近年来，社会对古地名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许多城市在给新道路、新街区、新景区命名时，会有意识地恢复或借用古地名。例如合肥的中心城区之一叫庐阳区；襄阳的核心区叫襄城区；苏州保留了姑苏区；新乡有牧野区；西安的未央区、长安区，更是直接将汉代宫名和古都名沿用至今。

地名是来时的路，是历史的坐标，它不只是地图上一个冰冷的符号，而是我们共同记忆的温暖载体。

参考文献：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八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年。

2.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4.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

6.孙天胜.琅琊沿革[J].管子学刊,1999,(02):90-92.

7.王仁磊.牧野概念的演变与牧野文化的内涵[J].新乡学院学报,2025,42(05):14-19.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