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是敦煌莫高窟珍存的一份唐代离婚协议,原名《赵宗敏谨立休放妻书》(本站注:全文附后)。前半部分写夫妻的姻缘,“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中间部分,夸妻子千般娇美万般贤惠,送给她最美好的祝福,“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赵宗敏希望妻子分手以后,能嫁入豪门,如鲜花一般再次绽放。最后还有对妻子生活的安顿,“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三年的衣物和粮食,希望你不要太过劳累,保重身体。

人世间最美的语言,永远生长在鲜活的生命经验中。这份普通人留下的《离婚协议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散文、诗歌,情感、道德,如雨水穿檐,浸透人心。这种信手拈来的文化美好,已经留在了莺歌燕舞的大唐盛世。所幸有一堆黄沙掩埋,在戈壁滩头,让我们透过那些残破的洞窟,看见了祖先身上洗刷不掉的书卷气息。

我曾经问deepseek,如果把现代作家送到古代科举考场,有几个人能登科上榜?经过长时间的运算和思考,Deepseek给出答案:

“如果把今天的中国作家群体直接空投到古代科举考场,能考中秀才的可能一个都没有,能考上举人的可能性更接近于零。除非是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拥有‘照相机式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精熟到骨髓的天才型学者作家,而且他还要接受十年以上的八股文训练。进士更是难上加难,考中的可能性为零,在当代作家群体中,这类人物几乎不存在”。

一百年出不了一个秀才,这是古人对当代中国作家的集体评价。当然,我们也有十万个理由否定他们,封建,愚昧,落后,顽固,贫穷,窝囊,裹小脚,人吃人,没见过世面,没有科学技术,没有民主自由,不尊重个人价值,等等。但是,如果把古代的秀才们放回到今天,他们能迅速适应眼前这个光怪离奇的世界,然后脱颖而出成千上万个钱钟书和韦东奕,在学习能力和文化智慧方面,他们来自更高维度。而我们,再也回不到他们的汉唐盛世了,高考再苦,苦不过科举。当代人再聪明,也写不出一本残缺的《周易》,上天入地的事他们早就知道,只是不想与老天爷为敌罢了!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1871年的科考进士,1893年为侄子说情,向浙江考官殷如璋行贿,案发后被判“斩监候”,差点丢掉性命。13岁的鲁迅亲历世态炎凉,从“四五十亩水田”的士绅子弟沦为“几乎什么也没有”的破落户,性格逐渐冷峻阴沉。1898年,鲁迅曾经参加浙江绍兴府县试,这是最初级的科举入门考试,在500名生员中,鲁迅排名137位,名落孙山。

鲁迅对科举制度的深刻批判与讽刺,绝非偶然,而是植根于其家族悲剧和个人命运的切肤之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曾经尝试创作过白话诗《梦》《他》等,但大多数人都没记住。真正镌刻在当代文化记忆中的鲁迅诗词,仍然是那些饱含血性与忧思的旧体诗:“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铮铮铁骨,“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彷徨苦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局洞察。这些诗句,与鲁迅小说中孔乙己、陈士成等刻板读书人的形象相互冲突,在矛盾交织中,完成了对传统旧文化的系统性破坏和解构。

这是一种讽刺,鲁迅用最传统的文学形式,完成了最彻底的反传统启蒙。

清朝乾隆年间的,‌贵州清水江留下一份林地买卖契约,结尾写道,‌“高坡滚石,永不回头;若有反悔,罚牛三头”。古人以自然意象比喻契约的不可逆性,将商业诚信转化为诗意宣言。这份名叫《姜氏断卖杉木契》的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明代徽州休宁县一个胡姓人家抓阄分家,长子胡大成给年幼的弟弟写了一份承诺书,这份档案被称为《胡氏阄书》。三言两语,流淌出家族伦理中的手足温情,印证了“民间私契如血肉”的宗法逻辑:‌“弟幼未娶,特留坞口田三亩作聘资;春茶秋粮,兄弟共尝”。

‌民国时期的洛阳,寡妇王氏改嫁,在族人面前立下一份《过继文书》,对孩子的未来做出承诺,‌“此儿承祧之日,当携至亡夫坟前焚香告禀;若继父得亲生骨血,此子当归本宗”。这些仪式性语言,既平衡了宗法责任与人伦温情,也包含着子嗣传承的生命礼赞。

这些文字,尽管诞生于‌离婚、分家、过继、婚聘等具体生活需求,却因为书写者的文化自觉而超越了实用文范围,流露出语言文字最‌朴素的美学。比如在福建发现的一张土地纠纷处理文书,结尾写道,“苍苔覆石,可证疆界;人心有私,天地无欺”。这种将道德审判托付给天地自然的文笔,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文法基因。

今天,我们连一张请假条都要从网上下载,每一个合同文本都先由AI生成,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再去争论作家空投到古代能不能考中科举,显然已经多余。古代科举的第一道关口,是毛笔字工整书写,今天能拿起钢笔写作的人还有几个?工具进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往往伴随着某些人类特质的慢性死亡,我们正在用文明的便捷性,兑换文化的深度和长度。

但你不会承认,你仍然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根据研究,我们学会键盘输入的时候,“提笔忘字”比过去20年前上升了47%,也就是说,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汉字我们已经不会书写了,你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道,或者不承认而已。莫言说他在创作《蛙》的时候,需要反复查字典,才能补全遗忘的汉字。“五四”前后的文人们还能背诵《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当代作家平均掌握的常用汉字只有2800个。即便在作家人群中,知道“六书”造字法的人,也不到15%。

敦煌变文中有一个“鸡说凤是鸟”的桥段,是和尚讲经讲出的一个故事,叫《茶酒论》:茶、酒、水三个物品斗嘴,争论谁最厉害。茶说,“贡五侯宅,奉帝王家”,我是侯门帝王家才用得着的物品。酒说,“礼让乡闾,调和军府”,乡下人办喜事要用我,大将军庆功宴要用我。水讥讽他们,“阿你两个,何用忿忿”?没有我,你们两个屌都不是。酒和茶面面相觑,一起攻击水,“鸡说凤是鸟”!没有我们,你自己就是个屌。

这段对话,就像敦煌壁画中飞天衣袂裹着市井烟火,瞬间解构了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古代无处不在的语言智慧和民间哲学,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文化,暗藏着多重文化的层层密码。就像有人质疑刘亮程的乡村哲学家身份一样,“马户不知道自己是驴”,这就是自古以来的乡村哲学。这种民间哲学在敦煌文献中并非孤例,《燕子赋》中,雀占燕巢还狡辩,“兔子靠窟活,老象鼻长有何错”?这种消解权威的力量,藏匿在敦煌沙粒的棱角之间,因为拒绝崇高,所以获得永恒。

尼采说,上帝死于“人类怜悯”,这句话不过是一种西方式的语言调侃,在尼采被供上神坛的那些年,知识精英们垄断了哲学的解释权,《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被他的中国信徒们奉为“葵花宝典”,精神病院的铁窗成了话语权力最现实的归宿。杀死旧神和先知,让我们成为疯人院里新的囚徒吧;那一把杀死上帝的锤子,最终砸碎了人类思想最后的尊严。

如果回到古代,你们愿意去参加一场人性的科举考试吗?哪怕做个样子,哪怕还用电脑,只要敢和那些留着长辫子的古人坐在同一个考场上,你就能赢得文明烛光照耀下的尊重。当现代人敢于在时空裂隙中与祖先并坐,那烛火映照的已经不是试卷上的答案,而是文明本身绵延的基因‌。毛笔写下的墨迹也许会褪色,存在硬盘里的答案会永远留在云端。

那些留在纸上的文字,仿佛沉默的青铜,在时间的熔炉里凝固成永恒的姿态,每一次触摸,都会被某个残缺的龙纹烫伤手指。我想把自己活成咸亨酒店门前那一座青铜,天亮以后,在人来人往中,不可或缺地死去!

来源:北门外

附《赵宗敏谨立休放妻书》的全文如下:

 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于时某年某月某日某乡谨立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