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佛海的首饰盒说开去—也谈财富、成就的守护与道德及认知的关系
繁体民国报人金雄白是周佛海的旧识密友。佛海成为南京汪精卫政权掌握实权的三号人物,金也一同落水。抗战胜利,雄白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获释后隐居香港,化名“朱子家”写作《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是见证汪政权历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雄白有一次陪同佛海夫人杨淑慧到银行金库,职员取出一只螺钿装饰的首饰盒。淑慧打开首饰盒,但见珠光宝气、目迷五色。于是淑慧对雄白说起往事。
当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底定上海,佛海夫妇出席淞沪交涉使举办的庆祝酒会。席间中外贵妇名媛无不珠围翠绕,而淑慧除指间婚戒一枚,别无他物。不料次年佛海所著《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一纸风行,甚而被官方指定为学校必读教材。佛海拿极丰的稿酬,悉数作淑慧添妆之资。数年积蓄,价值连城,一只首饰盒抵得上当年酒会宾客佩戴的所有首饰。
不过淑慧和雄白恐怕都万万没有料到首饰盒以后的命运。
仅仅几年之后日本战败、汪政权解散。佛海早通款曲、倚为靠山的戴笠飞机失事身亡,佛海遂被捕入狱。淑慧为营救佛海,四处奔走,不知做了多少回冤大头,最后还是蒋中正一纸特赦令,免了佛海死罪,不久瘐死狱中。那只首饰盒里的珍宝当然也塞了狗洞,不得为佛海、淑慧保有。
佛海首饰盒的得而复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句成语:“创业难,守业更难。”以前这句话仿佛说的是老太爷创业、二世祖败光的情形。佛海的故事说明其实许多年轻发达的人物也很难善始善终。
那么人生的穷通富贵是不是就如中国古代第一部笔记丛书《百川学海》收录的第一部《前定录》所宣称的那样是“天命前定”呢?不久前偶遇的一位网约车司机给了我答案。
那一回搭车,觉得司机乡音特重,于是攀谈起来。原来这位仁兄来自闽南,本来在老家县城开一家摩托车行,生意兴隆,也算富甲一方。“一班朋友从早到夜围着我,吃喝玩赌,钞票花光,老婆跑路……只好到上海来开车子。讲来讲去,德不配位。”前摩托车行老板如此总结他的前半生,认为自己的道德基础驾驭不了以前拥有的财富,失去是必然的结果。现在的他,心平气和地开车,平平淡淡过每一天。
由此想开去,不仅财富,人生的所有成就的守护莫不与道德、认知相关。
有一类身居高位、贪赃枉法以致身败名裂的情形是比较为人们熟知的。这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还有一类情形就不易被人们所了解,当事人自己也未必能如前摩托车行老板那样想的明白。
有的人因缘际会,年纪轻轻就在体制内做到很高的位置,得到体制内外的广泛尊重。他不了解自己之所以取得如许成就,完全是因为本人适合这个体制而已,别人尊重他,与其说是尊重他这个人,不如说是尊重他所占据的位置。其实这个道理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被司马迁先生说明白了。
《史记》里讲蔺相如在拜相之前原来是赵国太监头子缪贤的门客。缪贤犯了罪,怕赵王追究,想逃到燕国去。他跟相如商量说,有一回他跟随赵王与燕王在边境上会合,燕王私下握着他的手嘘寒问暖,非常殷勤。相如劝阻说,燕王讨好你是因为你在赵王身边的关系,如果你离开了赵王,在燕王眼里就什么也不是。缪贤听从了相如的建议,向赵王坦白,得到了宽恕。
我们那些年纪轻轻身居高位的朋友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听听司马迁先生所讲的故事。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很了不得,于是离开了体制、离开了平台,跑进市场里去了,于是就失掉了原来拥有的成就,是很可惜的。这样的例子在我身边颇有几个。
中国传统戏曲里有所谓状元郎的说法,说的是读书人年纪轻轻就金榜题名、独占鳌头,还有被选作驸马的机会。如果年纪很大的状元,似乎就与人们的想象不符。刺绣大师沈寿第一次见到张謇,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张状元是一个颌下几缕稀疏胡子的中年男子,并不是习惯思维里的翩翩少年,感到颇为诧异。
不过老状元虽然颜值不如状元郎,毕竟人生阅历丰富,道德、认知足以驾驭财富和成就。不仅善于创业,也更容易守成。少年发达未必是好事,大器晚成更可贵。
来源:林间杂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