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情局在中国西藏实施了以准军事行动为主线的隐蔽行动，不仅直接引发了西藏地区大规模叛乱的滋生和蔓延，而且策动了十四世达赖的叛逃。在西藏叛乱被平息之后，中情局继续通过隐蔽行动方式支持西藏叛乱残余势力实施破坏和分裂活动，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西藏的隐蔽行动才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罢手。

一、美国隐蔽行动与1959年西藏叛乱

美国是策动西藏叛乱的幕后黑手，隐蔽行动则是中情局挑起西藏叛乱的重要手段。早在1951年年初，美国就制定了一项策动十四世达赖叛逃的计划——“洛伊计划”（Project Loy），但却未能如愿。遭遇前期的挫折后，中情局变本加厉，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准军事行动的筹划，目的是策动西藏叛乱，裹挟十四世达赖叛逃，伺机分裂西藏。1954-1955年期间，中情局秘密支持西藏叛乱和分裂势力在印度噶伦堡设立所谓“西藏国民大会”总部，集中策划并领导西藏地区的叛乱和分裂活动。另一方面，中情局通过隐蔽政治行动方式，竭力拉拢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以便为策动叛乱作出政治和组织准备。

运用准军事手段支持其他国家的叛乱力量是美国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方式，包括向叛乱力量提供培训、制定行动计划、协调军事行动等；向叛乱力量秘密提供情报支持、武器装备、通讯器材等亦是美国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手段。

准军事行动是中情局策动西藏叛乱的主要行动路径，向西藏分裂和叛乱力量提供训练基地并进行秘密军事培训，则是中情局以准军事行动方式策动西藏武装叛乱的重要手段。从1956年开始，中情局分批在中国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黑尔营地（Camp Hale）秘密培训了数百名西藏分裂和叛乱分子，培训内容包括地图识别、跳伞技术、武器操作和炸药使用、无线电收发报等军事行动技能。立足于在西藏策动叛乱的政策目标，中情局在培训结束后将部分受训人员秘密空投返回西藏，从事情报收集和暗中破坏活动，其中的骨干分子成为西藏叛乱以及后来从尼泊尔木斯塘基地对西藏发动武装袭击的中坚力量。

设立并利用掩护性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是中情局实施隐蔽行动的重要路径，其政治功能就是掩饰隐蔽行动幕后的“美国之手”，策应和助力隐蔽行动、包括准军事行动的铺展。

在针对西藏的隐蔽行动中，设立掩护性组织支持准军事行动的准备和展开是中情局策动西藏叛乱的另一个重要手段。为搜集情报并提供人员往来的秘密通道，从1954年起，中情局开始在中印边境附近的阿尔莫拉地区相继组建了一系列情报据点和联络站。为掩人耳目，这些据点和联络站均披上了掩护性组织的外衣和伪装，打着医务站（两个）、肺病疗养院（一个）、麻疯病医院（两个）和教育中心台（三个）的幌子，策应并支持中情局在西藏的隐蔽行动。

由此可见，为实现策动叛乱、分裂西藏的政策目标，中情局的主要行动路径是运用准军事手段，向西藏分裂势力和叛乱分子提供秘密的军事培训，同时设立掩护性组织以策应和支持叛乱活动的准备和铺展。中情局实施的一系列隐蔽行动直接酿成了1959年3月的西藏叛乱，直接促动了十四世达赖的叛逃。因此，1959年西藏叛乱和达赖叛逃是中情局隐蔽行动、尤其是准军事行动付诸实施的直接后果，美国政府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

二、叛乱失败后美国针对西藏的隐蔽行动

中情局不仅利用隐蔽行动方式策动了1959年西藏叛乱，在叛乱失败后，美国政府和中情局还展开了一系列隐蔽宣传行动，目的就是掩盖真相，混淆视听，以便为继续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制造舆论，骗取对达赖集团的所谓国际同情和支持，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战略。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制造所谓“西藏问题”、支持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隐蔽宣传行动由中情局具体实施，目的就是依托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渲染“西藏问题”，蓄意歪曲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的平叛行动。基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立的舆论宣传目标，中情局遂向小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 Jr.）提供相关资料，秘密资助其于1959年10月出版《西藏的无声之战》（The Silent War in Tibet）一书，肆意歪曲西藏历史，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侵略”西藏。该书一经出版就引发了极其恶劣的宣传效果，严重误导了西方社会对西藏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成为中情局运用隐蔽宣传手段塑造所谓“西藏问题”的最重要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社会对西藏的错误认识与《西藏的无声之战》一书存在不容否认的联系。

为加大隐蔽宣传的力度，在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亲自授意和安排下，美国的《国际生活》（Life International）杂志于1959年10月12日刊登一篇题为《亚洲离奇的新战场》（“Asia’s Odd New Battlegrounds”）的评论文章，并配发六幅所谓“西藏流亡者”拍摄的现场照片，捏造并渲染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所谓“暴行”。但事实证明，这些照片是由受训于中情局的西藏分裂分子在美国黑尔营地拍摄的，从一个侧面昭示了美国隐蔽宣传行动的肮脏手腕——摆拍。

不难看出，在西藏叛乱失败后，中情局随即展开了密集的隐蔽宣传攻势，授意并秘密资助出版相关图书和文章，渲染所谓“西藏问题”，服务于美国制造西藏分裂的总体战略。

除展开隐蔽宣传行动虚构“西藏问题”，抹黑中国政府外，在西藏叛乱之后，中情局继续通过隐蔽政治行动手段，竭力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将达赖集团扶植为美国反华政策的得力工具。为此，中情局采用的隐蔽政治行动手段就是通过诸多方式和途径为达赖集团培训政治和军事骨干。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情局策划实施了一个隐蔽政治行动项目，其主要行动内容是：由中情局幕后出资，委托康奈尔大学为达赖集团培训官员。1964年秋季，第一批达赖集团4人小组抵达康奈尔校园并接受为期9个月的培训，由此开启了中情局-康奈尔大学西藏培训项目。在三年的项目运作期间，康奈尔大学共为达赖集团培训了20名年轻的后备力量。除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语言、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科目外，中情局还提供专门的特工训练。完成学业后，受训人员分别被安排在中情局和印度情报部门同达赖集团合办的联合行动中心，以及达赖集团设在纽约、新德里、日内瓦等地的办事处，成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急先锋。中情局-康奈尔大学西藏培训项目服务于美国的政策目标——秘密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反华活动，因而是典型的中情局隐蔽政治行动。

西藏叛乱失败后，中情局针对西藏的准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目的就是借助西藏叛乱的残余势力袭扰西藏，为持续打造“西藏问题”提供所谓依据。为此，中情局采用了诸多准军事行动手段。一方面，中情局继续支持残留在西藏的叛乱分子袭扰和破坏公路运输，试图切断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后勤保障线。另一方面，中情局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木斯塘重新整合溃败的西藏叛乱势力，建立了一支2000人左右的分裂武装，向其秘密提供活动经费、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支持其从事渗透和破坏活动，袭扰中国人民解放军营地和交通运输线。直至尼克松就任总统后，美国政府对支持木斯塘西藏叛乱力量的准军事行动进行了重新评估，认为木斯塘西藏叛乱武装没有发挥预期作用。鉴于此，中情局逐步减少了对木斯塘西藏叛乱力量的支持。

由此可见，在西藏叛乱失败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制造“西藏问题”、分裂西藏并借此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一直持续不断地针对西藏实施有预谋的隐蔽行动。为此，中情局通过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准军事行动等手段，继续支持叛逃的达赖集团以及溃逃至木斯塘的西藏叛乱残余势力从事分裂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是中情局支持西藏叛乱活动和残余分裂势力强度最大的时期。此后，中情局针对西藏实施隐蔽行动的力度虽然有所减缓，但并没有完全停止，隐蔽行动依然是美国干涉西藏事务的重要政策工具。

三、美国支持西藏叛乱的特殊方式：隐蔽空中行动

经过周密策划和酝酿，中情局于1950年6月秘密投资组建名为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CAT）的所谓民间企业，由此为中情局遂行隐蔽行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掩护性组织载体和实施平台，开辟了中情局隐蔽空中行动的新路径。鉴于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完全由中情局投资并直接归属中情局，因此，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是典型的中情局掩护机构（CIA Front）。

作为支持中情局策动西藏叛乱的准军事手段，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承担了向西藏分裂和叛乱势力运送武器装备等叛乱物资的任务。基于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中情局认为，向西藏分裂和叛乱势力提供物资支持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是实施空投，隐蔽空中行动成为中情局西藏行动的主要方式之一。1956年夏秋之交，中情局策动西藏叛乱的隐蔽行动已渐次铺展，为此，中情局专门拟定了一项以空中运输和投送方式秘密支持西藏叛乱力量的准军事行动计划，代号“马戏行动”（Operation ST Circus）。1957年7月，“马戏行动”任务队组建完毕，中情局遂于8月派出U-2飞机执行了针对西藏的第一次空中侦察，以便为“马戏行动”的具体实施提供地理和气象资料。鉴于向西藏分裂和叛乱势力空运中情局训练的特工以及武器弹药、通讯器材和其他物资是“马戏行动”计划的重中之重，同时出于掩饰美国政府角色的考量，中情局遂决定由所谓民间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负责执行空运行动，专门制定了一项借助民用航空公司实施空投的隐蔽空中行动计划，代号“巴纳姆行动”（Operation ST Barnum），并将其作为“马戏行动”的组成部分。至此，中情局麾下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成为“巴纳姆行动”的主角。根据中情局的行动安排，民用航空运输公司于1958年7月向康巴分裂势力空投了第一批武器弹药，支持其策应和助力西藏叛乱。西藏叛乱失败后，中情局指示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继续实施“巴纳姆行动”，向康巴分裂势力提供空中支援。截止1960年年底，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秘密支持康巴分裂势力的空投行动总计超过30次。随着康巴分裂势力的覆灭，“巴纳姆行动”走到穷途末路，归于失败。

在利用隐蔽空中行动支持康巴分裂势力的同时，中情局继续向盘踞在木斯塘等地的达赖武装残部提供隐蔽空中支援。为此，中情局于1959年5月制定代号为“鲸鱼行动”（Operation ST Whale）的隐蔽空中行动计划，目的就是以民用航空运输公司作为掩护载体，向木斯塘叛乱力量提供武器装备等军事支持。随着隐蔽行动的铺展，中情局对“鲸鱼行动”作出调整，以中情局旗下的另一家掩护性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Air America）——作为行动主体，继续执行木斯塘行动（Project Mustang）的隐蔽空中支援任务。1961年3月，美国航空公司开始实施飞往木斯塘的隐蔽空中行动并一直持续到1965年5月。此后，中情局通过其他方式继续向木斯塘的西藏残余叛军提供准军事支持，直至其于1974年被尼泊尔政府军剿灭。

由此可见，中情局秘密组建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是美国针对西藏展开隐蔽行动、尤其是隐蔽空中行动的重要力量，利用民用航空公司作为掩护载体实施针对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情局西藏行动的一个突出特点。

总之，美国针对西藏实施的包括准军事行动在内的一系列隐蔽行动是导致1959年西藏叛乱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关键的因素。西藏叛乱失败后，美国继续通过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准军事行动等行动方式，强力支持达赖集团以及西藏叛乱残余势力的分裂活动，蓄意搅动西藏局势，歪曲西藏真相，抹黑中国政府，持续制造所谓“西藏问题”。隐蔽空中行动是中情局以更为直接的行动路径支持西藏叛乱及其残余武装的政策手段，集中体现了美国隐蔽行动在西藏叛乱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证明，尽管行动力度时强时弱，但美国运用隐蔽行动方式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行径从未间断。

来源：白昃研究

文韬武略——毛泽东与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