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慈禧太后执意要把伊犁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到全国，清流党心领神会，迅速上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大讨论。张之洞连夜起草《驳俄人悖理照会疏》，在《京报》刊登，引发民间滔天舆论。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率舰巡防吴淞口那天，码头苦力们卸货时不慎摔破木箱，露出锃亮的毛瑟枪管，围观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杀毛子、保江山”的吼声。曾纪泽掷地有声，“若国家未吩咐之事，纵刀斧加颈亦不能应”！这声呐喊穿透了冬宫的金顶，成为弱国外交史上最悲壮的绝响。
34、举国大讨论
《里瓦几亚条约》（崇厚协约）签订后，清朝朝野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伊犁问题大讨论。讨论范围和激烈程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其罕见，不亚于后来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伊犁问题大讨论背后，折射出民族危机意识觉醒，与清朝国家权力格局的双重变革，全国十五省督抚相继表态反对条约，形成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集中的地方势力干预中央政治的现象。
这场讨论的核心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在领土问题上，伊犁收回还是不收回？在外交政策上，崇厚协约能不能废除？在社会动员层面，民间舆论首次通过《申报》等新兴媒体介入外交决策，上海、广州等地商人甚至自发筹款支援西北军需。
这场持续22个月的大讨论，最终推动清廷作出“惩崇厚、废条约、再谈判”的决策，其深远意义在于打破了传统外交的封闭性，使边疆问题成为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也为后来的戊戌维新储备了政治动员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讨论中地方督抚与中央清流的合流，标志着晚清权力结构开始从垂直集权向多元协商转变，这种转变在十年后的甲午战争中还将以更激烈的方式重现。
通过伊犁收复问题，清流党迅速崛起，成为晚清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动因在于权力制衡需求与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交织作用，慈禧太后为削弱地方实力派，刻意扶植清流党以“清议”抨击督抚贪腐、参与外交问题，通过舆论压力实施政治约束。
清朝晚期的清流党分北、南两派，北派由李鸿藻领衔，标榜气节立场，主张强硬外交，张之洞、张佩纶是代表人物。南派由沈桂芬领衔，主张外交妥协，推行洋务运动，以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为代表。为鼓励清流党参与政治，慈禧太后专门下诏，鼓励“中外臣工言事”，使翰林院、都察院言官获得参政通道。清流党成员多数是有“专折奏事权”的翰林编修、御史，凭借奏疏，评议时政，迅速扩大影响力。
崇厚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要求所有言官发表意见，命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中央部委和各省督抚必须给出自己意见。
这一举措，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慈禧太后本人的态度。以奕訢、沈桂芬为代表的军机处和内阁主要成员，多数主张遵守协约，按照清朝的中央决策程序，军机处和内阁多数成员的表决结果，基本上就可以形成定论。但慈禧太后执意要把伊犁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到全国，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舆论导向，压倒主和派，否决崇厚条约。清流党心领神会，迅速上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大讨论。
在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李鸿藻才是最倔强的鹰派。清流党主要成员，有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詹事府少詹事黄体芳、司经局洗马张之洞、监察御史邓承修、内阁学士爱新觉罗宝廷，这五个人，被称为李鸿藻帐下的“清流五虎”。
1879年12月15日，黄体芳第一个带头，呈交奏折，斥责崇厚专权误国。“朝廷遣使外国，意在安边，失辞不可，专擅尤不可。史册所记及历届奉使诸臣，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也”。黄体芳建议朝廷，“重治其罪，以为人臣专擅误国者戒”。
第二天，清流党满人代表、肃亲王豪格七世孙、翰林院庶吉士爱新觉罗·盛昱上疏，请求朝廷严厉惩办崇厚卖国，“诛杀崇厚以谢国人”！
炮仗扔进火药桶，大清国的两位科举状元应声而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和曹鸿勋联名上奏，要求严惩崇厚，“斩首以儆效尤”。几位清流们的掀起的声浪，瞬间把崇厚推上历史的断头台。
1879年12月29日，司经局洗马张之洞交出作业，连续扔出两个炸药包。张之洞呈送的两篇奏折，分别是《熟权俄约利害折》和《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张之洞提出崇厚之约不可许共十条，摘录如下：
“新约十八条，他姑勿论，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码头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边围难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
“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纳，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地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
“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未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缓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
“中国藩屏，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眼夷狄。俄人即欲犯边，迤北一面，总费周折。如蒙古全占，供其役使，彼更将重利以歃蒙古，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
“条约所载，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广大。无事而商往，则议不胜议；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
“各国商贾，从无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若有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
“俄人商税，种种取巧，若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然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
“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
“伊犁、达尔布、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子、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则夺我权势，继则反客为主，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子、哈密、嘉峪关，乃我境内，今日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
“名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以西，格尔海岛以北，屯垦无区，游牧无所，地利尽矣。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尘，现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必尽迁以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阻、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焉用之？不可许者十”。
“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许之，可谓至愚至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意，不可为国”。
“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
“种种要挟，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百万饷需，以供边师防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则曲在彼。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示复，一如载书未歃血，岂足为凭”？
张之洞在奏折中，提出了与俄国作战的军事调整、部署和预备方案，“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清政府在后面的对沙俄的战略部署中，几乎完全采用了这份名单，彭玉麟、鲍超、刘铭传、郭松林、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等人被调往海防和陆防第一线，这次战略规划的制定人，既不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也不是功成名就的左宗棠，而是以笔为旗的四品文官张之洞。
张之洞在奏折中，预判了战与不战的两种结果。“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说，俄国人再强大，他们也不可能侵略到嘉峪关以东地区；俄国人胜利了，他们也不可能占领黑龙江（宁古塔）以西地区。他们经不住长期的战争消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现在，是一战决胜负的最好机会，我们还有很多从战争中磨炼出来的猛将和谋臣。如果再等几年，左宗棠彻底退休了，李鸿章彻底老了，我们想打也打不下去了。到那时候，俄国人在东边筑城、在西边驻军、在北边建立战略通道，直接威逼到朝鲜。我们今天不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后就要在自己的领土上打仗，错过战略机遇期，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张之洞奏折上去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下旨，召开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将黄体芳、盛昱、王仁堪、曹鸿勋、张之洞等人的折子一并讨论议处。同一天。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专门召见张之洞，这也是张之洞在北京为官第一次进入紫禁城，从此以后，张之洞的人生一路火花带闪电，弯道超车，迅速拿到“中兴四臣”最后一个名额。
总理衙门将清流党的奏折下发给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两宫皇太后单独召见四品司经局洗马张之洞，政治意义不言自明。在京的官员们看清了风向，不甘落后，纷纷效仿，调门越唱越高，声音越来越大，废除协约、重新修约，成为一面倒的主张。更有甚者，一部分人奔走呼号，将严惩崇厚升格为满门抄斩。
后面的半个月，在京官员大部分集体表态，上疏官员有：尚书万青藜，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聘之，御史孔宪瀫、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御吏邓庆麟，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御史叶荫昉，肃亲王隆勤、检讨周冠、员外陈福绶等。军机处一共收到奏折23份，全部要求对俄国开战。
1880年1月2日，两宫太后亲自主持朝堂廷议，慈禧太后不再掩饰个人态度，她公开表示，“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臣民”。
恭亲王奕訢、帝师翁同龢表示反对。翁同龢问，“西路重兵尚可恃，东三省仅有虚名，北路喀尔喀四部弱极，奈何”？奕訢说，和俄国开战没有必胜把握，废除协约违反《万国公法》，建议“旧约不必改”。
两宫皇太后不再理会反对声音，直接命令，奕訢不再主持军机处工作，翁同龢不再参加朝堂会议，与沙俄的外交谈判由醇亲王奕譞接管、负责。
在今天的历史叙述中，慈禧太后强力主张收复伊犁，“并非出于爱国热情，而是担心新疆失守威胁蒙古及京师安全”。这是一个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常识性悖论，即便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伊犁和北京的直线距离也在五千多公里。按这种地理逻辑，无论中国哪一个地方遭遇外来侵略，都会威胁到北京的战略安全。“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这句话的流毒太深，今天的外蒙古已经无可挽回地丢掉了，但是，北京还在，中国还在。没人愿意公开承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宫皇太后收复伊犁的决心最为决绝，她们可能不是爱国，但她们脑子里牢记着“丢失寸土者不能入宗庙”的满清祖训！
朝堂会议做出最终决定，崇厚擅权误国，“交部严加议处”。用今天的话说，中央纪委已经形成结论，将崇厚所涉犯罪行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5、杀毛子，保江山
这场传统宗藩体制与近代外交体系的碰撞，撞碎了两个帝国对“规则”认知的最后幻想。
1880年1月4日，沙俄驻华临时代办凯汤德照会总理衙门，质问清政府将崇厚“交部议处”是什么意思？凯汤德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强烈抗议。凯汤德对“交部议处”的质问，暴露出沙俄对清朝官僚体系的认知盲区。按《大清会典》，“交部”指移交吏部议罪，属常规行政程序。但俄方将此理解为“对全权代表的侮辱”，甚至威胁“将视同对俄皇陛下的不敬”。总理衙门官员在答复中引用《万国公法》第十二条“使臣犯罪应受驻在国法律管辖”，反而激化矛盾。
沙俄在外交照会中将军事讹诈进一步升级，要求清军15日内撤离伊犁边境50里，并且威胁，将“重启中亚军团东进计划”。曾纪泽接手伊犁谈判后，在沙俄外交部查阅了中俄双方往来文件，发现俄国外交部给中国的照会中并没有这些内容，要求中国军队撤离边境、派遣中亚军团，全部由俄国驻华武官擅自添加。这也是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一贯伎俩，一个商人或者基层军官，都可以代表沙皇俄国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只要不损害国家利益，沙俄政府一般都会在事后默认。
张之洞连夜起草《驳俄人悖理照会疏》，以“五不可解”逐条批驳。“俄人既认崇厚为全权，复阻我惩办罪臣，是欲以敌国之臣制我天子之权”！经慈禧太后默许，张之洞的奏折在《京报》刊登，引发民间滔天舆论，各地乡绅联署抗议，要求惩办崇厚卖国。
崇厚条约该不该废除，朝野上下已经形成共识。崇厚该不该杀？又出现新的争论。李鸿章联名刘坤一、丁日昌等东南督抚，于1880年2月25日上《请宽宥崇厚疏》。李鸿章指出，“俄人战舰已聚海参崴，新疆俄兵增至三万，若因一崇厚启边衅，东南防务空虚更可虑”。刘坤一说，“诛崇厚徒快人意，于收还伊犁无益。当留余地以待曾纪泽转圜”。
西方列强纷纷站出来，为崇厚辩护。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写给慈禧太后一封亲笔信，要求宽恕崇厚。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韦德拜会李鸿章，表示“惩办全权大使将危及各国在华外交安全”，英国愿意出面协调沙俄，重新改约。西方列强对崇厚条约的支持，是对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极力维护，也是“殖民逻辑”的“双重标准”。他们一边用枪炮逼迫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一边却要求清政府遵守所谓的《里瓦几亚条约》，这是霸权逻辑的自我证言。荷兰驻华代办说得很直接，“亚洲君主们正注视着伊犁结局”。他们认为，如果清政府成功推翻不平等条约，将会鼓舞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东南亚殖民地的奋起反抗。
清流党不依不饶，逼迫朝廷开铡问斩。黄体芳上疏，“释崇厚独非中国之大辱乎？忽然赦免，一经宣播，天下臣民必至惊异骇愕，众论哗然。将以九重之震怒为不足畏，国家之刑章为不足凭，草野黎庶，从此皆有玩视朝廷之心，纲纪荡然，何以立国”？崇厚惹下这么大的祸乱，说免就免，举国舆论不足畏，国家刑法不足怕，以后每个人都会把国家大事当成儿戏，这还了得？
张之洞更是变本加厉，上蹿下跳，左右开弓，连李鸿章和刘坤一都一起开骂。“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刘坤一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致令慈安皇太后深宫旰食，慈禧皇太后扶病临朝，何以为心、何以为颜”？他把两宫皇太后生病，都算在李鸿章和刘坤一等人头上，说李鸿章怕打仗就不要做朝廷重臣，说刘坤一怕打仗有何脸面继续当官？“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俄国人已经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英国法国居中调解，要求赦免崇厚，你们南北洋大臣和军机处的大人们天天开会，推选不出来一个能打仗的人，拿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清流党强势逼迫下，举国上下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1880年2月12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大理寺少卿、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缔结新条约。2月19日，清朝政府向俄国发出外交照会，宣布废除崇厚协约，“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
1880年3月3日，礼亲王世铎主持刑部庭审会议，判决崇厚“斩监候”，等待秋决。
应该说，“斩监候”是一个富有政治智慧的判决，既平息了民间的愤怒，也保住了崇厚的性命，为曾纪泽后面的谈判留下余地。指责李鸿章“辱国媚敌”的说法显然过于激进，李鸿章等人的救疏行动，本质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危机管控策略，虽然遭受道德批判，但客观上为曾纪泽改约谈判争取了战略窗口。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晚清外交在民族主义情绪与地缘现实间的艰难抉择。
在大清国朝堂上下讨论废除条约、惩办崇厚的时候，俄国人虎视眈眈，摆出一副武力要挟的姿态，海军大臣上将列索夫斯基率波罗的海舰队二十三艘战舰开赴图们江，俄国陆军从欧洲向远东和中亚集结，从喀什边境到乌苏里江沿岸，上万里战线，阴云密布。
1880年的正月，北京城里飘着细雪。乾清门外的铜鹤凝着冰凌，军机处的炭盆日夜不熄。张之洞《驳俄人悖理照会疏》的墨迹还没有干透，圣彼得堡的冬宫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用红铅笔在地图上划出三道箭头：波罗的海舰队劈浪东来，西伯利亚铁路运兵车喷吐黑烟，土耳其斯坦军区战马嘶鸣。香港《孖剌报》惊呼，“二十三艘战舰的炮口对准了满洲龙兴之地”。李鸿章深夜拜访醇亲王府邸，忧心忡忡地问，怎么办？紫禁城的更鼓敲过三更，慈禧太后还没有入睡，她用手指轻轻敲着摆在案桌上的《坤舆全图》，问身边的小太监，“听说新疆雪下得很大，能埋得住俄国人的炮车吗”？
2月12日，总理衙门正式任命大理寺少卿、时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替代崇厚，出使俄国，重新修约！
3月1日，两宫皇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给军机处连发七道上谕，在新疆、蒙古、京津冀、黄渤海、西南沿海两万里战线上，做出全面军事部署：
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李成谋率领长江水师，向东部沿海集结，负责长江入海口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防务。
李鸿章统领北洋舰队，在大连、青岛、烟台布防，负责渤海、黄海沿线，重点防御沙俄太平洋舰队进犯。
重新启用湘军将领，吴大澂帮办吉林军务，统领湘军旧部，负责东北地区陆上防务。
命令湘军名将鲍超、湘军名将曹克忠、淮军名将刘铭传，招募旧部和团练，北上参加对俄备战，负责张家口、库伦、绥远、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北方陆地边界。
新疆方面，伊犁将军金顺统领八旗军精锐部队，驻防乌苏、塔城沿线，作为对沙俄伊犁驻军正面进攻的主力部队，一旦战争打响，负责收回伊犁。刘锦棠升任“帮办新疆军务大臣”，统领老湘营各部，驻防喀什，负责从西路进攻伊犁。张曜升任“帮办新疆军务大臣”，统领嵩武军、川军徐占彪部、老湘营谭拔萃部，驻防阿克苏，负责从南路进攻伊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在与沙俄正面作战最前线，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命令召回棍噶扎拉参组建的蒙古骑兵旧部；命令孔才定西营、徐学功振武营西移，归锡纶节制。
清朝对沙俄作战分东西两个战区，西线战区由左宗棠负责，东线战区由李鸿章负责。西线战区云集了全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陆军部队，武器装备达到欧洲军队同期水平，部分装备甚至好于沙俄军队，处于进攻态势，优势很明显。对于战争形势，沙俄方面看得也非常清楚，他们并不准备在伊犁和清军决战，伊犁之战如果打起来，主要战场在东北地区、渤海、黄海一带。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任务和压力更重，他不仅要防御来自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陆路进攻，还要负责从东北亚到东南沿海的海上防线。
根据沙俄军事部署，沙俄从土耳其斯坦军区调动5个步兵师、约3.2万人，往西伯利亚方向移动。李鸿章征调宋庆毅军驻防张家口，抽调刘铭传招募淮军旧部，组建“热河机动兵团”。但这两支队伍的装备普遍老旧，前线部队仅有37%装备了后膛枪，弹药储备不足20日用量。根据前线情报，沙俄阿穆尔军区约3万部队部署在黑龙江边境沿线，李鸿章被迫从北洋海军抽调克虏伯炮大炮，增援吉林军务帮办大臣吴大澂。
陆上防线有清一色的百战名将坐镇，压力相对较小。海上防线漏洞百出，瑷珲副都统文绪奏报，东北“江防木船难挡俄铁甲舰，请速调南洋水师增援”。烟台方面也在求援，“防区现有兵力不足，应急调渤海湾水师4艘炮船支援”。负责东南沿海防务的长江水师，只有9艘木质战船，航速不足8节，只好征调招商局商船改装火炮台。福建水师只有3艘运输舰，无岸防重炮，只能紧急修筑基隆炮台。
即便如此，两宫皇太后仍然要求军队做好不惜一战的准备。1880年8月，军机处密旨要求李鸿章，“陆防务求稳妥，海防宁可示强”。在中俄双方严阵以待的大形势下，军民同仇敌忾，督抚们也放下立场和偏见，形成全国备战、誓死抗战的统一战线。
当列索夫斯基舰队的阴影笼罩图们江口，一封加急信穿越太行山驿道，送往左宗棠大营，李鸿章向左宗棠请求军火支援，左宗棠罕见批复，“淮军所需火药，即日拨付三万斤”。与此同时，两广总督张树声将新购的克虏伯炮分运北洋，湖广总督李瀚章更截留湖北厘金二十万两解赴东北。这些曾因派系争斗势同水火的重臣们，此刻奏折里竟不约而同写着“疆吏守土，义不容辞”。
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率舰巡防吴淞口那天，上海道台刘瑞芬亲自押运江南制造局的军械登船。码头苦力们卸货时不慎摔破木箱，露出锃亮的毛瑟枪管，围观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杀毛子、保江山”的吼声。
醇亲王奕譞在军机处值班房看到来自全国各地请战奏折，对翁同龢感叹，“往日督抚奏折，字里行间都是算计。如今这满纸血性，倒让我想起咸丰年间打长毛的光景”。紫禁城冬日的斜阳透过窗棂，照在那幅被各色朱批覆盖的《坤舆全图》上，恰似这个古老帝国在危机中迸发的最后光芒。
李鸿章在写给潘鼎新的信中，坦承了自己内心的压力，“时艰至此，我辈只合以血诚报国耳，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而已”！李鸿章的感慨，既包含直面列强环伺的悲壮担当，又超越了湘淮派系之争，彰显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大义。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犹悍然以血躯支危局”，恰为此话最佳注脚。
在讨论伊犁问题的过程中，两宫皇太后双双患病，慈禧得了肝病，一个多月不能临朝议事。慈安皇太后本来是小病，“偶感风寒”，服完汤药后病情突然加重，不幸离世。沈桂芬是南派清流领袖，正是他推荐了崇厚，才酿下这么大祸患，沈桂芬心情抑郁，卧床不起，跟着慈安太后离世。恭亲王奕訢初心不改，一直坚持要遵守崇厚协约，被慈禧太后直接夺权。围绕伊犁问题，大清国中央政府几乎塌方。
36、外交风云
郭嵩焘，晚清最具前瞻性的外交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外交第一人”。1876年，他以中国第一位外交公使身份出使英法两国，这位孤独的先行者以洞见与勇气，为封闭的王朝撕开了观察现代世界的第一道缝隙。他在《使西纪程》中直言议会制度的优越性，主张“政教为本、器物为末”，遭到清流党弹劾。在处理“镇江趸船案”时被指责“有辱国体”。1879年，清廷以“办理洋务失当”为由将其召回，抵沪时竟无官员迎接，返乡后更遭遇乡绅抵制，这位首任驻外公使在一片谩骂声中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
梁启超曾评价他，“于举国昏暗中独醒而立”，正是这种超前的清醒，使他成为时代的祭品，却也奠定了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者的历史地位。
1880年，郭嵩焘在湖南老家，根据自己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了解，写下《论俄事疏》，托李鸿章转奏军机处。郭嵩焘提出“循理外交”主张，承认中俄实力差距，主张通过国际法谈判而非盲目主战。郭嵩焘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对国家和民族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论俄事疏》体现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从“夷夏之辨”向现实主义的艰难转型。
郭嵩焘把洋务运动和外交工作区别开来，认为崇厚惹下的祸乱，不是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是外交使命的失败。“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再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崇厚所谓的洋务，是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船利炮，被吓破了胆。他办了几十年洋务，却没有自己的心得，一味敷衍，不知其有毒、有害。
“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我在巴黎见过崇厚，问他和俄国人谈判有什么策略？他回答得很轻巧，伊犁是西北重地，怎么能不收回来？我当时就感觉奇怪，这么大的事，在他看来很容易，可见他对国家大事、外部世界，一点都不了解。
“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郭嵩焘认为，崇厚是国家的使臣，崇厚有罪，应该抄他的家，但不应该治他的罪。郭嵩焘搬出了他视若神明的《万国公法》，认为判处崇厚有罪，是授俄国人以口实，西方列强也不答应。
“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似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处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理处，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难将至无穷”。郭嵩焘这番言论，把中央政府官员和地方大臣全部数落了一遍，他说，朝堂上的官员们主战，是他们个人的偏见。他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动的反侵略战争，都因为边疆大臣们处置不当，又把事情夸大处理，绑架了主流民意。战争的窗口一旦打开，后患无穷。
接下来，还有洋洋洒洒的千字长文，论述当今形势，说今天的大清国已经不能和道光、咸丰相比，我们应当据理力争，而不能听任群臣逞口舌之快。郭嵩焘对伊犁问题的态度，与其整体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坚持通过国际规则化解危机，既体现出他对国际问题的前瞻性认识，也暴露了晚清改革派在主权问题上的投降和妥协。
郭嵩焘这个奏折，对扭转时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至少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台阶，为曾纪泽赴俄谈判提供了理论指导。
李鸿章曾经私下议论，“俄事之坏，自去腊宝（宝廷）、张诸君（张之洞）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清议之祸与明季如出一辙，果孰为之耶？至于我辈受其訾謷，更无足怪”。李鸿章认为，伊犁问题陷入谈无可谈的困境，完全是因为清流党操纵舆论形成的结果，和明朝末年的情形一模一样，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我们这些人被舆论诋毁谩骂，一点都不奇怪。
1880年6月26日，清政府为了给曾纪泽赴俄谈判创造条件，宣布赦免崇厚的“斩监候”，改为监押。清流派如丧妣考，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陈宝琛“伏读崇厚开释之旨，不禁失声痛哭”。陈宝琛上疏抗议，“祖宗二百年之刑典，廷臣百数十辈之公论，我皇太后、皇上犹不能主之，而听罪臣挟外交以自固也。且使天下臣民痛心扼腕，欲伸其忠愤之气”。
接下来的重担，压在曾纪泽身上，1880年2月，曾纪泽临危受命，出任伊犁问题谈判代表。鉴于崇厚的沉重教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曾纪泽拟好了代表权限和谈判范围，“此次办法，自以全收伊犁为是。否则，仅议条约，酌予通融，倘能就绪，尚是中策”。如果不能全部交还伊犁，“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
曾纪泽赴俄国以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发电报强调，如果俄国方面不肯归还伊犁，最差程度也要把崇厚条约废除掉，收回伊犁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下来。“到俄后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原议两作罢议，便可暂作了局”。
曾纪泽接替郭嵩焘出任英法两国公使，已经两年，他对西方社会已经有了初步了解。1880年7月21日，曾纪泽离开英国伦敦前往圣彼得堡。临行前，他向两宫皇太后提交了自己对当前外交局势和对俄谈判的看法，为中国外交史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敬陈管见折》，摘要如下：
“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持此也”。曾纪泽说，俄国船坚炮利，伊犁易守难攻，没有必胜把握。
“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以战争方式收回伊犁，俄国人没什么损失，我们却后患无穷。俄国海军比我们强，他们借伊犁问题挑衅，实际目标在东方海岸，而不在西部陆地。
接下来，曾纪泽用三千多字长文，分析时局和利弊。这些微言大义的文字和方略，用今天的上帝视角来看，多半是空话，愿景悲观，但态度坚决。“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萏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有攸归，岂敢缄默唯阿，鲁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这些话，是写给清流党们看的，我不会越权行事，也请你们不要猜疑。“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贵有一定不移之计，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涉及两国边界的事，我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决不屈服。关于通商部分，我如果迫于形势暂且答应他们，也会上报到总理衙门及中央各部，请大家审议、审批。
曾纪泽最后表态，“既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唯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如果中央政府认为我们一丝一毫都不能让步，我也会尽竭全力，一字一句和他们辩驳。希望遵照皇上和皇太后的意旨，能在伊犁谈判过程中取得一点点成效，缓和目前国内的紧张局势。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和崇厚出使俄国的高规格接待礼遇不同，曾纪泽在俄国遭到冷落，甚至没有俄国外交官到码头迎接。中国方面对此也有预判，曾纪泽出使俄国的时候，他的英法公使头衔依然保留，如果沙俄方面避而不见，至少他还能来去自由，以驻英法公使的身份回到伦敦，不给俄国人留下话柄。
8月4日，曾纪泽主动拜访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热梅尼。戈尔恰科夫直接问曾纪泽，你是不是头等公使？有没有全权特使的授权？曾纪泽说，我职居二等公使，不是全权大臣。戈尔恰科夫说，崇厚是全权大臣，头等公使，他签订的协约你们国家都不承认，你作为二等公使，有谈判权吗？曾纪泽回答，“吾驻使，以有议约之权为断”。
俄国人不想和曾纪泽继续谈下去，说他们已经通知俄国驻华公使布策赴北京，中国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在北京和布策商谈。曾纪泽表示，自己是大清国派驻俄国的公使，理所应当和布策交换一些意见。俄国外交部答应，召布策回国。
8月14日，曾纪泽到俄国外交部询问，布策回来没有？热梅尼推托说，布策腿摔坏了，在瑞士休养。曾纪泽知道俄国人没有谈下去的意愿，不再掩饰他此行的目的，告诉热梅尼，你们的外交部给我国发去照会，提出边界划分、两国通商等四件事，我有国家授权，可以和你们在这里谈判。
热梅尼说，按照万国公法，全权大臣签了字的文件，你们必须承认。你们不但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反而把你们的大使治罪处理，这不符合万国公法，所以我们不和你谈判，我们会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和你们的中央政府谈。
曾纪泽抓住这句话，说，我们的国家没有参加万国公法组织，崇厚签的协约不能算数，朝廷派我重新和你们谈判，以便详细考察西洋公法。“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故罪之，无预外国事，旋虑碍贵国颜面，已释之矣”。热梅尼说，“您说得很有道理。但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必须奏请我国皇帝，等圣旨下来再做决定”。曾纪泽又等了十天，俄国方面毫无音讯。
8月23日，曾纪泽再次到俄国外交部，询问，布策回来没有？热梅尼说，布策已经从瑞士启程，再有三四天可以回到国内。热梅尼威胁说，布策作为驻华公使，按照外交礼仪，回来和曾纪泽见上一面，他仍然要返回北京，商谈《里瓦几亚条约》的执行问题。意思是，我们根本不准备和你谈判。曾纪泽说，如果布大人去北京只是为了修订协约，大可不必，我现在就有朝廷授予的谈判修约权力。
热梅尼说，“要是真像您说的这样，当然好。但要是有不能商议的事情，布大人还是应该到北京去商议办理。”曾纪泽说，中国大皇帝有诚心和好的心意，我们深知贵国大皇帝也愿意和中国和好，没有什么不能商议的事。两个人又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会话，仍然没有达成坐下来谈判的意向。
8月27日，俄国驻华公使布策终于回到圣彼得堡。热梅尼约见曾纪泽，表示，《里瓦几亚条约》不能废弃，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可以谈其他问题。曾纪泽说，你们的戈尔恰科夫外长给我国发去照会，称，贵国大皇帝不强求中国完全同意之前条约，我们只不过是要商议，把原来一些不合理的条款酌情修改，并不是废弃条约。我已经接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报，请求将协议期限延长三个月，以便进行商议。热梅尼说，“我们也接到了外交部指示，同意贵国请求，将换约日期延长三个月”。
这一天，曾纪泽终于见到俄国驻华公使、首席谈判代表布策。布策说，“我奉我国大皇帝的命令折返回来，和贵爵会面，是想问清楚中国的想法，奏明皇帝，决定是否可以在这里商议落实条约。如果按照贵爵您提出的纪要，相差太远，我们就没办法再讨论了”。
曾纪泽说，贵国大皇帝既然说不强求中国完全同意，我们感谢这份好意，所以不会完全抛弃原条约。我国方面已经提出修改意见，总是要修改几条，彼此才不会有太大损失。热梅尼说，“中国如果想在这里商议，必须有不再反悔的证据，才可以相互商量。不然的话，如果重蹈覆辙，你们双不愿意承接，两国的事情就更难办了”。
曾纪泽说，这个请您放心，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更加会小心处理，不会再有这种情况。
话说到这个份上，布策再也不绕来绕去，开始抱怨和批评。“去年定约以后，中国如果有难以答应的条款，为什么通过私下渠道，开诚布公地向我们说出来呢？中国不和我们商量，反而让局外的人参与进来，说那么多不该说的话。现在我国很难再做出大的让步，这种被动局面，是你们单方面造成的。”
能把对方拉到谈判桌上，是走向胜利的第一步。曾纪泽委曲求全，终于打破了俄国方面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始了伊犁问题的修约谈判。曾纪泽怀揣着破碎山河的最后希望，以“驽下之才”自比，却肩负着收复伊犁的万钧重任。面对俄国外交官布策的咄咄逼人，曾纪泽掷地有声，“若国家未吩咐之事，纵刀斧加颈亦不能应”！这声呐喊穿透了冬宫的金顶，展现了曾纪泽在外交绝境中“不激不随”的智慧与担当，成为弱国外交史上最悲壮的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