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舌枪唇剑
从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到1911年辛亥革命，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西北割占领土达5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山东省的面积。这些数字背后，是近代中国边疆危机的血泪记忆，更是我们珍视国家主权的警示教材。
《伊犁条约》既是晚清外交史上难得的“止损”案例，也是帝国衰落的深刻缩影。从崇厚误国到曾纪泽力挽危局，从清军铁血西征到新疆建省的制度革新，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领土主权的捍卫，既需要外交场上的智慧博弈，更依赖于国家实力的支撑。当我们回望140多年前的这场外交较量，看到的不仅是条约文本上的字句交锋，更是一个古老帝国在近代化浪潮中艰难挣扎的身影，它虽遍体鳞伤，却从未放弃对主权和尊严的追求。
为了帮助大家更深理解曾纪泽赴俄谈判艰难过程，摘录《伊犁定约中俄谈话录》俄文翻译版，以白话文方式，呈现这段对中国近代边疆产生重大影响的悲壮历史。
1880年2月28日，布策与曾纪泽正式会面。布策说，“我奉我国大皇帝的命令来见贵爵您，询问清楚您有没有被授予了谈判全权的字据，然后再听贵爵您有什么话要说。如果中国想在俄国商议办理，原本是没有不可以的。只是担心商定之后，中国又不批准，所以必须有全权字据，商议起来才能放心。”曾纪泽说，“我奉朝廷的命令来到贵国，一是为了两国友好往来，二是为了商议修改之前的条约。按说各国的钦差，无论是头等还是二等，都有全权的名目。如果是商议特别的事情，另外授予头等全权名目字据的，也是常见的惯例。但这次商议修改条约章程，中国早就授予我商议的权力了”。曾纪泽说，朝廷给予我的授权，有往来电报，你们可以查看。但是，关于条约修改的内容和章程，我要发电报到总理衙门请示以后，才会签字。
布策说，“贵爵您因为没有全权字据，如果请凯大人向中国询问清楚，同样是个好办法。我会告知格尔斯外长，是否可以商议，请示旨意决定。”俄国方面仍然不相信曾纪泽的全权特命大臣身份，布策所说的“凯大人”，是代替他出任俄国临时驻华代办的参赞凯阳德。布策所说的“格尔斯外长”，是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布策的意思，俄国方面要派凯阳德到清政府总理衙门确认曾纪泽身份，然后向戈尔恰科夫汇报，再决定是否和曾纪泽谈判。
曾纪泽说，“我给格外长的纪要里面，已经将中国的想法大概说出来了。希望布大人您能将贵国吩咐的话告诉我”。既然我们都坐到一起了，就把双方的底牌都亮出来吧。
布策说，“我国大皇帝正是因为贵爵您给格外长的纪要中，两国的意见相差太远，所以命令我前往北京商议。贵爵您既然请外交部奏请留下我，自然对于我国大皇帝绝对难以照准的事情，贵国已经有了通融办理的意思，还请贵爵您明白地告诉我。等我将贵爵您所说的话奏明以后，如果我国大皇帝吩咐我有话要说，我再告诉您”。布策的意思，您给我们提供的纪要，要把《里瓦几亚条约》彻底否决掉，我国坚决不同意，才派我到北京和你们的中央政府交涉。您把我从半路上请回来，说明你们有了妥协的想法。那您先告诉我，你们准备在哪些方面做出妥协，我给我们的皇帝汇报以后，才能告诉您我们的底线。
曾纪泽态度很明确，中方的意见已经写在纪要里面，就是要把崇厚协约的十八条内容全部修改，重新协商条约内容。
“去年新商议的条约，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第一条到第七条，是俄国将伊犁交还给中国的事情；第二，从第七条末尾到第九条，是俄国和中国修改边界的事情；第三，从第十条到第十七条，以及章程十七条，是俄国想要中国给予的通商利益，以及兴利除弊的事情。此外还有专门的条款，是商议允许俄国在松花江行船到伯都讷的事情；还有中国吩咐崇大人，而崇大人没有商议确定的，是中国向俄国请求按照旧约，交出逃犯白彦虎的事情。我奉国家的命令，因为之前的条约有中国难以答应施行的条款，请求贵国一同商议修改，并不是废弃之前的条约”。
“关于交回伊犁的事情，格外长七月二十三日的复信说，贵国所请求中国答应的有三点：一是赦免伊犁的居民；二是偿还俄国代为驻守伊犁的军费，并且给予抚恤银两；三是让迁出的百姓，由中国给予安置的地方”。
“现在说说中国的想法：第一，赦免居民，我们会答应。第二，偿还俄国代为驻守的军费，并且给予抚恤银两，中国答应按照原来的商议办理。第三，让迁出的百姓，由中国给予安置的地方，这件事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援引。而且中国大皇帝去年吩咐崇大人，今年吩咐我，都是请求贵国将伊犁全境交还给中国。既然这样，那么将伊犁全部交回，是中国最重要的条款”。
“之前根据格外长的照会，说中国不肯割让土地来安置迁民，所以派遣使者前往北京商议。刚才贵大臣又说，俄国皇帝绝对难以照准的事情，本国必须通融办理等等。查看前约中关于通商等方面的事，并没有极大的条款被中国驳回。所以布大人您所说的俄国皇帝坚决难以照准的条款，自然是指割让土地而言。割让土地虽然是中国所不愿意的，为保全两国的友谊起见，也可以通融，适当答应”。
“但中国既然赦免了伊犁居民的罪行，即使有迁出的人，也一定不会很多。而且贵国所要的地方，是为了专门安置居民，也不需要险要的地方，让中国多有不便。所以中国答应将伊犁西边的土地，在修改边界的时候，酌情让给俄国若干，以便安置迁民。这一点已经是中国大皇帝和国家的王公大臣等，没有依从全国臣民的众多议论，而格外通融办理的了。至于伊犁南边帖克斯（特克斯）川一带的地方，是中国重要的区域，凡是中国的臣民，都认为割让这个地方，即使得到伊犁，也是有名无实，实在难以割让给俄国”。
接下来，曾纪泽针对边界划分和通商贸易表达了清政府态度，边界可以重新勘察测绘，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的基本原则不能修改。嘉峪关准许俄国通商，具体条件参照张家口；西安、汉中也可以通商，具体条件参照通州和天津。曾纪泽特别强调，清政府在天山南北各城（今天的新疆）本来就不征收赋税，但崇厚条约里“概不纳税”这句话有歧义，容易让中国的老百姓认为让利太大，可以修改为“暂不纳税”。崇厚条约里关于减少茶税的条款，不再商量，现在就答应你们。俄国要求在科布多、尼布楚增加两条商贸通道，这一条应该细化，把沿途经过的站点标注出来。
争议点最大的地方，在清朝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曾纪泽说，“松花江行船贸易这件事，中国的臣民都认为不应该答应。东三省是中国皇家的发祥地，中国的臣民看待那个地方就像皇宫一样，答应这一条，让我非常为难”。曾纪泽也给俄国人准备好了台阶，说俄国人表示商船只航行到伯都讷（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为止，体现出俄国对中国的善意。但伯都讷距离卸货码头仍然有一百多里路，要么将货物卸装到本地货船继续航行，要么在这段航程内照章纳税。
最后，曾纪泽谈到了白彦虎引渡问题，“按照旧约，如果有越界的逃犯，彼此都应当交出”。既然俄国人认为白彦虎属于政治犯，按西方法律不肯引，那么俄国就应该在协约中说明白彦虎的政治属性，和普通刑事潜逃区别开来。曾纪泽表示，如果俄国对白彦虎“加以管束，不至于再滋生事端，我也不让俄国为难”。
以上内容，是曾纪泽亮出的中国底线，有理，有据，有节。布策没有当场提出反驳，“贵爵您所说的，我已经清楚了。我当即就将一切情况，告知格外长代为奏报，听候我国大皇帝的吩咐。我今天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可以请贵爵您送一份纪要给我，我再仔细看看。但纪要不过是请您将贵爵您今天所说的，写一个便笺给我记事罢了，不必作为公文”。
分手的时候，布策也交代了他们的底牌，如果中方执意修改崇厚协约，必须给予充分的经济补偿，“俄国将来也还有几句话必须向中国说明，请求中国补偿。我很愿意和贵爵您交往，凡事也愿意谦让。但我有难处，想来贵爵您一定已经清楚了”。
37、以退为进
《里瓦几亚条约》换约延期的最后期限快到了，圣彼得堡与北京之间的电报线几乎灼烧。
1880年9月24日，曾纪泽带着翻译官庆常前往俄国外交部，与代理外长热梅尼会面，热梅尼说，“我还没有接到本国皇帝的旨意，想必会有公文寄来，以便详细说明情况，所以没有用电报传达；大概四五天内，肯定能收到”。曾纪泽焦急地说，“再过四五天，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热梅尼耸耸肩，“除了等，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这些会面中，俄国人指责中国在边境线上结集军队，热梅尼说，“我国不得不进行防备，像这样的情况对两国都有损害”。曾纪泽解释说，“中国筹备兵力设置防备，是为了自我防守，并非是猜疑贵国。而且中国所设置的防备，大多是海防，中国的海防修建妥当，对贵国也不是没有好处”。
9月29日，俄国方面仍然不给出实质性答复，曾纪泽带领驻俄参赞邵友濂、翻译官庆常、外交人员桂荣到俄国外交部，再一次与热梅尼、布策会面，俄国方面表示，关于曾纪泽提出的修约条件，他们不会答应；《里瓦几亚条约》的换约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两个月期限，以便我们双方商量斟酌”。
曾纪泽再也忍耐不住了，直截了当地问，“贵国到底还不还中国伊犁呢”？
热梅尼说，“当然要还，但是我们有其它条件”。曾纪泽说，“你们有什么条件，今天可以说吗”？热梅尼说，他们的条件还没有确定下来，要等到四五天以后。
10月3日，俄国驻华公使布策主动到中国驻俄国使馆，和曾纪泽会面。布策转告俄国外交部态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最终意见还没有传达下来，请曾纪泽“安心等候”。曾纪泽已经失去耐心，告诉布策中国人最后的底线，伊犁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不谈，但崇厚协约必须废除。“我老实告诉布大人，中国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贵国全部归还伊犁，那么通商方面的好处，凡是可以勉强答应的，中国愿意让步。那些实在难以答应的，仍然不能允许。二是，贵国虽然好像愿意归还伊犁，但另外提出过分的要求，让中国为难，以至于中国得不偿失，那么中国就只能暂缓索取伊犁，废弃之前的条约罢了”。
布策惊异地问，“您到我国的时候，我国原本可以告诉您之前的条约废弃，不能再商议了，但我国顾念邦交情谊，没有这么说。既然我国愿意和平商议，中国也应该做出让步，怎么会有确定了就不能改变的道理呢”？这句话的记载有些啰唆，结合上下文，布策应该是在说，曾纪泽刚到俄国的时候，俄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里瓦几亚条约》不能废除；曾纪泽自己也说，他的目的只是修改协约，而不是废除协约。怎么能说废除就废除了呢？
曾纪泽说，上一次和热梅尼会面的时候，热梅尼曾经说，一个月期限到期后，如果中国没有退让态度，俄国方面会派海军部长洛索斯基会同驻华参赞凯阳德，向清朝总理衙门发出最后通牒。“贵国外交部说出了不和睦的话，中国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愿意撤回商议，废弃之前的条约，搁置伊犁的事情。这话既然是外交部说的，我不能当作没听见”。
布策开始退缩，“事情没有这么严重”。老奸巨猾的布策话锋一转，说他本人承担不了破坏谈判的责任，既然曾纪泽宣称要搁置伊犁问题，那么就请曾纪泽给他出具一份书面承诺，声明中国永远不对伊犁提出索取要求。
曾纪泽怎么可能轻易上当，他的原话说，“吾特少缓之，待贵国转圜，贵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我可以等待你们态度转变，你们国家是有这个先例的。我如果答应割地，怎么回去面对我的祖国？
曾纪泽步步紧逼，“贵国所派遣的水师，布大人没有向我提起过。而且这些兵船，在去年崇大人（崇厚）还没有动身之前就已经派出去了，所以我没有过问。可是热大人（热梅尼）上次明确对我说，贵国所派遣的水师，已经花费了一千二百万卢布，并且说这笔费用将来想要向中国索要偿还。我想贵国外交部既然已经有了不和睦的话，而中国又不愿意失和，那就只有废弃之前的条约，暂缓索取伊犁，这样贵国就可以避免为难了。即使想要说最后通牒，也没有借口了”。
布策解释说，热梅尼说这些话，是因为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不肯让步，“您给我的纪要里面，只有一处和初次的纪要不同，其余的条款，仍然没有改变。而且您多次说对于条约之外的要求，坚决不肯答应，所以热大人才对您说，既然没有办法，就必须另外派海军部长在北京办理，其实热大人并没有胁迫的意思”。
曾纪泽态度坚决，铿锵有力地说，“热大人说贵国的费用非常巨大，如果再拖延下去，不如打仗合算。我想中国是一个大国，听到这样威胁的话，不能再让步了”。
在这里，曾纪泽说了那两句气贯长虹、镌刻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名言：
“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伊犁纵说明归俄国番属，中国兵强，既不能再索乎”？
“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
布策愣了半天，悻悻地说，“您说得很对。我想打仗无论胜负如何，双方都会受到损伤。而且中国和俄国是两个大国，友好相处二百多年了，如果突然失和，实在无法向两国的百姓交代”。
曾纪泽后来回忆录里，对那一天的表现感到后怕。他说俄国人“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
曾纪泽观察布策表情在细微变化，接着说，“中国的难处，不在于百姓，而在于国家。因为百姓并不是很愿意和贵国交往，全靠国家谨慎地巩固邦交，压制百姓，所以中外才能相安无事。如果贵国的举动让中国的百姓产生猜疑之心，那么以后的事情就更难办了”。
两人又经过一番舌枪唇剑，曾纪泽表明中方最后态度，“我有四句重要的话，应当向布大人（布策）说明。一，贵国如果全部归还伊犁，那么之前条约中所记载的通商好处，到现在还没有答应的，仍然可以酌情让一二条；那些绝对难以答应的，中国还是不会允许。二，如果贵国虽然说归还伊犁，但在条约之外又提出很多要求，那么中国愿意废弃之前的条约，暂缓索取伊犁。通商的好处，应当由中国酌情允许，贵国不能要求。三，嘉峪关通商这件事，不能破坏各国的通行条例。四、松花江行船这件事，仍然请求直接废除专门的条款”。
布策开始退让，“嘉峪关通商这件事，请您再说一遍。”
曾纪泽一字一句地说，“把嘉峪关比照天津，不必再商议从西安、汉中到达汉口的路线。俄国商人从俄国运货到嘉峪关，已经是长途跋涉，不堪其累，一定希望能谋取减少三分之一路程的利益，在嘉峪关把货物销售出去。这样办理，实际上对俄国商人有很大的好处，比起里瓦几亚所定的条约，俄国商人更加合算”。
布策终于有了笑容，“我国原本也没有什么确定的办法，我会把您的意见向外交部汇报。等接到我国皇帝的旨意，热大人（热梅尼）会亲自和您谈”。
这是1880年10月3日，中国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天，却因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官布策的激烈交锋而载入史册。这场持续数小时的唇枪舌剑，不仅扭转了《里瓦几亚条约》的被动局面，更成为中俄伊犁谈判的真正转折点。双方在这场交锋中全部亮出底线，曾纪泽以“中国不愿战亦不惧战”的强硬姿态，迫使俄方放弃部分领土要求。这场没有硝烟的交锋，为后续《伊犁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晚清外交从被动挨打到据理力争的重要转变。看似平静的这一天，酝酿着近代中国少有的外交胜利。
38、纸上硝烟
1872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在后面几年的交涉中，中方同意把一部分北方岛屿让给日本，但日本执意要吞并整个琉球群岛。
1880年，中日关于琉球群岛的争端到了高峰期，李鸿章担心日本和沙俄联动，海防、塞防同时出现危机。李鸿章上疏，“俄事之能了与否，实管大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让于日，而日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日，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李鸿章认为，日本与俄国在北方四岛问题是刚刚达成协议，如果我们对日本让步，日本不可能帮助我们抗拒俄国；如果我们对俄国让步，俄国纵然不帮我们，日本人也会有所忌惮。
总理衙门授予曾纪泽全权特命大使的头衔，要求曾纪泽尽快与俄国人达成意向，并且给出两项指令，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可以割让，塔城和喀什的边界划分可以重新勘定。
1880年10月8日（光绪六年九月初五），中俄关于伊犁问题谈判在俄国外交部正式开始，中方谈判代表有特命全权大臣曾纪泽，中国驻俄参赞邵友濂，中国驻俄参赞刘麒祥，翻译官庆常、桂荣、塔克什讷。俄方谈判代表有，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格尔斯（戈尔恰科夫），俄国外交部代理部长热梅尼，俄国驻华公使叶夫根尼·布策，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梅尼阁甫（梅尼科甫），俄国外交部翻译官孟第。
除本处日期推算为新旧历对比日期外，本文多数日期引用俄译原文，应该是新历纪年，不再一一核对校正。
双方寒暄以后，热梅尼率先开场，询问曾纪泽，“我们送达的照会和纪要各一份，您收到了吗”？曾纪泽回答，前天晚上才收到，还需要翻译成汉文，所以今天不能针对纪要给出答复，双方只能把主要意愿正式表达出来。
谈判仍然胶着在领土割让方面，俄国放弃割取特克斯河以南地区，坚持要割取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曾纪泽追问，“贵国大皇帝既然有美意，为什么不把伊犁西边一条狭窄的土地，一并归还给中国呢”？热梅尼说：“这件事我国绝对难以答应。因为之前的条约割留这块地方，原本就是为了安置迁移的百姓。如果归还给中国，那么这些百姓就没有安身之地了”。
曾纪泽说，“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
布策插话了，“这件事我国绝对不能再让步了，在我八月底和您面谈的时候，就已经表达了将伊犁西边仍然让我国安置迁移百姓的意思”。
因为有总理衙门指示，曾纪泽对霍尔果斯西岸领土不再争取，把话题引到塔城和喀什方面。“请问贵国既然依据我八月底与布大人（布策）会面时说的话来确定主意，为什么贵大臣此次纪要里面，又有伊犁与塔城、喀什噶尔两处一同划定边界的说法呢”？双方在这一阶段争论很激烈，俄国人认为，原来的西部边界划界不清晰，没有明确的地理标记，所以要“请两国各派官员前往勘察确定，大致按照旧边界，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稍加更改”。
俄国人表示，既然中国要废除崇厚协约，他们必须增加一些条件，在国际社会得到颜面。曾纪泽知道这一局无论如何掰不回来，表态说，“贵国既然以顾全俄国颜面为理由，我可以请求中国勉强答应”。
今天再回顾这段历史，很多人对曾纪泽的外交表现给予高度肯定，各种文史都在极力夸大曾纪泽在伊犁谈判中发挥的作用。但客观来讲，那是旧中国外交启蒙的年代，包括曾纪泽在内的外交人员都不是专业干部，他们既不了解新疆，也缺乏边疆问题的处理经验，以儒家知识分子“不辱使命”的家国情怀仓促上场，却在地理、边界等专业问题上节节败退。曾纪泽虽被誉为“挽回国权”，但谈判过程中暴露出中国外交初年从技术到制度的全面落后，俄国早已完成中亚测绘，而包括曾纪泽在内的清朝官员甚至分不清山脉走向。当我们的外交官连领土轮廓都说不清楚时，“据理力争”不过是纸上空谈。
在谈到喀什边界划分问题时，曾纪泽居然说，“喀什噶尔的边界，只有西边一段没有确定明白，它往南往西直到葱岭，都有旧边界，怎么能轻易更改呢”？葱岭是中国古代的帕米尔高原，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而边界划分要精确到一座山头、一条小河、一个村庄，这显然是外行人才能说出来的话。
布策马上插话，“顺着天山到浩罕边界，并没有葱岭的名称。而且旧边界也不是很详细，不过是说个大概罢了”。
热梅尼直接嘲笑曾纪泽，“请问您，喀什噶尔的边界，确定到什么地方，请说出地名来”？曾纪泽仍然模棱两可，“大的地名叫葱岭，小的地名我不知道详细情况，总之是在苏约克山口最西边的地方”。热梅尼收起图纸，递给曾纪泽，说分界地标他们已经划得很详细了，“可以请您将我国纪要，全部奏明贵国大皇帝”。
曾纪泽等外交官多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缺乏专业训练，而俄国已建立职业外交体系，谈判策略层层递进，这种代差让中国在每一次外交斗争中被动挨打。俄国以百年视野经营中亚，通过移民、驻军、测绘逐步蚕食，清廷却只能在危机爆发后仓促应对，最终使“土地换和平”成为惯性。专业人才决定国家尊严，传统士大夫的“忠勇”无法弥补专业素养的缺失，没有地理、法律、情报的支撑，外交只能是“乞讨式谈判”。弱国没有真正的胜利，即使伊犁回归，领土的丧失仍然刻下了永恒的伤疤。外交的成败，早在谈判桌外就已注定。
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基本确定了边界划分框架：霍尔果斯河以西土地，划归俄国；除此以外的伊犁领土，以前伊犁将军明绪与俄国编制的图纸为准，全部归还中国。喀什噶尔边界由双方组织人员重新勘测、确定。塔城方向，双方组织人员，对同治三年由参赞大臣明谊、办事大臣奎昌与俄方共同会勘的边界进行实地勘测，以哈萨克游牧区为俄界，重新定界。
曾纪泽在上报给总理衙门的公文里说，“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于多所侵占”。
领土谈判到最后阶段，俄国人突然提出将特克斯南岸三个村庄划归俄国，理由是，俄国人已经在那里移民居住。曾纪泽断然拒绝，热梅尼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可以在双方划界的时候，稍微偏一下，“不是要写在条约里，不过是说明分界的原因罢了”。在谈判过程中，热梅尼用法文写给曾纪泽一张纸条，“帖克斯川西界，应按照明绪将军所定的旧界为依据，由两国分界大臣稍加酌改”。曾纪泽回复，“只说分界，我可以答应；指明要村庄，我不能答应”。
经过十几轮的会谈后，俄国人感觉在领土问题上不会再有新的突破，谈判内容转向通商和赔款领域。
在通商方面，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东北松花江航道，中国坚决不同意全流域开放，俄国人搞清楚中国所谓的“龙兴之地”以后，也不再坚持。另一个，是从嘉峪关经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的陆路商贸，根据俄国方面推算，他们过去从恰克图到北京，再到华中地区的陆上贸易，需要行走二百零二天；如果开通嘉峪关路线，全程只需要一百四十天。总理衙门只同意俄国商贸物资行走到嘉峪关，其余路段由中国方面提供陆路转运。曾纪泽反复陈词，俄国方面也意识中方态度坚决，经戈尔恰科夫同意，在修订条约中删去从西安、汉中两路直达汉口的表述。
关于俄国商人在新疆的待遇问题，俄方同意修改措辞，将“概不纳税”修订为“暂不纳税”，暂到什么时候？没有进一步文字表述。同治暴乱后，中央政府对新疆贸易本来就不征收税赋，战后新疆物资奇缺，百废待兴，客观上也需要俄国商品进入填充，双方对此都无争议。
最后进入赔偿环节，曾纪泽在这赔款问题上费的口舌最多，不断质疑赔款的合理性，“是俄国兵船在中国海上，而不是中国兵船到俄国海上”。热梅尼说：“并没有到中国海面；即使到了南洋，而这片水域乃是各国公共的水域”。曾纪泽说，“我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俄国船既然没有到中国海上，为什么竟然向中国要钱呢”？热梅尼说，“派遣兵船，是为了防止交战。”曾纪泽说，“设防是各国都有的事情，只是没有自己设防，却向别人要钱的”。热梅尼说，“如果有人招惹，要么打仗，要么要兵费。”曾纪泽说，“我从前已经说过，中国与其无缘无故出这么大一笔钱，不如打仗。而且与其出这么大一笔钱，不如不要伊犁”。
国力孱弱的时候，纵有巧舌如簧，仍然难抵强权逻辑。双方在该不该赔款的问题上，来来回回扯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集中在赔款名目上。曾纪泽说，“如果稍微增加一点伊犁的守费，我可以答应，如果说是兵费，绝对不能答应”。热梅尼说，“不管是不是兵费，总归是俄国要钱”。曾纪泽说，“我们要争论这个名目，也是为了顾全俄国的体面。我不能既出了钱财，又受人嘲笑”。最后确定，中方赔款总额为九百万卢布，以黄金折价支付。
1881年1月9日，《伊犁条约》文本送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纪泽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清政府复电照准。
1881年2月7日，《伊犁条约》完成中俄文字翻译、校对、审核，双方最后定稿，将两份底稿提交各自外交部核验。
1881年2月24日，清朝全权特命大臣、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与沙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驻华公使布策，在彼得堡签署了《中俄伊犁条约》，俄国方面称《圣彼得堡条约》。
5月15日，《伊犁条约》经北京总理衙门签字确认。
8月19日，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互换文件，伊犁问题尘埃落定。
在伊犁条约谈判过程中，曾纪泽与布策、热梅尼等人连续谈判五十多轮，历经七个多月的反复交锋，索回了特克斯河流域和穆扎尔特（木扎尔特）山口一带两万多平方公里，保住了从北疆通往南疆的两条通道，丢掉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46平方公里的领土。
《伊犁条约》的签署，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节点。表面上看，中国通过外交努力收回了伊犁，避免了崇厚协约中更严重的领土损失，曾纪泽的谈判被冠以“虎口夺食”的美誉。然而条约背后折射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古老帝国在近代国际丛林法则下的无奈妥协。沙俄通过军事威慑、外交讹诈和情报优势，迫使中国付出900万卢布赔款和1.46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代价。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19世纪国际关系中的残酷现实，弱国的主权完整往往取决于强权的利益算计，而非公理正义。
伊犁谈判的教训警示后人，外交博弈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国家实力，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支撑，任何外交技巧都难以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曾纪泽对伊犁谈判中未能收回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深表遗憾，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上年改订俄约，收地未全，内疚方深。都门士大夫以为稍补苴前约之绽漏，不复苛责。来书亦引为弟功，过垂奖借，读之益增愧耳”。
同样遗憾终生的，还有金顺、刘锦棠，还有的虎视眈眈的新疆众将士，他们秣马厉兵，他们枕戈待旦，他们渴望武力收回《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丢失掉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44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英雄谢幕，壮志未酬！
39、伊犁回归
1880年3月6日（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颁布谕旨，命令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任驻俄国公使，负责伊犁问题谈判；命令左宗棠调离陕甘，回北京任职；命令刘锦棠、张曜任“帮办新疆军务大臣”，与伊犁将军金顺三路协同，备战伊犁。
1880年8月14日（光绪六年七月初九日），曾纪泽在俄国谈判初期，清政府命令刘锦棠接替左宗棠遗留的新疆职务，任“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大臣”。
1881年9月2日（光绪七年闰七月初十日），清政府正式授权伊犁将军金顺，督办交收伊犁事宜。
1882年2月17日（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春节的除夕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升泰抵达伊犁，与俄国代表会面，商议交收办法。
1882年3月22日（光绪八年二月初三日），升泰与沙俄新任斜米列契省总督弗里德少将互换伊犁交还文约。
1882年4月30日（光绪八年三月十三日），马蹄踏碎西域风沙，旌旗卷动天山积雪，伊犁将军金顺率领两万清朝大军，浩浩荡荡进驻伊犁。
十年博弈，一朝落定，清政府终于以铁血精神，收复这片被沙俄侵占的边陲重镇。大江南北子弟兵出关时的决绝，曾纪泽谈判桌上寸土必争的坚毅，化作伊犁河谷的一缕春风，拂过新设立的界碑。铠甲映着朝阳，向世界无声宣告：自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略从未断绝，纵使强邻环伺，亦难撼动中华民族山河一统的不朽之志；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粒沙尘，都铭记着忠魂热血浇铸的疆界。
根据《伊犁条约》第三条，“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应于交收伊犁以前，询明其愿迁居俄国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期限迁居，携带财物，中国官员不予阻拦”。沙俄方面在中俄谈判期间，已经开始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移民行动。
1881年7月3日，沙俄完成从阿尔加特到喀拉帕勒塔之间的路线勘察，绘制成移民路线图，制订出详细的移民安置方案，向伊犁民众广泛散发。
为鼓动伊犁民众迁往俄国境内，沙俄政府将清军平定西北回乱时一些重大事件制作成海报，在聚居区广泛张贴，夸大宣传清军在金积堡、肃州、玛纳斯等地的屠杀行为，恫吓伊犁居民。民间传言，清政府接管伊犁后，将对参与暴乱的维回民众展开报复性屠杀。
升泰带领第一批进城官兵，展开针锋相对的政治宣传。部队分成小组，进入乡间地头，向伊犁民众宣讲安抚政策，参与暴乱的维回民众一律赦免，不予追责。沙俄武装人员不断干扰和破坏清军的宣传活动，宣传布告一经贴出，即被沙俄派出人员跟踪撕毁。
在人口争夺战中，清政府处于下风，参与过暴乱的伊犁居民人心惶惶，害怕遭到政府清算，大量居民要求迁移到沙俄境内定居。
1881年10月，第一批伊犁居民迁往沙俄，被安置到赤里克和阿拉木图。
1882年3月，沙俄组织910辆马车，搭载回民460户，2454人，从宁远城出发，迁往阿拉木图。
移民出发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悲天呼地，一路哭喊。两次移民在伊犁引发更大恐慌，人们对清军将要报复深信不疑，更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开始了。负责伊犁移民的沙俄代表弗里德，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扬扬得意地说，从伊犁掠夺的人口，相当于俄国从本土移民实边二十五年才能达到的成绩。
清朝收复伊犁后，伊犁地区的人口几乎被腾空，已经不能组织起最基本的农业生产，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伊犁的粮食产量才勉强恢复到同治暴乱以前的水平。
关于沙俄从伊犁的本次移民数量，中俄双方的史料记录差异很大。
沙俄方面的统计，准确到性别和民族，称维吾尔族9725户，其中男性24628人，女性20746人，合计45373人；回族1147户，其中男性2439人，女性2243人，合计4682人。维、回族合计50055人。被掳掠的哈萨克族人口没有准确记载，只有“阿尔班和素宛部落在五千毡房以上”这样一个笼统数据。据此推算，沙俄统计的维、回、哈人口总计七万余人。
中国方面的统计相对粗略。1883年5月15日，伊犁将军金顺在《俄兵撤闾井筹办边防奏折》中说，“现今俄兵既撤，其随去之逆党以及就近入俄籍之狡照陕汉各回、缠头、哈萨克、布鲁特等不下数十万众，悉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以西之新分交界沿边一带居住”。这份文件所说的“数十万众”，是汉语文字概述，不能作为凭据。1885年2月22日，金顺在《俄国情形叵测请后裁兵奏折》中说，“俄人未化，垂涎伊犁，既收我十余万叛亡，以为党羽；复遇事要胁恫吓，以寻衅端”。这份文件中“十余万”的表述相对精确了一些。
袁大化、王树枬于1908 编纂的《新疆图志》记载，“自伊犁交收之时，俄国趁人心未定，胁迁而去者十之六七”。新疆省府衙门1910年编纂的《新疆外交报告书》记载，“查伊犁交收之时，俄国趁入心未定，胁迁而去者，十之七八”。
金顺是清政府当时在伊犁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数字虽然不准确，但不至于危言耸听，“十数万”的表述应该有依据。同治暴乱前的伊犁人口大约在25万左右，战乱死亡人口约四五万，对比后续文献中“十之六七”、“十之七八”的表述，被虏掠人口应该在12万左右。
惊恐和慌乱过去以后，迁移出去的维吾尔移民和东干移民开始怀念在伊犁的日子，随着中俄关系的缓解，部分移民悄悄回流。据《伊犁史》记录，在后面的十多年时间里，回流到伊犁的移民共有四千多户。
“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
据《申报》当时记载，“俄方代表闻此言色变”。曾纪泽的这段话，字字如铁，掷地作金石声。在晚清积弱、列强环伺之际，这番铿锵之语不仅是对沙俄的严正警告，更是一曲中华民族精神的慷慨长歌。“虽十数年，亦能支持”，道破中华文明五千年存续的密码，这既是地理层面的战略纵深，更是文化层面的精神韧度。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些跨时空的共鸣，至今仍在历史峡谷中回荡；当我们在南海筑礁种菜、在高原驻守边防时，仍能看见中国英雄在远处巍然屹立，仍能看见中国智慧在远处熠熠生辉。
1885年9月5日，二等恪靖侯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赠太傅，谥文襄，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出处动关天下计，草庐我亦过来人”，是左宗棠留给自己的人生写照。
1875年，刘典受命负责西征军粮务，参谋平定新疆方略。1879年，刘典操劳过度，病逝于甘肃军营。清政府下令，在刘典征战过的江、浙、陕、甘四省建立专祠祭祀，赐谥“果敏”。生前留下名联，“为将十年，每思禁暴安良，愧无格致正诚本领；读书万卷，须知明体达用，不外君臣弟友常经”。
《伊犁条约》签订后，曾纪泽返回英国伦敦，继续担任驻英法两国公使。1883年，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建议清政府积极备战，坚决抵抗。曾纪泽还主持了英国强占缅甸、渗透西藏等对外交涉，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曾纪泽回国后，先后任兵部右侍郎、帮办海军事务等职务。1890年4月12日（农历闰二月二十三日），曾纪泽在北京台基厂寓邸中病逝，享年51岁。清代学者俞樾为曾纪泽撰写墓志铭，“文正公薨，惠敏公嗣，又继之以雄才伟略，为国家宣布德意，奋扬威棱。谈笑樽俎之间，折冲万里之外，将天之钟美于曾氏乎？乃天之笃祜我圣清也！公合中学西学而成一家之学，宜其所树立者大也。临危不改，实为国之荩臣”。
1886年，伊犁绿营军滋扰乡民，金顺偏袒军兵，被陕甘总督谭钟麟弹劾，军机处下令免职，在返回北京的路上病逝于肃州（酒泉）。金顺去世后，部下两百多人步行护送遗体到北京，清政府拨专款办理丧葬。金顺22离家从军，此后32年再没有回过家乡，遗体运回吉林永庆安葬，英雄长歌去，马革裹尸还。
1884年10月，新疆设省，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授兵部尚书衔。1887年3月，刘锦棠“解职省亲就医”，“所经之处，老幼妇孺闻风而至，热情迎送，常常数日不能前进”。1890年8月，刘锦棠病重不能复职，申请开缺养病，于1891年2月正式离任，陶模接任甘肃新疆巡抚。1892年12月，刘锦棠入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慈禧太后派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往湘乡传旨，命令刘锦棠赴辽东前线抗击日寇，刘锦棠抱病启程，在湘乡县城忽然中风，左体偏瘫，于1894年8月31日（农历八月初一）溘然长逝。翁同龢写下挽联，“齐名曾左无前绩，开府疏勒第一人”。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曜率嵩武军离开喀什，入关移防，警备直隶北部。1885年，张曜实授广西巡抚，却没有去广西履职，率嵩武军留在北京治理河道。1886年，张曜调任山东巡抚，他已经治河上瘾，在山东修筑黄河堤坝300多天。1888年，慈禧太后命令张曜创办新式海军，和李鸿章共同建立北洋水师，修筑胶州湾和烟台炮台。刘铭传离开台湾的时候，张曜毛遂自荐，要求担任台湾巡抚，被清廷驳回。1891年，黄河汛期，张曜带人抢修堤坝，染上疫病，于1891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八日）在济南病逝。张曜临终前，请山东布政使福润代笔，写信给李鸿章，说山东是北洋门户，应速建炮台以防不测，并谈了他对新疆局势的看法。清代学者胡有猷写诗祭奠张曜，“笳鼓归来操锦瑟，铃韬收拾事丹青。河声山色供吟咏，谁谓将军不识丁”？
金运昌，徐占彪，董福祥，张俊，罗长祜，余虎恩，陶生林，黄恩鹏，谭拔萃，谭上连，侯名贵，桂锡桢，章洪胜，方友升，刘凤清，武朝聘，易开俊，夏朝奉，易玉林，罗瑞秋，陈宗蕃，明春，范铭，徐万福，宾恩耀，宋得禄……，你们是昆仑山巅不化的雪，以脊梁撑起破碎的疆域；你们是戈壁滩上倔强的胡杨，用根系缝合大地的伤痕。当黄沙漫卷烽烟起，你们以血肉为界碑，将“中国”二字刻进新疆的早晨。
马蹄踏碎的岂止是祸乱新疆的暴匪？更踏平了山河沦丧的屈辱！战袍浸透的何止是敌人身上的血迹？更染就了华夏永固的丹心。风过嘉峪关，仍传金戈铁马声；月照博格达，犹见将军夜引弓。山河为纸，岁月为墨，终将把你们的名字，写成最壮美的边塞诗。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英雄的黎明》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