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故居湘乡荷叶镇富厚堂旁边思云馆大门两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被人们称为“中年危机指南联”，这副对联究竟写了什么呢？

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

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要想读懂这副对联，第一需要知道是谁写的，第二需要知道写作背景。对联挂在“思云馆”，“思云馆”取义“望云思亲”，意在怀念父母，是曾国藩为怀念父母修建的一个建筑。

咸丰五年，丁父忧在家，身在荷叶塘的曾国藩此时自信满满，觉得整个大清朝只有自己清楚江西大局，也只有自己才是江西大局的控制者，不是自己需要江西，而是江西离不开自己。在曾国藩的思维里，朝廷大局重在东南，东南大局重在江西，江西系于自己一身。眼瞧着江西局势危急，曾国藩想来个以退为进，跟皇帝摊牌：臣在京工作十四年，在军营五年，期间，祖父母、父母先后去世。他们生前，我未伸一日之养，没后又不能克守三年之制，因而恳请，在籍终制。

读罢曾国藩奏疏，奕詝非常生气，这不是要求尽孝守制，而是趁机要挟朕，是争权夺利。没有你“曾屠户”，朕还能吃带毛的猪吗？奕詝就批准了曾国藩在籍守制：“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

接到谕旨后，曾国藩才明白，自己是木偶，皇帝才是提线人。本是借守制要挟皇帝获得更大权力，结果被皇帝解除了兵权，弄巧成拙，曾国藩沦为了官场的笑柄。战场上没有曾国藩，因为太平军陈玉成的崛起，湘军开始接连吃了几次败仗，朝廷也准备再次起用曾国藩，结果因年轻将领李续宜迅速成长起来，抵挡住了陈玉成。形势一片大好，暂时不需要曾国藩出山，奕詝略带敲打之意说：“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紧接着，湘军又接连取得辉煌的成绩，胡林翼认为，应该让曾国藩出山。皇帝则认为，既然杨载福和彭玉麟能攻城略地，何必让曾国藩出山呢？于是下谕旨：“朕因曾国藩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是以令其暂守礼庐”等因。

作为湘军的创建者，湘军胜利的好消息却成了曾国藩的坏消息，确实够吊诡的。曾国藩内心惴惴不安，皇帝命令“暂守礼庐”，从字面意思和语法逻辑来理解，后面仍然不免会再次任命。在此微妙关头，进退之际，曾国藩茫然无措，看不清自己的命运。

欧阳兆熊评价曾国藩“一生三变”：  

“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

这个评价倒是很贴切，在做京官时，曾国藩立下做圣贤的志向，事事按照程朱理学标准来要求自己。曾国藩在用程朱理学用来修身的时候，也用这个标准来要求京城官员和皇帝，因而就得罪了皇帝和同僚，结果遭到了“京师权贵嘲笑和辱骂”，而皇帝也差一点要对曾国藩治罪。在办理军务时，曾国藩用申韩之法。因为不讲人情，在长沙差一点被兵痞杀死，遭到“通省权贵鄙夷”；而在江西时，因为得罪了江西官场，江西“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咸丰五年，曾国藩在家丁忧，发现自己如果还是先前的那个样子，不仅北京、湖南和江西容不下自己，甚至是“通国不能相容”。

绝望之际，有高人跟曾国藩说：“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听完这句话，曾国藩豁然开朗，就写下了这副对联，上联中，“不怨不尤”，取自《论语·宪问》中：“不怨天，不尤人。”荀子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即是告诫自己，不抱怨天，不埋怨人，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求自己，“反身争个一壁静”。下联中，“勿忘勿助”，取自《孟子·公孙丑》。孟子在讲养浩然之气方法时，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曾国藩用“勿忘勿助”来提醒自己的“澄清天下”之志，既不要遗忘、也不要盲目助长，自有“平地长得万丈高”。

这副对联正是曾国藩第三次转变期后作品，知道自己的处境明白的自己志向，开始静静善养自己胸中的浩然之气，曾国藩最终找到了破解困局的方法。曾国藩开始改变认知，承认自己的不足，向别人学习；改变沟通方式，用请教的口吻与别人交流；改变做事方式，处处圆融成熟。咸丰八年，曾国藩出山后，为人低调谦卑，行事圆融成熟，自己也感觉十分舒畅，在家书中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来源：文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