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连芳传：“狱侦耳目”的人生

在2000年代中国司法史上，袁连芳的名字始终与两起震惊全国的冤假错案紧密相连。这个出身杭州普通工人家庭的男子，以罪犯之身成为“狱侦耳目”，在看守所的铁窗内左右他人命运，最终却在历史的纠错浪潮中归于沉寂。他的人生轨迹，既是个人选择的悲剧，也是中国司法制度演进中的一段特殊注脚。

早年浮沉：从市井小民到阶下囚

1950年代末，袁连芳出生于杭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五，因父母工作繁忙，自幼由姑姑带大。市井生活的浸染让他练就了一副好口才，“能从天说到地、从外说到内”，这种口才后来成为他特殊“职业”的重要资本。成年后，袁连芳的婚姻生活并不顺遂，先是与一名医院护士结婚，却因对方家庭对其出身的不满而离婚；后来与家住杭州武林路的莫某共同生活近十年，始终未正式登记结婚。  

步入中年后，袁连芳的人生走向歧途。2001年1月13日，他因涉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5月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必须移送监狱服刑，但袁连芳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改变服刑轨迹的机会。他主动向看守所表示愿意以“线人”身份留所服刑，并托亲友在狱外疏通关系。最终，凭借“自愿为警方工作”的表态和外部协调，他获准留在拱墅区看守所服刑，成为司法实践中特殊的“留所服刑人员”。

此时的袁连芳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个决定将把他推向司法链条的灰色地带。

他的同案犯莫某被送往女子监狱服刑，而他的服刑地点一栏仅盖着“拱墅区看守所”的红章，且被划了三道黑杠，仿佛预示着这段经历的隐秘性。

2011 年《东方早报》记者调查张辉张高平案时，首次获取并披露了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执行回执单原件细节—— 同案犯莫某的服刑地点栏清晰标注 “七监”（浙江省女子监狱），并加盖监狱接收印章；而袁连芳的对应栏目 “空无一字，仅盖有‘拱墅区看守所’的两个红章，印章上还被划了三道黑杠”。

此三道黑杠并非笔误所致：

仅覆盖 “服刑地点” 栏的拱墅区看守所红章，文书其他部分（如案号、刑期、法官签名）均完好无损，排除了意外污损的可能；

三道黑杠呈平行直线，间距均匀，显然是用黑色墨水笔刻意绘制，而非随意涂抹 —— 这种规整性符合档案管理中 “重要信息脱敏” 的操作习惯；

南方周末记者在后续调查中，从杭州市检方人士处确认了文书真实性，对方直言 “这种标记在‘专案耳目’档案中很常见”；

2013 年浙江高院再审张辉张高平案时，这份回执单被纳入卷宗，庭审记录中明确提及 “袁连芳档案存在特殊标记”。

特殊使命：跨省“办案”的“专案耳目”

袁连芳能成为警方倚重的力量，源于我国刑事侦查中“狱侦耳目”制度的存在。这类人员分为“控制耳目”和“专案耳目”，前者负责监所安全，后者专门配合突破重大疑难案件，袁连芳显然属于后者。浙江省政法系统2006年的会议纪要曾明确，“狱侦耳目”需具备一定文化素质、社会阅历和表达能力，袁连芳的口才与市井智慧恰好契合了这些要求。更重要的是，看守所可通过特情经费和减刑奖励调动其积极性，而这正是袁连芳最看重的回报。

2003年2月，袁连芳迎来了第一次跨省“任务”。此时距河南浚县黎阳镇东马村发生灭门惨案已过去9个月，村民陈连荣及其7岁儿子、4岁女儿在家中遇害，浚县公安局局长立下的“3个月必破”军令状早已过期。警方通过测谎仪锁定嫌疑人马廷新，却因证据链断裂陷入僵局，于是想到了调用外地“经验丰富”的狱侦耳目。袁连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杭州被调往1040公里外的河南鹤壁市第一看守所，与马廷新同监羁押。

入监后，袁连芳迅速以“号长”身份确立权威，对已遭受多轮刑讯的马廷新展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施压。据马廷新后来回忆，袁连芳不仅用暴力逼迫他认罪，还亲自教授作案细节，甚至代写了长达5页的《主动坦白交代材料自首书》。“所有的供述都是他写好让我背，背不出来不准睡觉、吃饭”，在持续23天的折磨后，马廷新最终违心签字，这份材料经袁连芳转手交给警方，成为“定罪关键证据”。

完成任务后，袁连芳于2003年4月返回杭州。鹤壁市看守所后来称“查无此人”，而拱墅区公安分局则出具证明，称其因“涉嫌经济犯罪、排除干扰”被临时羁押于鹤壁，这份说辞成为掩盖其“专案耳目”身份的遮羞布。当年5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为袁连芳减刑一年半，减刑原因虽未公开，但与他在河南的“表现”密不可分。

再陷冤案：张氏叔侄案的“关键证人”

2003年5月，杭州发生另一起恶性案件，安徽籍司机张辉、张高平叔侄被指强奸致死女乘客王某。案件审理中，警方同样缺乏直接证据，袁连芳再次成为“突破口”。他被安排与张辉同监，重演了在鹤壁的“套路”。

据张辉后来陈述，袁连芳多次追问案情，在遭到否认后便对其实施毒打。2004年4月12日，袁连芳接受法院询问时作证，称张辉曾“私下承认强奸杀人”。这份证言成为除被告人供述外，唯一直指张辉作案的直接证据。9天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二审虽改判张辉死缓，但叔侄二人仍身陷囹圄。

袁连芳则因“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于2004年8月再次获得减刑10个月。当年9月12日，距离6年刑期届满尚有一年多，他便提前出狱，结束了在拱墅区看守所长达44个月的“服刑”生涯。此时的他或许以为，自己已凭借“立功”抹去犯罪记录，可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袁连芳获刑 6 年，按《刑事诉讼法》规定本应送监狱服刑，但因 “留作耳目” 被违规留在看守所 44 个月。三道黑杠恰好掩盖了 “服刑地点与刑期不匹配” 的违规事实，与杭州市检方 “3 年以上刑期留所必为耳目” 的证言形成闭环。

真相浮现：两案交织与制度拷问

袁连芳的隐秘生涯终因两起冤案的平反进程被揭开。2008年，已入狱5年的张高平在狱中看到马廷新案平反的报道，发现两案中都有“袁连芳”这个关键人物，随即向驻监检察官张飚申诉。张飚调查后确认，两个案件中的袁连芳系同一人，而马廷新案辩护律师朱明勇也发现，袁连芳在2004年同时出现在河南和浙江的司法文书中，明显存在时间与空间的矛盾。

随着调查深入，袁连芳的“操作模式”彻底曝光：警方将嫌疑人与他同监，由他通过暴力、诱供等手段获取假供述，再以“证人”身份作证，形成“嫌疑人供述+耳目证言”的虚假证据链。中国犯罪学会副秘书长王顺安教授指出，袁连芳的案例印证了“狱侦耳目”滥用导致牢头狱霸滋生的问题，无论在鹤壁还是杭州，他都以“大哥”“号长”自居，实质是司法权力的异化延伸。

2008年3月，马廷新因“证据不足”被宣告无罪；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张辉、张高平案“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两起冤案的平反，将袁连芳推上舆论风口，人们纷纷追问：这个制造冤案的“耳目”为何能全身而退？

“狱侦耳目”袁连芳：“国家机密”饶恕了他

2011年，袁连芳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时，他的人生已陷入另一种困境。当年春节后，他因高血压中风，一度无法进食说话，被打麻将的朋友送往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住院一个半月后方才好转。出院后，他语调缓慢，行动需拄拐杖，独自租住在杭州，与昔日服刑的拱墅区看守所隔京杭大运河相望，生活凄凉。

关于他的追责问题，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政法机关曾针对袁连芳“跨省作伪证获取减刑”一事展开调查，但当年底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回应称，其减刑材料“合法”“有据”，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细节。这一回应引发更大争议——为何一个罪犯的减刑会涉及“国家机密”？是因其“耳目”身份敏感，还是背后牵扯更多司法人员？

事实上，“国家机密”的说法更可能源于“狱侦耳目”制度的特殊性。正如杭州市司法界一位厅级官员所言，袁连芳的“调用是有依据的，是公安的侦查手段”。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狱侦耳目”的身份、运作流程及相关人员信息常被列为秘密，这使得对袁连芳的追责失去了制度出口。截至公开信息所能追溯的终点，袁连芳未因参与制造冤案受到任何刑事或纪律处分，他的减刑也未被撤销。

关于“是否立功被人所害”的猜测，并无任何证据支撑。从现有信息看，他的中风更可能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与心理压力导致的健康问题，而非外力加害。相较于那些被他冤枉的人——马廷新被关押5年，张辉、张高平被错押10年——袁连芳的结局虽显落魄，却未付出应有的司法代价。

三、“狱侦耳目”为何需要真实标记？司法暗箱的 “自我保护”

在 “狱侦耳目” 制度缺乏明确规范的年代，真实的黑杠标记成为司法系统的 “暗箱操作保护符”，其核心功能有三：

1. 对内：身份识别的 “内部暗号”

对看守所与公安侦查部门而言，三道黑杠是无需文字说明的 “内部暗号”。根据 1987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管理办法》，“专案耳目” 档案需 “单独造册，专人管理”。黑杠相当于给档案贴了 “涉密标签”，提示内部人员 “此案涉及特情，需按特殊流程处理”—— 这也是袁连芳能跨省调往河南参与马廷新案，却无正式羁押手续的关键原因。

2. 对外：规避监督的 “挡箭牌”

对外部监督（如检察院、法院复查）而言，黑杠则成为 “信息壁垒”。当后续核查人员质疑 “袁连芳为何长期留所” 时，办案人员可借口 “档案标记模糊，无法核实” 推脱责任。马廷新案平反后，鹤壁市看守所 “查无袁连芳羁押记录” 的回复，正是这种规避监督策略的直接体现。若黑杠仅是比喻，显然无法达成这种 “实体性信息屏蔽” 的效果。

3. 对档案：维持 “形式合规” 的遮羞布

尽管操作违规，但司法文书必须保持形式完整。直接涂改 “服刑地点” 文字会留下明显篡改痕迹，而在红章上画黑杠，既能掩盖违规信息，又能保留文书的 “完整性”—— 这种操作既满足了内部管控需求，又在形式上规避了 “篡改档案” 的指责。

四、隐秘标记的消失：法治进步下的历史遗存

2013 年张辉张高平案平反后，这种隐秘标记随着司法改革逐渐消失：

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 “特情使用需记录在案，证言需说明来源”，无需再用黑杠隐晦标记；

2014 年最高法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严禁 “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狱侦耳目” 的滥用空间被极大压缩；

档案管理电子化后，信息脱敏改用加密代码，物理涂抹的原始方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袁连芳的原始回执单已被封存于浙江高院的 “重大冤假错案档案库”，那三道黑杠成为法治进程中 “程序正义缺失” 的鲜活物证 —— 它比任何比喻都更沉重，也更直白地揭示了冤案背后的制度漏洞。

尾声：司法历史中的灰色记忆

袁连芳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命运的范畴。他是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理念的产物，是“狱侦耳目”制度缺乏监督导致异化的典型案例。随着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强化证据规则，2014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袁连芳式”的操作逐渐失去生存土壤。

如今，袁连芳的名字已很少被提及，他如同司法改革进程中一枚被遗忘的棋子，在杭州的市井角落默默老去。而马廷新、张辉、张高平们的遭遇，始终警示着世人：当司法权力失去约束，当“破案指标”压倒程序正义，再普通的个体也可能成为制造冤案的工具，再严密的制度也可能出现致命裂痕。袁连芳的人生悲剧，终究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来源：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