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的很多决策人眼中，中国入朝参战后的几周是他们执政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一个让人不知所措的时期。因为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而放弃更好的政策，这肯定不是艾奇逊愿意承认的事，他更喜欢让别人认为自己从不屈服于压力。但在那时，就在中国参战之后，他开始相信英国首相艾德礼的话：任何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他说，他一直“比任何人都热心”于把苏联和中国看成是两个相互区分的利益体，但是现在以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未来出现分裂这样的前提推行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最令他们难过的事实是：现在在朝鲜作战的这支军队，已经不再是战争开始时美国送到朝鲜战场上的那支漏洞百出的军队了，他们是美国最好的军人，可还是遭到了重创。现在，美国正在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打仗，他们原本装备不精的军队突然变得不可抵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等式：战争越打越大，敌人越来越强，而国内的政治支持却江河日下，指挥官也开始对政府横加指责。毫无疑问，这些为政府工作的人应该是这个时代最有能力的人。当时有一本名为《最有智慧的人》的畅销书，这个书名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尽管早在10月和11月时，他们就意识到可能发生的悲剧（而且已经掌握了强有力的证据），而现在每个人都在保持沉默，而让目中无人的麦克阿瑟毫无顾忌地发号施令。他们和那些一同前往威克岛的文职官员没有向麦克阿瑟提过任何关键性问题，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政治气候对自己不利。他们从来就没有信任麦克阿瑟，却把他当成预言家，不光有权对自己麾下发号施令，还有权对中国的指挥官发号施令。现在，当麦克阿瑟在东京辩解时，他们再次对他和远东司令部无计可施。
在那个关键时刻，不仅参联会以及像艾奇逊这样的高层政治人士未能有效制约麦克阿瑟，即使是那个时代最受人尊重的政治人物马歇尔也没能做到。在结束了令人羡慕的国务卿生涯之后，他在国防部长这个职位上仅做短暂停留便告老还乡。在高层人士中，他的知识最渊博，经验最丰富，是偶像中的超级偶像。对于辅佐杜鲁门的大多数人来说，他更像一个父亲。他是那个时代最从容镇定、最心如止水、最谦逊平和的人：从不大声说话，从不以势压人，也从不威胁恐吓别人；他的力量来自他对目标的追求和他的责任感；他从不推卸责任，他对自我的控制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他总能去伪存真，区分轻重缓急。正是这种令人敬仰的自律精神和高度自制的个人品性，人们很容易低估马歇尔的真正价值。他经常被人们看成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却很少因为他的睿智和能量而得到认可，这也是最令他满意的掩藏。凯南也许是政坛中天才智者的典型代表，而机智敏锐和强大的表达能力则让艾奇逊成为公共辩论中的强者，但马歇尔的安静中却酝酿着不同寻常的智慧，他对未来的预见力令人惊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长期而艰难的政治生涯中，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多么低微，多么令人失望，他总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去结识周围的每一股势力。他总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也是这个世界最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智慧。他拥有最行之有效的思想，从不哗众取宠，他始终坚持铭记在心的责任感要比昙花一现的小聪明更重要。绝大多数人更喜欢谈论麦克阿瑟的才智，却极少有人想到马歇尔，但平心而论，马歇尔在那段历史中所创造的政治财富远非麦克阿瑟所能媲美，因此他在这个时间选择退休，绝对是杜鲁门政府的一大损失。
在这种关键性时刻，比如云山战役后的那几天，马歇尔一直保持着令人费解的低调。在他漫长而高贵的政治生涯中，这也是他最孱弱的时刻，而他的不作为也让其他人迷惑不解。他的很多崇拜者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他与麦克阿瑟之间长期的不愉快，他们之间的隔阂甚至可以追溯到“一战”；他们觉得，马歇尔不喜欢像麦克阿瑟那样痴迷于给别人建章立制，他担心自己也会像麦克阿瑟那样变成自我嘲弄的人。但原因肯定不止于此。难道是因为这项工作的固有本性吗？马歇尔一直认为，国防部长的工作就是支持各军种参谋长，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军人。这是否意味着，他当国务卿时比当国防部长时更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抗麦克阿瑟呢？或是他对篡夺参联会的权力而感到不安呢？他的最大优点——谦逊以及他对等级尊卑的认同，是否成为他的弱点了呢？当然，这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但归根到底，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是：1950年的马歇尔已不再是“二战”中的马歇尔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政治斗争让他身心疲惫，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身体和思维都不再像顶峰时期那么好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在刻意地回避马歇尔，对他有所保留，而现在这种保留几乎变成了对他守口如瓶。
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麦克阿瑟的情绪波动的最明显表现莫过于他对中国入朝兵力所做的估计。一夜之间，他对敌人的态度就从大胆的低估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高估。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之前，他和威洛比在估计中国兵力时最喜欢用的词就是“微不足道，6万人左右”。现在，麦克阿瑟却对赶来拜访他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他正面对着敌人的50万大军，但华盛顿不允许他把战火烧到东北，这让他的空军对东北的军事基地束手无策。
对华盛顿的无能最愤怒的高级将领莫过于李奇微中将了。他从一开始就对麦克阿瑟的北上决定感到不安，这个决定的危险太大了，几乎是不计后果，置普通士兵的生死于不顾。现在，前线部队全盘崩溃，仍处在危险之中，却没有明确的战术，而麦克阿瑟拒绝承担责任的做法更是让李奇微怒不可遏。同样让李奇微感到愤怒的还有华盛顿的软弱，他们既没有目标，也没有指挥，以至于让麦克阿瑟一手遮天，形成不可思议的权力真空。
在华盛顿的所有高级军官中，李奇微对麦克阿瑟的批评无疑最直接。当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参联会还在继续以商量的口吻向麦克阿瑟提建议，而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建议却不屑一顾，只是一味地要求增兵。他想让华盛顿再增派四个师，但华盛顿恐怕找不到这四个师了。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仁川登陆的大胜还给他们带来了让人兴奋的消息，因为那时的麦克阿瑟颇为大方地答应华盛顿可以把一个师的兵力撤到欧洲。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其他地区的日渐稀少，向朝鲜战场增兵显然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于是，麦克阿瑟搬出了最致命的武器——“但我们怎么能体面地离开这里呢？”
李奇微认为，这段时间会议不少，但总是议而不决。李奇微写道，其他将军还在“无限迷信着这个言过其实、自以为是的军事领袖。他总喜欢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16]12月3日，华盛顿再次召集了一个冗长乏味的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参联会、艾奇逊和马歇尔在内的国防部及军界的所有高层官员。在李奇微的记忆中，他们依旧没能发布任何一项命令，用他的话说，也没能扭转“从糟糕到灾难”的局势。在会议的最后，李奇微请求发言，他后来也觉得这样做有点唐突。李奇微说，我们已经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讨论和争执上，现在是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要为那些在战场上战斗的士兵负责，“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必须对这些人的生命负责，我们必须闭上嘴，去做点事情了”。在李奇微结束发言之后，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一个人说话，接替艾尔·格伦瑟尔担任参联会主席助理的阿瑟·戴维斯海军上将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骄傲”。之后，会议暂时中断，他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交谈；他在西点军校任教时就认识范登堡，那时范登堡还只是西点军校的学员。
图18 中国军队的大举进攻，1951年1月
“参联会为什么不向麦克阿瑟发布命令，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呢？”李奇微问他的老朋友。范登堡摇了摇头，“那么做有什么用呢？他根本就不听指挥，我们能做什么呢？”
此时的李奇微几乎愤怒到了极点。“任何一个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你们都可以撤他的职，难道不是这样吗？”范登堡当时的表情也许是李奇微终生难忘的：“他的嘴唇动了一下，用疑惑和不解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转身离开，此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交流。”[17]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大部队还在全面撤退，那个被美国人称为“长手套”的地方正沐浴在鲜血之中；整个撤退持续了十天，撤退大军绵延120英里。实际上中国人的进攻并没有那么强大，至少在当时还没有达到令人生畏的地步。如此匆忙的南撤，无疑是整个战斗部队的大溃逃，正像马克斯·黑斯廷斯所说的那样，“与1940年的法国大撤退和1942年的英军新加坡大逃亡毫无区别”。[18]一些英国军官后来写道，他们就是在逃亡，“根本还没来得及看看中国士兵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后来才发现，他们武器简陋，行军全靠徒步和骑马”。[19]第2师的幸存士兵在撤退过程中路经一个巨大的火堆，熊熊大火在几英里之外都能看到。这里是美军的一个军需库，火堆中是圣诞节攻势开始后运到朝鲜的军用设备和军需品，焚烧这些东西就是为了防止它们落到中国人手里。当时，有些美国士兵还穿着夏装，听说里面有刚运到朝鲜的冬装，他们试图靠近仓库拿点用得上的东西，但是被宪兵用枪顶着胸口赶走了。
12月初，第2师残部在平壤集结。看到他们的样子，自平壤向东修筑弧形防线的念头顿时消失。平壤火车站乱作一团。混乱、绝望的美军官兵焦急地坐在车厢里，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却因找不到火车头而在车里等了近两天。与此同时，几千名惊恐万分的难民也涌入这座城市，希望跟随军队逃往南方。不久，愤怒的难民便开始哄抢一切看得见的东西。寻找火车头的工作还是没有结果。最初，师部的部分人员还试图保护文件，但他们很快发现，如果有机会能离开，唯一需要带上的就是他们自己，于是开始焚烧文件、档案和军票。对于这些等候火车的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煎熬。12月4日下午，他们终于找到一辆机车，火车在四个小时之后终于出发了。
12月7日，他们终于在靠近汉城的永登浦找到一个宿营地。每个人都身心俱疲。“那种经历真是极端恐怖，遭到袭击时的恐惧、穿过山口时的惊慌难以名状，但正是因为失去联络、向南撤退时的混乱，使得所有部队乱作一团、无法重新集结，才真正让我对我们的陆军感到耻辱，不是对我的手下，不是对我这个师的人，不是对经历过这一切的人，而是对负责指挥的人感到耻辱。”梅斯说，“我知道，我们还要战斗，我知道，只要有好的指挥官，我们还能打好仗，但至少那是一个令人颜面扫地的耻辱时刻。”[20]
[1] Clay Blair, The Forgotten War, p. 468.
[2] 作者对马修·李奇微的采访。
[3] William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 617.
[4]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p. 178.
[5] D. Clayton James, Refighting the Last War, p. 45.
[6] Omar Bra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p. 626.
[7] 作者对马修·李奇微的采访。
[8] Dean Ancheson, Present at Creation, p. 518.
[9] 作者对乔·弗罗姆的采访。
[10] Omar Bra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p. 603.
[11] Omar Bra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p. 603.
[12] Omar Bra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p. 603.
[13] Robert Herzstein, Henry Luce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in Asia, p. 139.
[14] Robert Herzstein, Henry Luce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in Asia,147页。
[15] Robert Herzstein, Henry Luce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 in Asia,136页。
[16] Matthew B. Ridgway, The Korean War, p. 61.
[17] Matthew B. Ridgway, The Korean War, p. 61.作者对马修·李奇微的采访。
[18]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p. 170.
[19]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167页。
[20] 作者对萨姆·梅斯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