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阿兰·琼斯上尉是第9团的情报科长，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第9团正在第2师的东侧。11月25日之前的几天，尽管该团只遇到零星的小规模阻击，但越来越多的小规模交战让人怀疑附近有中国军队。琼斯说：“我的作战地图上已经布满了红色标记。”他认为，情报部门的担忧已经变成现实，他怀疑整个第8集团军都已经处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内。

作为1943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琼斯不是第一次在严寒中遭遇敌人的袭击了。和梅斯一样，他也参加了突出部战役，那时他还是第106师的一名年轻军官。他父亲就是第106师的师长老阿兰·琼斯少将。老阿兰一直对与儿子在同一支部队感到不自在，而小阿兰不想留在非战斗部队，于是就选择到前线作战，这也让他受益匪浅。在战役前夕，老阿兰就对分散的部队感到忧心忡忡。他猜对了，德国的装甲车直插第106师两肋。实际上，上级指挥部已经发报指示老阿兰撤退，却因要发的电报过多而被耽搁。年轻的阿兰·琼斯所在的第423团遭受沉重打击，他们奋起反击，终因弹尽而被俘。小阿兰被德国人囚禁了四个半月，他发誓永远不再做战俘。当他一踏上朝鲜土地，听到朝鲜人对美国人和韩国人的种种暴行时，他又义愤填膺地重申了誓言。

琼斯认为，第9团团长斯隆上校已经对有限的兵力进行了合理部署。全团三个营均占据高地，而且还不算分散，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各部队之间可以相互掩护。但当夜发生的事情非常诡异，东翼的韩军瞬息之间便溃不成军。之后，中国军队开始对美国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琼斯后来说，突然之间，他们便置身于一种新型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序幕，就是对第1营的进攻。午夜时分，战斗高潮终于到来。中国人发起攻击时，琼斯正在团部。当时，三个营相继传来遭到攻击的无线电报告，一个接一个，让他有点应接不暇。尽管还没有彻底惊慌失措，但报告间的每个词语无不透露着刺骨的寒气和恐惧：“他们正在攻击我们……”“噢，我的天哪，到处都是中国人……”“我们还在坚守阵地，但中国人无处不在……”“每次打退一轮攻击，都会招来更多的敌人，对方的兵力太多了……”“我们已经有点守不住了，敌人太多了……”“这也许是我对您发出的最后报告……”。话筒里传来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几个人的声音，而且声音一直在变化——当一个通信兵被子弹击中时，马上会有另一个士兵接过话筒。但所有这些声音最终都在说明同一件事情：在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美国的一个团已经被打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团部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战事到底如何——他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战局已经无法控制。[1]琼斯认为，斯隆上校在最初几个小时还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一直保持冷静，丝毫没有惊慌，竭尽全力指挥剩余部队向在军隅里的师部靠拢。他们以为那儿才是更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战争灾难，但好在转瞬即逝。美军以前也曾因位置不佳或领导失误而遭到过重创，个别部队因此伤亡惨重，可美国陆军在转移兵力及防御方面的能力，总能让他们逢凶化吉。但这次是另一种灾难。每个小时形势都在恶化，让美国人陷得越来越深，似乎无人能挡。实际上，仅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第38团和第9团的几个营就已经被彻底摧毁；此时，相邻部队也在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整个第2师已经溃不成军。尽管这并不是在玩多米诺骨牌，但用它来形容当时的情形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第2师最前方开路的是第9团，第9团的先头部队则是第2营下属的L连，而走在L连最前面的就是第2排，排长是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基恩·高桥中尉。高桥是一个日裔美国人，曾在加州的临时收容所度过一段少年时光。“二战”期间，全部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合的第442团扬名欧洲战场，也给高桥留下了深刻印象。像其他日裔美国人一样，他也希望能为国效劳，1945年，17岁的高桥自愿加入陆军。在征询父亲意见时，父亲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做任何有损高桥家族名声的事情。[2]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指挥官，指挥着一支同样不同寻常的部队——由一个日裔美国人指挥一支全部由黑人组成的队伍。尽管陆军在名义上早已经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在朝鲜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还存在着一些全部由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部队在作战中的表现也高低有别，这取决于它们的指挥官是谁，是不是白人，以及是否愿意严格要求士兵等因素。高桥认为自己的士兵都是好人，都是优秀的战士。确实有些战士对他的命令不以为然，但下命令时的语调很重要，指挥这些人还是让他感到与众不同；有些命令确实需要解释，不过，他相信这会让他成为一名更出色的指挥官。

图12 志愿军在清川江对第2师的攻击，1950年11月25—26日

谈到当时的政治偏见问题，高桥早就有所体会，这种体验不仅仅来自他在临时收容所的经历，更多的还是来自他初到朝鲜那段时间的体会。1947年，高桥还是第6师的一名年轻军官，那时体验到的种族偏见让他终生难忘。他的上司是一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被派到朝鲜让这名上尉非常不满。他痛恨朝鲜和朝鲜人，实际上，他不喜欢任何亚洲人，甚至是长得像亚裔人的人。为了发泄愤懑和偏见，这名上尉给高桥分配了一份最无聊、最没有意义的工作；假如连里有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肯定属于高桥。对这个上尉来说，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依旧是日本人。

但奇怪的是，高桥后来认为，正是这段经历把他锻炼成了一名更出色的军官。他必须巧妙规划自己的时间。他工作得越努力，表现得越出色，他的上司就越生气，于是，就会给他分配更多、更繁重的工作。结果，高桥发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越来越自信，也让他感到，在陆军中，没有一项任务是他不能完成的，不管这项任务有多艰难、多令人无法忍让，他都能做到得心应手。高桥认为，压力和打击的激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高桥认为，经过洛东江战役，L连已经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经过战争洗礼的坚强队伍。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完全能做得很出色，但前提是战士们已做好战斗准备，了解即将发生的战斗，而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应战。高桥认为，和一般的白人士兵相比，这些有色人种的士兵更有可能出现相互猜疑以及对未知事件的顾虑。他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当时的美国陆军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很多有色人种参军是为了向这个国家证明点什么，而且又能逃避国内更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在高桥看来，为了证明这些歧视的不公平性而参军，但在入伍之后又发现，偏见在陆军的指挥体系中同样根深蒂固，这肯定会让某些人难以理解，无法接受。

在一定程度上，一个连队就是连长的性格写照。马克斯威尔·韦尔斯上尉绝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军官，他身材魁梧、相貌朴实，对手下士兵的情绪很有研究，士兵也喜欢和尊重他，这在军队里可不是常见的事。但是，至于他是不是真正喜欢打仗，尤其是在自己挨打的时候（在这场战争中，倒霉挨打一直是家常便饭），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恰恰也是让一个优秀军官区别于普通军官乃至好军官的最重要一点。很多人心里都会想，只要是脏活累活，比如说去侦察朝鲜人是不是在某个山头挖了地道，或是用棍子去捅马蜂窝之类的事情，上级多半会选择L连，高桥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在11月中旬之前，L连的大部分士兵都感觉，战争似乎已经在他们面前消失了。甚至在中国人发起总攻那一天，他们还都优哉游哉，无忧无虑。由于行军速度较快，在渡过清川江的第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古姜洞的小镇。那天，他们并没有携带行军床、备用弹药以及手榴弹等大部分补给；崎岖不平的地形使卡车和吉普车很难及时跟进。高桥到后来还因为没有让士兵多带一些手榴弹而埋怨自己，如果让每个人都带上手榴弹，当中国人发起进攻时，他们肯定不会像那样一味地被动挨打了。他们甚至连外套都没有穿，全都扔到了一个指挥所。他们原本并没有想走这么远。冬季的清川江并不深，水只有齐腰深，可是冰凉刺骨。渡江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但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都穿着短裤过江，而中国人却比他们精明、专业得多——他们在长征中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渡江时脱掉内裤，上岸之后再穿上，这样，冰冷的江水就不会浸湿内衣，然后让体温去慢慢烘干湿冷的衣服了。于是，在渡过1.5英里的清川江之后，L连的士兵只好把自己包在湿漉漉的衣服里，在寒风刺骨的山上继续跋涉了几个小时。一路上，引起高桥警觉的是很多非常规则的散兵坑，每个坑的深度都在3英尺左右，排列整齐有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正方形，就像是专业景观设计师留下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肯定是善于把小事做精做细的人。美国士兵在挖散兵坑时非常随意，信手拈来，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超级火力非常自信，朝鲜人民军也不会做得这么漂亮。这些散兵坑清晰地表明，新的对手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24日下午，L连在清川江以东构筑防御阵地。

他们当时的位置是在古姜洞以北约3英里的一个高地上，这个地方也许只能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小镇子真的很难被发现。直到后来，他们还一直在想，中国人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么多的战友到底是死在什么地方了，至少应该在地图上找到那个鬼地方。高桥一直对目前的兵力部署有意见，并和韦尔斯上尉简单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防线过于接近直线，面对敌人进攻时无法形成集中火力。年轻的迪克·雷伯德中尉是第37野战炮兵团的前沿侦察员，该团的任务就是支援L连。他赞同高桥的说法，认为韦尔斯的排兵布阵有点过于随意。对该连情况还不太熟悉的雷伯德也感到很意外，韦尔斯居然把连部设在小山的背面，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能用作掩护的天然屏障。雷伯德认为，最糟糕的是，韦尔斯还把三个排部署在不同的防区里，而且防线与山势几乎格格不入。因此，雷伯德认为，由于彼此之间不能形成交叉火力，他们很可能会遭到来自侧翼的攻击；高桥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希望防线更紧凑一点，这样就可以形成与周围山势相吻合的半圆形，但他们没能改变韦尔斯的想法。

士兵们点起的篝火也让雷伯德感到不安，这无疑是给敌人点亮一盏照明灯，让他们精确锁定你的位置。雷伯德在临近傍晚时注意到这些篝火，于是他马上找到连部反映意见，但一走进指挥部才发现，原来最大的一堆篝火恰恰是在连部，是用来给连长取暖的。一个刚上任的中尉自然没有权力去抱怨上尉，但是他后来坚信，这些取暖用的篝火绝对帮了中国人大忙。至于点火取暖是不是合适，高桥则既不反对，也不赞成。随着夜幕降临，他的士兵还穿着湿冷的衣服，于是他让士兵轮番分批从阵地返回点着小火堆的地方去烤火，这样可以让他们的衣服稍微干一点。[3]

他们几乎是整个第8集团军最东侧的部队了，除了K连以外。K连在他们以东1.5英里处。在遭到袭击时，L连约有170人，其中的45人隶属高桥所在的排。K连的人数也在170人左右。再往东有一支韩国军队负责为第8集团军提供掩护。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准备会上，高桥和其他下级军官被告知韩国军队将担当右翼策应，很多人听到这个时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似乎是在向上帝诉苦。这些已经登陆朝鲜半岛三个月的美国人对韩军的第一印象就是：遇敌即溃，实际上是直接跑回本部，几乎从不反抗。这也是东京司令部那些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和前线作战人员之间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那天夜里，很多事情让高桥忐忑不安。首先，他们与K连失去了联络。他们应该就在不远的位置，驻扎在空旷、荒凉、漆黑中的某个地方，但用无线电却联系不到他们，派出去的巡逻队也杳无音信。这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了；这意味着一个强大而恐怖的敌人随时将把他们一分为二——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K连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后来，雷伯德听说，中国人就是从K连的一个岗哨上冲下来的。当时，那个岗哨只有三名美国士兵。他从别人那里听说，几个哨兵看到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向自己冲过来，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担心自己会被马上打死，因而没有开枪。这也是最初没有人听到鸣枪警报的原因所在。

晚上8点左右，两个亚洲人高举双手，匆匆忙忙地跑进高桥的营地。惊慌失措的他们蹦出几个生硬的英语单词，大概意思是说，大批敌人正向这个方向杀来，而且还有一些骑兵。斯拉姆·马歇尔后来写道，这两个人是韩国人，但高桥不这么认为。这两个人穿的棉制服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他们的语言也有问题：由于殖民的缘故，大多数韩国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也让高桥和韩国人很容易交流，但这几个人没有说日语，他们似乎是在用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和他们交流。他们劝告高桥的士兵赶快离开，否则都会丢了性命，这让人极其不安。高桥后来觉得，他们肯定是中国士兵，目的就是想扰乱他的军心。

此时，高桥已经确认，他们将会遭到袭击，而且敌人最有可能从左侧发动进攻。于是，他命令士兵架好机关枪。进攻在晚上11点左右终于到来了。在经过第一轮猛烈的火力之后，高桥听到有人在向他们喊话，问他们是不是K连。高桥从对方说的英语确信对方是中国人；很明显，他们是把这两个连弄混了。之后，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一旦交火，自己的部队将寡不敌众。他后来觉得，袭击自己的中国军队至少是一个营，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个团。进攻的位置恰好就是第2排把守的阵地，中国军队很快就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让他们恐惧的不仅仅是迎面扑来的中国军队，而且身后也传来很多人的喊杀声，高桥知道自己的后路被切断了。当高桥左边的机枪手布莱向他大喊“我顶不住了，敌人太多了”时，高桥明白，他们没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