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六十五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多次讲话的精神写的。

1月2日　下午，在杭州谢家花园会见也门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一行，周恩来、曾涌泉[1]等在座。毛泽东说：所有阿拉伯世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阿拉伯民族很大，而且有斗志。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我们互相支持。阿拉伯国家石油多、财富多，但被帝国主义霸占去了。你们独立后可以自己开发，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只要赶走了帝国主义，就可以训练自己的技术干部来开发。整个亚洲（日本除外）和非洲的经济比他们落后了一百年或几十年，但我们不会长期落后下去，总有一天要赶上他们，并且超过他们。

同日　阅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新民报》晚刊登载的一则新闻《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批示胡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这则新闻报道了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员利用课余时间，为农业社积肥十三万斤，挖了一条长一百二十丈的“红领巾灌渠”等。他们向江苏省少先队员提出开展“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活动的倡议。江苏省教育厅和共青团江苏省委支持他们的倡议。后来这则新闻经过改写，由新华社播发，题为《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

同日　晚上，同柯庆施、江华、林铁、石西民等谈话。

1月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通知如下：“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2]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同日　阅《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批示：“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并将社论中“在我们的队伍中，毕竟有少数人是促退派”一句中的“少数”改为“许多”。社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浙江可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稍多的一点时间内提早实现。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应当是促进派，而不应当是促退派。《人民日报》一月五日转载了这篇社论。

同日　阅《光明日报》一月一日发表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批示：“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文章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煤、水泥、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1月3日、4日　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四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柯庆施、江华、曾希圣、舒同、刘顺元和林铁等参加。周恩来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共十七条。关于抓两个十二项，他指出：要抓农业方面的十二项，即水、肥、土、种（改良品种）、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除病虫害、机械化（新式农具）、畜牧、副业、绿化、除四害、防治疾病讲卫生。还要抓另一个十二项，即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工业也要有个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各地要互相支持，要认庙不认神。关于两类矛盾的问题，他指出：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的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与落后的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要搞社会主义嘛。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十五年就行，十五年加八年共二十三年，不用四十年。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劳动人民。二、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关于不断革命论，他说：我们的革命步骤是，一、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二、土地改革，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三年内基本完成了。三、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趁热打铁，不能隔得太久，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四、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完成，以后有问题还要搞。五、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前三个问题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要有初级的技术家。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革命的同时，着重放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政治了。技术与政治不应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毛泽东说：消灭阶级，再有十五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十五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了，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国家权力也基本上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批评了反冒进。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九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月5日　晨零时三十分，在杭州刘庄同应邀从上海前来的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谈话，内容涉及逻辑学、遗传学、新闻学等领域，谈话至晨三时结束。

同日　中午，到杭州市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小营巷视察卫生工作。先后走进巷内的六十一号、五十六号、四十二号居民大院，到居民家中了解卫生情况和生活情况，询问蚊蝇消灭了没有。随后，来到浙江省农科所，了解经该所改进的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的功能和推广使用情况，听取他们的汇报，建议浙江省成立一个专门部门进行农具研究工作，还向所长借了一本关于土壤学的书。又到农科所的试验田，实地观看双轮双铧犁耕地的操作演示，并亲自扶犁耕地，实际感受双轮双铧犁的功能。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杭州到达长沙。从机场直接去程潜家中拜访。晚上，在长沙观看木偶戏《追鱼记》，鼓励文艺工作者要整理好地方戏曲。

1月6日　上午，先后同周世钊、程潜谈话。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南宁，住明园（今明园饭店）。

1月7日　下午，到邕江游泳。

1月8日　下午，同陶铸、周小舟谈话。

1月9日　下午六时，同中共广西省委负责人刘建勋、韦国清、伍晋南、贺希明、覃应机[3]谈话，周小舟参加，晚十时结束。

1月11日—22日　在南宁明园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通称南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与国家预算问题，继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印发的二十二个参考材料中有三件是反冒进的。这三件材料是：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会前，毛泽东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二十六人[4]，于十一日、十二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二十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1月11日　晚上，南宁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讲话，讲两个问题。一、关于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有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空虚、空头政治家很危险，脱离实际就慢慢褪色，变成粉色。党委要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三者。二、关于反冒进问题。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问题认识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招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有人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过去，迷信未来”，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四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　上午，在南宁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毛泽东说：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5]而奋斗。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周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要有群众观点，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思想要逐步逐步影响它，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一来就会发生径流，吸收不了。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同日　下午，去邕江游泳。

同日　关于办好省报问题，致信刘建勋、韦国清：“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十一月十日，毛泽东批示胡乔木，说这封信“可以在新闻界的刊物上发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新闻战线》第十三期，首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同日　写信给江青：“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至次日晨一时半结束。

1月14日　在南宁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再次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这次讲话比在杭州会议讲的十七条，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抓两头带中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材料应与观点统一，文件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指出：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伤了许多人的心，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九个指头是大局，一个指头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中旬　审阅修改柯庆施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6]，批示：“即送乔木：有些修改，请即与柯酌定。今天印发各人。”主要的修改情况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头的右派分子。”（二）“……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一概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三）“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四）“在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五）“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六）“我们的工作是得到了伟大成就的，这是主要方面，这是完全肯定的，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如有怀疑，应予解释。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七）“这些批评，除去属于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性质的以外，绝大多数是善意的，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正确的。虽然有些不完全正确，甚至大部分不正确，只是由于认识问题，不是由于恶意。这些批评，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了许多我们平时不了解的事情，使我们了解提意见者的心理状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工作的全貌，仍然有好处。”（八）“我们必须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大胆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九）“资产阶级不但可以拿糖弹、拿阴谋手段来打败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而且还可以凭它的广泛的社会联系，凭它同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一部分至今尚未觉悟的人们一起对我们党的包围，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社会上的影响，凭党内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党内向党的进攻和腐蚀作用，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的分子，征服那些在政治上不坚定的共产党人。”

1月15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水、肥、土，连干三年，十年决定于这三年，面目改观。各省理论怎么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上海搞出那篇报告[7]，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辩证法可以总结为对立的统一的理论，这样辩证法的核心就掌握了。各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工具革命，把手把肩解放出来。参观农具展览，也是一种方法。除四害设全国委员会，这也是创造，各省照办。要搞联省自治[8]，城乡结合，工农联盟。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十五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毛泽东对胡乔木说：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三天睡不着觉。去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才找人给你作帮手，派吴冷西去。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吴冷西说：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我前几天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还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五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在谈到人民日报社干部情况时，毛泽东说：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应，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1月16日　上午，在南宁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再次加以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毛泽东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又说：周恩来的报告[9]，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接着说：省委、部委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理论、逻辑、外国文都要学。专家读很多书，我们读马列主义只能读十几本、二十本，不必读那么多。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还处于奴隶地位。外国文也要学，我六十多岁，只有五年计划，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现实主义，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部长、书记请个学习秘书，增加编制。暮气我们都相当有些，是朝气的对立面，还有官气。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不改不行，地方逼着我们改。要讲革命朝气、精神旺盛。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世界上的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的，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后生可畏。

同日　晚上，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农村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逐渐二八开，广东是三七开。个人与集体的斗争，可以万万年。积累是为社会主义。要把精神多搞一点，艰苦奋斗多搞一点。

1月17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在听取李先念汇报时插话说：内行、外行，促进戏剧改进的往往是外行，是看戏的。科学部门有时不懂科学，医务部门不懂医务，农业部门不懂农业，因为方向错了。反浪费很有搞头，搞出二十亿可能还不止。实行大力节约，事业费节约大有作为。矛盾没有重点，即没有中心。

同日　晚上，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谈话。

1月18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会议讨论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问题，就是否立即兴建三峡工程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李锐[10]的意见，决定推迟三峡工程上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治理长江的工作。

1月19日　下午，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要学些土壤学、农业科学，不然还是盲目斗争。现在是新的革命，向自然界斗争，要学习这些知识，需要五年时间。下半年就要提出学习技术，向全党提出，又红又专，在全党造成空气。以农业为主，工业为农业服务。各省都是农业为主，辽宁、黑龙江等省工农业并重。农业为主，工业也要赶一赶，积极发展工业。每省都有外来干部，外来干部要学习本地话。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谈话后，继续主持南宁会议。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同日　阅《文艺报》编委会一月十六日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发表林默涵[11]等人的六篇文章。我们写了一个编者按，送上请审阅。毛泽东批示：“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12]三同志：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毛泽东对编者按作了改写和加写。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13]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14]。”“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1月20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在插话中说：两本账就是两种预算，不要因为解决历史问题，又来个大虚数。冒进是全国人民烈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上了。不论哪个，专而不红，就很危险。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每次少数人参加，使两种“文章”配合——中央和地方配合，北京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在杭州两星期开了两次会，头一回三天，没有说出什么，第二次两天，多少开出了点名堂。省委也要开这种小型会议，每次找几个县委书记就行，人太多了就不好开会。鲁迅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多。

1月21日　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讲到开会方法时，毛泽东说：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讲到不断革命时，毛泽东说：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后还要搞一下，但今后必须抓技术革命。今年下半年就要以搞技术革命为中心。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思想、政治始终是统帅。思想、政治是灵魂，是技术、经济工作的保证，既是统帅，又为它们服务。讲到生和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从理论上讲，生和死都应该同样开庆祝会，因为灭亡并不是坏事，只有旧的灭亡，才有新的产生。讲到文章、文件要具有三性时说：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确，判断恰当，前后一贯，合乎逻辑，再就是文字生动，讲究一下词藻。讲到要学一点文学时说：这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

1月22日　下午三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冒雨到南宁市人民公园，参加广西各民族群众的游园活动。

同日　下午和晚上，南宁会议继续举行，讨论毛泽东的总结讲话。南宁会议于本日结束。

1月23日　下午，乘专机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

同日　晚上，在广州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并共进晚餐，陶铸等参加。会见中，就禁止核武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问题进行交谈。在谈到控制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大概到这个问题的威胁更大时，情况会好些。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关。英国、法国、日本已经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他还说：到农村去，同干部谈谈很重要。我现在身兼两个主席，顾不过来，想减少一个。

1月24日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复电金日成。复电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15]较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复电提出：“（1）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2）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3）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复电最后说：“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1月25日　晚上，同李富春、陶铸谈话。

1月26日　乘专机从广州回到北京。

1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章士钊、王季范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布克，刘宁一在座。在布克谈到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整风、反右派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大鸣大放中，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大多数意见是好的，也有少数是不好的，是右派言论。又说：在所谓落后国家里，民族资产阶级和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组成的力量可以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一部分，中国也有，那就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点不是不可以作一些修改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文明国家胜利的问题。当时他们也只能这样提，因为他们不可能预见到现在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俄国和中国都不能算先进国家，可是革命却取得了胜利。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工人阶级在广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不多，解放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可是有十分广泛的农民同盟军——几亿的农民，主要是贫雇农，革命便取得了胜利。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1月28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并讲话。会前写了讲话提纲。毛泽东说：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了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我讲过这个话“大有希望”，文章就在这个“大”字。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我们现在是又穷又白。穷者，几乎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穷，就要革命，就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增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钢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一年生产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多万吨。十五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为了达到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有些观点要弄清一下。比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这个话对不对呢？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好大喜功不行，看你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看是什么急功近利，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是主观主义的还是合乎实际的。对于过去就是不能过于重视，我也不是赞成根本不要历史，历史是要的。中国的古代房子，我看了几个城市，比如开封、北京，我很不高兴，我看青岛、长春的建筑好。我这个人是有一点崇拜外国吧。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搬来呢？外国的长处，用得着的东西，我们要搬来。我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轻视过去，要重视现在。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代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的。我们国家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是要发展一点。人类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这个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先生[16]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时，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那个时候。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的生育的。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这样看这个问题。要节育。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我看一万年都要节省。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都是搞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事情做得比较好一些，一种是做得比较差一些。我看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这个方法比较好，拖拖拉拉不见得好。再一点叫打掉官风。我们是做官，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总而言之，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这一点要达到是不容易的，现在先从我们共产党里面的干部整起。现在中共中央这样规定，领导干部每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外出，下去调查。北京不产生任何东西。我所说的北京，不是指的北京地方，而是指的中央这一层。我这个脑筋不产生任何东西，没有原料。蹲在北京使人闷得慌，官气太厉害，一跑出去就觉得有点东西。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个制造工厂。劲可鼓而不可泄，元旦社论不是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吗？应该鼓励士气，不是败坏士气。我劝同志们读一篇文学作品。两千多年以前宋玉写了一篇《登徒子好色赋》，他所采用的方法，我说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是一场新的斗争，就是向地球开战。我们现在的知识不够，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自然科学要学习，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技术科学，文学也要学习一点。不搞一点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整风，到五月六月就差不多了，大体告一段落。重心要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术，搞工业、农业技术，要来一个革命。

同日　晚九时，同李先念、胡乔木、田家英谈话。十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月29日　收到黄炎培本日来信及附文《试倡平地深葬》。阅后批示：“电话告黄：信收到了，谢谢他。我赞成他的意见。因忙不写回信了。”黄炎培在信中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葬死人而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我以为此时应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

同日　晚上，同周世钊谈话。

1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十九人发言后，毛泽东讲话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人民都振奋起来了，我们要适应这种情况，我相信也能够适应这种情况。人是在环境中生活的，现在这个环境很有利于我们进步。我前天所讲的许多东西，首先是要求共产党的，比如一年要有四个月离开北京出去看一看，至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酌量办理。右派大会，我看是要开的，先开一些小单位的，劝他们进步，给他们一条出路，他们有可能重新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至于古迹，并非所有古迹都不要，凡是可以保存的都保存。中国的房子，一般的旧式恐怕是改一改好，改成新式，变为新房子。

1月31日　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前言。前言指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印发。其中第六十条说：“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

2月1日　上午，同胡乔木、陈伯达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修改问题。二日上午，又同田家英谈草案修改问题。

同日　下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出席。会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2月2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2月3日　晨一时，阅《人民日报》准备在本日发表的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批示：“退吴冷西同志。可用。”社论主要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同日　下午，同程潜谈话。

同日　阅周恩来二月一日报送的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的报告。周恩来提出这个报告是否可以印发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可以印发，要署部长姓名。另注明‘密件，注意保存’字样。重工业各部，每部都做出一个至几个这样的文件，在几天内交来。”化工部的报告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规划时，曾将一九六二年化肥的生产水平定为七百万吨，最近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到一九六二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到一千万吨的水平。

同日　阅杨勇[17]一月二十八日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安排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

同日　写信给李讷：“念你。害病[18]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19]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4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简报，批示：“吴冷西同志：此件可发表，广播，用后退叶子龙。”简报说，省委要求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河北省基本上成为“四无”省。随后，这个简报改写成新闻报道，在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晚上，同彭真谈话。

2月5日　上午，从北京乘专机到达济南。晚上，在住处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夏征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谢华、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寿张和泰安的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位驻社干部谈话。

2月6日　上午，同夏征农和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莱阳地委书记谈话。下午，回到北京。

2月7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传达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向中央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省市区党委等的通知：“发给你们河南省委二月二日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问题的报告一份，供你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参考。”并批示：“刘、朱、周、彭真即阅发。用电报发各地，印发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报告说：省委书记史向生参加南宁会议回来后，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指示，又由省委常委分别向七个地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作了传达。省委常委会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对当前工作做了新的部署。在新的部署中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批示即退胡乔木。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各基层单位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月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一句，修改为：“各基层单位（例如一个生产队，一个工段，一条街道）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星期检查一次，各较大单位（例如一个合作社，一个乡，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区）应该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同时加写一句“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这个指示于二月十二日发出。

2月8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二月十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发言稿，批示退周恩来。毛泽东将发言稿的副标题“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的“发言”，改为“讲话”。将稿中的“中国人民也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稍多一点”，改为“更多一点”。

同日　审阅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稿，将通知稿中的“官气”改为“官风”，并批示：“刘、周、朱、彭真阅，退胡乔木办。”这个通知于二月十四日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与技术的统一。

同日　上午，先后同彭真、周恩来谈话。

2月9日　下午六时半，同薄一波、贾拓夫谈话。晚十时半，同王震谈话。

2月10日　上午，就中国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的问题，致信刘少奇。信中说：“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20]，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21]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像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同日　晚上，同彭德怀、黄克诚、粟裕[22]、罗荣桓、谭政谈话。

2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议。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陈毅兼外交部部长，沙千里为粮食部部长，杨一辰为第二商业部部长，赵尔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傅作义为水利电力部部长，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为轻工业部部长，王首道为交通部部长，张奚若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杨秀峰为教育部部长。免去：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部长职务，王鹤寿兼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职务，赖际发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职务，黄敬兼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职务，刘澜波电力工业部部长职务，李聚奎石油工业部部长职务，万里城市建设部部长职务，沙千里轻工业部部长职务，李烛尘食品工业部部长职务，傅作义水利部部长职务，杨秀峰高等教育部部长职务，张奚若教育部部长职务。

同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张劲夫、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同日　复信杨开智：“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23]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并问尊夫人好！”

同日　复信陈玉英：“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此次看见配君[24]，她说暂时不做工作，继续补习，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故让她回长沙。她还年轻，目前学习一时期有益。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祝好！”

2月12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沈阳。到后即去东塔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参观。晚上，同中共辽宁省委和省政府的负责人及鞍山市委书记等谈话。

2月13日　上午，参观沈阳一一二飞机制造厂总装配车间和沈阳地方国营小型开关厂，并观看沈阳郊区一个农业社的打井情况。接着，乘汽车到抚顺，参观露天煤矿，向矿党委书记和矿长了解生产情况，指出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后到抚顺制铝厂参观。下午，回到沈阳。又乘专机到达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作工车间和总装配车间。回到住处后，同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的负责人谈话。

2月14日　上午，同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负责人和长春市委书记、市长谈话。后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2月15日　下午，同彭真谈话。

2月16日　下午，同陈云谈话。本日晨，陈云曾致信毛泽东，请求就南宁会议涉及的有关问题同他谈一次话。

同日　晚上，同周扬谈话。

2月17日　晨，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上午，关于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致信刘少奇：“想了一下，我想在今日或明日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谈一下‘工作方法六十条’如何分组研究征求意见的问题（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你以参加这一次会议再出去为宜。如何，请酌定。陈云同志可能在会议上讲他的意见。”

同日　晚上，同朱德、彭真谈话。

2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等，共一百一十九人。毛泽东说：请大家来谈谈，说的是南宁会议的事。南宁会议的目的是想把工作方法搞对头，会议产生了一个六十条。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当然，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在一九五六年夏季就来了一个巴掌。十一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我们和到会同志商量了七条[25]，挡了一下水，然后发了一个增产节约指示，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人们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实际的。我们想出改进的办法，就是在北京做官的人，一年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要下去，少一天也不行。这个办法我看会灵的，会使我们这个比较不切合实际的、不跟群众接触、比较空的脑筋好一些。我们要把国民党作风统统打掉。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地得到人民拥护。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要很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下去主要是找先进经验。有了先进经验，就可以把后进和落后的带起来。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对《论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几个关系，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他说：十大关系中跟经济有关的，主要是工业与农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军用与民用这四条。最大的是工业、农业两个产业的关系。一九五五年就感到要着重农业。到了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就感觉到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单调地搞重工业，要着重农业和轻工业，但是明确地讲，就是见于去年二月二十七日讲的、六月十九日发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那上面说的是同时并举。再就是去年三中全会上讲的，宣传上不要偏于工业的宣传。他又说：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说讲冒进是错误的[26]，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19日　下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晚上，同李先念谈粮食管理问题。

2月20日　复信杨开英：“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27]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28]好！”

同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2月21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祝贺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电报说：光荣的苏联军队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军队。英勇的苏联军队，曾经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消灭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主力，从而保卫了各国的独立，拯救了人类的文明。战后时期，苏联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不懈，并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同日　上午，同谭震林谈话。下午，同邓小平、彭真谈话。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李锐谈话。

2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朝鲜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朝鲜取得的成绩，称赞朝鲜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国际共运的团结。

同日　致电纳赛尔，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29]正式成立和纳赛尔当选共和国总统。

2月24日、27日　两次审阅修改林默涵送审的周扬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30]。毛泽东二十四日批示：“默涵同志：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二十七日又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两次修改，主要有：在文章谈到毒草已经长出来处，加写：“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在文章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处，加写“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在文章第三部分“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加写一段话：“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戴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这篇文章发表在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十一日出版的《文艺报》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2月25日　下午，同陈毅、陈家康[31]谈话，后同周恩来谈话。

2月26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王鹤寿、彭涛、徐达本[32]、余秋里、赵尔陆、段君毅、韩光[33]开会。

2月27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复信苏共中央，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信中说：“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也同意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关于刊物的基本原则[34]和出版经费的分担办法。”“中共中央准备派出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35]同志出席将于三月七—八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创办杂志的各党的代表会议。”八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

2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邓小平在座。尤金说：最近，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拖拉机等生产资料交给集体农庄。毛泽东说：这样做得对，农业将会更迅速地发展。过去工业一马当先，农业落在后面，结果一个腿长，一个腿短，走起来十分不便。实际上，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才会有广大的市场，才会更迅速地发展。尤金问：主席最近到各地走了一次，都到过哪些地方？毛泽东说：这次我先到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广西、广东看了看，回北京后又到山东、沈阳、抚顺、长春去了。我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活了半个，一回到北京就成了死人。在抚顺主要看了电解铝厂，在长春看了汽车工厂。我们要多建些中小工厂，建筑期很短，投资少。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我们现在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要使社会主义在相互关系中取得胜利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这次解决了，以后还会再发生的。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见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36]服务的错误态度。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以解决。

同日　晚上，同王鹤寿、吕东、高扬文、徐驰[37]谈话。

3月1日　[38]复信黄炎培：“惠书[39]敬悉。目前形势，确实是好的，如能予以适当的指导，定将产生很大的力量。一个月前赐书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可用。”指示说：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同日　晚上，同粟裕、罗瑞卿、刘亚楼、吴法宪[40]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共青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的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地应当召集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和分化他们。会可以是几十人的，几百人的，几千人的，都应由该单位（例如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该系统（例如文教系统）或该地区（例如一个区，一个市，市的右派人数很多时，则选择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负责人去作讲演。这样，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简报说：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

同日　下午，同彭真、陈伯达、吴冷西谈话。晚上，同彭涛谈话。

3月3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晚上，同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谈话。

3月4日　阅陈毅三月二日关于请求批准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报告，批示：“退陈毅同志：同意辞去上海市长，因为现在兼任外交工作了。”

同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吴冷西同志：此件可发表，广播。退叶子龙。”报告说，我省自一九五七年十月以来，结合冬季生产运动，先后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运动的体会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二）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三）要有具体规划，并使突击运动与运动经常化结合起来。（四）培养先进典型，组织观摩，推动运动前进。

同日　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成都，住金牛坝招待所。

3月5日　上午，阅新华社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二四期刊载的《山东省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

同日　下午，乘汽车参观成都市容。看见城墙边一些棚户时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汽车沿城墙走了一段时间后，又说：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毛泽东还问李劼人[41]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怎么样？陪同人告诉他，李劼人现在任成都市副市长。

同日　下午，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强调要进行文明生产。

3月6日　下午，游览成都武侯祠。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

3月7日　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还仔细观看了杜诗的各种外文版本。

3月8日　阅彭德怀三月五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机师进入福建的准备工作的意见，批示：“已阅。退彭德怀同志：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

同日　下午，同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谈话。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

3月9日—26日　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成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廖鲁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42]、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43]、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

3月9日　下午，成都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二十几个问题。他说：关于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少奇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关于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关于统一与分散（地方分权）问题，又统一又分散。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问题，在南宁会议上只提出技术革命，现在又有人提出文化革命，可以研究。关于开右派大会问题，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们一条出路。关于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种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也是生产关系。

3月10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批评教条主义。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济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在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开了会，现在又在成都开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同日　晚上，主持成都会议，继续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地方工业有三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此外，还要为出口服务。苦战三年，自留地和社员个人养猪不要减少。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让多养猪，这样两头堵死不好。

3月11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东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现在有些虚，不要老加计划，要有措施。没有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还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会落空。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都要读一本威廉斯[44]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为什么会增产。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联社搞。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才更明确地提出来的。辽宁以工业为主，八年来吃了这个亏。过去七八年来，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就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是在过去八年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完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抽出手来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要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三月六日关于财政下放五年不变问题及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批示：“此件付讨论。”这个建议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2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北各省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我们要有上千万的知识分子。麦子穗太短，如能研究培育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下次会议要把工业问题当成中心，大家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准备一下。

3月13日　晚上，成都会议继续举行。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三月五日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可以一阅。水利、积肥不算突出，但有些经验值得注意。”报告除了水利、积肥外，还汇报了绿化造林、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开展情况，特别汇报了冬季生产运动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4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这次会议对一些项目完成的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三年到五年，粮、棉五年到七年，绿化三年到五年，两本账，有伸缩，好些。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需要合并一些社，建立大社。过去主张搞小社，现在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可搞大型社。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逐渐并。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瓦房，不要茅草房。房子样子可搞好一点，因地制宜，搞些标准设计。苦战七年到十年，基本改变农村房子的面貌。

3月15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继续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

同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二月十六日关于组织县级以上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通知，批示：“此件可阅。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同志们研究一下，出一批题目发给若干干部，同时寄中央书记处一份。”通知说：省委决定凡县级以上具有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条件的负责干部和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理论教育工作者，都要尽可能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单独或组成小组，每年至少研究一个有关当前实际工作的重大问题，写出专题论文或报告，要有理论、有实际、有情况、有分析。通知列出了五十个参考题目。毛泽东的批示和陕西省委的通知，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八期刊载的《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这个材料综合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一月八日、九日、十三日、十四日分别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会的情况。在新闻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版面上也没有生气。在出版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在电影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批示：“此件可一看，然后谈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6日　下午，视察成都附近的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走进一户农舍，同女主人交谈，询问口粮够不够吃？社长对你们好不好？知不知道除四害？随后，看了农田。当得知四川农村用一种野生毒草“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时，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能不能找来一枝看看？社长从田坎边拔了一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

同日　阅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党委二月二十七日上报的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跃进规划，批示：“付讨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45]。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提出，品种由原设计的一种增至七种基本产品和十一种变型产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可累计生产一百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一标准台，如全部用于农业，可耕七亿亩。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跃进规划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七期刊载的《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报道。报道说：中共山西省委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品质优良、思想意识健康、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工作干部。毛泽东批示：“付讨论。山西的办法很好，各省、市、区可以仿行。”并删去报道中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道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7日　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柯庆施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现在的整改工作，反保守、反浪费，目标鲜明。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有些过去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思想已破得差不多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过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要和中间派做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给他们工作。现在连我们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能了解他们呢？

3月18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陶铸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就是不大完备的。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已讲清楚。二中全会决议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例如，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后来在陕北安塞发现一个完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蔽自己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全国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3月19日　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王任重汇报。毛泽东插话说：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例如一九五六年的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一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同日　为向成都会议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46]写说明，题为《一批按语》。全文如下：“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　下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共讲四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以车子代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运动要同时进行。改良农具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第二，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第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急与缓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第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只有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全国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百五十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总路线由于两个原因已开始形成，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

3月21日　下午，参观四川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称赞灌县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当了解到都江堰每年岁修要用很多人工时说：今后应改用机器，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力了。在从灌县返回成都途中，看到公路旁的田里有社员还在劳动，停车走进苕菜地里，同社员一起摘苕菜，并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同日　阅陈正人三月十四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47]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报告中说：徐水县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八十六万亩耕地绝大多数都已有了一套、两套或三套灌溉设施。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是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的方针下，建立一个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型互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灌溉互相为用的水利工程系统。

3月22日　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主要讲领导作风问题。毛泽东说：那天我们谈《西厢记》的问题。惠明是一个和尚，他挺身而出去给白马将军送信。这个剧本把惠明写得勇敢坚决，为正义而奋斗。我想，我们中国现在出一点惠明才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水平，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刊物搞起来，就逼得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48]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即抓住向老古董作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学问是抓来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当面不说，背后嘀嘀咕咕，这最不好。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再用两三天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讲讲心里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副书记以上约一万人的范围内，把沉闷的空气冲破一下。我们这次印了一些诗净是古董[49]，我想搞一点新的民歌，对立统一。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一点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

同日　上午，致信滕代远：“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习的地名不要重写。”信中所说的铁道文件，指铁道部党组三月十四日《关于全国铁路十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七二年）新线发展规划的说明》和滕代远三月二十日的报告《建成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报告中说：旧中国在七十三年内仅修筑过二万五千公里铁路，不仅数量少，分布也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迅速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在恢复原有铁路的同时，于一九五○年就开始新建铁路，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已经通车的铁路总长度增加到近三万公里。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三万公里铁路是太少了。为适应目前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形势，铁道部党组反复研究了新建铁路的规划，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新线二万公里，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各约修建三万公里，十五年共修建八万公里新线。到一九七二年，全国铁路总长度将达到十一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上从第十一位跃至第三位。毛泽东的信和铁道部文件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十三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报道，批示：“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报道中说：目前上海化工学院学生正大张旗鼓揭发各班级中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现象，形成“兴无灭资”巨流，许多“自由王国”、“自由天地”、“自由集体”已被揭发出来。该校两个右派学生也写了一篇大字报，揭发三舍二○三室是化工学院的“自由王国”。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报道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彭涛三月二十一日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报告，批示：“可用。付讨论。请作者回京后，将文内一切化学名词注上分子式。三月间写的四级办肥料厂文件[50]，不如此件生动和有说服力，如有时间，请重写一次。”报告认为我国可以在有机化学产品上也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我国走以电石为主的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的道路。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批示田家英：“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

3月25日　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老老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冶金部党组八人吸收了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一起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杆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得多，提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如果看不到，那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当然也有能看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一种能力。所谓抓得起者，无非是加以分析研究，想办法解决。

同日　阅《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写批语：“可以一阅。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电话消息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26日　晚上，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六次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一些决议、意见，都是给政治局的建议。我们这次会议始终没有声明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文件还是要等中央政治局发。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以致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不过现在我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我们太实了。要逐步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就是南宁会议提出的红与专相结合。还是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我看现在还是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在这五业后面再加一个“思想”，成为工、农、商、学、兵、思。这里的“思”，是指比较概括地讲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最后，毛泽东提出他要坐船看看三峡。成都会议于本日结束。

同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的草稿[51]，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3月下旬　审阅王鹤寿的《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更快一些》文稿（三月二十日），加写一段话：“这个教条主义是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硬搬苏联经验中一部分不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由此产生了教条主义，不应把责任归于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同志是忠心耿耿地帮助我们工作的。”还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永远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的经验，因此，反对教条主义，绝不是否定苏联先进而又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的作用，绝不是不要尊重苏联专家，绝不是不要继续学习苏联的一切好的经验。”

3月　阅四川《农民日报》编辑部三月十九日写的介绍“打破碗花花”的一份材料，写批语：“四川农民报提供的关于具有消灭蝇蚊作用的一种植物的材料。这种植物名曰‘打破碗花花’。”“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材料中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作“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等，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同月　审阅修改廖鲁言准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稿，为发言稿拟题《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在发言稿的“关于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中的几个问题”部分中，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这个发言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拟题为《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马克思的这段话是：“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现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一般的最早的自由的存在方式。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

同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另拟题为《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

同月　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分别题为《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

同月　审阅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三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农村落后居住条件的指示（草案）》，批示：“已阅。退胡乔木办。”指示草案说：各县和城市郊区可以先搞一两个试点，就房屋、厕所、人畜分居、绿化、公共场所等方面，拟出又适用、又卫生、又安全、又经济、又美观的几种标准设计，然后在适当的条件下，分期分批推广。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安排，就地取材，自搞土木工程。不论试点、拟定标准设计、在乡社推广和实行修建新住宅的时候，都必须经过群众充分的、反复的讨论，不要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

同月　审阅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毛泽东在意见中的“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之后，加写：“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同月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草案）》，批示：“退乔木。”指示草案提出，全国森林面积应该在十年内翻一番，即由一亿公顷（十五亿市亩）以上增加到二亿公顷（三十亿市亩）以上，使全国平均的森林覆盖率由百分之十以上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3月27日　下午，乘专列从成都到达内江。下车参观盘龙坝工人宿舍，后在专列上同中共内江地委书记谈话。五时半，到达隆昌。下车冒雨视察我国第一个利用天然气生产炭黑（橡胶原料）的隆昌气矿，参观炭黑的生产过程。参观后，乘专列继续前行。

3月28日　晨，到达重庆。下午，参观重庆钢铁厂。在平炉车间，走近炉口，用蓝色眼镜观看炉火，问年产量是多少。后又参观二九六军工厂。晚上，在市委礼堂看川剧。

3月29日　晨，乘“江峡”轮离开重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等同行。在船上，同中共涪陵地委书记谈话。晚上，船行至白帝城。

3月30日　乘船过三峡。晨，在船上同万县地委书记谈话。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观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到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泽东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毛泽东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在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毛泽东用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泽东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52]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53]、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

3月31日　乘船过荆江，在船上向宜昌、沙市的负责人了解情况。

4月1日　晨二时，乘“江峡”轮到达武汉，住武昌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4月1日—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两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依次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区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通称武汉会议。

4月1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吴芝圃汇报。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河南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毛泽东在插话中还说：江苏、河南办农业中学的办法，看来是一个比较快地普及教育的办法，要先普及，再提高。现在要以改良农具为主，有条件的可搞新式机械，不要叫农民老是眼看着拖拉机，远水救不了近火。

4月2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曾希圣汇报。曾希圣汇报到安徽的水利问题，并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奋斗了。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年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搞，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搞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同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毛泽东还说：各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副团长。民主党派也要下去。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王任重、杨英杰、刘惠农[54]在座。毛泽东说：世界上有三类国家，第一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第二类是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是讲学好东西，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关于中国国内的阶级情况，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主要基础是两部分人——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即四亿二千万人。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是靠这个势力；现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也是靠这四亿多人。此外，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是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城市就是手工业者（雇用一些工人）、一部分商人和小商人，在农村是中农。他们有一亿二千万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很重要，在政治上也很重要。他们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基本上不是剥削者。对这部分人采取过左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同他们妥协，跟着他们走，也是不正确的。除以上者外，中国人口中还有百分之十，就是六千万，这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这里面有两个阶级，地主、富农差不多有三千万人，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三千万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发展问题，他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错误，所以资本主义要走向它的反面。我们当然也能走向反面，因为我们这些国家现在还处于过渡时期，还没有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如说，农业还没有社会主义化，在上层建筑方面也还没有完全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建成（包括思想意识方面）以后，还要走向高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又要被否定。这个过程可能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苏联农庄要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要消灭，消灭这些矛盾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那时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共产主义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有无数的共产主义的阶段，每个阶段跟另一个阶段比较，都有质的不同。我们这个制度自己能够比较自觉地向高级阶段前进。

4月3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舒同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话不要讲死，以后年年还有工作要做。除四害今年取得经验，今冬明春再大搞。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夏天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同日　晚上，同与会人员一起到汉口老通成餐馆就餐，并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4月4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江渭清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整风挂帅，生产为中心，带动其他工作前进，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毛泽东插话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议论还会出来，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现在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有平津、淮海战役之势，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周恩来在座。尤金通报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四月三日作出的决定，即不派代表团参加将于四月二十二日举行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只是让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代表大会。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而委托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以观察员身份列席。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王任重、张体学[55]、曾涌泉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罗马尼亚的石油生产情况、出口的主要产品、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农民占有多少土地和农业合作化情况，表示中国应派人去罗马尼亚学习石油生产的有关问题。关于中国农村情况，毛泽东说：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土地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是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

4月6日　上午，在武汉会议上讲话，说：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国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国内出现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右派大会，主要负责同志去讲话，讲透一些，指明前途，使他们感到有希望。

4月7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刘建勋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群众要求我们改正缺点，即是搞好相互关系。相互关系不搞好，既无心，又无劲。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防止反冒进，领导上要有精神准备，在措施上在方法上要有准备。特大灾害问题要向群众讲一讲。各省的问题要概括起来想一想。一个省那样多的事，干部、群众哪能没有思想问题？既有问题，就要有个道理讲一讲，否则领导如何建立起来？各省都可能有这样一些思想倾向性的问题。晚上，在湖北省委礼堂看黄梅戏。

4月8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要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人民政府不能对人民专政，而是要整风，调整关系。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同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三月二十八日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批示：“付讨论。研究推广办法。”报告说：现在江苏全省各县市都在筹办农业中学，截止本月二十四日，共兴办八百五十一所。在城市里并且举办民办的各种职业中学。举办农业中学必须贯彻群众自办、半耕半读、勤俭办校、为生产服务和谁读书谁出钱的原则。课程一般有语文、数学、农业知识（或者有关技术知识课等）、政治四门课。中共中央于四月八日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晚上，同刘亚楼、王秉璋[56]谈话。后同国防部副部长李达谈话。

4月9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武汉会议，继续听取汇报。在杨尚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讲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阵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列宁曾多次尖锐地反对强迫命令。马克思说，对小资产阶级不能压服。农民瞒产量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的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完成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大字报古已有之，尧立谤木、设谏鼓，因为那时没有纸。农业中学要加一门理化课。在江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武汉会议于本日结束。

4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甘肃省委三月二十九日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报告的批语：“此件很好。转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甘肃省委的报告，汇报了趁贯彻边打边改方针的机会解决甘南问题，区别对待部落头人、收缴叛乱地区的枪支、坚决彻底肃清外来反革命分子、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寺院、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废除封建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在群众中追悼被杀害的藏族干部和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等。

同日　下午，同李先念谈话。

4月11日　晚上，去东湖旅行服务社参观小型农业展览。

4月12日　下午，乘专机从武汉到达长沙。当天晚上，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就餐，后又看皮影戏。

4月13日　下午，乘专机从长沙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4月14日　下午，同陶铸谈话。

4月15日　阅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三月二十日关于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社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写《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指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57]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写完文章，又写一批语：“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和封丘县委的报告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

同日　晚上，听取萧华汇报福建前线情况。

4月21日　下午，同邓子恢谈话。晚上，同罗瑞卿谈话。

4月22日　晚上，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稿，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出席。二十三日晚上和二十五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

4月23日　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写《临时通信》。信中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一九六二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一九五七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一九六二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58]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春再做更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并批示：“刘、邓阅，罗光禄[59]用电话通知杨尚昆，请尚昆即刻用电话通知各省市区。”

4月25日　致信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请他们及有关负责人来广州开会。信中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60]，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61]，水利部李葆华[62]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日（二十五日）动身，以便开四天会，三十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并批示：“刘、邓即阅，用电话即发。”

同日　阅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

同日　下午，到珠江游泳。

4月27日　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部分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宋任穷[63]、赵尔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刘澜波、余秋里、刘景范、李葆华、吕正操[64]、李锐。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一）两个部提出十五年赶美国，有无可能？能不能超过？我们暂不提超美国，要苏联提，我们只提超英国，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是内部的问题。（二）各部的资金、措施问题。总的投资有无问题？设备有无问题？措施要适应十五年，每年抓四次。党代会，各部的报告写出来，要虚实并顾，谈一些方针、政策、路线。即使一年能完成的，也应该说二三年才好。绿化、除四害，不可能一年完成。我们过去打仗觉得确实有把握，以为打一仗就可能解决，结果没有成功。（三）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要提出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发生的灾难，如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国内出问题，如赤地千里，千年一遇的洪水，内部地震，高、饶，三分之一地方党出问题。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顶不顶上级，顶了就反党？中央通知过，不适合地方情况的，可以顶回来。顶得对，难受也要接受。党章规定有言论自由，有顶的自由。晚上，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插话中说：又红又专，是否有做不到专的危险？技术干部中，有政治积极性，与群众结合起来，就是又红又专。又红又专问题是从群众中来的，现在成为党的口号。所谓红者，无非是世界观要改变，思想方法要改变。过去建军时，不枪毙逃兵，不打士兵，这些相互关系，均为政治。阶级斗争灭亡了，还有新社会学。几十年后，人和人的关系，各业务部门的关系等，均为政治。旧的政治灭亡了，新的关系、新的政治又有了。

同日　阅广东潮安县一名共产党员四月一日反映广东潮汕地区整风情况的来信。来信反映潮安县委书记在本地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自杀，希望从速派人到潮汕检查该地区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批示：“陶铸同志：此件所提问题，请派一个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彻查一次。宗派主义可能有的，但死者有无因而致死的特殊情况，也值妥善详查。去的人不要带任何预定估计，完全从寻找真理出发。情况弄清，群疑可释。闻你病了，要静心养病，好了再工作，不急忙。潮汕这件事件，可用几句话交付一位书记去办就行了。”

同日　致信田家英：“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鸟》二赋不阅。贾谊[65]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66]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4月28日　下午和晚上，在广州主持会议，继续讨论工业问题。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二十九日下午和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出席会议的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杨尚昆。

4月30日　下午三时半，参观广州市郊区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陶铸、朱光[67]陪同。毛泽东询问农业社今年早稻和副业生产、农民生活、社的公共积累等情况，还看了干部的试验田，勉励社干部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五时余，到珠江游泳。六时余，在船上接见粤剧演员红线女。晚八时二十分，参观广东省改良农具展览会，看了耕耘、水利、水产、土壤肥料四个展馆，称赞群众的发明创造和革新精神。

5月1日　上午，乘专机到达武汉。晚上，同张体学、张平化谈话。

5月2日　上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同日　晚九时半，同田家英谈话。

同日　晚十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出席。会后，同彭真、胡乔木谈话。

5月4日　晚七时，同林彪谈话。

同日　晚九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将为团长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彭德怀、萧向荣在座。毛泽东说：阿拉伯人民是我们可靠的朋友。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阿拉伯民族都支持你们，因为都是一条战线。你们在西方挡住帝国主义。各国人民在制度、语言、宗教信仰不尽一致，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一致的。会见时，易卜拉欣转交了纳赛尔给毛泽东的信和礼品，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说我有一封给纳赛尔总统的信，明天送给你带回去。毛泽东五月四日给纳赛尔的信中说：“我收到了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信。我非常感谢你向我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那种深厚的友谊。”“我高兴地看到贵我两国之间为了和平目的而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崇高友谊。我衷心地祝愿阁下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功，祝愿阁下健康和愉快。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中国人民的事业现在有较大的发展。大约再有若干年我国的情况可能更好些。这些，穆罕默德中将会告诉你的。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我国，他们决不能阻止我国前进。正如同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他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是一样的。”

同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此件写得很好，即刻照发。”社论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写的。内容是批判不久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篇社论于五月五日发表。

5月5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了二十五位中央候补委员。

5月5日　下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对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邓小平的报告讲了四个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三）关于思想工作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刘少奇、邓小平作报告后，毛泽东说：我建议大家把少奇同志这个报告过细看一遍，一边看一边动手修改，把要补充的、应修改的写在报告本子上，明天或者后天的晚上把这个本子交上来。我刚才看了之后，认为有几点需要补充的，例如军队要讲一小段，文学艺术也要讲一小段，“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还是要提，在讲科学、艺术的时候要讲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田家英出席。

5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彭真及各代表团团长欧阳钦、林铁、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聂荣臻、杨尚昆出席。

5月8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讲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一种是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大怕了；另一种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嘛。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从古以来，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为什么这些人能变成发明家？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毛泽东在列举古今中外的二十几个例子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他说：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谦虚是实际。教条主义者是过分的谦虚，照抄外国，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如说莫斯科宣言中的九条共同纲领，这是各国共同的东西，要认真学习。我们要把这共同的东西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是过分的谦虚。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真正的谦虚就等于实际。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子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设置对立面很重要。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同日　致信张闻天。信中说：“三个报告[68]都看了，第三个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

5月9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准备派代表团列席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致电赫鲁晓夫。电报说：我们收到了安东诺夫[69]转来您的关于召开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的来信。中共中央高兴地接受你们的邀请，并且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列席五月二十日开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十三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赫鲁晓夫，通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是：团长陈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团员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叶季壮（中共中央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5月10日　上午，同杨尚昆谈话。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5月12日　上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收听大会发言。

同日　阅邓小平五月十日送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审阅的他在大会上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邓小平附信说：为了便于公开发表，我的报告作了较大的修改，现印发。请主席团各同志立即审阅，将修改文字或意见批在本子上，于五月十二日午前退中央办公厅，以便再作修改后，印发大会各代表。毛泽东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看了一遍，可用。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请酌定。有些地方尚待谈一谈。”

5月13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同日　修改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有些修改，你看如何？”“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重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第一章则无一句多余的话，觉得很好。”二十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刘少奇的报告，改后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我又作了一些修改，你看如何？并请送少奇同志酌定。”在两次修改中，毛泽东加写了一些内容，主要有：“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不能算数的。”

5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谈话。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田家英谈话。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陈云谈话两个多小时。晚上，阅陈云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此件可以用了，并且可以在明天讲。我加了几句，你看如何？”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一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又应经常注意检查，并且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办法，敲起警钟，批判脱离群众和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同日　阅苏共中央五月九日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批示：“小平同志：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请你做两件事：（一）找苏使馆负责人谈一下，表示热忱祝贺，或者在大会后由我找他谈一次。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二）将苏件立即印发大会代表阅读。如有时间在小组会上谈论一次，并可带回去。奇文互相赏，迅即印发。此信附印在苏件上，放在前面。”苏共中央的信认为，南共七大的纲领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相对抗的，大多数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苏联、苏共和各兄弟共产党进行了不友好的和敌意的批评。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后同周恩来等谈话。

5月16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列席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李富春、叶季壮列席。

同日　对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五月十四日转报的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关于在总路线精神推动下和苏联专家由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报告，写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批语：“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办。批语印在文前。”

同日　阅滕代远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发言稿内容包括：（一）必须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全国工农业大发展，迫切需要铁路建设大发展；（三）全党全民办铁路，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批示：“即送滕代远同志：此件写得很好，看了很高兴。立即就向大会去讲。”

5月17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关于形势，毛泽东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乱子比较少。反正有一条，有时候形势好像不好，这个时候要有定见，不要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不要狂妄，也不要有自卑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地位。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关于国内问题，他说：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对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根，一种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到几个社、几个工厂，解剖麻雀，扎根串连，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扎根串连，主题就是说要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几个商店、几个连队、几个学校、各行各业，然后我们脑子才有深刻的印象。谭震林的报告用了江苏提出的口号，叫作要注意防止“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实。我们至少当个张飞吧，粗中有细，不要粗而不细嘛。山东有个农业社，因为深翻而增产百分之百，至少也有百分之几十，所以我们现在把土壤放在前面，水、肥、土。把种子也提到前面去了，水、肥、土、种。还有一个密植。我们要尊重唯物论，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就是说我们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赋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后来我们因为观察了世界才有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看来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上游”，这是借用的一个词，就是要跟先进看齐。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因为这两个口号不很全面，它容易片面。不管你做多大的官，但是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跟人民见面，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看列宁的著作，他讲民主集中制，讲党同群众的关系，讲得非常好。现在有一种新气象，就是落后阶层积极起来了。我们搞建设，必须发动群众。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慢慢来？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

5月18日　晨，阅李富春报送的倪伟、王光中[70]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的报告，写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全文如下：“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剹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三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同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照发大会。”五月二十日，又批示：“送小平印发。此件有用，印发各同志阅。昨件‘戮’误为‘剹’；‘三刖其足’，‘三’应为‘两’。”

同日　晚八时四十五分，去中南海紫光阁投票站，同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的选民一起投票，选举西单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同日　晚九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一部分副团长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搞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来。看这些人是不是大多数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很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我在会上的两次讲话，一是讲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讲灾难。国际形势总的来说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农民有就等于国家有。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时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以后，几个月就进行十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有根据地的经验，解放区的农民精神焕发，农村半无产阶级有三亿五千万人。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你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不要搞得太紧。

5月19日　晨，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六十三期刊载的《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大会各同志。”文中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宋任穷约集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的苏联专家座谈。一位苏联专家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在这次座谈以前，这位专家还反映，他发现有些中国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议通过执行主席谭震林宣读的主席团的一个提案，提案说：为了加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大会主席团提议，在本次大会上补选一部分候补中央委员。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和候选人名单，建议由大会委托主席团提出，经过代表讨论后，由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会前，毛泽东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陈凤桐谈话。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谈话。

5月20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关于破除迷信问题，毛泽东说：第一机械工业部搞出一个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的小传。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只有七个人是比较有社会地位的。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其他各部也要尽快地把这样的材料搞出来。关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他说：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的规律。可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有一万门行业，有一万门科学技术，有一万种职业。一万行，每个人只能主要地精通他那一种、他那一行。对这一种他就是内行，对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来说他就是外行。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工作者来说，除了本行之外，对其他行业也摸一摸，略微熟悉一下是必要的。党的领导工作者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业。关于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以不愿插旗子来表示谦虚，这是一种庸俗的谦虚，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庸俗的谦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看是由《儒林外史》里面来的，《儒林外史》里面充满了庸俗的谦虚的典型。要插旗子，首先要用鼻子嗅一嗅是东风还是西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的人总是要分党派的，总是要分左、中、右的，有的人是先进分子，有的是中间分子，有的是保守分子。我们的责任是要先进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唐朝有个刘知幾，是个写历史的人，他主张写历史要有三个条件，就是才、学、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识就是识别风向。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要提高这种识别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过要有预见性。所谓预见性，就是识别风向。要识别风向，这是个领导艺术。我们全党只要有一万两万人到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有识别风向的能力，有预见，我们的事情就能搞得更好一些。关于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灾难问题，他说：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灾难，我说的是大灾难，无非是世界大战，党内大分裂。我们党有过四次分裂，只要有党，就会有分裂，一万年也会有的。有些人觉得讲这个问题不舒服，有什么不舒服呢？讲了大家都有个精神准备，比不讲不是要好些吗？还有一个设置对立面问题。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界和社会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是人工设置的，自然界原来没有，但是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库。在毛泽东写的讲话提纲中，还有如下一些内容：“思、工、农、商、学、兵，两个月内，都要抓一下，重点在工（交通在内）。”“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5月21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开会前，观看国产的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并同林伯渠一起乘坐，在怀仁堂后花园缓缓行驶两周。下车后，对聚集在周围的会议代表们笑着说：“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了！”

同日　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修正案）》，批示：“邓小平同志：此件看过，可用。”

同日　关于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五月二十四日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付印，于明日务必发给各同志。”这个资料的“编者的话”中说：在这四百人中，中国的有七十人，外国的有三百三十人，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有二百三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5月22日　上午，复信张治中：“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同日　下午，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听取大会发言。会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谈话。

同日　关于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五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沈鸿在信中说，他拥护毛泽东的创议，编一本技术科学创造和发明者小传，并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

5月23日　下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大会是有成绩的，大会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怕认真。不认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认真，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今天要谈的，主要可以说是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溪”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71]，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

5月24日　阅《红旗》杂志发刊词，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并为《红旗》杂志题刊名，批示陈伯达：“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红旗》杂志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创刊。

同日　阅中央警卫团干部队的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批示：“震林同志：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座谈会，五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二十七日晨，毛泽东批示：“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72]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5月25日　晨，就发表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批示胡乔木：“少奇同志报告，最好迟一天发表，以便于今晚再斟酌一下，明（二十六）日下午广播。”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中央委员黄敬、赖若愚去世，会议决定候补中央委员杨献珍、王恩茂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会议通过出版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在南宁会议时就建议国务院有两位同志到中央书记处，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比较好，觉得把李富春、李先念选到书记处当书记比较适宜。中央办个刊物，这个问题也是南宁会议建议的，成都会议也谈过。我是主张要搞一个理论杂志的，需要在这个会上作出一个决定。邓小平同志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可以传达，但是如何讲法，就是正面讲我们的意见，即我们在莫斯科两党代表团起草委员会上宣读的那五条。《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原来有一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后来三番四复，最后我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不搞这个问题了吧！不要两个炸弹放出去，一个斯大林问题，又搞个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留下了这一手。关于和平过渡，这是个先礼后兵的问题，用和平的方法是先礼。我们跟蒋介石就是先礼后兵，有这么两手，和平一手，战争一手。我们研究了莫斯科宣言的那种表述形式，认为大体可以，但不很理想。我们那五条，是整个的有逻辑有理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现在公开宣传那五条，还不相宜。这五条是真理，总有一天要公开说的，但是目前不宜于公开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休息室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谈话。

同日　阅赵尔陆五月十七日关于建议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来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尔陆同志对区域协作问题，建议设立六个中央局及六个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

5月25日或26日　阅刘少奇五月二十五日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信，批示：“退少奇同志处理。此件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刘少奇信中说：我曾同恩来、定一同志及几个省市委的个别同志谈过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可否在为生活服务事业的基础上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劳动相配合。

5月26日　上午，重阅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同日　下午二时余，同杨尚昆谈组织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一事。

同日　下午三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协作区问题和工业企业等的下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写文章问题。

5月27日　中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红旗》杂志出版问题。

5月28日　上午，在北京西郊新六所一号楼会见胡志明，邓小平、杨尚昆在座。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草稿）》[73]。

5月29日　晨五时，关于请各协作区主任留下开座谈会致信邓小平：“本日有事商量，请通知柯、陶、王、张、林、欧、李[74]七位协作区主任委员留一天，我想有些事和他们谈一谈，或者由常委召开会议，或者由我、你、彭真主持。明天[75]酌定。昨天会议上气氛不大好，值得座谈一会儿。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也以留一天为宜，待座谈会本日开后，明日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以为如何？如以为可，请即执行。”

同日　晨七时余，到北京西郊新六所二号楼看望胡志明。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务虚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气氛不好，有些人心情不舒畅，大家再讨论一番，求得一致。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对不起，把你们从火车上、飞机上拽回来。我心血来潮，昨天晚上睡不着觉，今天早上还是睡不着，就是想昨天这个会不那么很好。昨天的会、前天的会[76]（前天的会我没有参加）以及大前天的会，搞了一个决议案，这三天会有很大成绩，但是缺点也有一些，就是气氛不那么好，双方都有些气，但心里有话又没有讲出来。共产党不交心，我们这些人不交心，就不像样子。怎么办呢？改正错误，再开会。没有别的事，就是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这两种矛盾没有展开，没有揭露，真心话没有讲出来。地方同志对中央不完全信任，主要是对一些部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你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无证不信”，无非是人才、钱财、资材。再一个就是地方与地方（大贫与小贫）的矛盾。穷得很的省，好像想靠中央，应当靠自力更生。我昨天讲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就是说平衡是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有几个经济协作区主任说，当个盟主，又没有东西。有两个比较富一点的，无非是东北和华东。今天，我们就搞点虚业，把这些问题好好谈谈。现在，还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想搞大的。冶金工业部走过这个弯路，不要再走了。王鹤寿已想通了，要大中小结合。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许多忧愁。有许多方针，这样想又那样想，那样想又这样想，最后才有个定局。

5月30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刘少奇讲话，谈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问题。周恩来讲话，对《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初步草案）》作说明。下午，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出席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此结束。关于协作区的决定指出：全国划分为七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各协作区分列如下：（一）辽宁、吉林、黑龙江为东北协作区，以欧阳钦为主任委员。（二）北京、河北、内蒙古自治区、山西为华北协作区，以林铁为主任委员。（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为华东协作区，以柯庆施为主任委员。（四）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华南协作区，以陶铸为主任委员。（五）湖南、湖北、河南为华中协作区，以王任重为主任委员。（六）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地区为西南协作区，以李井泉为主任委员。（七）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北协作区，以张德生为主任委员。

5月31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经济小组五月二十九日关于追加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投资八至十亿元和试制万吨水压机及解除沈鸿在煤炭部的工作[77]的请示报告，批示：“退邓即予处理。”

同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约两小时。

6月1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三小时。

6月2日　下午六时起，同赵尔陆谈话三小时。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薄一波出席。陈云汇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列席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的情况。

6月3日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同日　中午十二时起，同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谈话三个多个小时。下午六时二十分，同胡乔木谈话。

6月4日　在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封面上批示：“陈伯达同志：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同日　批示林克，要他买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

同日　下午四时半，同王鹤寿谈话，至晚九时结束。随后，同陈伯达谈话。后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开会。

6月5日　阅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五月二十九日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给会议主席团的信，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78]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方强在信中说，这次会议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有明确的必要。他认为，当前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着军队的发展。在信中说“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处，毛泽东批注：“不存在问题吗？”在信中说我们的部队和学校，不主要去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不以《毛泽东选集》为指南，“而是着重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以外国的东西为指南”处，毛泽东批注：“要学外国的技术。”在信中说“我们军队曾有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处，毛泽东批注：“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同时批示：“彭、黄阅后退小平。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6月6日　晚上，到中南海瀛台参观航空工业展览。后同赵尔陆谈话。

6月7日　晨，致信邓小平：“六、七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79]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军事会议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十位驻外大使刘晓、伍修权、何英[80]、耿飚、陈志方、潘自立、柯柏年[81]、黄镇、何伟、乔晓光和即将出任驻外大使的郝汀[82]谈话，陈毅、张闻天、章汉夫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要抓三个东西，第一抓粮食，第二抓钢铁，第三抓机器。迷信首先在这三个问题上破除，再加外交上破除了迷信就行了。粮食三年后年产六千五百亿斤，每人一千斤。钢今年要翻一番，搞到一千万吨，后年可到三千万吨。单从学院中出来的哲学家大都不行，必须务点实。马克思因为是搞革命的，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是两头好，中间不好。我们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不是反共产国际。个人崇拜哪个地方都有，为劳动人民所必要的权威是必须有的。工作总要有点压力，但不要迷信。

同日　审阅彭德怀六月五日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和彭德怀六月四日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谈话的记录。彭德怀的报告说：军事顾问昨日来谈，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电台的意见，并提议在六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设计施工、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我意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毛泽东批示：“刘、林彪、小平、周、朱、陈、彭真、陈毅阅，退彭德怀同志。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在谈话部分，毛批有意见，请彭注意。”毛泽东将彭德怀同杜鲁方诺夫谈话记录中的“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还是由中国方面负担好。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这里并没有其他意思”这段文字，修改为：“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同日　阅王鹤寿六月六日关于发展冶金工业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小平阅。一九六二年，可产六千万吨钢。”王鹤寿在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八百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已商定最近在太原召集一次华北区冶金工业建设的协作会议，具体安排钢铁厂建设的措施。九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6月8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批示：“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83]阅，交小平办。此件加了职权划分，小组成员也有些增加，请你们阅后，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发出。有不同意见，请即告我。”毛泽东在通知稿中加写的职权划分是：“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毛泽东在中央财经小组名单中，增加谭震林为副组长，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

同日　下午，同湘乡唐家圫的亲戚文东生、文炳璋、文涧泉谈话，了解乡情，王季范在座。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后同邓小平、彭真谈话。

6月9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纪要如下：“会议讨论了周恩来、彭德怀两同志的工作问题（彭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周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认为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会后，毛泽东同彭德怀谈话。

同日　晚上，同杨尚昆谈话。

6月11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红旗》杂志第二期的出版问题。

6月12日　在六月十一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上批示：“陈伯达同志阅。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光明日报》第一版刊载有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两名青年技术人员坚持跑图书馆，最终攻克科技难关的事迹。

同日　下午，同彭真、杨尚昆谈话。晚上，听取黄克诚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

6月13日　晚上，同陈云、赵尔陆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6月14日　晚上，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崔希彦及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参加。毛泽东详细询问应举社的生产情况，嘱咐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谈话后，同他们共进晚餐。

6月15日　阅王震六月十三日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王震在报告中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于五月底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四个月，进行现场整风，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帮助农场工作。我个人拟待十七日处理完下放任务后，也去密山、佳木斯垦区。

同日　下午，同张闻天谈话。

6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第二次同中国十位驻外大使和即将出任驻外大使的郝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彭真、陈伯达和外交部正副部长参加。毛泽东说：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应当再搞一两天，专门谈谈国际形势。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是有点怕的，和平好，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中心问题是哪个怕哪个多一些，程度上应有多少之别。敌人怕我们多一些，这是我们的估计。一九四六年，我讲过美国是个纸老虎。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天上有乌云，例如蒋介石打下张家口、美国侵入朝鲜等。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放在美国占领鸭绿江这一个基础上来考虑问题的。莫斯科宣言谈到战争问题。我们要有战争的准备，五年出原子弹，十年出氢弹。当然，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打出一些中立国家如印度等。《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说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例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等国。现在看起来，没有讲到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6月17日　阅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提要，批示：“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84]，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毛泽东将文件的题目改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应邀从上海到北京的周谷城谈形式逻辑问题。毛泽东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85]，讨论可能展开。形式逻辑本来就是形式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应用，入了门，总会搞通的。谈话进行了三小时。十九日晨七时，批示机要秘书高智：“请你在上午找一本一九五六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一九五七年全年六期（第四期已到）找来为盼！《新建设》一九五六年全年各期，一九五七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6月18日　晨，同陈毅谈话。

同日　阅李先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要点说“第二个五年财政支出的分配，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将其中的“生产建设”改为“生产和建设”。

同日　晚八时半至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搞一千一百万吨，[86]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王鹤寿、廖鲁言等出席。会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谈话。

6月19日　下午六时二十分，同陈伯达、赵尔陆谈话。十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开会，谈印度问题和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

6月21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打了以后，我就把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四年多我没有管军事。我看了你们在会上谈的意见，没有一位同志说军事工作是完全搞坏了的。这八年来军事工作基本上还是搞得好，但是有一些缺点甚至错误。我们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如主席团所规定的，就是要针对军委直属的一些总部，不要牵涉到军区。我看加一个中共中央，主要是我，你们放火烧。我批送了一些文件给你们看，现在主要是三件事，一为粮，二为钢，三为机械。粮食是救命菩萨，钢铁是制造机械的材料，没有这两项不行。我早就讲了，我们政府的部长们官气多了一点，政治少了一点。最近几年，我们先搞合作化，再搞农业，然后就是搞工商两业。学和兵呢，现在两个会在北京开，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军界，我看也就动起来了。现在各方面都蓬蓬勃勃，军队也要蓬蓬勃勃。毛泽东回顾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指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有过两种教条主义，一种以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神圣不可侵犯，一种以为苏联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神圣不可侵犯。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党全军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抗战初期有些同志对于游击战争不赞成，后来也赞成了。全国胜利以后，不打仗了，办了许多军事学校，这个时候产生一些教条主义，我看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军事工作方面有没有教条主义？我看总是多少有一点吧！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不过写了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一篇是一九三八年写的《论持久战》。一九三七年王明[87]回国以后，大吹大擂，搞他那一套，把我们这一套推翻，还有那时党内在他回国以前就有的这个速胜论盛行一时，这篇文章批判了这些东西。此外，还有一些小文章，这些都是应时应用的。现在又要打原子战争，洲际导弹，我就不懂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强一点的。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的建设，不仅要做好积极防御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打败敌人进攻之后，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把侵略者赶出去。

6月22日　下午，在北京西郊新六所一号楼同胡志明谈话。然后一同乘车去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试验田。

同日　阅薄一波六月十七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经济发展展望的提要，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泽东将汇报提要的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薄一波在汇报提要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生铁、钢、原煤、铜、铝、原油、水泥、化肥、金属切削机床、棉纱等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同日　阅冶金工业部六月七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报告，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一九六二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一些简单的表，很容易看。”报告列表说明以下内容：全国主要冶金产品（钢、铝、铜、金）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一九六二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

同日　阅农业部六月十一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毛泽东将规划要点的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农业部向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农业方面所要到达的目的）》。规划要点的内容包括：到一九六二年时，耕地面积和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粮、棉、油产量指标（中央的第二本账），增产措施，畜牧业的发展指标。一九六二年，耕地面积发展到十八亿亩，粮食产量为八千五百亿斤，棉花产量为八千万担。

同日　阅中共冶金部党组六月二十一日关于钢的生产计划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批示：“此件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刘、邓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印发。”冶金部党组的报告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这就表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生产水平将不是三四千万吨，而可能超过六千万吨。最近多数大协作区分别召开钢铁规划会议，确定各区明年钢的产量如下：华东六百至七百万吨，华北六百万吨，西南三百一十万吨，东北一千一百至一千三百万吨，西北一百至一百五十万吨。华中、华南尚未开会。根据以上情况，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6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谭政、邓华、许世友、杨成武、张达志、苏振华、陈锡联、甘泗淇、李聚奎、莫文骅、杨得志、黄永胜、刘培善[88]、杨勇、陈再道、秦基伟、廖汉生、陈伯钧[89]、吴法宪、张爱萍[90]、胡乔木出席。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的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教条主义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关于十大军事原则，他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关于军委的领导方法问题，他说：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办法就是一年去摸四次，有系统地去摸。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参加，和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的，军队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

同日　阅新华社六月二十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一○期刊载的《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的报道（在目录上列为第一篇），批示陈伯达：“请约定一、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几位同志，将此期第一篇所列问题，主要是八、九、十节的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四五小时也就可以了。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这篇报道共有十节：一、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精神的问题；三、关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四、关于总路线基本点的问题；五、关于破除迷信问题；六、关于“马鞍形”的问题；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八、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九、关于国际形势问题；十、其他（包括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领导干部如何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问题等）。

6月24日　阅中共青海省委六月十八日关于全省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问题的指示，批示：“此件请克诚同志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同时请小平同志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发川、滇、黔、藏，使大家知道这件事。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青海省委的指示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六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群众，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真正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翻身，彻底铲除叛乱的根源。同时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予以严厉打击。[91]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

6月25日　阅邓子恢六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夏收粮食增产数字，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克诚办。办后，将此稿送小平，印发在京各中委、各部长。”邓子恢的报告说：二十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九百五十一亿斤，去年是五百九十六亿斤，增产三百五十五亿斤。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两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92]。

同日　晚上，同张治中谈话两小时。后同胡乔木谈话。

6月26日　晨，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周谷城、胡绳、田家英讨论逻辑学问题。

同日　阅第一机械工业部报送的关于机械工业的几个报告，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此件分为几个部分，全文虽长，每一部分甚短，很吸引人，可以一阅。请克诚办。”这几个报告是：关于重型机械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自由锻造水压机的生产分布和分配的报告，关于冶金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电站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石油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氮肥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

6月27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邓子恢、李先念开会，谈最高国务会议问题。

6月28日　下午，同黄克诚谈话。

6月29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六月二十三日到会者外，增加林彪、陈毅、贺龙、李志民[93]。毛泽东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很好。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写文章和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我军从建军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节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请问苏联在当时又依靠谁来援助呢？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的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谁的名字嘛。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面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我们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情况的。要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最重要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中国古代一些人，如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提出十年搞五十万吨位，这太少，最少搞一百万吨位。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

同日　下午，先后同朱德、谭震林谈话。

6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以胡达法师为首的柬埔寨佛教代表团，陈毅、丁西林、赵朴初[94]等在座。

同日　中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对不起你们，没有高等的东西给你们，我们现在还不行，还要努力，希望你们也努力，搞起自己的工业来，国防就有了基础。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人民好，人口多，地大，蕴藏物资很多，过去是帝国主义将人民智慧压住了。我们过去就是被帝国主义压得出不了气。军队是为了保卫国家，是人民的工具，使人民能够进行和平工作和劳动，有敌人来进攻时就起来保卫人民。

6月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六月三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95]上批示：“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7月1日　作《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为这两首诗写的小引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96]，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写的后记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当天致信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这两首诗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人民日报》。

同日　开列索要一批图书杂志的清单给逄先知[97]：“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诗韵，楹联丛话、续话，六朝文絜，初唐四杰集，西厢记（剧本），金瓶梅词话，红楼梦；一至六月：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艺报，诗刊。”

7月2日　中午，到中南海瀛台参观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机床展览。

同日　下午，先后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7月3日　晨，阅赵紫阳[98]六月八日给中共广东省委的信，写批语，题为《介绍一封信》。批语如下：“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99]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道，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进。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三百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百分之五十，何况还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的八百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并批示：“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赵紫阳的信发表在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六期，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同日　下午，同谭震林谈话。晚上，同聂荣臻、张劲夫、于光远谈话。

7月4日　为罗哲[100]烈士题写墓碑：“罗哲烈士之墓”。给曹云芳[101]题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7月5日　晚上，同邓小平、谭震林谈话。

7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蔡尔斯，王稼祥等在座。毛泽东说：没有经过风险的党是没有战斗力的，就好像在温室里长成的花草一样，经不起风霜。你们经历了风险，就大有希望。你们说你们的党现在还小，还要摆脱孤立状态。要摆脱孤立就是要做群众工作，要艰苦地做群众工作，要艰苦地进行工农群众的工作。群众工作做好了，也就不孤立了。谈到莫斯科宣言，毛泽东说：这个宣言是参加会议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自己的宣言，其他国家的党接受与否和如何接受，要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对你的谈话，也只能提供你们参考。你们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你们的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

7月7日　阅谭震林六月二十五日在合肥召开的闽、浙、皖、苏、沪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似可登《红旗》，你看如何？谭震林去郑州，大约一星期左右回京。他回来后，可和他商量一下。题目另换一个。文字略作修改（不要多改）即可。”谭震林的总结说：从华东四省一市的情况看来，农业生产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三年到五年内完成，现在今年一年就可以完成了，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每人平均两千斤粮食这个任务，不需要五年，可能是三年，至多是四年就完成了。谭震林的这个总结，发表在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锡兰新任驻中国大使高伯拉瓦递交国书，陈毅等在场。毛泽东在致答词中指出：去年二月，中锡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就为我们历史上的友谊联系建立了新的巩固的基础。

7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102]、贺龙、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谭政出席。

同日　下午，同廖鲁言谈话。

同日　阅新华社七月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二一期刊载的《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的报道，批示：“彭真同志阅。河南暴雨冲毁水库一条，值得注意。”报道说，六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河南部分地区暴雨造成严重灾情，平顶山市、宝丰县、叶县共冲毁中小型水库五十多座。

7月9日　阅邓小平七月八日报送的刘伯承准备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写得很好。所附七大讲话[103]一段，也是好的。”

同日　下午五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邀黄炎培、陈叔通、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座谈，并共进晚餐。晚上，同杨尚昆谈话。

7月11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后同彭真谈街道居民组织等问题。

7月12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问题，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李先念、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黄克诚、谭政、许世友、邓华、杨得志、萧劲光、杨勇、苏振华、刘亚楼、廖汉生出席。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黑非洲青年访华代表团，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就是西方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而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不文明了。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要破除迷信。过去我们有恐美病，要去掉它。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这些情况只能供你们参考。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我们过去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列宁曾说过他们提出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作为教条。一个国家要独立，没有军队是不可能的，但还要进行合法斗争、不流血的斗争，一个文的，一个武的。在斗争中要准备遭受困难，也要准备付出时间，可能要较长的时间，不要困难来了没有精神准备。

7月14日　阅新华社七月十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二八期刊载的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批示：“陈伯达同志阅。退毛。第十一页湖北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一事，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该文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题目改为《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先念、胡乔木、罗贵波[104]、乔冠华出席。

7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伊拉克问题[105]等，邓小平、陈毅、罗贵波、乔冠华、胡乔木出席。

7月16日　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刊载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中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民（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伊拉克问题，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出席。晚十一时，召集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开会，继续谈伊拉克问题。次日晨零时十分，同邓小平、彭真、陈毅、陆定一研究承认伊拉克共和国问题。

7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伊拉克问题等，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出席。

同日　阅萧向荣七月十二日关于彭德怀准备出访东欧一些国家等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上写批语：“请主席批示。主要是彭总访东欧各国问题。”毛泽东批示：“如时局许可，可以去。谈时可将时局许可与否商量一下。”[106]

7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英国侵略约旦问题，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贺龙、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罗贵波、乔冠华出席。

7月19日　晨零时，同罗贵波、乔冠华谈中国对英国侵略约旦发表声明等事。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对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稿的修改。

7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我军的准备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队负责人共四十四人出席。

同日　阅董必武[107]七月十三日关于乌布利希[108]七月七日同中共代表团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示：“定一同志：此件值得一阅，注意第二页。”“钱学森[109]的文章收到了。”电报第二页上记录了乌布利希的话，乌布利希说：“困难的问题是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时候，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可是，一涉及社会生活、哲学问题，他们就变成了唯心论者。”“在思想斗争中，如果我们不进攻，敌人的思想影响就会得寸进尺，占领阵地。大约在半年以前，党中央向各基层组织发出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信发出以后效果很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党的会议上出色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他们的工作，介绍了应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辩证法的经验。”

7月21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今天回到北京的朱德谈话。九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晚十时至次日晨一时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参加。尤金说：最近我们中央主席团开了会，讨论了现代国际局势中的一些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主席团委托我回北京向您报告一下，征求您的意见。一共有四个问题向您汇报：第一，中东局势问题；第二，南斯拉夫问题；第三，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第四，苏联国内的经济情况。关于中东局势问题，尤金说：具体来说，就是打不打的问题。美、英已经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看来也会打入伊拉克，但能否说因此就应该打？我们主席团认为，我们的局面不是越来越坏以致非打不可，目前不宜打。毛泽东问：英、美是否准备打？尤金说：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根据这些材料看来，敌人是准备打大仗的。毛泽东说：我看，他们不准备打。第一，军事上，他们的兵力不足。第二，政治上，他们国内不一致。在英国，工党反对，除二十多人弃权以外，其余都反对。在美国，有些议员反对。美国这次出兵没有经过国会，没有经过联合国，因为亏理。这是他们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没有讲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对立，只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问题。第三，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开会，在这样大的问题上都没有商量，这叫什么合作？他们的伙伴这次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英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很谨慎。第四，引起全世界的反对。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伊拉克就是这样。在欧洲也同样酝酿着革命。英、美帝国主义者害怕，现在的局势非常好，对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我赞成你们的意见，不必打。他们不敢直接打我们。他们同中间势力打。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总之，一共五个问题，因此他们不敢打。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海军和海岸防御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同志希望同中国一起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毛泽东听到这里惊诧地说：啊？！像农民搞合作社一样。尤金说：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同志以及必要的助手到莫斯科，把我们的一切东西都看看，然后具体商量。毛泽东说：我们想叫你们帮助我们搞，但对“合作社”问题没想过，要研究一下。是否只搞“合作社”你们才干？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我们先讨论，同意就去人，不同意，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今天这个问题不作决定。会见后，同刘少奇等商谈至晨二时十分。

7月22日　上午十一时半至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再次会见尤金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参加。毛泽东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110]。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彭德怀说：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谈话又回到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帮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建立核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七月二十一日关于推迟报送湖北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通知各地，七月一日限期取消，改为明年春季交来，较为有利。”请示报告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曾经规定，各省要在七月一日以前把本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的规划报送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情况变化很大，原订规划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大大修改与补充。因此，此项规划拟于十月份报送中央。

7月24日　下午六时五十分接到杨尚昆的电话报告，说尤金告知他已同莫斯科方面通电话，有些事情要向毛泽东面谈。晚八时至八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话，请他们会见尤金。晚九时至九时五十分，刘、周、邓在中南海西楼会见尤金。晚九时五十五分至十一时二十分，毛泽东听取刘、周、邓的汇报。

7月25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王鹤寿、赵尔陆、刘澜波、何长工[111]、宋任穷出席。晚上，同陈毅谈话。

7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彭德怀、黄克诚、刘亚楼、萧劲光谈福建前线问题。

7月27日　晨零时五十分至二时，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上午十时，关于把握打金门的时机问题，致信彭德怀、黄克诚：“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112]、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同日　上午，听取廖鲁言汇报参加东北农业书记会议的情况。

7月28日　中午，到中南海瀛台继续参观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机床展览。

同日　下午，接受印度新任驻中国大使帕塔萨拉蒂递交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令人传颂的友谊。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致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我深信，中印两国必将更加高举五项原则的旗帜，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毛泽东在同大使谈话中说：中国过去一直不是水多就是水少，现在进行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已经开始见效，一两年以后就更明显了。我们现在是以中小型为主。中国的血吸虫病问题很严重，我们要对它展开斗争。中国现在有一千万人生这种病，一亿人受到威胁，这对我们的生产、人力都是很大的威胁。过去中国是个半殖民地，虽然有一个政府，但它是别人拿着自己的手写字的。苏联本来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也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现了，还出现了许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如果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出现更多的这两种国家呢？大概是会的。

同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谈会见尤金的情况。

同日　复信周谷城：“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113]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114]，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

同日　对外交部新闻司七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一四一号刊载的《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批示江青：“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

7月2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日本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廖承志出席。

7月31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谈话。三时，一同去南苑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四时，赫鲁晓夫乘飞机到达北京。

同日　下午五时至晚九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同赫鲁晓夫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邓小平，苏方有波诺马廖夫、费德林。赫鲁晓夫说：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汇报，看了以后很不安，觉得有些事没有正确理解，问题弄得复杂了，有必要澄清一下。我向尤金交代的时候，就有顾虑，怕他不能完全了解我的意思。我问了他几次，问他听懂了没有，他都说听懂了。但是结果证明，他虽然转达了一大堆，但最重要的一个字也没有讲。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舰队嘛，怎么能说搞共同舰队？毛泽东说：我和尤金同志的谈话是有记录的。（毛泽东拿记录给赫鲁晓夫看。）你看这不是写着吗？尤金说赫鲁晓夫建议建立共同舰队，并可吸收越南参加。第三次谈话的时候，尤金就改口了，他说是共同建设，共同努力。这次我没有见他，是少奇、恩来、小平见的，他们又驳斥了共同建设的说法。其实，关于海军的问题是苏联顾问建议提的，他们说只要给苏方去一封信，立刻就会有答复，就会得到援助。他们四次提出建议，希望我们这样做，结果我们写信给苏联方面提请援助。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毛泽东问：怎么样？“合作社”问题不再提了吧！赫鲁晓夫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记下来。赫鲁晓夫说：对，记下来。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次是由于误会的结果，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了我们的立场。接着，谈到在中国南方建立雷达站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没有讨论，只是国防部和马利诺夫斯基[115]他们提出的。他们建议在中国的南方搞个雷达站，战时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当然平时也要用来指挥演习。雷达站最好由中国自己搞，我们可以给贷款帮助建设。这个雷达站对于我们两个国家都是需要的，问题就是个使用的问题。我们不是说由双方来指挥。我们请求中国方面在协定的基础上，允许我们通过这个雷达站指挥我们的舰队，所有权是中国的。毛泽东说：那末，这就不是个“合作社”啰！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在中国建设，认为不需要由苏方负担。我们认为，这个雷达站，既然苏联需要，而且我们也需要，所以我们同意搞，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使用权一半一半。当赫鲁晓夫一再说苏联提供贷款时，毛泽东说：不要你们出钱，要搞就我们自己搞，你们要出钱，我们就不搞了。赫鲁晓夫说：那好吧，由你决定吧！毛泽东说：这次“合作社”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想到。这样一谈，就清楚了。谈到苏联的顾问和专家问题时，毛泽东说：在我们这儿工作的苏联专家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好人。我们对经济、文教系统的专家没有意见。我们所讲的只是个别人，是公安和军事系统的，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来来走走，换人也不经过我们的同意。我们中央经常发指示给党员干部，给各级党委，告诉他们要怎样对待顾问，要团结好，要搞好关系。邓小平说：可以考虑把顾问制改为专家制，像经济方面的专家一样。任务还是一样的，工作也照旧，就是条件稍微有些不同。赫鲁晓夫说：这样也好，限制一下他们的权力，不要让他们乱发号施令。毛泽东说：好吧！这个问题就算这样了。

同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出席。

同日　关于相机透露自己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事，给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发去电报。电报说：“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116]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并批示：“刘、周、朱、林、陈、邓阅发。”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七月二十七日关于印尼寻求贷款问题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陈毅同志：此件第二页第二段所说向我要求贷款事，黄镇是否曾有报告？如有，请送一阅。此件阅后退毛。”黄镇报告中第二页上说：根据印尼向苏联要求贷款的情况和印尼当前继续执行镇压颠覆活动的政策，要取得美国的贷款尚有许多困难，印尼既已向我政府迫切地提出了贷款的要求，我馆意见，我政府可酌量贷予一部分。这将和过去的米、布贷款一样，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8月1日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至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二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苏方有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117]、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安东诺夫。毛泽东说：昨天谈完以后，一直没有睡，所以今天请同志们来得早一点。我们来个大会套小会，小会套大会，昨天的是小会，今天的是大会。想谈谈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两党关系。关于国际形势，有些看法，和你们交换一下意见。西方帝国主义是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它们表面上装腔作势，三板斧，打了以后就没劲了。我们古代有个程咬金，他打起仗来只有三板斧，三板斧砍完了以后就不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几次高潮，一次是朝鲜战争，一次是匈牙利事件，一次是这次的中东事件。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哪年我们能抓住过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它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人家打了两年它才来。后来，美国人不能不自己冲上去，迫使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方针，这是朝鲜战争和美军入侵黎巴嫩。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反侵略，因为联合国通过了决议嘛。这次被抓住了，是谁在打黎巴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怕的，那样恐慌的，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资产阶级那样大，共产党很小，但是麦卡锡[118]主义就出在那里。这次美国非常惊慌失措。伊拉克事件一爆发，可以等一等嘛。不，就在当天采取了行动，早晨三四点钟，艾森豪威尔就召集开会，决策：如不上去，中东就完了。他们自己是力量有限，困难甚多。办法是，大吹大擂，装腔作势。好像要大干的样子，但结果只有一万二千人。最终目标是，先吞掉伊拉克，然后吞掉整个中东。想不到的是，来了一场风暴，掀起了反对浪潮。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美国这次很慌。它从来没有吃过亏，在朝鲜战争中吃了小亏。这次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它。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8月2日　下午五时至晚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三次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同前。毛泽东说：今天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好吗？北大西洋公约[119]、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三个集团包围着我们。这些集团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我看，这些组织都是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在一种情况下，它们可能是进攻的，比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内部很团结，不可设想反革命能推翻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这三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敌人很强大，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力量，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力量。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墙脚本身也不巩固，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第四个是泛美联盟，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一起提，是有理由的。过去有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一起提。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起来了。东方有个墙壁，形式上未连上，实际上连上了，蒋介石、李承晚[120]、日本要组成东北亚集团。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要从两方面准备，一方面是和平，一方面是战争。一方面要搞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教育人民不怕战争。怕有什么用，人家要打嘛！要打就打，打完再建设。我们要争取七年时间不打仗，七年要争取到了，再争取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就不成问题了。毛泽东说：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比较对我们有利。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险。会谈中间，双方人员曾共进晚餐。会谈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等谈话。

8月3日　下午一时至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同赫鲁晓夫进行第四次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人同前。毛泽东说：我有两个小问题和你谈一谈。第一个问题是核武器的试验问题，你们已经停止试验了，人家还在试验，这样对你们会不会有影响？赫鲁晓夫说：我们表示过，如果对方不停止试验，我们将不受约束。我们是有自由的，必要时还可以恢复试验。毛泽东说：第二个问题，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基地，你看这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据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基地多，他们的力量就很分散。赫鲁晓夫说：这个问题很难讲。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随后，毛泽东等到南苑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会谈公报说：从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会谈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8月4日　晨零时二十分乘专列离开北京。途中在周口店支线停车休息。下午到达河北徐水，在专列上同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谈话。随后，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张国忠的陪同下，乘汽车去徐水县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看了农业社的俱乐部、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到农田看棉花、黍子、玉米、谷子、红薯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又到徐水县城视察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当张国忠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计划生产粮食十二亿斤时，毛泽东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对徐水县实行劳动力组织军事化表示赞赏。指示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品种多，满足人民的需要。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红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晚上，到达保定。

8月5日　上午，离开保定。到定县换乘汽车去安国。向陪同的安国县长了解今年的夏收情况、预计全年人均粮食产量、土地深翻情况等。在安国县先后视察新安村的玉米、药材生产和流水乡红星农业社的县委试验田。下午，乘汽车去定县，对陪同的李悦农说：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教育。徐水搞组织军事化是逼出来的，劳动力非常不足，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的效率。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也要上去，林业也要上去，牧业也要上去，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明年是不是少种点红薯，要大量地种小麦，华北人要多吃小麦、谷子、玉米、稻谷。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

8月6日　晨，到达河南新乡。下午二时，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耿起昌[121]谈话。三时，换乘汽车去新乡的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在王屯看了棉花和水稻生长情况。在七里营，看见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接着，到田间，走进棉田，称赞棉花长得好，并同社员一起给棉花打顶。面对一片丰收景象，毛泽东说：大有希望！六时五十分至七时二十分，在专列上同吴芝圃、杨蔚屏[122]、史向生、耿起昌和解学恭、张明河谈话。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所喜欢的名字。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当晚到达许昌。

8月7日　晨，乘汽车由许昌去襄城。先后看了双庙乡郝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梁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十里铺乡薛元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烟叶和谷子的生长情况。中午由许昌到达长葛，去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了玉米生长情况和干部玉米试验田。后离开长葛，经郑州到达开封。

8月8日　中午，在专列上同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兰考县委书记陈约俊谈话。下午三时三十五分，到达商丘。在专列上同商丘地委第二书记任秀铎和商丘县委副书记刘学勤、王林谈话。四时，去商丘道口乡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视察，看了架秧和不架秧的两种试验红薯的生长情况，以及这个社试种的水稻。

同日　下午六时四十分，到达安徽砀山。在专列上同中共砀山县委第一书记刘欣钊、县长张其明等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十五分，到达江苏徐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地委书记张洪范和专员梁如仁等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徐州的行政区划及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徐淮地区过去经常受水灾，这个地区很穷，中央很关心，希望你们早点翻身。你们要抓粮食、抓煤、抓钢铁，还要抓机械。河南已并大社，你们可以到河南看看。

8月9日　晨零时三十分，到达山东兖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济宁地委书记、滕县县委书记、滋阳县委书记、滋阳中匈友谊社党支部书记、滋阳县长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等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当地的粮食生产及群众生活情况。谈到并社时说：河南在合并，河南从下边来的压力很大，要省委下决心。你们可以去河南看看。

同日　晨三时，到达泰安。在专列上同中共泰安地委副书记、泰安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泰安县委副书记等谈话，详细询问当地的粮食生产、水利建设、小社并大社、冶金工业、泰山旅游等情况。

同日　晨五时十分，到达济南。下午，同谭启龙、裴孟飞[123]和杨得志及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吴健、历城县委书记吕少泉谈话。毛泽东问：大跃进中群众究竟愿意不愿意干，你们有没有下去看看？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谈话后，到济南历城北园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大片藕田和丰产稻田。边看边问，了解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产量等。又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由山东省委负责人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合种的棉花试验田。回到专列上临行前说：这次来，谈也谈得好，看也看得好，就是时间短，谈得还不深，看得还不细。晚上，乘专列离开济南北行。

8月10日　晨，到达天津。下午三时，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汇报，刘子厚[124]、张明河、阎达开、解学恭、李耕涛、张克让、赵克[125]参加。谈到深耕时，毛泽东说：以后除水利、肥料之外，基本上要靠深耕吃饭。深耕对保水、保墒有好处，对多施肥料发挥肥效有好处，对改良土壤增加团粒结构有好处，对除虫、除草也有好处。有人汇报说在人均达到三千斤粮食以后，计划用一半的土地种粮食、棉花、油料，其余土地造林种果树，办牧场，养鱼等，并要建设工业区、文化教育区、居住区，搞河网，修公路。毛泽东说：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想法，没有别的出路。谈到水利时，毛泽东说：河北省河流很多，把几条河都通起来，连起来，搞几条南北运河。过去水是向东流，搞起南北运河，打起格子，水就可以蓄起来了，水就不缺了，天津也就不至于没有水了。修起运河之后，也可以通船。

同日　下午四时，到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稻田。一边看，一边问水稻密植、土地深耕的情况。走到苇田边上，指着苇田对大家说：这是好东西，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

8月11日　下午，参观天津市进出口商品陈列馆。

8月12日　晚上，参观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看了“东风馆”和重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轻工业、手工业几个展馆，对职工们的劳动成就和创造精神表示赞扬。在参观中，对于每一件创造发明、技术改进都很关心，还会见了天津市著名的技术革新能手，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休息时，询问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当李耕涛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时，毛泽东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天津制造工业的大型设备要抓紧，要早些安装，使用起来。

8月13日　上午，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听了天津大学勤工俭学情况的汇报后，说：这样很好，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听到天津六十多所中学也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时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毛泽东参观了天津大学的机工厂、铸工厂和硫酸厂，嘱咐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师生有节奏地劳动和休息。离开天津大学后，到正阳春饭店进餐。一进饭店，就走进又窄又热的厨房，了解厨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时，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饭店门前的街道上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先后五次走到窗前，向市民们招手致意。

同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北站的专列上同河北省、天津市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负责人谈话。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天下大势归纳起来是三个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我们占的力量大，在民族主义中是大有潜力可挖的。搞世界和平运动，有的国家的领导人不参加，而中东事件发生后他们都出面了，我看中东事件比世界和平运动的力量大。这次我走了三个省的若干农村，同志们都问到中东事件。政治形势对我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8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首相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王幼平[126]等在座。毛泽东说：最近中柬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今天西哈努克亲王又重到中国访问，两国关系已更加密切。你们的政府是爱国的政府，是民族主义的政府。订出一个长期计划，注意在经济上军事上找点出路，可以搞出名堂。根本方针是搞经济，十年到十五年可搞粮食。你可以去看看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不劝你搞合作化，因为你们的制度不允许搞合作化。粮食有了，还可以发展，再搞点钢铁，就可以造机器和军火，不用向外国买。毛泽东说：我们外部困难也很大，就是美国同我们作对，台湾、南朝鲜有美国基地，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也有它的基地，菲律宾、泰国还参加军事同盟。一个国家没有重工业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所有的亚非国家都搞工业，亚非国家都搞起来了，对帝国主义就有话可说了。过去亚非只有日本有重工业，它的垄断资本集团还想打外国的主意。其他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情况差不多，工业不发展。独立国家好办，它们都在进步。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难办些，他们内部是分裂的。所以，你的事情好办一些。看看我们的办法，可能不对，作个参考。决策完全在你，照抄一定对你不利。

8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再次会见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周恩来、陈毅参加。毛泽东说：昨天同亲王一谈，我没有睡好觉，所以今天再同亲王扯一扯。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要出主意，不能不管困难。你们有困难，我们可帮助你们出点主意，我们有困难，你们也可帮我们出点主意。西哈努克说：我们国家小，没有考虑过这类问题，这不是我们自私。毛泽东说：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什么大国、小国，大国往往是由许多小国联合组成。中国在古代就是由一万个左右的小国组织成的[127]，后来变成八百个小国，以后又变成七个小国，最后才统一成一个大国。现在中国还是由许多省份组成的。鹿和老虎谁比谁强？我看老虎不一定比鹿强。一九○○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八国联军中也有小国，可是它们欺侮大国。日本也是小国，也侵略过我们。这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国，我们是农业国，政府也很腐败。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朋友性质的国家。我们希望你们发达起来，我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你有干劲，有文化和知识，你是亲王，实际上又是一位平民化的政治家。你能团结各界人，从国王到劳动界。你做过国王，当了首相，又做政治领袖，同人民在一起，没有封建主义的架子。这证明你是受过民主教育的。在谈到华侨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求在柬埔寨的华侨拥护柬埔寨王国政府，同柬埔寨人民合作，尊重柬埔寨的法律。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在柬埔寨的华侨中没有共产党组织。

同日　乘专机从北京到达北戴河，住一号楼。

同日　下午三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议，商议这次扩大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归纳为十七个问题，即：一、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二、今年铁、钢、铜、铝问题；三、明年农业问题；四、明年水利问题；五、合作化问题；六、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七、教育问题；八、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九、劳动制度问题；十、五百七十万人去边疆问题；十一、技术保密问题；十二、国际形势问题；十三、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十四、协作问题；十五、深耕问题；十六、肥料问题；十七、民兵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会议。会后，同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谈话。

同日　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批示：“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不用新五。是否如此，请伯达酌定。”同时为该文写编者按语：“编辑部按：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党的指示的时候，结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讨论。在学校党委讨论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教员参加。”二十二日，阅陆定一报送的《红旗》杂志排印的这篇文章的清样，批示：“定一同志：改得好。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128]、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二十八日又批示：“定一文章关于教育史部分，请再打印一份给我一阅，有人提议不要批评凯洛夫、斯大林，似较适宜，可以刮掉。”[129]在几次审阅中，毛泽东加写和改写一些内容。加写了关于中国教育史的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陆定一文章说：“研究教育史，当然有好处，可以知教育的一般规律。但须知，教育的一般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文章说：“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只有很多书本知识的人，只是资产阶级的所谓‘通才’，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对这一段话，毛泽东有两处修改：在“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全面发展’的人”之后，加写：“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在“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之后，加写“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

8月17日—30日　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问题及其他问题。

8月17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同中南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陶铸、王任重、吴芝圃、周小舟、刘建勋谈话。王任重请示两个问题。一个是重点抓工业问题，毛泽东同意。一个是大社问题，毛泽东主张规模搞大一点，五千户、一万户一个社。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性质是个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今年要搞一千一百万吨钢，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要翻一番。这个东西有完不成的危险。今天是八月十七日，只有四个月零十三天了。中心的问题是要搞到铁。还要抓紧一点，今年要把一千一百万吨钢搞到手。谈到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说：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跟工作结合起来，要作出一个决定。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说：国际上有一堆问题，请你们大家研究一下。会不会打仗？恐怕是不会打。谁怕谁多一点？两边都怕，但是究竟哪个怕哪个多一点？我看恐怕还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我们叫社会主义，纳赛尔、尼赫鲁、苏加诺这些人叫民族主义或者叫中立主义，还有一个帝国主义。后面这两个都叫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民族主义，一派是压迫别的民族的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中间这一派民族主义，本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因为它又反帝，就转化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方，社会主义的后方。要讲原子弹，苏联也有，这个东西两家差不多。其他力量比较，我们比它大，因为我们加上这些民族主义，再加上那些西方国家里头的共产党能够影响的人。所以说，西方比我们怕他们更多一点。因此，就不会打，它不想打，它很怕。但是我们要准备打，因为那个垄断资本也可能打。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你怕它也打，你不怕它也打，横直是要打，还是跟干部讲清楚，要打就打，叫做横起一条心，打烂了再建设。帝国主义搞的三个军事集团的性质是侵略的。它是向两方面侵略：向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但是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与其说它是进攻的，还不如说它是防御的。它那个东西稀稀疏疏的，比如这回在巴格达不是搞了一个洞[130]吗？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外的那一边就是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我们这边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外的那边有印度，有缅甸，有柬埔寨，有锡兰（今斯里兰卡），有印尼。它是很薄的一道薄板墙。这三个集团比较，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巩固，巩固程度也有限。所以，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它是整中间地带的，也整我们，但是没有机会整，就只好整中间地带、整殖民地，而且它们内部互相整，比如英美联合整法国，也限制德国。我们现在总是说要缓和紧张局势，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对我们说来有利的是缓和，而对西方说来有利的是紧张。但是可不可以这样看，这个紧张局势比较起来对我们有利，而对西方比较不利。对它有一条有利，就是它的军火工业可以大发展，好通过预算，扩大军备。但是，对它并不都是有利，紧张使得人们想问题，紧张可以把人们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英国人、美国人在约旦、黎巴嫩是慢一点走好，还是快一点走好？据我看，它多呆一天就有一天的好处，众矢之的，以便我们每天有靶子可射。谈到民兵问题时说：要武装民兵。除了一些较小的省、区之外，较大的省，或者以协作区为单位，由地方来生产轻武器，来武装民兵。全民皆兵，谁要来侵略，就拿这个东西去对付他。我就赞成多唱点穆桂英、泗州城、花木兰，少唱点梁山伯祝英台。

同日　阅《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并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对草案中的“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的“有文化”前，加上“有社会主义觉悟”。在“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大学。在将来生产高度发展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减少社员劳动的时间，增加他们读书的时间”这段话后，加写“要使全体青年一代都有大学的政治、文化、技术程度”。在“公社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青壮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应该编成民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担负国家所分配的军事任务”这段话后，加写“其目的是维持社会治安和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简章草案作为北戴河会议文件印发，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

8月18日　晨，阅彭德怀报送的广州军区八月十三日关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深圳方向进行实兵演习的安排的报告，批示：“德怀同志：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再：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