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各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和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重点建设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集中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点。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是不行的。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调东西调不出来要服从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改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纪律性，比更有秩序。钢明年两千七百万吨要完成，今年一千一百万吨要保证。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关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集中力量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军官要下放当兵，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

同日　中午，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开会。

同日　阅刘晓八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会议各同志。”刘晓的电报说：不久前我曾往访库西宁同志，向他转告了毛主席对苏共中央关于王明情况通知的答复。他表示对毛主席能充分地理解苏共中央他非常高兴，至于王明是否应该在苏联继续治疗的问题，应完全由中共中央决定。既然毛主席认为他可以留下，这对苏方来说也不会成为负担。这个电报作为北戴河会议文件印发。

8月20日　下午三时，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炮击金门问题，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131]、叶飞、陶勇[132]出席。叶飞汇报福建前线的准备情况，把地图摊在地毯上。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看地图。叶飞汇报完后，毛泽东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叶飞答：那无法避免。

同日　下午六时，在北戴河一号楼第三次会见由西哈努克亲王率领的柬埔寨国家代表团，周恩来、陈毅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工业有一些进步，但要在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英国，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先在绝对产量上赶上英国。我建议你可以搞点小规模的重工业，比如炼钢，有了钢你就可以搞点机械。我们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一点点经济上的帮助，那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有帮助的话，那就是政治上的，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这方面对你们是个支持。美国的手很长，到处抓。抓我们的台湾，抓南越、南朝鲜、菲律宾、泰国，现在又在抓新加坡。它把防线搞到我们门口来了。

同日　晚八时半，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陈云、薄一波、陈伯达、王鹤寿、赵尔陆出席。会上，陈云谈冶金和机械生产的情况，陈伯达谈马、恩、列、斯论军事工作的一个材料。

8月21日　晨，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保证重点，明年搞两千七百到三千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133]，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毛泽东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搞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整风以后，一条心。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取消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壮。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乔木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了。到西柏坡也是一个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以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机动。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国家保证两千五百万吨钢，剩下五百万吨由省、市、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的，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设几个书记。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开会。

8月22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领海问题和炮击金门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陈伯达、胡乔木、叶飞、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出席。毛泽东对叶飞说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134]。

同日　毛泽东提出请两个法律专家到北戴河来。随后来到北戴河的有周鲠生、倪征、刘泽荣[135]。

同日　阅中共青海省委七月五日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给中央的报告，批示：“退少奇、小平同志：第五页，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样说是不对的，那里的生产力并没有解放。第五页，阶级消灭了，这样看也是错误的，现在全国并未消灭阶级。这两点作了修改。”报告说：“农业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改变，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着。只是这种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毛泽东将这段话的后一句修改为：“这种矛盾既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报告说：“事实再一次表明，阶级虽然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反革命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阶级虽然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未熄灭”，修改为：“就全国说来，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是阶级尚未消灭，阶级斗争并未熄灭。”

同日　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批示：“少奇、小平、定一同志：此件可用。似宜印发各主要民主人士，并同他们座谈一次，然后公布。”草案主要内容是：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各大协作区应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步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这个指示九月十九日正式发出，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月2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实施大规模的猛烈炮击。

同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讨论领海问题，周恩来、周鲠生、倪征、刘泽荣、乔冠华、雷英夫[136]等出席。会议结束后，同周恩来谈话。

8月24日　晨，阅谭震林八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通过的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文件，批示：“退谭震林同志：各件已阅，可用，照此付印。”谭震林的报告说：农村的九个文件，已基本通过六个，送上请审查。今天下午将讨论另三个文件，修改后于明天向你汇报。这九个文件是：一、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二、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三、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四、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五、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六、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七、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八、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九、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同日　上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和中央有关负责人谭震林、廖鲁言、陈正人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明年还是要大干一年，劲还是愈鼓愈好。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地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且是全民的。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不控制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不但没有影响军事训练，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关于分配的问题，苏联干部职工的工资等级太多，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限制了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民食足，君食孰能不足”[137]。人民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用什么办法。我们的方法，反正还是大鸣大放，自己管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下级；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138]，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一九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除，大学教授要比学生吃好一点。谈到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时，他说：有时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大家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人民公社决议作为草案发下去，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都铺开。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不搞要犯错误。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个到二万个社，每社五千户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都将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各地参照执行。

8月25日　下午，同陈云、李先念、程子华、陈国栋[139]谈粮食、棉花的收购、储藏问题和商业工作问题。

8月26日　下午，应李烛尘的要求同他谈话。

8月27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和中央有关负责人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陈伯达、胡乔木出席。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理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

8月28日　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几项人事配备和组织机构调整的方案，批示：“应提交政治局批准。刘、周、朱、陈阅，退小平同志照办。”

同日　下午，同周小舟谈话。晚上，同张仲良谈话。

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前，毛泽东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同日　下午，同谭震林、陈正人、廖鲁言谈农业问题。

8月30日　上午，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主要讲人民公社问题和全党办工业问题。毛泽东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个决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农业是个工厂，实行工资制度。工资是发给每一个人的，而过去合作社是发给一个户，一个家长。青年人和妇女非常欢迎现在这个工资制度。人民公社的公的特点比较合作社大为提高。这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出现的一个新问题。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要实行工资制度，粮食供给制，无论谁人，都有饭吃。吃饭不要钱，还要有个过程，明年还要苦战一年，也许有些要苦战三年。我们这个决议案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比如讲，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从前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就是一切公有，跟工厂差不多，私人的生产资料、房屋也是公共的。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耕。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农林牧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将来还会有许多问题我们不知道，还要研究。现在一下就出来这么一个简单的章程，就是河南省卫星公社的简章，只要这个章程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不单是农村，还有城市），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不然太短了。（刘少奇：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过渡。）加上“开始”还可以。有个文件讲，明年这一年是决战性的一年，我看这个话讲得好。无论工业、农业都是，特别是一个钢铁，一个机械，当然还有粮食，因为粮食明年要再翻一番。要搞两千五、两千七，争取三千万吨钢，这就要好好准备，是一场大战。从二十一号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首先是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不是八月，而是七月，最好是六月。六月十九号出的题目，出了题目没有措施，就是官僚主义，不知道情况。从八月二十一号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但是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所以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末一是我的工作没有抓紧，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不应该出这个一千一百万吨的数目。这个一千一百万吨，你总要到了手才算数。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争取三千万吨。毛泽东说：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觉地做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懒汉。实行薪水制以来的缺点就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都要有等级的，办公桌是有等级的。这样一来，脱离群众，战士就不喜欢军官，农民就不喜欢我们县、区、乡的干部，城市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呢？你是当官，党官、政官、军官、学官，还有商官（做生意的），还有工官（当厂长的），官这么多，就出官僚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整风一来，就整官气，提政治，政治挂帅，从前争等级，争待遇，争薪水，后头不争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现在是不是马上废除薪水制？也可以暂时不废除。要来个一两年的准备，要人民公社搞起来逼我们。我们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有见过几个懒汉。他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挂帅，有个共同团体，有个共同目标，阶级斗争。现在，我们内有阶级斗争，外更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我们是向自然界这个敌人作斗争，要征服这个自然界，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为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为我们少数人的幸福，我们这少数人恰好是为他们的幸福的。现在人民公社有些地方提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纪律化，生活集体化”，我看这三个口号很好。实际上是个军队，是个产业大军。不仅工人是产业军，农民这个军更大。讲军事组织，就好像没有民主了。恰好我们的民主不在别的地方，而在我们的军队，它可以搞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人民公社这个军事化，又有民主，又有很严格的纪律，但是他们相互的关系是同志关系，是用说服，不是用压服。毛泽东说：我们这一次会议的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就是要第一书记来抓。从这次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现在，农业比较上轨道了，而工业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这主要是指工业，首先是指钢铁和机械。因为有了这两样东西，百事皆有。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这三个东西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毛泽东说：有一本书，叫作《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请各省都印，印到县、区、乡，乡党委至少要有一本，能看的让他们去看。因为我们要搞进一步的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看那个东西。这本书要公开出版，广为散发，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一条，很有启发；第二条，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那个时候的人讲的话，就没有像我们这个决议案这样具体。这也要破除迷信。毛泽东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件事，近来不大强调了，请同志们回去搞一下。我希望，这四样东西越少越好，因为这些东西直接影响劳动人民的健康。

同日　邓小平将中共中央关于增挂林彪像的通知稿送毛泽东等审阅，批写：“拟同意。主席、刘、周核后发，退尚昆办。”九月二日，周恩来对通知稿批写：“可否考虑除增挂林彪同志的像外，再增挂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的像，请主席批示。”九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项意见”，并在通知稿的“应增挂中央副主席林彪同志像”后，加上“和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像”。这个通知于九月五日发出。

8月31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罗荣桓、张闻天、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黄克诚、胡乔木、吴冷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张德生、叶飞出席。

同日　晚上，同张治中谈话。

8月　在黄克诚八月三十日送杨尚昆付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中加写一段话：“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

9月1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同罗瑞卿谈苏联召回在我国公安部工作的苏联专家一事。

同日　就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汇集一事，批示杨尚昆：“几十个决议，除印成一本发给各中央委员和几级党委（似应发到县级，军队发到团级，作为内部文件）外，哪些应在报纸上公布，请与小平、彭真同志商定。”后由中央办公厅编印成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共三十七个文件。

同日　嘱机要秘书问黄克诚：对金门、马祖作战方针指示写好没有？我电台对金门广播的宣传材料检查了没有？九月二日，阅谭政当天的检讨报告。报告说：八月二十七日，总政治部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名义发出的给蒋军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及全体官兵的广播稿，事先未请示中央经中央审查批准，就发出去，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由于这个文件内容上有些不妥[140]，使我们在对外斗争中产生了某种被动。这在政治上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所以发生这一错误，是由于我对炮击金门的作战意图领会不够，对金、马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谨此检讨，请予指示。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军委委员及中央常委，阅后收回。”三日，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及附件《关于海军、空军对付敌机敌舰沿海活动的几项规定》，批示：“克诚同志：指示及附件，写得很好。请即交彭德怀同志看过，再经军委会议通过，然后发出。在军委会议上，请你详细解释理由。”“发福建军区及各军区，各省、市、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外交部，陆定一，吴冷西。”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指示强调：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毛泽东在“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后，加写了“（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蒋占岛屿的军事斗争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我军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保持完全主动。三、目前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即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陆、海、空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9月2日　上午，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八月二十五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的《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致信邓小平、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康生、胡乔木。信中说：“这个文件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是陆定一同志论教育的文章，虽较长，理论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是民兵决议，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要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141]，读得下去，提纲挈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印象。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构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风。”“建议：你们有意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很好，就动手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说明要点’，无年月日；无署名，不知谁人写的；表中有好几张除作者外，恐怕谁也看不懂。为什么如此呢？如果少奇、恩来尚在北京，请给他们一阅。彭真请给一阅。”

同日　晚九时，在北戴河一号楼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当两位记者说到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时，毛泽东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142]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本书里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马罗金问：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立场可以长期维持吗？毛泽东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够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毛泽东说：巴西人口占拉丁美洲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你们是大国。以后巴西人口还会多，土地那么大，跟中国差不多，你们的国家很有前途。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可以先取得半独立的状态，然后完全独立。亚非有许多国家就是如此。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局势很好。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它们的目的是要统治一切可能统治的地方，但是它们到处受到抵抗。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者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同日　晚十一时，同曾希圣谈话。

9月3日　上午十时，同曾希圣、张治中谈准备到安徽等地视察事，并邀张治中同行。十一时五十分，同黄克诚、王鹤寿谈话。

同日　下午，乘专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徐冰开会，商议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

9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胡乔木开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和炮击金门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于本日发表。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9月5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最高国务会议六个月没有开了。这六个月，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没有料到。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国内形势，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有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一条叫政治较少。经过整风，大多数干部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工作就积极起来了，一股热潮就起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起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变化中。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文化界、新闻界、科学界、工程技术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毛泽东向会议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是作为一种看法，拿这些观点去观察观察国际形势。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它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它们那边的人少一点。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它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第二条，美帝国主义它们结成军事集团，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集团的性质究竟怎么样？不要把这三个军事集团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们并不巩固。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但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它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第五条，戴高乐[143]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第七条，不承认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它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同日　下午三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邓小平、胡乔木、吴冷西开会。四时半，周恩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苏达利柯夫，表示欢迎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周恩来谈了中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分析，美蒋矛盾以及中国的立场、策略和所采取的行动，着重说明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五时半，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同苏达利柯夫会见的情况。

9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首先，由李富春就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和一九五九年国家建设计划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等问题作报告。接着，会议讨论周恩来针对杜勒斯九月四日声明准备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144]，周恩来作了说明。在周恩来作说明前，毛泽东说：搞它一下，我们还没有讲话，社论都没有写，杜勒斯就写信，然后它那个总统谈话，国务院发言人谈话，什么陆军部长又在台湾讲话，援台湾的司令斯摩特搞得满城风雨。[145]等全世界各国一切情况都闹清楚了，我们现在才讲话。周恩来作说明后，毛泽东讲话。他说：研究一下，看有什么缺点，可不可以照这样发表？至少美国是被动的。它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它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它是被那个索子套住了，使它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它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蒋介石就是那么多兵，三分之一的兵力十一万人在两个岛上，九万五千人在金门岛，一万五千人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大陆海岸只有三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得整它一下。我们整金门，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的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美国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蒋介石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美国要拿金门、马祖交换台湾，我们原则上是不能交换台湾。你把金门、马祖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总不可以吧！至于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日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杜勒斯前天那个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毛泽东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等，并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参加。葛罗米柯是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来中国就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信（草稿）[146]，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恩来昨晚向苏达利柯夫谈到的中国方面对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立场、策略和做法；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信，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提出警告。他介绍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此外，还通报三件事：一是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讨论美英从黎巴嫩、约旦撤兵的情况，二是九月五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三是与即将召开的第十三届联合国大会有关的一些问题。

同日　阅谭震林报送的九月四日全国电话汇报会议关于各地办人民公社情况的材料，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以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材料说：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大部分省、区在九月底以前可实现公社化。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均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个别是一县一社。各地建立人民公社一般分作两步走：秋前先搭架子，换牌子，上动下不动，实行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生产；秋后再处理具体政策和解决经营管理等问题。这次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要求办公社。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只有少数地方由于思想发动不够好，有些群众有顾虑，发生了杀鸡、杀猪、卖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对此，各地均已引起注意，并在纠正中。

9月7日　晨七时，就研究赫鲁晓夫准备给艾森豪威尔的信（草稿），批示：“恩来同志：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致艾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美蒋军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编队左、右两侧护航，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军已经卷入，对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叶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147]八日中午十二时，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叶飞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即下令开火。叶飞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驶去。蒋舰被击沉三艘、击伤数艘。

9月8日　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继续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今天有两个议事日程：一是财政和商业，一是教育。我想讲几句话。我们六号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它看到我们不打炮，就又来护航了，今天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领海十二海里，你到了七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舰，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索。对他们使用绞索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它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老的绞索，美国已经占领几年了。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那个时候看情形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人在这个地方，他们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美国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毛泽东讲话后，李先念就今年财政收支情况、明年财政预算的初步安排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作报告，陆定一就今年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作报告。最后，毛泽东作结束语。他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做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在财政方面，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元，今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四千亿元。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元，五年可以搞四千亿元。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前面这八年，五○、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四百九十二亿元，而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元，就是一年差不多等于那五年。这是两笔大账。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今冬明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这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还有一点，是抓工业。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和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如果明年能搞三十万台工作母机，后年再搞五十万台，连原有的二十六万台就是一百多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同日　审阅修改《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的新闻稿。在新闻稿中的“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这句话后，加写：“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还在新闻稿中加写一段话：“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这个新闻稿发表在九月九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闻天、王炳南、乔冠华开会，商谈中国政府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听取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九日下午，继续商谈。毛泽东指示王炳南在中美华沙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比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毛泽东还说，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

9月9日　晚上，接见毛宇居[148]。十日，致信毛宇居：“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149]一缄，亦烦转致。”毛泽东致湖南湘乡东山学校的信内容如下：“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9月10日　晨，听取彭真、薄一波、王鹤寿汇报钢铁生产情况。

同日　中午，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汉口。下飞机后即去长江游泳。下午到达住地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这次南下，是到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张治中、罗瑞卿同行。

同日　就台湾局势等问题复电胡志明：“九月八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胡志明在九月八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

9月11日　下午，到武昌第一纱厂参观小高炉出铁。参观后游长江。

9月12日　下午，到长江游泳。晚上，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办的炼焦厂、空气电池厂、硫酸厂、硅胶厂、炼铜厂等，称赞实行半工半读的学生，说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在听取学校负责人汇报情况时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9月13日　晨，致信张治中：“密件五份，送陈请览。阅后退还为荷！”

同日　中午，到长江游泳，说要一直游泳到武钢。游到接近蒋家墩码头时登上江轮，在蒋家墩码头上岸，视察武汉钢铁公司。走上武钢一号高炉炉台，观看这个高炉出第一炉铁水。在炉台铁栏前向群众招手致意，并会见在武钢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向他们表示感谢。随后，到武钢的炼焦厂，观看一号炼焦炉出焦。离开武钢时，叮嘱说：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型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同日　下午，接见武汉市妇联的三位女干部。对她们说：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同日　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致信周恩来、黄克诚：“送来连日金门情况二件及我军命令一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二十四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料罗湾三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校准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150]、乔（冠华）诸位意见如何？顺祝旗开得胜！”毛泽东在信封背面又写了一段话：“如同意，内信请寄叶飞，刘亚楼，厦门前指[151]付讨论。不要勉强同意。是则是，非则非，以实际可行者见告。”

同日　在吴冷西九月十日送阅《动态》第一号的信上批示：“电话告吴冷西同志：《动态》第一号收到，看过，觉得很好。”吴冷西的信中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了便于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了解这两个单位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并及时予以指导，合编了一个刊物，现呈阅。我们希望经常得到主席的批示，以便据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9月14日　下午，游长江。后到汉口老通成餐馆就餐。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礼堂观看文艺节目。

9月15日　上午，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观看该厂第一机械加工装配厂的装配车间和铸造车间，同在那里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见面，并了解工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随后，前往黄石的武钢大冶铁矿。途中，在鄂城县临江公社看了棉花试验田。上午十时，到达大冶铁矿后，视察露天矿场。强调要注意矿石的综合利用，特别关心矿工的安全。并说：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同日　下午，登上停泊在黄石的“江峡”轮，前往安徽。途中，游长江。

9月16日　晨，乘“江峡”轮到达安庆附近，停船休息。上午，在大风中游长江十余分钟。上岸后，参观安庆高级中学小土炉炼铁和正在修建的安庆钢铁厂。

同日　下午，从安庆乘汽车到达合肥，住稻香楼西苑。途经舒城时，参观舒茶人民公社的远景规划模型和一部分新式农具。晚上，看庐剧。

同日　致信王任重：“敬挥数字[152]，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此次在鄂，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颂你们一帆风顺！”

同日　致信曾希圣：“校名遵嘱写了四张[153]，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154]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9月17日　下午，到安徽省博物馆参观农业馆、水利馆、除四害陈列馆，还参观了工业、交通、邮电、财贸、林业、水产、文化教育、卫生、历史文物等馆，历时两个半小时。毛泽东说：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

9月18日　晨，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批示：“曾希圣同志：此件请一阅。你们收到否？”通知说：周恩来于九月十四日召开钢铁生产紧急汇报会，讨论了目前钢铁生产的情况，一致认为九月上旬平均每日钢铁产量显然比八月份有所增长，但是，铁的平均日产量才达三点一万吨，钢的平均日产量才达二点四万吨，离九月份计划产铁二百万吨和产钢一百二十万吨的任务还有一定的距离，今后半个月的工作还是十分紧张的。为此，中央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协助各省市、各钢铁厂及时解决当前钢铁生产中首先是生铁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争取尽可能完成九月份产铁产钢任务，以利今年第四季度钢铁生产的更大跃进。

同日　下午，视察安徽省委机关钢铁厂和合肥钢铁厂。傍晚，参观新式农具展览会，看了新式水车、空中运土器、改良深耕犁、农民自造的插秧机等。

同日　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致信周恩来。信中说：“外交部对王炳南的每次指示，都应当简明扼要，界限分明，坚决有力。过去几次指示，繁琐而不扼要，界限不明，软弱无力，以致犯了错误。”“建议：（一）召陈毅立即回京，协助你主持此事；（二）将我此电交外交部党委，予以讨论，得出结论；（三）将我此电发给王炳南阅读；（四）恢复过去办法，每次王炳南发言稿，都由北京起草，不许擅作主张。”

9月19日　晨二时，致信曾希圣：“请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委员、省政府主要人员（主席、副主席、各厅局长、计委等委员会主任、法院及检察院院长），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开一张名单给我，为盼。”

同日　晨四时，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夜来信[155]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我今日去芜湖，后日去南京。”

同日　下午，乘敞篷车经过合肥市区，夹道欢送的群众有二十多万人。晚上，到达芜湖。

9月20日　下午二时，视察芜湖造船厂。然后乘鱼雷快艇在长江中行驶。三时快艇靠岸，乘专列去马鞍山。在马鞍山钢铁厂视察，冒雨看了这个厂的五号、七号、八号高炉，炼钢车间，详细询问各方面情况，指出：马鞍山钢铁厂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

同日　晚上，从马鞍山到达南京。

9月中旬　阅中共冶金部党组九月十五日关于目前钢铁生产情况的报告，批示：“送曾希圣同志阅后，退毛。”报告主要汇报了河南省的钢铁生产自九月十五日开始跃进的情况。

9月21日　晨，致信江渭清：“请照安徽办法，将江苏主要负责同志抄一份名单给我为盼！如天气好，我也许今天去杭州。安徽名单，请阅后退我。”

同日　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关于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指示各级党委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随后，同许世友谈军队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的问题。

同日　晚上，到达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观看文艺演出。

9月22日　晨，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日　下午，就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致电周恩来：“（一）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我国必须早日宣布承认它，并着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二）你九月二十二日三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二日晨三时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空炸更不适宜，因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回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空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

同日　致电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电报说：“感谢你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的来信。我代表我国和我国全体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地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祝贺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更加伟大的胜利！”阿巴斯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成立，满足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热切愿望，是阿尔及利亚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信中赞扬毛泽东是亚洲人民解放的巨匠，是人民自决权的不倦的保卫者。

9月24日　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的封面上批示江青：“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

同日　晚上，先后听取谭震林、江华汇报工作。

9月27日　晚上，乘专列从杭州到达上海。

9月28日　晨零时至一时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同上海文艺界代表共度中秋节。随后，到上海第一钢铁厂视察。登上该厂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五米高的炼钢炉台参观。晨三时，乘专列离开上海回北京。

9月29日　晨三时，回到北京。途经天津时，在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吴砚农、万晓塘谈话。

同日　晨三时四十分，同周恩来谈话。

9月30日　晨，同彭真谈话。

同日　起草《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新闻稿。新闻稿概述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省市的情况后，写道：“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这个谈话新闻稿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同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这次外出巡视，看到各地群众干劲很大，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这次巡视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关于台湾海峡局势，毛泽东说：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们宣布十二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国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八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十二海里领海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察，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但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重兵，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

同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批示：“即送彭真同志：此件似可改写成一个新闻报道，在报上发表。即酌办。”报告说，我省钢铁生产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正在为国庆节前放出日产三至五万吨生铁的“卫星”而努力。这个报告改写成新闻报道，在十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群众发动越透，钢铁跃进越快》。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晚八时，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并会见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外宾四百余人。晚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伊拉克友好访华团和伊拉克文化代表团。

10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六个国家的一些代表团：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和索非亚市人民会议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蒙古国军事代表团、苏联原子能代表团和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波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会见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在座。毛泽东同这些代表团进行了谈话。关于炮击金门问题，他说：金门打炮，这是真打，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关于中国的大跃进问题，他说：中国究竟有没有大跃进，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今年在武汉有一次会议[156]，我们一些省委书记在那里开会。那时候正大搞小型水利工程，我问他们，究竟有没有大跃进？他们说确实有大跃进。我说你们看见没有？那些人说，他们可是看见的，确实有大跃进。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之后，来了一个夏季丰收，我这个怀疑就减少了。到了八月我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个时候，今年的年成大体可以确定了，这次确定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到今天我还要保留这百分之一。等秋收的结果最后证明了，那我就信了。我刚才讲，今年农业增加产量大体上可以肯定，请你们注意大体这两个字。我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关于钢铁，现在我们用很大努力来搞了。我们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提起来了，其他东西都可以解决，都可以跟上来了，比如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就可以制造机械。为了炼钢铁，就得搞煤炭，搞电力。现在我们这里石油问题还提得不严重，将来也是摆在面前的问题，还得搞铁路、轮船、卡车。钢，去年我们是五百三十五万吨，今年计划原来是六百二十万吨，后来增加到七百五十万吨，又增加到九百万吨。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们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一些同志在一个地方吹，我说你们搞九百万吨，何必不多搞一点，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万吨。他们说行。到八月一查，还差得很多，我就着了急，我说我的炮放错了。就是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我和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地方管工业的书记开了一次会。我们抓工业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真正抓工业，认真地把工业放在第一位，全党抓工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是在今年八月。落后于时代呀！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抓，问题是抓得不紧。今年的钢产量究竟能不能翻一番？我自己也是怀疑派，要到了手才算数！最近我们各处抓了一下，各处数了一下，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不到把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交给我的时候，还是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的怀疑。在这里，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农业，一个钢。我们中国人只是逐步认识的，并不是很早就认识的，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总起来说，我们今年是有一个大跃进。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对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对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人民也是有利的，对争取和平也是有利的，可能使世界上的战争打不起来。这讲的是可能，当然还不是现实性，有斗争，要争取。当外宾中有人问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党怎样进行领导时，毛泽东说：党的核心作用，要加强，不是削弱。公社组织就是政权组织，这是可以的，但是同党的组织不能混淆，因为党是先进部分组织起来的，应该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人民公社，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大，一个公。但是，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不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取的，也不是哪一个省委决定的，而是群众取的，首先是河南人，他们起一个章程，从今年四月间开始，有几处地方，挂出一块招牌叫人民公社。今年八月，我到河南、河北、山东走了一圈，就说了这个问题，究竟叫合作社还是叫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说群众要叫人民公社，可以。后来在北戴河中央会议接受河南人民的办法，作出了关于办人民公社的决议。现在在试办，这个东西还要看，搞几年再看，不过大体可以肯定这个东西是不会失败的。群众迫切要求，基本上是因为劳动力不够。又要搞农业，又要搞工业，农业又要搞高产，小社不行，范围太小；要搞大企业，解放妇女，统统要搞公共食堂，几亿人民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妇女就不要做饭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

同日　致信袁水拍：“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写的字照相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157]

同日　阅一封反映安徽灵璧县三个乡的灾情、饿死人、干部打人等的匿名信，批示曾希圣：“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并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报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措施进行了处理。

10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分析讨论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158]。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会议。周恩来说：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杜勒斯的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毛泽东说：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

10月4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5日　上午，就暂停炮击金门，致信彭德怀、黄克诚：“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以上请即令行。或者即以此信转发叶飞、韩先楚[159]。此件处理后，送总理一阅。”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美国正在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企图摆脱其目前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窘境。它要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此，军委决定减轻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使金门、马祖的蒋军能够生存下去。炮兵对金门各岛，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大规模的炮击，只作袭扰性的打击。毛泽东批示：“此件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处同志和各军区的负责同志。请受件人注意保密。”并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为了打破美国停火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过去那样的大打。灵机应变，主动在我。”

同日　晚十一时至十一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起草告台湾同胞书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

10月6日　晨一时，起草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160]、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161]，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162]。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晨二时，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彭、黄，请发韩、叶[163]：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并批示：“即送克诚办。”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10月7日　晨，同周恩来、黄克诚谈话。上午十一时，黄克诚根据毛泽东谈话中的指示，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坚决执行七天停止炮击的声明给叶飞、韩先楚等的电报。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同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0月8日　上午，同陈伯达、田家英谈话。后同谷羽[164]谈话。下午，同康生、陈伯达谈话。

10月9日　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何去何从》[165]。将原稿中的一段话“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从一九二七年算起，已打了三十一年，十年内战，再加八年抗战中的‘摩擦’，再加日本投降后的四年内战，再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九年，这三十一年中间除了一两年没有打以外，充满了大大小小的仗”，修改为：“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有一两年没有打，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将最后一段“当然，问题尚有待于解决，而不是已经解决了。目前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还不能说是风平浪静，相反的，现在正是多风多浪的季节，随时都有发生台风的可能。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对于美国当局来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修改为：“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并批示：“退吴冷西同志：不算好，勉强可用。”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10月10日　晚上，同李先念谈话。

10月11日　上午，致信周恩来：“苏来件[166]不忙复，谈一下再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叫克诚将八月十九日汕头空战以来五十多天中，我歼敌机多少，敌歼我机多少，确查统计，准备告诉苏方。他们信敌人谎报，不明实情。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我倾向这种方针。是否适宜，今晚或明晚可以商定。”

同日　上午，就《人民日报》转载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刊登的张春桥[167]《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复信吴冷西：“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吴冷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复赫鲁晓夫来信问题和炮击金门再停两星期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彭德怀、黄克诚出席。会后同刘少奇谈话。

同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168]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在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

10月12日　根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云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黄克诚、吴冷西、乔冠华开会，再次讨论关于炮击金门再停两星期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稿。

10月13日　晨一时，起草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命令。

同日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稿。这个稿子没有发表，后来重新起草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

同日　晨五时，审阅修改十月十二日送审的毛泽东复赫鲁晓夫的信稿后，批示：“恩来同志：加了几段，是否适当，请邀请中央若干同志商量一次，加以酌定。文件以十月十四日发出为宜。”在信稿的“从目前的形势看来，美国不敢为金门、马祖挑起对我国的战争，相反地，美国趋向于逐步从金、马脱身，以便冻结台湾海峡的局势，实现‘两个中国’的阴谋”一句后，毛泽东加写：“目前，美国人非常怕打仗，千方百计回避战争。当然，我们也决不去碰美国人。”对信稿的“我们的对策是让蒋介石集团继续占据金门、马祖，拖住美国，不让它脱身，这样就更便于我们教育人民，锻炼部队和孤立美国”这句话，毛泽东删去其中的“更”字，并在这句话后加写：“也有教育世界人民的作用，使得每个人想一想，美国统治者们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在信稿说到“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除美国对我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甚至“一开始就由于使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成为全面战争”处，毛泽东加写：“但是，为了取得充足理由，使世界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使美国完全输理起见，就是中国遇到美国的全面原子攻击，但尚未对苏联攻击，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在头几天亦可考虑只作政治声明，呼吁停战，提到联合国制裁美国侵略者，而把正式全面原子参战放在稍后几天。后发制人，取得全胜。”在信稿的最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总而言之，我们的看法，美国怕打，怕得利害。世界形势有利于我们共产党人，不利于帝国主义。美国在中东，在远东，都处于被动地位，而我们是主动者。争取七年到十年的和平是可能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采取你们和我们对中东对台湾海峡的有理而坚决的斗争方式。”这封信后来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曹聚仁，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在座。毛泽东说：看了曹先生写的几个东西。你写给蒋介石他们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曹聚仁说：是真的。毛泽东说：如果是真的，那就不能那样写，先写我们好的，他们会听不进的。你还是当自由主义者好。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不打炮，让它备足粮弹。但以后还有可能打一点，只不让它损失太大，不打，蒋介石也是不好办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台湾的小枝在同美国的大枝连，总要被压断的，将来要变成殖民地或被托管的。当曹聚仁说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么样时，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吴佩孚失败后不出国，不住租界，就是好的。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以后华沙会谈可改为一星期一次，两星期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上不谈台湾问题，美国代表没有台湾的证书，又没有介绍信。毛泽东说：蒋介石为什么不再做总统？我们都是“拥蒋派”，问题是美国要整他。我们不同美国谈台湾、澎湖，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大陆这么大，台、澎、金、马只是一大点点几小点点，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当章士钊说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要等到美国踢开他们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我们结合。现在公开谈判也不利，只能吓唬美国人，说些“你们可以谈判，我自己不会谈判？”这样的话。暂时美国大整台湾也不可能。几年后气候会变的，空气是不利于他们的。美国现在是空前孤立，无论在中东问题和远东问题上。台湾已经做了三件抗美的事：一搞掉孙立人，二打美国大使馆，三反对《自由中国》刊物。蒋怕我们瓦解他的军心士气，其实我们不会。一、金、马的物资粮食可以满足；二、我们同美国不会谈台、澎、金、马问题。我们松一点对台湾好，打厉害了美国就会压它。准备他十年、二十年吧。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当谈到曹聚仁曾说台湾方面要组织回国观政团时，毛泽东说：他们来，我们欢迎。毛泽东最后又对曹聚仁说：你还是做个自由主义者好，不要红了，要有点保护色。

同日　中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下午，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天津杨村。

10月14日　下午一时半，在停靠杨村的专列上召集会议，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陆定一、陈伯达、胡绳、吴冷西、张春桥、朱子强、孙定国[169]出席。

同日　下午四时半，到达天津。同欧阳钦、吴德、黄火青、林铁、万晓塘谈话。

10月15日　下午二时，在天津同欧阳钦、吴德、黄火青、杨春甫[170]、林铁、万晓塘谈话，讨论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下午六时三十五分，回到杨村。

同日　在专列上同彭真、陈伯达、王鹤寿等谈话。毛泽东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诗经》、《论语》，孔夫子那些东西，还有《道德经》，谁给他稿费呢？《圣经》的“新约”、“旧约”是什么人写的？也不是因为稿费。这些都是因为有一种需要，才写出来的。

10月16日　下午一时十分，在专列上同陈伯达、张春桥谈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同日　下午三时五十分，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彭真、陈伯达、王鹤寿、张春桥、林铁、万晓塘、张承先、张明河、朱子强、李悦农、张国忠、王桂冀、刘振宗[171]出席。当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谈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是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是老头对老头，行吗？公社造房子，只造夫妇住的，不造老人、孩子的，他们要另住在一块，群众赞成不赞成？恐怕脱离老人和孩子了，两头不喜欢，中间也不喜欢。当张国忠谈到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钢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的产品是不是由国家调拨？你在徐水讲全民所有制，可以；你在全国讲，同鞍钢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所不同，贡献不同。

同日　关于找草书字帖，批示田家英：“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172]及草诀歌[173]。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174]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10月17日　中午，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召开会议，陈伯达、张春桥、林铁、刘子厚、张承先、赵克、李悦农、张国忠、王桂冀、刘振宗、焦家驹[175]、朱子强、杨才魁[176]出席。毛泽东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六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叫大集体所有制也好，就本县说叫全民所有制也好。在谈到徐水的供给制时说：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的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中有不幸福就不好。鳏寡孤独进幸福院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要训练保育员、小学教员，对待别人的孩子要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要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母亲就了解孩子，她打过、骂过、看过，了解他们。保育员对那么多孩子，全了解吗？我看是一个问题。毛泽东又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在武汉开会时我说是否改为初步改变，现在看右倾保守了，他们当时拿了很多证据，看了看，不能叫初步改变，是基本改变，说服我了。在实践中，是逐步认识客观世界的。钢，吹出去了，没有管，北戴河会议才管起来，一个半月就情况大变，听说京汉路两侧烽火弥漫。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10月18日　下午，同陈伯达、张春桥谈话。

10月19日　晨，关于到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公社作调查问题，写信给陈伯达：“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二十一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177]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178]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晨七时半，再次写信给陈伯达：“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同日　晚七时十五分，同邓小平谈话。

同日　晚八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黄克诚、杨尚昆开会。

10月20日　晨，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十六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刘晓大使已经将周恩来十二日致赫鲁晓夫的信面交库兹涅佐夫。库兹涅佐夫对周恩来向安东诺夫介绍关于台湾地区局势表示感谢，并说已经在昨天收到了毛泽东致赫鲁晓夫的信，信非常好，对局势的分析很精辟，特别是指出了各方面的情况都证明中国掌握了主动。他还说，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是英明的，并已发生了重大的政治效果，这一政策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很有利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我复赫鲁晓夫同志那封信，宜发给刘晓阅读。不知已发去否？”

同日　下午一时，阅周恩来本日十二时半关于报送国防部恢复炮击金门的命令稿的报告。报告说：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小平、陈毅、黄克诚三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房、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毛泽东批示：“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10月21日　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子厚、张明河、赵一民[179]、朱子强、王路明[180]谈话，杨尚昆、田家英参加。刘子厚汇报到徐水调查的情况。此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刘子厚带领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和参加地市委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全体干部共七十人，于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到徐水作了三天的调查研究。汇报开始时，刘子厚谈到调查方法和群众情绪问题，毛泽东说：不论什么官，你们都住在老百姓家，好嘛。一片叫好声，群众叫好也是有理由的，有一利也有一弊，听不到群众意见，有缺点。要让张国忠他们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注意这个方法，不要总听叫好声，听不到群众意见。有个框框，那就发现不了问题了。刘子厚汇报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已经公布了说是全民所有制，究竟如何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和过去合作社不同，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公社要从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还是货币交易。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粮食可以交换一部分，即统销的那一部分。要大修铁路，运输紧张得很。关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说：对供给制，真正赞成的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要分析一下。要从发展生产中解决问题，明年发展生产一年，消费不要增加，就可消灭赤字。要有生产资金，要积累一部分，还要储备一部分，食堂也要储备一部分。有的户劳动不积极，他觉得吃亏了，别人把他的劳动占有得太多了。要把劳动力多的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徐水应有清醒的头脑，知道事情有正面，还有另外的反面。关于体制问题，毛泽东说：统一起来，好处是有，问题就是如何发挥下面的积极性。过去全统一归中央，你河北、河南的积极性不能发挥嘛，天津、唐山钢厂不归你们，你们就不积极，邯郸钢厂就不能建。徐水全县一个社，下面十六个社，统一多了，如何发挥十六个社的积极性，看来将来还要权力下放。搞县联社，县一层也不要担负那么多责任。社、大队、队三级，每级都要有点权，没权不利于发展生产，当然权不能太大了。十六个社，可以有几种方法，不要样样都是一个样子，这才好比较。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全国要普遍重新盖新房新村，恐怕得五到七年，短了来不及。盖新房，有利于并村，搞集体福利，劳动、居住就这么一片。恐怕要按劳动组织，以队为单位盖房子，便利生产，按大队恐怕太大了。居民点问题，要研究一下，主要是有利于生产。现在农村重点还是农业，和农业有关的有点工业，徐水有机械厂、钢铁厂，总不能每一社都办机械厂、钢铁厂，有煤、铁的社可办钢铁厂，没有的不一定办。家具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椅等等，不能归集体。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把人家的拿过来，不是借是侵占了。劳动人民内部的，还了它好不好？自己还不了，将来盖了大工厂，由公家替他还了。要调查统计一下，看社员之间的债务究竟有多少，能不能还得起？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它吹掉不好。在刘子厚谈到有假报产量现象时，毛泽东说：虚报不好，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在谈到家庭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老的去了不舒服，就活得短了，不如跟子女在家，多活些年嘛。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说：徐水有没有一个口号，叫党政社合一？政社可以合一，党和政社合一了，党的领导就削弱了，还要加强党的领导嘛。把穿衣都包起来，没那么多布怎么办？简单粗糙，不深思熟虑，不留余地。要考虑下一步。作为县级领导，大事不跟地委商量，县社两级领导不反复研究，交换意见，成熟了再做决定，就值得注意了。有捆人、打人的事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有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又有资本主义残余、等级制，还有封建主义残余。事前不谈，辩论县长，这就不是正常地对待同志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用压服嘛。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还是对敌我界限及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管制劳动，不是对待反革命的吗？县委要通过支部、小组跟群众商量。群众路线问题就包括反对强迫命令，划清敌我界限。你们帮助安国县搞一套看看，体制、作风，看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帮助徐水，一方面帮助安国，和它唱对台戏。我看，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苦战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陆定一、黄克诚、杨尚昆出席。会上，毛泽东对本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咎由自取》提出意见。《咎由自取》中说：这次蒋介石和杜勒斯会谈，据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当局宣布，目的是共商防卫台、澎、金、马的军机，进一步实施美蒋条约。两周以来的一系列的事实表明，美国和台湾当局在扮演双簧。一面是杜勒斯之流扮红脸，一面是台湾当局出来扮白脸。毛泽东说：这篇社论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我们的方针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10月22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毅、黄克诚谈炮击金门问题。

10月23日　重新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并送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黄克诚阅看。

同日　致信陈伯达：“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10月24日　上午，听取陈正人、廖鲁言汇报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同意农村人民公社在以农业为中心的前提下，工农业并举，一般县的县委第一书记中心抓农业。他指出：要强调公社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经济作物，单搞粮食，除了吃饭以外，工资也开不出。不要过分强调公社自给，什么都自给，是不行的，交换一万年也是有的。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做法，才是真正的精耕细作，过去所谓的精耕细作，实际上还是广种薄收。大面积高额丰产田搞成了，就不必种那么多地，劳动力可以节省。五亿人搞吃饭的局面要想法改变。谈到公社分配问题时，他同意供给和工资各占一半。指出：今年有些社除了吃饭，一个月只能发几毛钱，有的开不出工资，这要从增产增收来改变。吃饭不要钱，是供给制，工资还是要按劳取酬。现在就不要按劳取酬了，那也不行；工资差别太小了，也不妥当。同样，干部工资像过去差别很大，那不行；但是一下子搞得太小，没有差别，那也不行，不能持久。实行供给制，劳力多人口少的户收入减少了，估计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有没有那样多？能不能不让他们减少收入？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是大事，一定要办好。

同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通过林克向新华社传达以下指示：从最近《参考资料》上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新闻的标题和编排可以看出，《参考资料》的编辑人员不了解我们这方面的政策和方针，他们应好好学习。

10月25日　上午，致信周恩来：“此件[181]备用，是否用，何时用，待今晚或明天商谈一下。增加一段，插入第4页。请饬人打出几份，以一份并原稿交我。请乔冠华、浦寿昌二同志加以校正，并付翻译。”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彭真、陈毅、黄克诚、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讨论《再告台湾同胞书》。这个文件，毛泽东于本日修改定稿。

同日　复信周世钊：“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18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18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10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同日　下午，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主要谈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一事。调查地点，毛泽东确定一为新乡地区的修武县（一县一社），一为新乡地区的七里营公社。毛泽东说：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下去不要张扬。谈到炮击金门问题，毛泽东说：在炮击金门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战争边缘政策。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你们[184]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谈到如何写文章，毛泽东说：一、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二、文章要形象化。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三、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

同日　晚上，同王鹤寿谈钢铁生产问题。

10月27日　下午，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参观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胡乔木、钱学森、谷羽陪同。参观时，对钱学森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同日　陈云致信毛泽东，说七个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都已结束，请求当面报告一些问题，以便准备提交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次日上午，毛泽东同陈云谈话。

10月28日　致信陈伯达：“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10月29日　晨，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黄克诚、杨成武、张宗逊、萧华、郭沫若、李雪峰、廖承志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由杨勇、王平[185]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志愿军文艺工作团的全体人员[186]。接见后，同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王稼祥、李雪峰、胡乔木谈话。

10月30日　下午二时二十分，同胡乔木谈话。三时三十五分，在中南海参观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等单位炼钢。六时，同赵尔陆谈话。

同日　阅王鹤寿十月二十九日关于钢铁生产方面应当立即动手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示：“此件很好。请彭真同志即印发有关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到会[187]各同志。这是我要鹤寿同志写的。我已另要赵尔陆同志写一件。煤炭、电力、石油、化学、森林工业、建筑材料、铁道、交通等单位，请书记处通知各负责同志都写一件。文不要长，要是能看出问题的。”王鹤寿的报告说：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虽然困难很多，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小土群应该向建立钢铁基地的方向发展；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重点钢铁厂，都大致按预计完成产量指标，但是土法炼出的钢大大超过计划，而各重点钢铁厂确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目前生铁的关键问题，在于能否炼出更多质量更好的生铁。

10月31日　晨，关于金门打炮问题致信周恩来、陈毅、黄克诚：“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我今日下午南下。”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李富春谈有关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

同日　晚八时半，从北京到达保定，在专列上接见李悦农、陈子瑞、杨培生[188]等。

同日　晚十一时二十分，到达石家庄。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地、市委有关负责人张承先、康修民、梁双璧、王力[189]等谈话。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吗？食堂里做不做菜？你们这里食堂有办得好的吧。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要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小孩子一叫一闹就打，不好，要叫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梁双璧答：已经有五个县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份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百分之十五，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应当给他们多发一些？不然，他们就不舒服。一家五口四个劳力，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县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如果年把就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嘛，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城市公社石家庄搞了没有？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接见后，乘专列离开石家庄。

10月　就《人民日报》转载《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0]问题，批示吴冷西：“这篇文章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世界知识》编辑部将我各个时期阐述这个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看起来好像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一小册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册子。你看如何？请你和陆定一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世界知识》编者按语，或者照登，或者另写一段，由你酌定。”吴冷西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并重写编者按语。吴冷西找田家英帮助增选一些毛泽东的论述，并一同起草《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毛泽东的论述及编辑部按语于十月二十七日排出清样送毛泽东审定。编辑部按语说：“最近，《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把毛泽东同志历来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辑录在一起发表，这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对于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很有益处。现在我们把《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辑录的文章，补充了一些有关的重要材料，并且在体例和段落上作了一些调整，发表于此。”毛泽东审阅按语稿时加写一段文字：“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问题，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在辑录的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说到“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处，毛泽东加写：“（编者按：当时的人口调查不确实，一般认为全国只有四亿五千万人，解放以后经过确实调查，中国人口有六万万。）”毛泽东的这一组论述十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转载发表时，题目改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同月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十月二十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刘晓同志和他的助手是能想问题的。此件可以一阅。”中国大使馆的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都有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在国际斗争方面，苏联对于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依据中苏会谈公报精神，较之以前作了比较完善的论述。第二，在同我国的关系方面，由于中苏两国政策思想更趋一致，苏联在国际斗争中同我国的配合比较密切。第三，苏联将继续同南共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但在不扩大现有冲突和不恶化关系这一政策范围内。第四，苏联国内情况最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特别强调要加速建设的速度。

11月1日　晨，到达邯郸。下午，在专列上听取张承先、庞钧、刘琦、刘英[191]和邢台、曲周、肥乡、成安的县委书记等的汇报。毛泽东说：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解放了妇女，看找些什么人去托儿所教育孩子，青年人不愿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搞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地、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几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占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娃娃带好。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饱，二是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至少睡六个钟头，睡个午觉。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可以。不让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要吃好、睡好，把小孩子带好。省、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这个关系人的事情。总之，要把劳动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得好，休息得好。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你们这里古时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蔺相如在街上同廉颇相遇还要回车避让，我们的干部有的闹不团结，连车也不回，还不如他们呢！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打人、骂人、捆人，还有辩论人，辩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办法，不要敌我不分。在人民内部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不要压服。强迫命令，干是去干了，人家心里不服，等你走了，也许不干了。接见后，乘专列离开邯郸。

同日　晚上，到达河南新乡。在专列上接见耿起昌、张苏斌[192]和获嘉、安阳、内黄、济源、修武、温县的县委负责人。后听取田家英关于在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详细询问炼钢炼铁、棉花收成、公社食堂、工资等情况，指出：吃饭、睡觉和管好孩子是大事，你们研究一下。要深耕细作，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改为深耕细作，可以少种多收。我出题目你们研究一下，不要一下弄得没饭吃。深耕细作，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得要死。

11月2日　晨一时，到达郑州。

同日　晨五时，就炮击金门问题致信周恩来、陈毅、黄克诚：“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同日　为厦门前线写广播稿：“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明日，十一月三号，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并批示：“发周总理。今日（十一月二日）下午，厦门前线口头广播，反复三次。”这个广播稿正式播出时，周恩来在“明日”前加写：“今日十一月二号，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

11月2日—10日　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协作区主任、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河北的林铁、张承先，河南的吴芝圃、赵文甫[193]、史向生，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山西的陶鲁笳，和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沪地区富裕，就是商品生产发展，能交换。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区分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对陈伯达在会上强调的一县一社优越性比较大，可以统一调配劳力、统一财政收支、统一产品分配、统一发工资等，毛泽东说：统一是统其可统者，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什么事都是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又要立条件论。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以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的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要组织得比较合理。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

11月3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主要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上次会议的与会者外，增加了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谈到一九五八年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时，毛泽东说：报载到十月份钢产达到七百二十万吨，还差四百万吨。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几千万人上山，总要讲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问吴芝圃今天上午座谈了些什么？吴芝圃说：一、今后工农业的领导问题，现在实际上从省委到县委到人民公社，重点都转到工业上去了，农村工作部只考虑农业问题不行了。二、现在是叫联社，一县数社，还是一县一社？大家的意见是联社比较好一点。三、分配问题，群众欢迎的是供给制加工资制。毛泽东说：西安农业会议提出以农业为中心实行工农业并举，这个提法是否妥当？工业恐怕非抓不可。一县一社可以试行，但是要分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县数社。供给是以伙食为主。现在开的支票太大恐怕不好。工资发一次，第二次就不能发了，先发多后发少，人家就不满意了。吴芝圃说：另外还谈到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陈伯达说：现在，现金结算减少了。毛泽东说：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件事嘛！陈伯达说：虽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毛泽东说：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都见不了现金，见的是支票。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在曾希圣说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时，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现在农业人口占得太多了，五亿人搞饭吃、种棉花，是很不合理的。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要提倡每一个人民公社生产有交换价值的农作物和工业品，不然生活不能丰富。吴芝圃说：上午还谈到家庭问题，遂平有的干部主张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先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进托儿所，青壮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吗？我们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家长制是个封建制度，本来应该在民主革命的时期解决，但是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时代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人民公社阶段才能解决。废除家长制，社会成员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会成员，都在食堂里头吃饭，都发工资，都学习或者劳动，年老的是休息，这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在谈到公社社员劳动紧张、休息时间少时，毛泽东说：现在是十五小时工作，要下一个命令，忙时必须睡足六小时，少了一个钟头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现在十五小时不能持久，持久了，工作的量同质势必要降低。除了睡觉、工作、吃饭以外，还要有点自由时间。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歇者就是午休。忙时至少睡六个钟头，平时睡八个钟头。在这次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说：就在这里起草，并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文教科学、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陈伯达、林铁、张德生、王任重、周小舟、陶鲁笳、舒同、曾希圣、吴芝圃、张仲良、刘子厚、史向生、吴冷西出席。吴芝圃汇报说上午议了文件的题目，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叫“中国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时间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里头有共产主义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吴芝圃说：不过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接着，工业、农业、文教科学、公社体制四个小组，汇报了初步讨论的情况，提出一九六七年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是：钢的年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农业发展纲要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是为武昌会议准备的，至于是不是发表，什么时候发表，总要议几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不要把苦战三年放在这十年之内，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还是让苏联去赶美国，我们不过赶英国而已。在谈到公社体制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看这本书，跟它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它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他这本书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是几个文件合起来的。单看意见书，不看后边那些信，还很不清楚，信是展开的，有比较，有分析。斯大林说，为什么我们利用价值法则不会导向资本主义呢？因为我们实行公有制了，我们是工人的政权。斯大林还讲价值法则替社会主义服务的好处。他说在调拨范围内，就是生产资料，价值法则是作为一种经济核算的工具，它不是调节者，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价值法则也不是调节者，调节者是国家计划。这一点，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懂得。因为我们的油料没有计划好，今年就没有大增长；粮食大增长，不是因为什么价值法则来调节的，而是由于我们过去粮食严重不足，结果来一个动员计划生产。在生产方面，斯大林也有缺点，他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大十分用力去搞生活资料的生产。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大林这本书跟那个教科书[194]以外，成篇的东西，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过。你（指陈伯达——编者注）找一下，把斯大林这本书一个人发一本。至于教科书，先找一两本看一看，找一本给我，你自己也找一本。这个书需要了，我们现在要作参考。这次会上，毛泽东决定请李富春、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欧阳钦来郑州参加会议。

11月5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欧阳钦、林铁、王任重、张德生、吴芝圃、周小舟、陶鲁笳、刘子厚、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会上，柯庆施比较详细地汇报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和教授对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映，如怕占用他们的房屋、家具，怕取消货币而提取存款购物，怕取消定息，等等。周小舟、舒同也反映了湖南、山东两省出现的一些类似情况。毛泽东说：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心大定，一种是人心大乱。你（指柯庆施——编者注）现在来搞一个小组，研究城市如何搞人民公社，现在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资产阶级和教授等的生活资料一概不动，待遇也不降低。参加公社的资本家叫候补社员不好，资本家叫社员，工人也叫社员。关于起草纲要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搞个十二年的，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一年。这就比你们的延后了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在纲要中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要列为一个部分，有一个安定人心的问题。过去那个四十条，今年只能讲基本完成，还有好多没有完成。如果明年搞一年，大多数就完成了。当会上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说有些重点社已经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了时，毛泽东说：这个全民所有制指什么范围说的？就县说可以，就省还难说，就全国更难说。修武县不是成立了一县一社的人民公社吗？就他那个县说，首先表现在劳动力能够自由调动，其次产品采用调拨的方法。但是，在你河南全省，修武县的人力、财力、产品你调不动，国家更调不动。鞍钢就不同了。所以，只能叫县所有制或者叫社民所有。全民是六亿人口，你就所有不了。修武的粮食、七里营的棉花，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洛阳拖拉机厂等混同了。总不能说是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同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又不是，那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是个客观的东西。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我现在想，北戴河那个决议要有点修改才行。

同日　阅中共轻工业部党组十月三十日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一）当前的轻工业形势紧张，生产任务繁重。一方面各地为集中力量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要求轻工业让路，停工和半停工现象已经发生；另一方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许多日用品和食品已出现脱销现象，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积极大力发展轻工业生产。（二）将带有关键性的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加以系统总结，认真推广，是当前增加生产最为迅速有效的措施。（三）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人民公社中大办工业，是轻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根据人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自然特点，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以小型为主，中小结合，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并使骨干企业与群众企业相结合，既建新厂，也改造原有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四）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继续开展反保守思想的斗争。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轻工业找到了路子。立即印发到会各同志。”

11月6日　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谭震林、陶铸、杨尚昆、胡绳第一次出席会议，出席的还有李富春、柯庆施、陈伯达、欧阳钦、林铁、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陶鲁笳、舒同、周小舟、张仲良、吴芝圃、张承先、史向生、吴冷西、张春桥、李友九。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更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接着，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新四十条的草案，这次会我原来的目的不是搞这个，是搞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我派了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还有田家英、吴冷西，分别到遂平县、修武县和七里营乡去作调查，又请来几个省委书记想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一来，他们题目变了，许多人说是不是搞一个新四十条。共产党搞了这么多年，就不晓得搞工业要以钢铁为纲。一个钢铁，一个粮食，一个机械，这是三大元帅，还有两个先行，电力和铁路。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们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们在北戴河写了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我总是动摇着，究竟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把农业办得跟工厂一样？产品能够调拨，积累能够调拨。河南说四年，我看四年比较困难一些，我给你们加一倍，八年。山东范县说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它那个时间太短。有两个过渡，第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大体需要多少时间？这次我们不要作决议案，交换一点意见。当邓小平说应有一个标准，有高标准、低标准时，毛泽东说：标准就是鞍钢、郑州的砂轮厂。第二个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全民所有制到各取所需。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过渡。现在我们对共产主义，只是吹，苏联也还没有实现。这第二个过渡，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如吃饭不要钱和别的公共福利，这些你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的因素。什么叫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去议一个标准。毛泽东说：现在必须搞工业。不能说两三年以农业为主，两三年以后再搞工业。要提倡每一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它现在有作用。你不生产商品，就只有饭吃，生活不能富裕，没有工资或工资很少。当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供给制还是有共产主义因素时，毛泽东说：是呀，还是讲因素，要扫除障碍，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至于哪一年准备好，到时候再看。现在许多地方宣布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徐水已经宣布了，登了报的。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恐怕河南也有很多公社也宣布了。它是大集体所有制，就它那个公社范围以内来说，某一些主要之点可以说是全民所有制，不能就全部来说。至于从省的范围，它还不是。所以，斯大林这本书要再看一遍，以便比较。此外，我们还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要看几遍，以便研究这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钢的指标；一个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法，现在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资本家、演员、教授、工程师，还有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原则上不降低生活标准。我们党内可以略为调整一下，实际上降低一点，但是不要宣布。毛泽东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今年这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有好多是过去不敢设想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四期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写批语：“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195]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报道说，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十月二十八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的规划。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规划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11月7日　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林铁、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舒同、吴芝圃出席。毛泽东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的与集体的，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认识模糊，如果谁说这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说是右倾。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要能调拨，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有办法。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得好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发一点福利，帮助建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公社不能派给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不下放为公社所有。工人创造价值大，收入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作到略略有些增加。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他们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的，也不必宣布。

11月8日　晨，听取吴冷西、田家英汇报调查情况。

同日　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次草稿，批示杨尚昆：“送小平同志阅办。略有修改。”

11月9日　上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他说：我看了一遍。把这个意思是不是可以写进去：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我们现在要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但是家庭里头总要有一个主，无非是能者或者长者。能者，不一定是长者，不一定是父母。再一个是商品问题。我们这个文件是避开这一方面的。现在人们都是要避开这一方面，谁讲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大概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要写进去。可不可以写这样一条：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不是利用价值法则的内容，是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年年要做，处处要做。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谁讲到价值法则，就是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196]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好像就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列宁就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就不能提高生活。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的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去年和今年，我们对这方面给了很大打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采取同群众商量的态度，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跟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有所不同，不能压服而是说服，这些东西一来，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个空气之改变，大跃进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破了这个方面，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度和待遇的适当差别，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赎买性质的，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定息和高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薪制。谈到指标问题，他说：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李富春：搞一亿吨。）剩下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这个纲要哪一年准备公布？（李富春：明年看吧。）我看至少明年看一年，后年是否能公布？这个东西我们内部很需要，没有个目标，没有个方向，是不行的。要把根本的方针、界限、达到的目的、相互关系搞清楚，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但是纲要在内部一公布，一传就都传出去了，主要是钢、机床、煤、电四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是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总产量赶上英国，现在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是不是还加一个更多一点时间，到那个时候办不到怎么办？对纲要第三十六条说的“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毛泽东说：这很好。对这一条说的“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毛泽东说：这就不清楚了。什么叫用以交换？是产品交换，还是商品交换？你们就是避开商品这个东西，使得人家糊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斯大林讲得很对，它不是为价值法则所调节，而是为计划所指挥。对纲要第四十条讲的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问题，毛泽东说：问题的中心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当然也不要太冷了。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毛泽东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他说：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在第一章，斯大林提出客观法则之外，还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经济的对立。他说，计划经济这个法则是客观的，跟以人们的意志制订的东西要加以区别，这很值得研究。他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法则，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他们对轻工业和农业是不重视的，他们恰好就吃了这个亏，眼前利益跟长远利益不能结合，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比我们少。这就是一条腿走路。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他不强调政治，不强调群众路线，只讲技术，在这方面也是一条腿走路。第一章他提出了问题，使我们考虑研究，但他没有发展，只说要研究，要掌握。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我是相当赞成这里头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很有必要。在苏联，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是卖给合作社。他紧抓着农业机械不卖给集体农庄，而是掌握在国家手里。总的来说，他没有找出一条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道路来。他批评雅罗申柯要搞掉生产关系，剩下一个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上层基础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他在整个文章里头几乎不谈，有时候略谈到一点。但是如何使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他根本不谈。他这本书的好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里头的一些问题，过去谁也没有提出过，或者只是略为涉及。只有列宁提到了，比如做生意这一套，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全线进攻的口号也是列宁提出的，我看太快了。毛泽东说：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我看还要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必须发展能够卖钱的东西。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同日　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全文如下：“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十日下午，批示杨尚昆：“此信请即送少奇、小平、陈云、伯达、乔木五同志一阅，如果他们不反对，就请你立即付印，于今夜发到会各同志。另带北京印发如前示；再用电报即发各省市自治区。”

11月10日　上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讲话，谈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纪要》的修改意见。会前，对这个文件作过一次修改，将题目改成《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他说：这个东西很好，现在很有必要。有四个问题[197]。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划了线的，他说过渡要有三个基本条件。我看他这三个条件基本上是并不坏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三个条件，他没有讲出个名堂来。第一条叫增加社会产品，首先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第二条叫从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够掌握全部社会产品。我们有的同志不愿划界限，主要是认为现在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还没上，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就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三条是讲文化水平，叫全面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体力、智力。他这三个条件还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基本点是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产品，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就不成问题了。他提出几个原则，没有什么办法，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他缺少一个政治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农业、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加上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过渡的条件问题就更加容易解决了。纪要第一个问题的第一条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在“全民所有制”前面，应加上“社会主义的”、“全面的”两个形容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国营企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水池、种子、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第二个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第一条讲公社的性质，说“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层单位”，应把文字顺序调换一下，把社会主义社会结构这些话放在前面。所以修改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下面说“公社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在“公社”二字后加上“现阶段”三个字，因为政权总有一天要消亡的。第二条是讲公社的体制，再加一个内容：“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讲到劳动调配，当前的重大问题还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请你们各位注意。还要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成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要能够吃饱，吃得好一点。再加一个第七条，过冬问题。西北、华北、东北三个地区，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第二条说“要分步骤地搞，各地进度可以有快有慢”，我看可以加上一句“八大城市应当放慢”。八大城市包括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

同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个东西还要在政治局通过一下。不要叫纪要，叫决议。[198]回去实行的时候，先要讨论，充分讨论后然后实行。现在改得比较严肃了。这里头有些是理论问题，有些是立即就要实行的。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我睡不着，还想讲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一个是不要划界限的问题，一个是混淆这几个所有制的问题。农民在中国是一个海，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的同志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他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他的产品也不会给你。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全文看了两遍。先把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稍微讲一点。斯大林讲到自由与必然问题，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要研究，这是个必然性。整个客观规律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套，是不是还要有新的增加，是不是我们会跌筋斗、垮台，我还是把这一方面考虑进去。这些意见，还要在群众里头实践和证明，不是什么几个月的证明，一年的证明，要有几年甚至于上十年的证明。现在写的四十条，我有许多怀疑，为什么你们搞了那些指标，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根据。总而言之，苦战三年我看是不发表，这个东西拿出来吓死人。究竟中国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总路线这一套？我们总路线这一套是不是完全反映或者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客观法则？现在看起来，要在客观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不到那个时候，矛盾没有展开，客观实践不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还不能认识。请同志们注意，必须研究这个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客观法则，认识这个必然性，运用这个法则。第二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上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公社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同日　晚上，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后，批示杨尚昆：“请你邀集刘、邓、伯达三同志在一起，看一下，作最后斟酌，立即付印，在天明前分发到会各同志。当改即改，我不再看了。”毛泽东在初稿引言的最后，加写一段话：“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个长期计划，一个是规定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等项事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个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前者经过一九五八年一年的实践，后者经过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三年的实践，都已经在主要项目和多数要求方面基本上完成，有些并且超过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的结果。现在，党和人民都希望我们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性的长时间的纲领，以代替旧的过了时的纲领，作为全党全民的奋斗目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就是这样一个新纲领。这个纲领，作为草案的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上旬郑州会议上通过的。随后在十一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六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仍为草案第一稿。由于是一个包括三个五年的长期计划，根据现在（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对于若干问题，主要是工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带有很大的估计性的。因此，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苦战三年时间内，这个草案，还只应当在党的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范围内，予以研究。苦战三年，我们将取得很多的经验。大约到一九六○年，至迟在一九六一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毛泽东的修改，主要还有：对讲劳动和休息的第二十九条，毛泽东加写：“每天睡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第三十二条谈到要逐步改造现有的旧式房屋分期分批建立新型的居民区，毛泽东加写“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第三十三条谈食堂问题，毛泽东加写“要把为食堂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第三十四条谈托儿所、幼儿园问题，毛泽东加写“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将第三十六条改写为（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人民公社应当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生产。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的生产。这种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的作用。”将第三十八条改写为：“为了准备条件，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彻底打败侵略者起见，我国应当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第四十条中说“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毛泽东将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参加劳动的干部[199]关于徐水县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批示：“即送林铁、张承先同志：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报告说：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去冬今春，全县人民大搞水利建设，保证了今年的大丰收，亩产预计可达到一千六百多斤，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这个村已建立了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俱乐部、土化肥厂、供销部、粮食加工厂等。实行供给制，受到社员们的拥护，但也有个别劳力多、人口少、生活较富裕的社员有抵触思想。公社化后，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是：（一）目前各营（即原来的村社）之间互相交叉的地很多，不便于耕作与组织劳动协作。（二）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三）虚报产量的不少，据说差不多的村都有虚报，因为上边规定的任务很难完成。（四）公社化以后，个人不再喂养鸡鸭，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五）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比如提出“一九六○年建成社会主义，一九六三年建成共产主义”。

11月11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同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的地委第一书记和鲁山、商丘、信阳、禹县、孟津、南阳、登封的县委第一书记谈话，谭震林、廖鲁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吴芝圃、史向生、赵文甫参加。

11月12日　晨一时二十分，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听取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河南荥阳劳动锻炼的干部汇报。

同日　晨七时，就《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写信给已回北京的邓小平：“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同日，又致信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各协作区负责人，信中说：“到郑州开会的同志们从郑州走后，我又想了一下。《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宜于在武昌会议上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然后发表，较为适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未到郑州的同志有些好的意见，也说不定。为此改变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暂不批准，交给武昌会议再议一次。对这件事你们怎么处理呢？你们可以在这几天内，征求省地两级及个别县级负责同志们的意见，由你们将这些意见带到武昌，加以研究。这样做，时间耽搁也不甚多，不过十几天，并不妨碍大事。决议中有些要立即施行的，你们可以立即施行，仍如郑州会议时所约，并不变更。以上如以为可，即请照办。已另报告中央。”

此前，毛泽东对决议（草案）作了多次修改。对决议草案第一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中的几段文字改写成为：“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大森林地，河道，领海，国营水库、水湖、水塘，国营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他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池、种子、肥料、牲畜、农具、农业机器、工业厂矿）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对决议草案第二部分“公社问题”中的几段文字改写成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劳动调配中，第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第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成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同日　中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同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的地委第一书记谈话，吴芝圃参加。

同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谭震林、廖鲁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11月13日　晨，关于建议在北京开会为武昌会议作准备等问题，致电刘少奇、邓小平：“建议在北京在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并再参加若干同志的范围内，在这几天内，开三次至四次会：（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200]先作精神准备。是否可行，请酌办。我认为省级也应这样做，讨论上述同样的两个问题，也应当只是当问题提出，征求意见的性质。如以为可行，请以电话通知各省。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类推。”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参加的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

同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赵文甫、史向生、杨蔚屏等谈话，谭震林、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说：大跃进以来，热情很高，成绩很大。出了一点盲目性，很长时间的盲目下去也不会。对资产阶级我们采取赎买办法，小心谨慎。农民是五亿人口，更要小心谨慎，所有制变化得慢一些，不可太急。要吃好、睡好。现在还穷得很，从现在起十年，连前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是了不起，北戴河会议文件，提出七八年[201]也许不对。快慢如何，还要看两三年再说。现在供给制的标准还很低，再大跃进三四年、四五年可能有很大变化。食堂、托儿所、幸福院、人民公社垮一些是可能的，但可取得经验再搞起来。我们是个很穷的国家，一贫二弱，钢千把万吨，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几元。要对高级干部讲清楚，现在绝不能高枕无忧。干劲很可贵，没有这股干劲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顾前不顾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山上五百万人，要搞好过冬的吃饭、睡觉、取暖、医药卫生。不顾广大群众生死就要灭亡。我们的好处是一年抓四次，不至于天下大乱。中央一年抓四次检查，省应多一些，有问题就来解决，这些要给地市委书记说明白。政治是好的，但物质基础很穷，要搞钢铁还得有时间，要考虑是否搞那么快，粮食作物长快了也不行，基础不实，容易倒伏。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郑州南下，谭震林、廖鲁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同行。晚八时到达遂平县，在专列上接见中共遂平县委第一书记、遂平县县长、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等，谭震林、史向生等参加。毛泽东详细地询问当地人民公社的粮食收成、社员收入、多种经营、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在谈到来嵖岈山卫星公社参观的人很多时，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说：那是主席的一句话，说人民公社好，大家才来参观。毛泽东说：他们问我，我说好。

同日　晚十一时五十分，到达信阳。在专列上接见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信阳地区专员等，详细询问当地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谭震林等参加。

同日　阅中共轻工业部党组十一月七日关于大力发展猪皮制革的报告，上午八时批示：“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一）此件很好，应予批准转发。（二）人民公社大办轻工业那一件（即郑州会议印发的那一件）[202]怎么样？是否批准转发了？（三）省办西医学中医训练班问题，拖得太久了，只需一百字左右的批文，要卫生部写，看来是不成的，应当自己动手，花三十分钟就写成了，以为如何？”报告提出：皮革工业要有个大发展，必须打破迷信牛皮的思想，大量发展猪皮制革。发展猪皮制革，应该首先面向人民公社，皮鞋的销售市场今后主要将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因此，社社县县都可以办原皮加工厂、制革厂和制鞋厂，这样皮革工业和皮鞋工业就可以遍地开花地发展起来。

11月14日　晨，阅新华社十一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期刊载的《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后，批示：“此件印发到会[203]各同志。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毛泽东将电讯稿的标题改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电讯稿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同时，毛泽东对这一期《内部参考》刊载的《岳阳县城关镇正在筹办人民公学》一文作批示：“待去查一下。”文中说，中共湖南省岳阳县委决定办一所人民公学，使教学和生产更加紧密结合，贯彻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的方针，使学生和工人既有学习的机会，又有劳动锻炼的时间，培养出大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

同日　下午，到达湖北孝感。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王任重参加。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他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当听说妇女和男人一样干劲大，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时，他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嘛。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11月15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1月16日　晚上，同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谈话。

11月18日　晨，同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谈话。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八期刊载的《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的报道，批示：“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各同志。”该文说：山东省寿张县、范县先后在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提出一个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寿张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中，提出“为二年内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基本上建设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任务。范县县委第一书记的报告中，提出“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具体规划。参加山东省宣传文教工作高唐现场会议的同志参观寿张、范县后，对这种提法大都表示怀疑，认为目前实行的吃饭、穿衣不要钱等等，虽具有共产主义因素，但还不是各取所需，还不是共产主义。一个省一个县单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不妥当的。但是，也有人认为一个县是能够建成共产主义的。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十一月十二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三十四期刊载的《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的好经验》的报道，批示：“此件印发到会各同志。要实行技术革命，就应当这样做。”并将题目改为《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报道说：长春汽车厂在充分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运动中，提出在明年“十一”实现年产十五万辆汽车的跃进方案，并丰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过去推广“两参一改”，一般还限于工人参加行政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的改革，这一次，工人不仅参加行政管理，而且全面地参加设计和技术管理，并对生产工作和技术工作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使得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11月19日　中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武汉市、黄石市的市长和黄冈、襄阳、荆州、宜昌、恩施、孝感的地委第一书记谈话，并共进午餐，谭震林、廖鲁言、王任重、张平化参加。

同日　阅陈云报送的中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是：（一）工业布局应该适当分散，企业类型应该以中小为主。（二）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排队。（三）设计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四）推广快速施工。（五）认真组织成套设备的供应。（六）基本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到会各同志。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

同日　阅谭震林、廖鲁言十一月十六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204]，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予以研究，需要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然后由中央予以批准，发给省、自治区、直属市党委照此执行。”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修改。报告说：“今冬和明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报告说：“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毛泽东在这段话后加写：“但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报告说：“群众当前所最关心的问题是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所以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要把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崇高的工作。”毛泽东在这段话中的“集体生活问题”后加写：“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在整个这段话后加写：“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化工部党组十一月十日关于坚决扭转化学工业发展的被动局面的报告，批示：“彭涛同志：此件写得很好。在第九页上有一处不明[205]，有一处需改变重点并举些例子[206]。请酌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化学工业的迫切任务。（二）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大搞化学工业的“小土群”。（四）向综合性的联合企业发展。（五）急起直追，发展化学工业的尖端技术，以配合整个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

11月20日　下午，同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谈话。晚上，同李井泉、陶铸、陶鲁笳、周小舟谈话。后同陈云、邓小平、彭真、王任重、杨尚昆谈话。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十五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三九期刊载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一文，批示：“此件值得一阅，印发到会同志。”该文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与前两版比较，修改补充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直接的社会劳动需要借助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取得间接的表现、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非对抗性矛盾、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性质、关于物质鼓励和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毛泽东的批语和此文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报道，写批语：“此件可看。”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安国县种了个天下第一田，搞得到搞不到，我是怀疑的。报道说：河北省安国县东风人民公社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稷山县食堂化的情况和问题》的报道，写批语：“此件可看。”报道说：山西省稷山县已普遍建立了食堂，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制度健全，花样不少，吃饱吃好，人人基本满意。参加食堂人数为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百。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三十。第二类是，大部分社是吃饭定量，大肚子吃不饱，小肚子吃不了，因而造成户户冒烟，两头吃饭。参加食堂的人数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六十三。第三类是，社干不入灶，炊事员不固定，有的只蒸馍不管菜，有的只管菜不蒸馍，造成两头吃饭，浪费时间。群众意见很大，甚至有个别食堂垮了台。这类食堂约占全县的百分之七。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先后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和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11月中旬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一三期刊载的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重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他向亚洲人宣传共产主义的坏处和资本主义的好处，杜勒斯大谈其政治经济学，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并批示：“此件请小平印发。”

11月21日—27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11月21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八个问题。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总的是讲，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进。如果我们实际上进了，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我们是有缺点的，北戴河会议中说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就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后面又讲，就是搞到像国营工业那样，还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讲到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的几个条件。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我建议实际上不作为重点，因为这个东西议不出好多事来。十年之内需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任重同志，你给我那个说明不解决问题。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摆他两三年再说。第三，这次会议的任务。我们现在是为全会作准备。一个是人民公社，一个是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的安排。第四，划线问题。划线如何划？要不要划？郑州会议划了五个标准才算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地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第五，消灭阶级问题。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的，他是十六年消灭阶级，我们今年是九年，十六年还有七年，也许可能。但是，现在我看不要肯定这个问题。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我们已经消灭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还没有消灭。这个问题，是在去年整风时发现的。我在一九五五年写的批语中，其中有一条[207]就是不妥当的。阶级哪一天消灭，我看还是吊着，总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够宣布。我看宣布阶级消灭这一条不忙，谨慎一点。第六，商品经济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是哪些？我们在郑州会议就是严格按照斯大林，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人民公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商品的交换。现在有个消息，苏联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的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时期认为好像是商品越少越好，最好是两三年之内就不要了。现在我看这个商品是要搞久一点，不是一百年，也是二三十年。如果搞了商品，经济就不发展了，阻碍了经济发展，那就要废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没有大改，许多还是斯大林的观点。所以斯大林不可全部推倒，因为他那个东西是科学，要推倒一部分，因为那里面有缺点，有部分的错误。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去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在这里搞了，而且全国也议论纷纷了，要看一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看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尚昆同志，教科书给每人发一本，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我们务一点虚，这是经济理论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第七，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任务，煤、电、油、运输、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人民公社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问题还是要议一下，总得有个决议，或者搞个指示。河北同志讲他们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七八的社分配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我说如果十个里头有一个人民公社真搞好了，就成功了。省委、地委、县委要集中精力帮助搞一个人民公社，现在谁也没有经验，要去摸，要跟群众商量。不然，这个东西要垮的。毛泽东最后说：我是提问题，把这些题目列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人都可以提问题。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现在是十一月了，这次会是今年这一年的一次总结性质的会，同时安排明年的计划，主要是第一季度。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毛泽东说：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记者要善于比较。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十一月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批示：“此件很好。请小平同志阅后，印发到会各同志，加以研究。”二十七日，邓小平将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这个文件的批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如认为可用，拟即印发全会，在全会后公布”。毛泽东阅后批示：“退小平同志印发。既在会后公布，时间应是十二月某日。”并为中央批语拟题目为《关于人民生活问题》。中央批语说：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写得很好。这个规定抓住了大跃进当中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要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搞好生活，而不是脱离生产基础的片面强调生活。一定要既搞好生产，又搞好生活，让劳动者吃好饭、睡好觉，托儿所带好孩子，使他们精神饱满，心情舒畅，用更大的热情来保证工业、农业生产更大的跃进。中央认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可照湖北省委那样，根据当地的条件，做出自己的规定，公布实行。毛泽东的批示和湖北省委的规定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中央的批语和湖北省委的规定，十二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22日　晨一时，同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谈话，谈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208]毛泽东指出，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同日　晨六时，写信给李富春：“一九五九年指标[209]，请于每一个指标数字下面，注明一九五八年的预计完成的数字，例如：钢的第一个方案是二千二百万吨，在其下注明一九五八年的预计完成数为一千一百万吨。其他各项，照此注明，以便阅者比较。第二方案栏内，可以不注，以免重复。注好，请再抄一份给我，同时印发各同志。”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和各个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欧阳钦、林铁、张德生开会，就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向他们摸底。毛泽东问：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同日　阅王任重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研究。”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二）以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水平为依据，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比一九五七年的实际收入都有所增加，其余的社员也不致减少收入或减少过多。目前供给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收入比较少的公社也可以只实行粮食供给制。少数因灾减产的公社，可以暂时实行粮食半供给制。衣服、鞋袜以及其他日用品等，目前暂不实行供给制为好。（四）评定工资等级的主要条件，应当是劳动态度好坏、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五）从社员工资总额中抽出百分之十到十五作为奖励工资。（六）在一个公社内部，工资标准应当统一，但各人民公社都应当注意照顾与解决原农业社之间的穷富矛盾。

11月23日　中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共讲七个问题。（一）写文章问题。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二）想压一压省市委的同志。北京来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写主要问题，写一个问题也行。要第一书记动手，即使不动手，也是动脑、动口，然后再动手，修修补补。（三）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是说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是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把根据讲出来。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钢，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这是个冒险的倡议。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半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实际上好钢是八百五十万吨。明年所谓一千八百万吨，就是要搞好钢。如果一千八百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一千五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降下来。（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这些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七）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问题。有许多人这样想，我们中国可能比苏联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了人民公社这条道路。有的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六年的。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陈伯达等去看了一回，他们说难于进。这个问题要在党内说一说，中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应该。

11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修正草稿），晨五时批示：“先念同志：此件很好。我只作个别文句的修改和一些增补，请加斟酌。此件印发各同志加以讨论（可能有某些修改），并待中央全会予以批准之后，即可公开发表。我的修改处，请送小平同志一阅。”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将决定稿中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有的正在破除”，改写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那些有用的部分，则还保留着，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决定稿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形式，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毛泽东将这句话改写为“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现时，还只是在国营工业、运输业及其他国营企业和事业方面存在着全民所有制，所以还不是全面的），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件”。毛泽东还加写一句话：“目前，全国各地的公社虽然已经搭起架子，也可以说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要在思想、组织、生产、分配、生活福利和各项业务上都弄清条理、建立就绪和走上轨道，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决定，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修改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第一次草稿）》，批示：“乔木同志：提了一点意见，请与小平、任重酌定。”毛泽东将文件标题改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第三部分加写一段话：“四、五年内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三分之一的耕地种作物；三分之一的耕地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耕地种森林。每处要有大小水塘或水库，其中有鱼类、虾蟹、水生植物之类。”在第四部分加写一段话：“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成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实行了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的社会主义的农村产业军，同时就建立了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的民兵制。”

11月25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并宴请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朝方朴正爱副委员长、南日副首相兼外务相、金光侠民族保卫相、李一卿教育文化相、李永镐大使参加。毛泽东说：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你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也同你们认识我们有一个过程一样。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此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的民族，尊重朝鲜的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看问题要看本质，要看主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它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构成一条路线。你们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帝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也是。这些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本质。毛泽东说：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搞人民公社？就是因为农民苦得不得了。我们原有七十万个合作社，地少，人少，不利于搞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搞综合性的生产。搞人民公社可以解放生产力。我们人多，很穷，百分之七十是下中农，吃的穿的都不够，房子也很简陋，也很不卫生。我去年到杭州去了一趟，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差，也很潮湿。人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们到杭州去看看，居住条件不算好。这正是我们的动力。为什么群众有这样大的干劲呢？他们想摆脱贫困和没有文化的情况。所以，穷有穷的好处。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它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还有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人民公社搞政社合一，我们开始时也不敢，也考虑要不要合并。以后我们要他们试行，有一个中央委员去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结果普遍都搞起来了。

同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宦乡十一月十八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内容是英、法关于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宣告破裂后的形势。毛泽东为报告拟题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写一个批语：“宦乡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并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宦乡的报告说：英、法之间进行了近两年的关于西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经济战争已经开始。两年以来，英国力图分化西德和法国，拉开比利时、荷兰等小国，破坏共同市场计划的实施，结果都告失败。英国的这一失败，反映出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国”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削弱，战后以来英国所缔造的西欧霸权已经彻底动摇。西欧帝国主义间的力量对比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帝国主义者之间在西欧问题上的矛盾空前尖锐。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对中共云南省委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写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批语指出：“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并批示邓小平印发。云南省委的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报告分析了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一）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二）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三）问题发生后，领导上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几项措施，使今后不再重犯类似错误。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哲学社会科学动态》一九五八年第十期刊载的《苏联学者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几个新提法》辑录，批示邓小平印发。辑录说：最近《真理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疆诺夫和哲学家米丁的两篇文章，有一些新的提法。一、奥明确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二、奥提出，集体农庄的合作所有制有可能不经过国家所有制，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三、奥认为今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会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将随着加强。四、米丁的文章指出，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关于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教育，对共产主义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辑录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印发。

11月26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第二次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中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朝方朴正爱、南日、金光侠、李一卿、李永镐参加。谈话中，毛泽东向客人解释了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三个口号问题。会见后，毛泽东在武昌洪山宾馆宴请金日成一行。宴会后，毛泽东和金日成等观看楚剧、汉剧、川剧演出。

11月27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三次草稿）》，批示：“即送乔木、小平同志阅办。”草稿第二部分中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完成这个过程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将“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修改为“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草稿第四部分中说：“我国的广大农民对于民兵制度喜闻乐见，因为他们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实行全民皆兵，彻底打败侵略者。”毛泽东将这句话修改为：“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喜闻乐见，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民兵就能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同日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编写的《美国国会选举后的国内政治局势》材料，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并写批语：“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同时批示邓小平印发。材料说：一、在美国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共和党遭受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惨败，民主党将以压倒多数在今后四年中继续控制国会。新当选或重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属于民主党自由派，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比较承认现实和稳重。二、在共和党内，代表中西部财团的保守派力量遭受到严重削弱。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或落选或见势不妙退休了。三、这次选举和选举后的形势表明，（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二）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美国各阶层人民普遍恐惧战争，厌弃战争狂人和法西斯倾向；（三）共和党政府今后的处境将更为困难，国会内民主党自由派力量的增长，必然会给政府以更多牵制，而美国内部的争吵必将更趋剧烈。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开会。

11月28日—12月10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八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八十三人。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

11月28日　上午十一时，就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编组和会议安排问题，批示邓小平：“请考虑组织以大区为单位的七个小组，将北京来的同志们分别插入各小组，中央常委六人不插入，或只以一二人或二三人插入，边看文件边座谈。头几天每天只开会一次，酝酿思想，交换意见。此议，请提交今天下午会议上，征求各同志意见，看是否可行。没有几天座谈交换意见，人民公社决议（草案）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易弄清楚的。待通过一九五九年经济安排问题决议（草案），接着就要分组座谈这一件事。如何，请酌。”[210]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批示：“即送乔木、小平阅办。”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加写一段话：“在大城市组织人民公社，目前应当从缓，不要性急。有些单位已经组织起来了的，照样进行，作为试点，取得经验。一般则暂时不忙兴办，只作酝酿工作。待到绝大多数人思想通了，认为可以兴办了，方才兴办起来。这样，公社的兴办，在城市也就可以同农村大体上做到一样，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城市比农村不同。在这里，资产阶级思想在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当中，还相当浓厚，在这个兴办公社的问题上，我们对于他们应当有所等待。”决议草案中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过程，同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的过程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前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后一过程的完成为前提。”毛泽东将这句话的后半句修改为：“但是这并不是说，前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后一过程的极端高度的发展和绝对全面的完成为前提，把事情强调到这样刻板的程度。”改后还写了一个批注：“这里逻辑不清，相当混乱，故作如此修改。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决议草案说：“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既要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为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又要为大工业和对外贸易服务。”毛泽东在这句话前加写：“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这个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在这句话中的“为农业的机械化”一语前，加写“为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决议草案说：“各个公社也只有扩大商品性的生产，才能够换回必要的机器和设备，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也才能够换回更多的消费物资和现金。”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取得货币（现金），以便发工资，并使工资逐步增长，是每个人民公社在部署工业农业生产的时候必须注意的重大任务。”在决议草案的第六部分（正式决议的第五部分）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现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劲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11月29日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人骂人问题，写信给吴芝圃等：“吴芝圃同志，并请转寄河南省委的同志们：一封信送上，长葛县的，值得注意。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但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你看是不是呢？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村、乡，权力还是掌在反动分子手里，长葛县那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也说不定。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请酌处。”写这封信的是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个共产党员。他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挨打后或怕挨打而偷跑在外。有的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公社的领导对此不深入了解情况，就盲目提出批评。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从县到乡、村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进行调查。

同日　晚上，同谭震林、廖鲁言谈话。

11月30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荣桓、聂荣臻。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关于明年计划安排，他说：搞这些事情，需要中央和地方结合，条条块块结合。条条，比如各个部，不跟大区这个块块结合，怎么搞得好？大区也有条条和块块，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北戴河会议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在鼓气的条件之下。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他说：这个文件要把一些事展开讲，不回答不好。例如，少种多收，“三三制”这个提法，我舍不得丢掉。这一条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写得再灵活一些。又如，城市人民公社，索性公开回答：要搞，但是可以慢一点搞。再如，军事化、民兵，展开一下，讲得理直气壮。还有生活集体化，家庭问题，展开回答。我们现在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社会来照顾，由社会来养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资差额问题，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点，要讲清楚。现在农民的多数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级别相差过于悬殊，他们不赞成，但也不能没有差别。还有个作风问题，一个是强迫，一个是造假。要拣那严重的典型搞几个，教育大多数。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省都要开党代会，谈谈作风问题。今年夏秋两季，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一个人民公社问题，一个抓钢铁问题。以前好像没有这么紧张，北戴河会议并不那么紧张，北戴河会议到郑州会议这三个月紧张。现在搞出一些章程来了，心里就舒畅一些了。过去对这两个问题搞不清楚，许多是带理论性的问题。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你们各位大区区长跟省委第一书记在小组里商量一下，切实算一下。关于国际形势，他说：事实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都没有了。比如，杜勒斯十三号讲一篇，十八号讲一篇，都是守势。他的哲学讲不赢我们，他十九号说自由世界这一条不行，还有什么组织纪律性也不如我们。杜勒斯现在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也不讲了。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典型人物，我们要研究这个人，要把他那些长篇大论的东西好好看一下。真正地讲，杜勒斯这个人比较稳，我就跟我的秘书吹过这一件事，他是专门给我看参考资料的。你们一个省委搞一个秘书，别的都不做，只叫他看参考资料，指导他一些看的观点。北戴河会议我谈了八个观点[211]，灵不灵？我看还是灵的。纸老虎这个问题，看起来多数人不甚了解。我写了一篇短文，答复这个问题。究竟它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其实我过去已经答复了。如果说不是真老虎，为什么又说在战术上重视它呢？我说，又是纸的，又是真的。就暂时现象来说，它是真的；就长远来说，它是纸的。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要藐视。阶级斗争是这样，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这样。我们搞过两个长期计划，一个是十二年农业计划，一个是十二年科学计划。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藐视它，认为这是能够胜利的。但是，要实现，就得苦战。

11月下旬　对新华社十一月十九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二三期刊载的杜勒斯十一月十八日于克利夫兰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唱低调；——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杜勒斯的演说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旬　对新华社十一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三二期刊载的《美一批教会领袖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佯称主张承认我国和恢复我联合国席位》的报道，重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美国一大批教会领袖主张承认中国。他们说，这样做有四大利益。他们想把我国拉过去，而他们自己则向中国钻进来。美国资产阶级已感到恐慌，感到被动，想要设法脱出这种情况。”并批示邓小平印发。这篇报道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旬　批示邓小平将宦乡十一月二十六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印发八届六中全会，并为报告拟一标题：《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宦乡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柏林问题和欧洲局势动向。其中说：自苏联提出关于结束四国占领柏林法规的动议后，西方恐慌困惑。这个动议，虽然只涉及一个柏林地位问题，但在实际上却牵涉到谁赞成德国真正和平统一，谁反对德国真正和平统一的问题。目前在欧洲问题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上与下的斗争方兴未艾，反对美英联盟操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风浪还在继续汹涌，现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又因柏林问题而重新激化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然矛盾重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从远东看，或从欧洲看，又都证明了只操在社会主义阵营手里。帝国主义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11月　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三告台湾同胞书》稿。全文如下：“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你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这个公告没有发表。

同月　阅一份摘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212]的材料，写批语：“意见：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12月1日　在武昌撰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本日定稿。文中说：“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213]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写了一篇短文，请你看一下，如以为可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这篇文章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王任重十一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放出所谓水稻亩产六万斤的“卫星”的材料，批示：“此件请小平同志印发。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王任重报送的材料说：今年九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试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后，到现场调查，发现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在一亩田里，谎称产量是六万斤。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编印的一份关于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的材料，拟了一个提要式的标题：“共产党捉不完，反动派大恐慌，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体相同的情况，不只是吴庭艳[214]一块地方而已。”并批示邓小平印发。材料说：南越吴庭艳统治集团在伊拉克革命爆发和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的形势下，暴露了恐慌不安的情绪，表现出对美国缺乏信心，忧虑自己的命运，更害怕内部不稳爆发反吴事变和畏惧人民及北越的力量。最近，它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加强“诉共”运动和武装扫荡、逮捕异己分子等。南越定祥省省长说：“共产党捉不完，我们的镇压政策是失败了。”这份材料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为红线女[215]题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并写说明：“一九五七年，香港有一些人骂红线女，我看了高兴，其中有黄河。他骂的是他自己，他说他要灭亡了。果然，已经在地球上被扫掉，不见了所谓黄河。而红线女则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12月2日　晚上，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谈话。

12月4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贺龙、罗荣桓、聂荣臻。毛泽东说：二五计划最后一年钢搞到五千万吨，一年增加一千万吨，办到办不到，还要看一看。我们要稳步。有一种可能，办不到，放在少于一千万吨，比如七百万吨。

12月5日　审阅修改胡乔木十二月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批示：“即送小平、乔木同志：此件写得很好，比起《人民公社决议》来，好得很多。可即印发付讨论。”决议稿提出，中央全会决定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定为二千万吨[216]，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钢是好钢，钢要成材，材要多种。决议稿指出，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制定，是一个既反对太冷又反对太热的过程。它是一个跃进计划，是一个苦战计划。非跃进，非苦战，我们的国家不能较快地改变面貌。它又是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计划，它的指标比一九五八年八月拟议的一般要低得多，因为不作这种调整，就缺少实现的客观可能性。毛泽东对决议稿作了修改，将稿中的“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两句中的“教导”和“指示”都改为“告诉”。并批示：“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决议稿说：“钢铁战线上的‘小土群’转向‘小洋群’，这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的前进过程；但是土铁、土钢、土钢材、土机械、土铁路等等，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特别是在地方工业、公社工业中，仍将起重大的作用。同时，工业战线上的小型、土法的群众运动，还必须在炼钢、炼铝、采煤、发电、化工、轻工等方面继续发展。”毛泽东在这段话中的“重大的作用”后加写：“千万不可以小看了它的作用，小看了就会犯错误。”在整个这段话后加写：“同志们须知：一万年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还会有那时的‘小土群’和‘小洋群’，还会有‘土洋结合’这种事情。不过那时所谓‘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现在大不相同罢了。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这个决议稿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谈话。

12月6日　上午，再次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批示：“即送小平、乔木同志：此件一至六节，又看了一遍（七、八两节未看），略有修改，请你提出和各同志谈一下，看是否可用。这一件还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看的，各小组所提意见那时还没有，故没有涉及。”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主要有：草案第二部分中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的快慢，只能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毛泽东紧接其后加写“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想快就快，想慢就慢”。第五部分中说“目前工资等级一般可以分为六级至八级，最高工资可以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左右”，毛泽东删去“左右”二字后，加写：“或者倍数稍为多一点，总以既体现了按劳付酬，又不使差额过于悬殊为原则。这种规定只是实行于目前的农村。因为农民还很穷，他们的多数人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工资差额过于悬殊是不适当的。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大家都富裕起来，这种差额就会逐步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目前城市的工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将来也会由于生产高涨而没有必要保持这种差额了。”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第三次会见由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和朝方朴正爱、南日、李一卿参加。毛泽东说：搞革命，我们已搞了几十年，是有了经验的。但是建设只搞了几年，没有什么经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九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否正确，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什么时候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讨论。我们不忙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把标准提高一点，使人民有个奔头。资本家、地主还没改造好，就不能说阶级已经消灭。我们要进一步进行工业化，慢一点宣布阶级消灭，提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工业化和消灭阶级以外，还有精神条件，即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还要提高生活水平，等等。因此不要过早宣布建成。此外，还有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国家职能等问题。国家作为镇压的职能不存在了，但仍有经济管理的职能。建成社会主义与进入共产主义之间的时间，最好短一点。毛泽东说：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巩固的，但不能说就不会有问题，可能分裂。有两个可能，一个分裂，一个巩固。国家的前途，一个巩固，一个灭亡。这个问题，列宁经常讲。列宁公开讲，要么胜利，要么灭亡，总是提两种可能。同帝国主义斗争，要么胜利，要么灭亡。对党对国家要作两个可能的估计，这样才比较有利。要对干部讲清楚。作了准备，发生事件时，就不会惊慌失措。

12月7日　上午十时，就新华社十二月五日编印的《参考资料》专辑第三十四号《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刊载和摘载的三篇文章，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此件用后退毛。”这三篇文章是：一、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成就》，该文说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对于全人类有重大意义，认为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寿命不长了的论断符合世界的发展。二、《红色权利报》驻北京记者写的题为《燃起了百万炉火》的通讯，赞扬北京全民炼钢运动。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发表的文章《新的时间表：‘宇宙是无限度的’……》，说中国全面大跃进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滥调响亮的回击。

同日　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三国志·张鲁传》写长篇批语。其中说：“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在这个批语的铅印件上，毛泽东将整个批语划掉，十二月十日另写了一篇批语。这篇批语中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个批语和《三国志·张鲁传》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和邓小平、彭真在武昌洪山宾馆接见红安、麻城的县委书记和部分公社党委书记等，听取他们关于种试验田的汇报，并观看他们带来的花生、棉花样品。

12月8日　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草案，对草案作一些修改，并批示邓小平即刻印发。九日又批示：“退小平同志印发各同志。请各有关同志今晚即以电话将此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明后两天至迟大后天（十二月十二日）开完电话会议，传达到人民公社。”十日，八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决定全文如下（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同日　下午，阅中共农业部党组十一月二十日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的报告及附件，批示：“小平同志：请问一下，此件印发没有？如未，请发，让同志们带回去看。因为此件很有用。”报告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一、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已成为推动农业连续跃进、不断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全国已完成十个专区二百零九个县的土壤普查。二、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带来的好处是：摸清了土地资源和土壤分布情况，为人民公社和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和全面规划，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摸清了土壤的底细，为深耕改土，因土、因苗施肥，找到了对症下药的科学依据；打开了群众和干部的眼界，增强了更大跃进的信心；在农民中培养了大批的土壤科学技术干部。三、建议尚未进行土壤普查鉴定的地区，各级党委应在今冬明春将这项工作列入日程。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及附件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印发。

同日　晚上，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胡乔木谈话。后同陈伯达谈话。

12月9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讲了十二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三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人民公社四月已经开始在河南出现，这就是卫星公社。我们一直到八月才发现这件事。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便于从现在较低级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进到高级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便于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业、办教育、办民兵，工农商学兵，各种事业综合起来搞，规模大，人多。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所谓犯错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强迫命令，还有讲假话，还有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注意了生产，忘记了生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应该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不给处分，叫他们作一些自我批评。对于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就应该加以处罚，如果不处罚，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就会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热情。第三个问题，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问题。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对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这个口号，我也是曾经有怀疑的。在四月武汉会议上，我提出可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后头，曾希圣拿出三张安徽河网化图，说服了我。现在看来，农村今年这一年大跃进，再搞两年，面貌基本改变，我看可以。至于说全国，那恐怕还要考虑一下。第四个问题，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一些地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宝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当然，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第五个问题，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请各省组织一下。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六个问题，关于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期间，不知是哪位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很好，我很赞成。还有生产与生活问题，要抓生产，又抓生活。还有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与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土法与洋法结合，还有管理体制的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这些都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属于辩证法范畴，对立统一学说里面的问题。在社会制度问题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也是对立统一。武昌会议，我们提出实事求是地制定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我们的思想又热，但是又有点冷。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比较实事求是，和我们的雄心壮志相结合，就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想法。比如，从前我们想过明年要搞三千万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一亿二千万吨。我那时忧虑的问题是这么些钢做什么用，我在中南海游泳池找人谈这些钢的出路。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一个是需要。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这个可能性的问题。到了武昌，我就感觉不那么妙了。所以，现在我们把盘子放小，明年不搞三千万吨，而搞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第七个问题，十五年纲要问题。在郑州会议搞的那个十五年纲要，目前放它一下。因为纲要说的那个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这两个问题都缺乏根据。看来目前是没有可能作这样一个计划纲要。第八个问题，关于军事工作。一九五八年的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整风，二是官长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当然，军队现在要训练，如果统统去搞整风、参加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根本不训练了，那也不行。第九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今年这一年，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制度，这应该说是一件大事。第十个问题，关于两种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会不会巩固？看来是会巩固，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总的说来，垮掉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它的总趋势是要站立起来，发展起来。党也有这两种可能。现在，我们就要注意到可能发生的那种不利于巩固的大规模的分裂。你如果不想到，不准备着，就会发生；你准备着，就可能避免。关于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看还是两个可能，或者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避讳这个问题的，他屡次三番地说或者是胜利，或者是灭亡。我们现在就要积极准备，比如搞钢铁，搞粮食，搞机械，搞电力，搞铁路，搞各种事业，争取在三四年内基本建立我们的基础，使我们这个国家比较现在巩固一些。我们现在是虚名很大，实力不大，名实很不相符。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强国，在实力上，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我们还是个弱国。因此，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我们要来一个变化，由弱变到强。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估计到不高兴的事情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我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分裂，国家被灭掉，我们又去打游击。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管着，所有这些倒霉的事，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经过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而社会主义事业，有损失，有失败，因为我们搞得不好，因为我们预先没有估计到，或者出了事情我们处理得不好，那种挫折、分裂、失败，甚至灭亡，都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两种可能性中间，不仅要估计到好的可能性，还要估计到不好的可能性，这样有益无害。第十一个问题，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定，希望同志们赞成这个决定，并且要求三天之内，省、地、县逐级开一次电话会议，分别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217]，免得那时下面感到突如其来。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国际形势又有很大的发展。我想拿两句话可以说：敌人方面烂下去，越烂而亡；而我们这边就好起来，我看是一年年好起来。当然，要估计到有曲折，还要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

12月10日　上午，同彭德怀、刘亚楼、谭政、杨得志、杨成武、陈再道、许世友、黄永胜、张达志谈话，并共进午餐。

同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八届六中全会于本日闭幕。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强调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指出当前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工业和商品生产。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人民公社对社员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必须逐步增加。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必须关心人，关心群众生活，要保证社员必要的休息、办好食堂等。办好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是加强党的领导，党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决议规定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进行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2月11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陈毅、谭政、甘泗淇、陈再道在座。当雷维斯说匈牙利军队曾经有上下级关系紧张、下级害怕上级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要改变，不要使下级害怕，应当像一个家庭一样。让人家怕是不好的，应当让敌人怕。这是旧社会长期留下来的，一时不容易去掉，要慢慢地把这些东西去掉，人和人应是平等关系。薪水制、军衔等，如果搞得好，可以有用，我们不完全否定它；但是主要靠的是民主集中制，这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原则，是列宁创造的。民主集中制是主要的，是基础，其他如军衔等是辅助的。薪资、等级现在还不可少，但是上下距离不要过大。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缺点，今年已开始改进，利用整风的办法，干部参加生产，官长下连队当兵，大大地改进了上下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陈毅等参加。毛泽东说：非常欢迎你们并感谢你们。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在太平洋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你们现在正在困难时期，你们四年来进行战斗，正义是在你们这边，你们一定胜利。我们经过二十二年受过很多挫折，最后我们还是胜利了。印度同英国斗争了几十年，也胜利了。埃及独立也还没有几年。当然，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同。你们现在对法国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斗争时间可能长一些，希望你们不会像我们那么长。战争对人民、对军队是个锻炼，对你们的民族解放阵线是个锻炼。时间虽长，但是得到的锻炼很大。时间越长，越要付出代价，但是牺牲会产生积极因素，把人民都锻炼了。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还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我们现在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八十一个国家中只在三十一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而五十个国家认为我们是非法的。谢谢你们，你们承认我们合法，得到你们承认我们很高兴。我们承认你们，应该如此，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阿尔及利亚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住八十万法国军队，这就使三个帝国主义中的一个动弹不得。你们不会失败，五年、十年会胜利的。

12月12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彭真、罗荣桓、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毛泽东说：会议公报都看了没有？国际那一部分是不是讲得太凶了？比如说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看样子有可能四分五裂。欧亚跟英美对立，内部矛盾重重，英美两国之间也矛盾重重。但它们是两个方面：又团结，又斗争。一九四六年我们就说，美国是抢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那时候，中国还是中间地带，我们的革命还没有胜利。现在形势很好。中间地带，包括欧洲的英、法、德、意，整个亚洲，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这么天下大乱，它还能走得过来？你原子弹一打，把人统统打死，白茫茫一片，那怎么办？我看，将来原子弹还是不打，订个条约。他接着问：我不当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开了电话会议，已经到公社了没有？有反映没有？（王任重：有反映，不赞成。）你们在会上讲又赞成又不赞成，你们省委第一书记还这么犹豫不决，那就难办了。这个问题，要下个决心。以后职务要可上可下，可多可少。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计划，先照那个文件执行，对不对，执行两个月再讲。过去有些部分的失调要加以调整。北戴河会议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经验，是一种热情，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218]广州会议也好，党的代表大会也好，北戴河会议也好，都是革命热情，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叫作美国的实际精神，就缺。武昌会议就来了一个实际精神，俄国加上美国了。当邓小平说就全国来讲，第一个五年计划真正的基点是四个基点（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两个半点（重庆、太原）时，毛泽东说：现在还是两条，一条，支援这些重点，保证这些重点，还有一些重要的厂，使它充分发挥作用。搞这些重点，都是为全国所有地方，它搞得多，别的地方也就快。再一条，至少三年内，也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一定要打歼灭战，集中力量搞最关键的企业。原来中央的话也不大明确，无非是说在几年内不可能都搞成体系，只说到这里为止，没有说要根据全国的需要让步。你推迟，让一下步，实际上比较快，不是慢。把这些话跟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讲一讲。全国一盘棋和地方积极性这两个东西相结合，一有矛盾，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解决。要顾全大局。顾大局，是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你那个地方越顾大局越有出路。现在的大局就是要牺牲自己，成全别人。你看那位红娘，晚上那么冷，站在外头，后头拷红，挨打，她有什么利益？专门帮人家。还有白蛇传里的小青，专打抱不平。搞基本建设，轻重缓急要排队，要顾全大局。

同日　阅邓小平十二月十一日报送的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建议。建议说：今秋以来，全国人民投入了钢铁生产和秋收秋耕秋种的突击运动中，所有的学校，也投入了这个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现在，今年产钢一千零七十万吨的任务已有完成的把握，“三秋”运动亦已基本结束，各级各类学校应当照常上课。各地党委既要继续克服只重视教学而忽视生产劳动的偏向，又要防止只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既要改变资产阶级教育中轻视体力劳动、轻视体力劳动者的错误现象，又要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邓小平在报送时附信说：“这是经过两次讨论（省市第一书记都参加）修改成的，较重要，请你审阅指示，看能用否。”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小平同志照办。”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十一日修正稿）》。修正稿第一部分中说“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这句话中的“所作”一词前，加写“根据群众的创造”，并将“是完全正确的”改为“是正确的”。第二部分中说“苦战三年，可以争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上改观”，毛泽东修改为：“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可以争取全国的面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第八部分中说“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内外还存在着”，毛泽东修改为：“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

12月13日　上午，乘专列从武昌到达长沙。在专列上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谈话，陶铸、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参加。下午乘专机到达广州，住小岛招待所。

12月14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修改问题。

12月15日　本日前，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作过一次修改，将公报稿中的“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工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段话，改写为：“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本日晚十时，关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批示胡乔木：“此件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十七日下午广播，连同主席问题决议一起，十八日见报。”毛泽东加写的几个字，是在公报稿中“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大大提高”一语的“共产主义觉悟”前，加上“社会主义和”五个字。本日晚上，毛泽东又同陈伯达、胡乔木谈六中全会公报稿和关于人民公社决议稿的修改问题。

12月16日　同陈伯达、胡乔木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修改问题。

12月18日　阅十二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关于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五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最近五年来苏联农业发展情况报告的报道，批示林克：“此件先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如果他今天不走，下午可以谈一下。”

12月21日　上午，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19]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220]毛泽东还在书眉上写了一些批注。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的“击水”批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的“心潮”批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的“踏遍青山人未老”句批注：“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对《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221]，反映了这一种心情。”对《七律·长征》一诗中的“水拍”和“三军”批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的“苍龙”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对《念奴娇·昆仑》一词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对《沁园春·雪》一词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222]，是指无产阶级。”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的“三十一年”和“旧国”批注：“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之国：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长沙水”和“武昌鱼”批注：“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批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12月22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批示：“定一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这个材料说：最近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发现上述情况后，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

12月23日　下午，听取谭政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陶铸参加。然后到广州军区接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与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的负责人共五十余人谈话。当得知在座同志很少四十岁以下的、大多数都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情况后，毛泽东说：要培养新生力量。在谈到军队一九五八年的跃进情况时说：过去不是说干军队没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战时有奔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多面手，一专多能。在谈到台湾海峡形势时说：金门打炮对我们部队的士气有没有影响？还要不要打？（众答：部队情绪高。）我们对台湾海峡的政策是，要拿就是台、澎、金、马一齐来，单是金、马，我们不干。美国想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抵抗美国人，不从金、马撤走。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不打司令部？为什么说以利固守、贵我双方、可以供给粮食油盐？在政工会上，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谈谈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这是政治问题。离开形势，政治工作是不好做的。政工会议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我没有想过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过在农村搞食堂，帝国主义却造谣，说这些都是我出的主意。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人民公社是没有预料到的，直到今年七月份还没有想到。钢翻一番，是我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鹤寿吹的，我说试试看，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还有军队起了变化。今年一月，我找彭德怀、罗荣桓、谭政、黄克诚、粟裕谈话，罗荣桓说军队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六、七月开五十五天会[223]，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军队是有希望的。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了八个文件，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你不搞多少年也不搞，你一搞几个月就搞起来了。许多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在谈到看问题要看到有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说：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中国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我们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有。我们就是灭亡，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人民公社也会崩溃一部分，这没有坏处，可以得到教训。你有垮台的准备，就不会垮，至少是垮得少，你可以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这样讲，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似乎不符合了，其实还是符合的，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所谓纸老虎，并不是说它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帝国主义还活着，还是要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有风浪的。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之间闹别扭，对我们有利。世界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世界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这些因素合起来，争取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世界大战有可能。但也不能写保字，总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美国的事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的团结与向帝国主义斗争有益。我们在金门一打炮，他从各地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最多的军队。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这一打炮，全世界这么震动。毛泽东最后说：我的话，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下。

12月26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广州。二十日晨，到达长沙。下午，在专列上同周小舟、周惠谈话。晚上，同程潜、唐生智谈话。随后，到湖南省委礼堂看花鼓戏《三女抢板》。看完戏，毛泽东问这个戏以前还叫过别的名字没有？当他听说曾叫过《生死牌》时，说：还是叫《生死牌》好，《生死牌》切题。

12月28日　下午，在停靠武昌的专列上同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负责人张平化、赵辛初、宋侃夫、李尔重[224]、刘惠农等谈话。

12月29日　中午，由武昌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等谈话，陈毅参加。

同日　下午，到达新乡，在专列上同中共新乡地、市委等的负责人耿起昌、张超、罗毅[225]谈话。毛泽东详细询问当地的整社、农业生产、钢铁生产、水利建设、分配、食堂、社员休息时间、医疗卫生等情况。在谈到妇女问题时说：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对卫生注意不够，就影响她们的身体，这是一个大事呀！很值得研究一下。月经期一定得休息，或做轻活，不然对妇女不利，对后代也不利。他说：各方面一定有很多新东西，我们不知道，要在实践中了解，看暴露出些什么问题。谈到新乡的水利建设时说：你们今年搞水利的劳力是不是可以减少些，分几批搞？九亿土方是不是太多了，值得研究，可分两三年、三四年搞。你们粮食产量怎么样？你们抽查过没有？抽查几个队，看究竟有没有那么多。毛泽东还回答了一些问题。有人问：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什么区别？毛泽东说：例如国营工厂、京广铁路、焦作煤矿、洛阳的矿山机械厂和拖拉机厂、鞍钢等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但它们实行的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有五个条件，就是决议上写的那五条[226]。这两种所有制是有差别的，现在的鞍钢还没有具备这五个条件。有人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算不算社会主义社会建成？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了，还说社会主义没有建成吗？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可能发展到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八十，也就差不多了。有人问：社会主义建成之日是不是就算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说：不能。社会主义建成还是按劳分配，不是按需分配。我们的条件定高些，这好嘛。最后，毛泽东要求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从前我们的兴趣是在阶级斗争上，现在要搞经济建设，就得参考他们的意见。

同日　晚上，到达邯郸。

12月30日　中午，在专列上同中共邯郸地、市委书记谈话。下午，在停靠石家庄的专列上同石家庄地、市委书记谈话。晚上，在停靠保定的专列上同保定地、市委书记谈话。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本年　三次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写若干批注。（一）对第一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批注：“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二）第一章中说：“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毛泽东批注：“我们有先例。”“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三）第一章中说：“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毛泽东批注：“这是一个客观法则。”（四）第一章中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毛泽东批注：“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注意。”（五）第二章中说：“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做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毛泽东批注：“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六）第二章中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227]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一切归全民，才能废商业。”（七）第二章中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甚至，不仅在十九世纪末叶，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毛泽东批注：“直到现在，只有英国一国。英国是否能废商业，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看来还得生产商品。”“美、法、德、瑞、挪、丹、荷、比、卢都不如英国吗？”（八）第二章在论述一个国家的工业中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农业中却主要是众多的分散的中小私有经济，无产阶级应否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时，将列宁的有关论述概括成的五条，毛泽东批注：“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九）第二章中说：“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毛泽东批注：“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十）第二章中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毛泽东批注：“商品生产是否有用的工具。”（十一）第二章中说：“现今在我国……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张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毛泽东批注：“（一）劳动；（二）土地；（三）工具：都是公社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的。”“三十年后还如列宁在时那样。”（十二）第二章中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不对的……认为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资本主义生产。”毛泽东批注：“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十三）第二章中说：“现在讲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毛泽东批注：“两种劳动都是必要的。”（十四）第三章中说：“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毛泽东批注：“值得研究。”（十五）在《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中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毛泽东批注：“可以出售给人民公社。”

* * *

[1]曾涌泉，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说：1957年12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工会、团委、妇委、卫生局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100个突击队，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做出了榜样。现在全市比较显著的蚊蝇孳生地初步进行了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工作。

[3]韦国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伍晋南，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覃应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副省长。

[4]应为27人。从1月13日起又有柯庆施参加会议。

[5]指多、快、好、省。

[6]1958年1月25日，这篇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

[7]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

[8]指成立经济协作区。

[9]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0]李锐，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1958年8月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11]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2]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侯金镜、陈笑雨，当时任《文艺报》副主编。

[13]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整风中受到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被关押。1946年对他作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编者注），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4]丁玲、陈企霞于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在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又遭到批判。之后，丁玲、陈企霞、艾青、罗烽分别于1958年4月、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但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罗烽的右派问题分别作了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79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和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的结论，并于1979年9月和1980年1月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1984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除重申“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外，还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关于萧军的平反问题，1980年4月，北京市委经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批复，给萧军作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说“1958年1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萧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为他恢复了名誉。

[15]金日成在1957年12月16日致信毛泽东，信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步骤与措施提出以下意见：“首先，由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致信，提议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由朝鲜撤退。其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上述提议，并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其次，周总理来访我国，由朝中双方发表共同公报时应包括这一问题。”

[16]指邵力子。

[17]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958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18]李讷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

[19]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一。其中第四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

[20]见贺知章《回乡偶书》诗。全诗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1]齐白石，画家。生前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22]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8年12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23]指杨开智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24]配君，即孙配君，又名孙燕，陈玉英的女儿。

[25]见本卷第30至32页1956年11月13日的“同日”条。

[26]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

[27]胡觉民，毛泽东的侄媳。

[28]指杨开英的丈夫李辉。

[29]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0]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交换了意见之后形成的。

[31]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

[32]彭涛，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徐达本，当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33]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韩光，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34]苏共中央1958年1月31日来信中说：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它不应当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它将从事宣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问题，并且是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的国际讲坛。1957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将是这个杂志的基础。

[35]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36]这里指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毛料衣服。

[37]吕东、高扬文，当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

[38]这封信的下款，毛泽东署的日期是“1958年2月29日”。经查核，1958年不是闰年，2月无29日，故订正为3月1日。

[39]黄炎培1958年2月23的来信中说，他在农历除夕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小组到北京市参观商业时，看到商场中没有过去出现的拥挤现象，许多商店的售货员春节加班应市。一些公私合营企业互送挑战书、保证书，提出开展比思想、比学习、比卫生、比朴素、比干劲、比钻劲活动，说明私方人员包括民建会员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了。

[40]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

[41]李劼人，作家、文学翻译家。

[42]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43]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44]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45]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所附的10年内增加品种与逐年产量表中，品种名称栏列有“ДT－54型”、“ДT－75型”等。

[46]这一批按语，是毛泽东为以下35篇文章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合作化模范邓家乡》，《勤俭办社》，《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严重的教训》，《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合作社的政治工作》，《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沂涛乡的全面规划》，《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大社的优越性》，《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白盆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办成高级社的》，《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

[47]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8年3月13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

[48]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49]指毛泽东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

[50]指彭涛1958年3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肥生产700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4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到1800至2000万吨，再加上500至700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10年内赶上英国也就大有希望了。

[51]这个报告草稿是1958年3月起草的，后来又重新起草。

[52]邹容，近代民主革命家。

[53]章太炎，近代民主革命家。

[54]杨英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惠农，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武汉市市长。

[55]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北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

[56]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57]这句话，毛泽东最初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综合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对这个提法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看了这个建议后，将他最初的写法改成现在这句话，同时写一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8]应为武汉会议。

[59]罗光禄，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60]刘澜波，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61]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62]李葆华，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63]宋任穷，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64]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65]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66]指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的《汉书》。

[67]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

[68]指张闻天1958年4月13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同年4月25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外商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同年4月26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张闻天在第三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张闻天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69]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70]倪伟，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局局长。

[71]应为《昭明文选》第13卷。

[72]指1958年5月26日至3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3]王任重1958年5月28日的日记记载：“这个问题基本上算通过了，但大家意见不完全一致（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

[74]柯、陶、王、张、林、欧、李，指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林铁、欧阳钦、李井泉。

[75]这里的“明天”应为“今天”。

[76]指1958年5月27日邓小平召集经济协作区主任研究经济协作的会议。

[77]指免去沈鸿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职务，任中国第一台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总设计师。1959年9月沈鸿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

[78]彭、黄、邓，指彭德怀、黄克诚、邓小平。

[79]指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80]何英，当时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

[81]陈志方，原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1958年9月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潘自力，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柯柏年，当时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

[82]郝汀，当时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1958年7月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83]彭，指彭德怀。

[84]见《孟子·离娄上》。

[85]《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发表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接着6月14日发表了周谷城的《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一文。

[86]陈云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中说，1958年钢产量为1100万吨是1958年6月19日定的。毛泽东在1958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和10月2日会见外宾谈话中，都说1100万吨钢的指标是6月19日定的（分别见本卷第426页、第454页）。本书经过考证，应为6月18日。

[87]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在苏联养病。

[88]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苏振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甘泗淇，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聚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89]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90]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91]198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复青海省委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应当肯定，当时平息局部地区的武装叛乱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使一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责任主要在领导。处理这个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众之间、干部之间、民族之间的隔阂，引导各族人民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经济上，也要给予适当的抚恤、救济和补助，但目前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92]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1962年粮食产量为5000亿斤左右。

[93]李志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94]丁西林，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赵朴初，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95]这个文件是根据英文稿译成的中文。

[96]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

[97]逄先知，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兼管毛泽东的图书。

[98]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99]早造，又叫上造，即早稻。

[100]罗哲，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101]曹云芳，罗哲的妻子。大革命时期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102]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03]指刘伯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04]罗贵波，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5]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爱国军人在人民支持下发动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06]当时因中东局势紧张，彭德怀的出访推迟。后来他在1959年4月24日至6月11日访问了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等8个国家。

[107]董必武于1958年7月10日至16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08]乌布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副总理。

[109]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10]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夕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

[111]何长工，当时任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

[112]漳、汕，指福建漳州、广东汕头。

[113]指周谷城等的论文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三联书店1958年11月出版。

[114]指当时主要在马特和周谷城之间展开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

[115]马利诺夫斯基，当时任苏联国防部部长。

[116]指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117]库兹涅佐夫，当时任苏联外交部代理部长。

[118]麦卡锡，1946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1951年至1954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119]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加入该组织。后来，又有一些国家加入该组织。

[120]李承晚，当时任韩国总统。

[121]耿起昌，当时任中共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122]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政协副主席。

[123]裴孟飞，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24]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125]张克让，当时任河北省农林厅厅长。赵克，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

[126]王幼平，当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127]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根据《书经·虞书·尧典》的“协和万邦”一语。这里的“万邦”，指许多的诸侯国。

[128]凯洛夫，苏联教育家。曾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著有《教育学》等书。

[129]毛泽东1958年8月16日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初稿时，写了批评凯洛夫和斯大林的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删去。

[130]指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人民支持下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31]王尚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132]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

[133]中共中央召集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分管工业的书记参加的工业生产会议，于1958年8月25日至31日在北戴河举行。

[134]叶飞在回忆录中说：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

[135]周鲠生，当时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倪征，当时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刘泽荣，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外交部顾问、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

[136]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137]见《论语·颜渊》。

[138]当时会议上有人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办法。

[139]程子华，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9月又任商业部部长。陈国栋，当时任中共粮食部党组书记、粮食部副部长。

[140]这个广播稿说：金门孤岛在我强大的空军、海军和炮兵的严重打击下，已经面临绝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及沿海岛屿，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你们的命运已到了最后关头。你们应该立即下令实行投降或率部起义，如果执迷不悟，就将得到可耻的下场。这是我们给你们的警告。

[141]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142]基马尔，一译凯末尔，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1923年，在土耳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143]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政府总理。1958年12月当选法国总统。

[14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1958年9月6日），庄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并且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以来以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为前哨据点，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贯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现在，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必须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145]1958年8月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回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摩根询问的复信里声称，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金门和马祖，他就“担心这可能构成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威胁”。并且威胁说：“这些岛屿始终在中华民国手中”，“任何人要是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企图用武力改变这种情况并在现在进攻和企图征服这些岛屿可能是一种有限的军事行动，那是十分危险的”。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声明美国将不放弃它已经承担的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责任”。8月28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诬蔑中国人民炮击盘踞在金门、马祖各岛的蒋介石军队的正义行动是“侵略性的扩张主义”。8月30日，美国陆军部长布鲁克抵达台湾，同蒋介石举行了三次会谈。在9月1日离开台湾时，布鲁克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重申美国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野心，企图用恐吓手段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沿海敌占岛屿。9月3日，“美国台湾防御司令部”司令斯摩特在台北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给予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正在来到”。

[146]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于1958年9月7日发出。赫鲁晓夫在信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在中国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要慎重从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信中说：远东经常保持极不正常的紧张状态，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敌视人民中国，敌视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当前紧张并且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局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自古就有的领土——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并继续占领这些领土。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

[147]毛泽东的指示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传达的。

[148]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149]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曾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150]彭、张，指彭德怀、张闻天。

[151]指当时设在厦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

[152]指毛泽东题写的“二七烈士纪念碑”。

[153]1958年9月16日，曾希圣汇报安徽办了一所综合大学——合肥大学，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题名为“安徽大学”。

[154]指安徽省省会确定在合肥还是芜湖一事。

[155]1958年9月18日夜，周恩来就中美会谈和台湾海峡军事斗争问题，同陈云、彭真、黄克诚、张闻天、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等商量后致信毛泽东。信中说：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具体办法商定如下：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156]指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的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的省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157]诗二首，指《七律二首·送瘟神》。这两首诗，发表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第1版，两诗的毛泽东手迹刊印在第8版。

[158]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要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台湾当局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末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159]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

[160]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

[161]指美国同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12月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162]指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63]韩、叶，指韩先楚、叶飞。

[164]谷羽，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

[165]据吴冷西回忆，1958年10月8日毛泽东对他说：先要做台湾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社论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告台湾同胞书》并非诡计，阐述我们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毛泽东要吴冷西当天晚上把这篇社论写好，他在夜里等着看。

[166]指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58年9月27日和10月4日给毛泽东的两次来信。赫鲁晓夫在信中说苏联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福建前线，还要派携带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到福建前线去，都由他们指挥，指挥权不交给中国。

[167]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168]徐运北，当时任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169]朱子强，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定国，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170]杨春甫，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

[171]王桂冀，当时任中共唐县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当时任中共安国县委第一书记。

[172]指书法家于右任（曾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选用历代草书名家的草字双勾而成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

[173]指明代韩道亨所书草楷对照的《草诀百韵歌》。

[174]郑振铎，作家、文史学家。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是吴仲超。

[175]焦家驹，当时任中共安国县委书记处书记、安国县县长。

[176]杨才魁，当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

[177]似应为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178]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179]赵一民，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

[180]王路明，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181]指毛泽东重新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再告台湾同胞书》。

[182]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83]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a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184]指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

[185]王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186]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1958年10月26日发表撤军公报，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回到祖国。

[187]指准备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举行。

[188]陈子瑞，当时任中共保定地委第二书记。杨培生，当时任中共保定地委书记处书记、保定地区专员。

[189]梁双璧，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地委第二书记。王力，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处书记。

[190]1958年10月20日出版的《世界知识》1958年第20期，以《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摘录了毛泽东1940年至1958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并写了编者按语。同日的《光明日报》转载了这一组论述，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光明日报》上。

[191]庞钧，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刘琦，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书记处书记、邯郸地区专员。刘英，当时任中共邯郸市委书记处书记。

[192]张苏斌，当时任中共新乡市委第一书记。

[193]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

[194]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3版下册。

[195]据谭启龙回忆：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到山东范县去了一趟。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说：“加一个0（即30年）也不行。”

[196]雅罗申柯，苏联经济学家。

[197]毛泽东这次讲话讲了决议的前3个问题，第4个问题是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98]指《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99]1958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18名干部，到河北省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

[200]指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武昌会议。

[201]指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202]指中共轻工业部党组1958年10月30日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203]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04]谭震林、廖鲁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4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7500亿斤。（二）1958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子增多、劳力紧张、加工和运输工具不足，此外，国家的收购计划没有真正成为农业社的计划等。（三）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改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从根本上改变“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四）1958年的粮棉总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以上，但农副业总产值没有翻一番，副业增加不多，个别地方还有减少。有许多公社现金短缺，有的甚至开不出工资，也没有钱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况，必须力求及早改变。（五）1958年冬和1959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3倍。这样重的任务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安排上产生矛盾。必须保证重点工程如期完成，要减少一些次要工程。（六）生活问题，要有专人负责。分配问题，1958年的分配，可以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统一扣留之后，其余部分以原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七）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办好人民公社。

[205]中共化工部党组报告中说：希望1959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化工设备制造能力达到1－2万吨。毛泽东对“1—2万吨”批注：“是总共这样多，还是每个省要这样多？”

[206]中共化工部党组报告中说：“根据主席9月间关于建立综合性的联合企业的指示，我们希望其他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办一点化学工业，这不仅是对化学工业的支持，同时对于解决本身所需的化工原料也大有好处”。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可以举几个例子，重点是于他本身有益，并且必不可少。若为了支持化工部门，他们那样忙，谁肯支持呢？”

[207]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说的“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208]薄一波回忆说：初到武昌的当天晚上（应为1958年11月22日晨1时——编者注），毛主席找李富春、赵尔陆和我，谈明年钢的指标定多少，他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

[209]指准备提交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中列举的1959年各项主要产品的产量指标。

[210]毛泽东的批示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11月27日的通知上。这个通知说：“六中全会拟于12月2日开会，由11月28日起，到12月1日止，在这4天内，请同志们阅读文件。”

[211]这里指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8个观点，是在1958年9月5日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他曾经讲了其中的6个观点。

[212]斯大林讲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3个基本条件是：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不是神话般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而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第二，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213]1961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编辑的干部学习材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这11个字。

[214]吴庭艳，当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

[215]红线女，原名邝健廉，粤剧表演艺术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去香港，1955年底回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

[216]正式通过的决议中为“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以二千万吨为计算其他指标的根据）”。

[217]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写有会议“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218]这是引用斯大林的话。原话是：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的特点有两个，“（一）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这两个特点的结合”。（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219]这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后，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220]陆放翁，即陆游，号放翁，南宋诗人。陆游写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21]指《十六字令三首》（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十六字令三首》排在《忆秦娥·娄山关》之后）、《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222]指《沁园春·雪》一词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23]指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224]李尔重，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

[225]张超，当时任中共新乡地委书记处书记。罗毅，当时任中共新乡市委副书记。

[226]《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中说：“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227]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