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六十四岁
1月1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新年团拜晚会。
1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瀛台参观工业展览。
1月3日 审阅邓小平一月二日报送的拟提交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裁减和整编军队问题的报告（草稿）。邓小平建议，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谈这个问题，文件可先予原则同意，待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后，再报中央正式批准。毛泽东批示：“退小平同志。此件已阅，可以在这几天谈一下。”
同日 阅陆定一一月二日为报送加拉赫和阿诺德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问题的意见[1]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还提出高士的文章[2]可否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载。毛泽东批示：“退陆定一同志：此件看过。高士文章也看过，可以登《世界知识》。我已转胡乔木、田家英二同志一阅，大概不久就可以退还你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情况的汇报。
1月4日 阅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稿，批示：“请尚昆注意，待省市委书记到京时将此件印发给他们。此件请乔木看一下，退尚昆办。”对报告提出的冻结现有机构和人员编制，制定整编方案，中央批语指出：在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办法以前，不要把精简人员从现在工作岗位上减出去。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出访苏联等七国事宜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1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一九五七年肃反规划的批语稿，批示：“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刘、陈、邓、瑞卿、震林再阅。”加写的一条是：“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中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同日 阅陈伯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乡干部工资问题给李先念电话的记录，批示：“少奇、陈云、小平、尚昆同志：此件应发在京中委及省、市、区党委，并准备发一月十五日开会[3]各同志。请书记处考虑处理办法。”陈伯达认为乡干部的工资高低与农民有直接关系，过高了并无好处，反而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建议对乡干部的工资，没有增加的不再增加，已经增加了的应从下一个月起减下来。
同日 晚上，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评艾森豪威尔主义》，批示：“定一同志：国际问题文章内容和文字均无弊病，可以不要修改了。”一月八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1月6日 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4]，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十八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定于四月十五日至五月五日访问中国。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出席。
1月7日 阅《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5]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示：“尚昆同志：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并注明“此文见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同日 晚上，同师哲[6]谈话。
1月8日、9日、10日 连续三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人数分别为十九人、十七人、十八人。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会上发言。十日会后，毛泽东同陈云、贾拓夫[7]、杨尚昆谈话。
1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开会，讨论达赖喇嘛去噶伦堡[8]等问题。
1月12日 复信臧克家[9]等：“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10]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二十三日，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11]在《诗刊》创刊号发表。
同日 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人民日报》发表。
1月14日 致电正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电报说：“（一）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向党内外的右倾力量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攻（在实际行动上要分期分批）的问题，请你找一个机会向波兰领导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波兰各项问题中的最根本的问题。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波兰十月事件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个问题，也请你同波兰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二）关于你们代表团是否在访问三个亚洲国家以后，立即再访东欧及巴尔干几个国家的问题，（甲）立即再访，（乙）过一个时期再访，二者各有利弊。请你和代表团同志商量一下，在回莫斯科的时候，用电话和我交换一下意见，再行决定较妥。”毛泽东批示：“即送刘、陈、邓、闻天阅，尚昆发王炳南[12]。”十五日晚，周恩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进行第二次单独谈话。在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后，哥穆尔卡表示感谢毛泽东的关怀和周恩来提醒的许多问题，说其中很多都是正确的。
同日 下午，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毛泽东说：我已经看了关于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练，（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我写词，因为词比较自由，句子长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旧诗。现在看到的有些旧体诗较好，并不都好，有些不好。有些诗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诗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鲁迅写了新体诗《野草》，不流行。他的旧体诗却流行很广。因为旧体诗的形式容易背诵记忆。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明诗别裁》有些好诗。明朝的诗里面，李攀龙、高启等人有些好诗。全集是没有看头的，有许多诗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义山的全集，没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诗非常好。又说：听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大家不写革命题材了。对作家要安排，要管与不管相结合，要写重大题材。
1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陶铸、杨尚昆、胡乔木、廖鲁言出席。
1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部分省市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廖鲁言、陶铸、于一川、常颂、林乎加[13]、曾希圣、李井泉、马国瑞[14]等出席。
1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部分省市委书记的工作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正人、杨尚昆、胡乔木、刘仁[15]、黄火青、陶鲁笳、吴德、欧阳钦、柯庆施、刘顺元[16]、吴芝圃、张德生、李景林[17]、王恩茂、舒同等出席。
1月18日—27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
1月18日 下午三时，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究竟怎样平衡才恰当？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轻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怎样平衡才恰当？这个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来？我希望缩短这个时间。建设这个过程，我希望缩短时间，并且不要付那样大的代价。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搞了二十一年，钢从四百万吨只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样的时间，不采取那个竭泽而渔的办法，把我们的重工业建设得比它还多一点呢？苏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靠以后找出一条道路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定的，哪样东西多，哪样东西少？煤、电、油应该搞多少？轻工业究竟搞哪些东西？农业搞多大的规模，投多少资？这要过一个时期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脑筋里想的是主观安排，有很多东西可以断定是不合实际的。但是，不合实际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现在只好开工厂，究竟开得恰当不恰当，那要将来才能知道。保证必要的民生，无非是使轻工业发展起来，这是增加积累的道路。重工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问题，要重新研究，现在可不可以七比一？苏联是重工业九、轻工业一；我们是重工业八、轻工业一，准备七比一。就是说，在轻工业方面要多投点资，这样恐怕有利。去年四月，我们在这里谈过重、轻、农的比例问题。适当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十年），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不完全抄它那条路。但是不能光讲，要在具体实行时，比如在物资分配和材料分配时，哪方面为第一，哪方面为第二，搞出一个界限来。现在，陈云同志搞出了一个界限。他说是先满足轻工业、农业最低限度的需要，第二才满足基本建设。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个界限。十二年以后，农业要有大发展，要由古代农业转为近代农业。农业大量增产，生活是一定会改善的，是有希望的，社会主义是一定会有优越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交通为主。所谓工业，就是重工业。至于轻工业、农业，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后头实行的基本办法。现在要采用你（指陈云——编者注）讲的第二种方法，是先搞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当然是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重工业在投资里头总是居最大多数。即使搞到六比一，重工业、交通也是要占六，轻工业和农业占一。国防工业的投资和非国防工业的投资的比例，要重新考虑。国防工业是消费性的，你建立那么多，民用工业没有搞起来，将来真正打起仗来就不能打了。因为你没有经济基础，基本工业投资少，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基础行了，普通民用工业投资用的数字大了，即使国防工业用得少，打起仗来也有办法。它一变、一转，就是了。中国民用工业没有基础，三个五年计划恐怕是不够的，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就是说要二十年，至少十五年。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国防就有一点底子了。那时要打仗，我有了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工业基础，要造什么武器就容易了。
陈云作报告后，毛泽东讲话，着重讲思想动向问题。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主要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出来这么一股风。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去年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对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就要动摇。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这时候也反得积极。我看这种人缺乏道德，马克思主义也包括道德。台风年年都有的，国际上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的，要注意这个动向。毛泽东批评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他说：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政府对农民大力帮助，比如修水利、发放农贷等。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是有点像，把资本家包起来，还给他们定息。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出这样一点钱，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了。全中国知识、文化、技术比较高的就是这个阶级。其办法，一个就是出钱买，我一买，政治资本就不在你的手里，而在我们手里；一个就是安排，使他有事做。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要搞所谓大民主。我说对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这样一个偏向，叫做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就有问题了。田里头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1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王稼祥关于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情况的汇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出席。
1月22日 审阅邓小平一月十七日报送的关于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提出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问题，以及为此给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彭真发电报问题[18]。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出席会议。
同日 复信黄宗溍[19]：“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资。”
1月27日 下午，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讲七点意见。（一）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三）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目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五）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少，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去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这是一门科学，应该好好研究。（六）法制问题。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民主人士守法。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七）农业问题。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毛泽东最后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同日 阅周恩来一月二十四日对苏共领导方面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我看此件可以印发到会各同志，阅后即收回，请酌定。”周恩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苏共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他们常把苏共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正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同志对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是我看苏联领导者并非心悦诚服。（三）在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
同日 阅陆定一一月二十六日报送的青年团中央大学工作部一位干部关于兰州林业学校对闹事学生处理做法过于偏激问题的来信，批示：“此件各同志阅后，交尚昆印发到会各同志。”
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程潜、王季范[20]等，共进晚餐，并看电影《家》。
1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康生、王稼祥开会，讨论一月二十九日彭真关于同铁托谈话情况向中共中央的电话汇报。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会议，听取彭真关于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的汇报。
2月2日 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对在押病残战犯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含合堂看戏曲片《荒山泪》。
2月6日 阅邓子恢二月五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请示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21]处理。”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二月开工，以争取在一九五九年汛期内部分蓄洪。三月七日，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研究后提出调整意见，先行开工，适当延长工期，并对基建规模作必要的压缩。四月十三日，三门峡水库工程正式开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一九五七年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要点》、《关于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和中央批转这两个文件的通知，批示：“退尚昆办。”
2月8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青年参观团。
同日 晚九时五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间，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会见尤金。
2月10日 晚上，同谭震林谈话。
2月11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2月12日 下午四时，周恩来出国访问后回到北京。晚八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情况。
2月14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出席全国学联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接见前，同全国学联主席、副主席谈话，胡耀邦、胡启立[22]等参加。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会议的有关情况。在听取胡启立汇报时，插话说：有困难要讲清楚。现在的困难不算什么，往后的困难还要大，总要有困难的。六亿人口怎么能没有困难呢？将来发展到九亿、十亿人口，那时你们会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得很。当然也不能说是越搞越困难，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我们这一辈人死了，困难是你们的。那时候你们的基础会更好。国家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从一八四○年林则徐销毁鸦片起，到一九四九年，搞了些什么事情呢？就是搞了革命，搞了个上层建筑，推翻了旧政权（清朝、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政府）。这一百年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主要还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搞的。改变生产关系，搞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革命用了那么长时间，建设才刚刚几年，这几年又是一边建设一边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现在还有一部分农民没有加入合作社，工商业还不是全部国营，人民的思想中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干部、教授、学生中都有。中国人多，也好也不好。我们是白手起家，困难总是有的，你们要有准备。青年没有经验，对工作中的困难认识不足，老年人有时也认识不足。建设比革命更困难。
2月15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月三十日修正稿），批示：“退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请用中央名义写一电报，请中央各部委及党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于收到此件后，迅即转发县委，城市的区委和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刊上登载。”本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指示说：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这一年经济建设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基建发展速度过高，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城市人口增加过快，造成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必须在一九五七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同日 阅《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一首旧体诗的来信[23]，复信编辑部：“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同日 起草李维汉致章士钊[24]信。信中说：“两次惠书及附件各种，先后收到，两同志业已看过。精心谋国，甚叹贤劳。几方面搭些线是有用的，认真解决问题，则目前还不是时候。有可为联络之处，相机为之，不宜勉强，不要使人感觉我方急于求成。相反，要表示我方愿意长期等待，并不着急。扶桑方面，彼不来访，我不宜催。”“寄上港币二万，以助米盐之需。完全信任先生，不要有所顾虑。无可为时，可赋归欤，将来再去。总的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海天在望，不尽神驰。春到南洲，尚希珍摄。”并批示：“刘、周、陈、邓阅后，交李维汉同志阅办。章的两信及附件，请周看一下。”
2月16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胡乔木、胡耀邦、周扬等二十八人出席会议。毛泽东讲话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我们许多的文化人是同胡风有区别的。对于他们要又批评又保护，在保护下批评。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总之，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我们要采取保护的方针，应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党经常有不正常的东西存在。在全国有很大的成绩和威信之下，滋长了一些坏的作风。我们讲过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从帮助人出发。我们有些同志不从帮助人出发，而是一脚踢倒，这是国民党的作风。任何事情都有两重属性。我们有些同志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我们开始批判胡适[25]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26]也不能抹杀。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马列主义不能从真空中间生长出来，只能从对敌斗争中，并从对立面中吸收合理的部分，才能生长和发展。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就不能对付国民党“一家独鸣”的理论。现在要警惕简单化。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长。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
2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开会。
2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王稼祥在座。
2月21日 阅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女儿榊原公子、榊原贵子和妻子榊原房子一九五六年底的来信，批示：“请周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信中说：“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从中国回国后的第四个年头里在日本最愉快而高兴的一天！这是由于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先生报道了毛泽东主席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视察团，并说‘战犯榊原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的新闻所致。”“过去在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我的父亲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确是一个犯了罪恶的人。”“家父患肋骨溃疡症，由于得到了贵国浓厚的看护，暂时痊愈了。但是听说在八月末又患了咳血病，这使我们非常担心。”“关于家父的病，听说在日本手术和进行疗养比较妥善。”“如果蒙您赐给宽大考虑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再高兴的事了。在这种喜悦的同时，为了向中国的许多牺牲者各位表示追悼之意，特约定：我们一定要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活动。”四月十一日，榊原秀夫和其他四名因病或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提前释放，于五月二十日乘船回日本。
2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徐冰开会，讨论周恩来准备在三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报告和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问题。二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同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商量后，决定推迟几天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2月24日 阅冶金工业部一位副局长关于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生产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一九五六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报告认为一九五六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报告还反映了社员对社领导和党支部的意见。毛泽东批示：“此件寄河北省委马国瑞同志：此件所说是否属实，原因何在，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2月25日 阅彭德怀二月二十一日关于拟同陈赓、谭政、陈士榘[27]等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大量裁兵，一定要有出路，不能推出了事。要作至少一个月还乡态度、策略教育，设想各种困难，作好精神准备。”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军事系统各部门、各军种兵种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军委经过讨论，初步预定：按总参、总政、总干、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的次序，依次汇报，最好都能分别汇报一次，以使政治局同志多了解一些军队工作情况，多给些指示。汇报时间可在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中旬以前。毛泽东批示：“军委：上半年忙，下半年为妥。不要都准备，有四总[28]、空、海即够，看情形酌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罗瑞卿、徐子荣[29]开会。
2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讨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处理问题。出席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共三十七人。
2月27日—3月1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
2月27日 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30]。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叫作两个口号：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就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够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势必会走向对抗。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1]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在延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我们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叫作团结——批评——团结，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公式。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后来我们把这个公式逐步推广到党外。把这个方法推广到整个人民内部，还可以推广到解除武装的敌人。（二）肃反问题。毛泽东说：肃反问题就是第一类矛盾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两条都是要肯定。如果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其结果就会要搞乱。（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上半年那个热潮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一些问题。上半年合作化优越性很大，一到下半年好像优越性就小了，来了一阵风，说合作化不行了！现在的合作社绝大多数还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是要逐步才能巩固的，大概需要有五年。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所谓农民生活没有改善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能够这么快地合作化，有好多原因。第一，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每个人的土地很少，集合起来比较好。第二，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所采取的是有步骤的，分几步走。我们的合作化是增产，如去年增产二百亿斤粮食。（四）关于资本主义的改造问题。现在有人说资本家不要改造了，跟工人差不多了，甚至还说资本家比工人还高明一点。又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在阶级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工人阶级自己。资本家一点也不需要改造吗？我看不然。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问题。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不正确的思想，也有歪风，有那么一些波动。匈牙利事件出来之后，有一些怪议论，讨厌马克思主义，只愿意钻业务，至于什么政治，什么前途、理想，这些东西不看重。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个时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么时兴了。所以要加强思想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努力学习，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从前叫德育、体育、智育，我们现在变成“两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谓德育，就是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政治。（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说：现在要搞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浪费就等于我们洗脸，人就是要经常洗脸。全国六亿人口都来提倡节约。现在许多人升官发财的思想大为发展，去年评级就评出一个毛病来了，叫作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说：这是一条战略方针。所谓统筹兼顾，就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总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做的一些事，比如救灾，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安排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政府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或者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说：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就是承认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矛盾。在艺术上、文学上，它就是要表现为百花齐放。在旧社会，几乎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出现的时候，都是受打击的。新生力量要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一些，但是还是有许多新东西是受压抑的，碰上官僚主义者，碰到顽固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的，而且用各种办法顽强地千方百计地要表现自己，我们不能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只能够在他们表现的时候，跟他们辩论，加以分析，写文章批评。这些文章不是教条主义的文章，要有充分的说服力。对于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就是要有有说服力的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助长这些不好的东西。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一个方针。正确的东西是跟错误的东西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搞了四条办法。第一，克服官僚主义，适当地处理矛盾，使其不闹。第二，官僚主义没有克服，要闹就让他闹，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第三，要闹就让他闹够。应该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打扁担，看作是我们改善工作，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的一个过程。第四，除个别人以外，一般不要开除。我看将来问题还多。（十）闹事、出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毛泽东说：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许多事，我看又好又不好，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有两重性，反革命帮了我们的大忙，社会主义阵营都取得了教训。批评斯大林这个事情，也有两重性。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使人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因为揭的办法不对，没有作好好的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个方法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头又引起波兰、匈牙利事件，所以有其错误的方面。美国不承认我们，我看也有两重性。我们应该被承认，而它不承认，这当然不好。但是这有个极大的好处，最好再过十一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等我们建设得差不多了，请他们来看一看，他们就悔之晚矣。但是有个台湾问题，台湾必须归我们。不归还台湾，你承认我们不算。去年出现了几篇错误文章，错误文章也办了件好事，给我们工具，使我们有了批评对象。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才发明的。在我们中国的老子早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条，准备他打。第二条，我看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可能给我们十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现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搞渗透，他们希望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目前，打仗对帝国主义利益不大。（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少数民族有几千万，居住地区广大，占中国总面积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六。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大汉族主义。（十二）关于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之内逐步改变面貌的问题。毛泽东说：工业化的道路，苏联有一条。我们现在走的跟苏联有些不同。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该比较过去有一点改变。苏联是九比一，即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百分之十的轻工业和农业，对于农业刮得太多。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市场就不繁荣。重工业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轻工业和农业。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比例是八比一，实行的结果是七比一，比苏联好。（周恩来：没有农业，是重工业比轻工业。）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但要走新的道路。这是否能比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快一些？看起来要慢一些，实际上反而要快一些。经济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希望不要像革命斗争翻那样大的筋斗。对一切国家都要学，对美国也要学，这是肯定了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学习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什么都学，教条主义，好的坏的都搬来。这种态度不好。我们讲的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2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开会。
2月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任轲一月三十日来信、湖南资兴煤矿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冯文冰二月十日来信和江苏泰县茆戚小学校长孟运荣来信。前两信提出毛泽东所作《菩萨蛮·黄鹤楼》一词手迹中的“把酒酎滔滔”一句，其中的“酎”字应为“酹”字。后一信提出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给臧克家等的复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应为“贻”字。毛泽东要秘书室分别复信告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3月1日 下午，主持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大会讨论。李济深、章伯钧[32]、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33]、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34]、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35]对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讲话发表感想和意见。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对讨论中提出的若干问题作了回答。（一）关于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刚才有人提到，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指导思想？因为规定它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应当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很大的改变，就是由过去的作为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集中表现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让位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宪法上也规定了的。也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的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问题是它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要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世界观的问题只能够是逐步地使人了解，不能强迫人家相信。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相信，也不能强迫人不相信。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是不行的。但是，事实上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末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无论哪级政府和干部有缺点错误，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二）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毛泽东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得不够。说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用批评、建议的方法来监督。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三）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要使我们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我就赞成出蒋介石全集。就是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四）关于控制人口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每一年人口增长一千多万，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在这方面，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减少一点，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增长一点，有些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育。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36]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不要向科学家泼冷水，别的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一切家，也不要泼冷水。有时候工作做得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去改正错误。（五）关于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六）关于“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问题，是所谓安排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有些人没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没有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无非是社会主义，辩证法。“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行，“贱”就是没有工作。他是用孔夫子的话来批评我们。这是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缺点。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美国也有它的困难。《红楼梦》里头的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好。它有那么些原子弹，多了些钢铁，现在很强大。这一点要承认。我们骂它是纸老虎，就是说它这些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固的基础上。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可是，西方国家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之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3月4日 阅新华社二月二十七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一三九期刊载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37]的情况反映，批示：“尚昆同志：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毛泽东批示后，新华社派记者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在新华社四月四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一七○期刊载了《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调查说，《大公报》通讯员所反映的情况，经记者复查，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不够全面，并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六十口，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百分之五，其中只有三口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一百六十户），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百分之五。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四月六日，毛泽东看了这个调查，再次批示：“尚昆同志：一百六十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一百五十斤计算，共有四百五十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用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藏、新疆问题和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
3月5日 下午，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访问亚洲、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叔通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同日 阅陈正人三月三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根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准备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讲的是农业合作化估计问题、农民生活现状问题、乡村干部问题、农村当前任务问题。现将这个草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同时希望对王国藩合作社[38]的那篇稿子给予批示，这会加强各地对其经验的重视。毛泽东批示：“退陈正人同志：据邓小平同志说，他已和你商好改写的方针；此件就不看了。王国藩社准备在数日内写几句话。”
3月6日—13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者中有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界等的党外文化人士约一百六十人。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的录音。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同宣传、普通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士举行了六次座谈，并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3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以及高教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中，毛泽东不断插话，谈了以下内容：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书记也不行。光是宣传部抓，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厅局都要管思想工作。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就马上驳倒。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的，基本解决分清敌我，这是有效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地一件一件地讲。思想工作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不同了，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第一必须批评；第二必须批评得好。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讲究方法。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百分之九十九或者还要多一点的人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谁说不需要继续改造？我六十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老是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在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专门的科学技术，就应该由知识分子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搞阶级斗争，是一种攻势。现在搞建设，知识分子就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僚主义。他们的批评是好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其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党能不能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的，也为科学技术服务。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而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同日 复电班禅额尔德尼：“你从印度回到日喀则时给我拍来的电报和火鸡年[39]元旦给我的贺电，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的祝贺。这次你和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会，在加强中印友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祝你在新的一年内在西藏地区各项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你身体健康。”
3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钱俊瑞、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健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40]等出席，彭真、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办戴帽中学[41]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学生。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现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同日 阅中共四川省委三月五日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否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意见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区（约三十二万人）的民主改革，十四万人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省委认为，这样做符合整个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完成这一地区的改革，必将促进整个藏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增进民族团结，也可减少云南后顾之忧。如果不坚持改下去，势必伤害干部，加深群众痛苦，助长上层右倾，甚至造成更加混乱局面，脱离群众，前功尽弃。毛泽东批示：“刘、周、朱、彭真阅，退小平（或尚昆）办。我认为应当同意这个方针。”
3月8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三月七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批示：“退小平办。略有修改。”毛泽东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同时，加写第五点：“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委、县委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这个指示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三月六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汇集》共编入三十三个问题，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参阅。毛泽东对其中二十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主要有：（一）针对“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批注：“有一半对。”（二）针对“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批注：“他们是有些理由的。”（三）针对“‘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批注：“应当弄清这种关系。”（四）针对有人认为科学界已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批注：“戒律太多。”（五）针对“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批注：“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六）针对“目前有些作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因此，‘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受即真实’，至于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作家用不着考虑”，批注：“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七）针对“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八）针对党校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批注：“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九）针对“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批注：“不许怀疑吗？”（十）针对“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批注：“为什么不允争论呢？”（十一）针对“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例如有人入党后仍然相信凯因斯学说，如何办？）”，批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十二）针对“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批注：“就是允许批评、争论。”（十三）针对“目前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不研究现状”，批注：“应当改变。”（十四）针对“高等学校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放弃领导，对群众的错误思想行为不进行教育批评，以致产生若干混乱现象；一种是在党的这一重大的方针政策面前，迟疑观望，甚至有抵触情绪，对各方面的工作不敢放手”，批注：“两者都不对。”（十五）针对“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批注：“此点值得重新研究。”（十六）针对“自从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偏重于搞科学研究工作，不愿多作教学工作，从而发生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同时，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多希望作科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不安心政治工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相当严重”，批注：“都是不对的。”（十七）针对“过去学校对于学生管理得死死的。自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以来（还有外国的影响），已开始表现出另外一个偏向，学生强调自由、民主、个人专长的发展，不遵守学校纪律，对教师不礼貌，缺乏艰苦耐劳的思想；而在学校和教师方面，则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批注：“都是不对的。”（十八）针对“有些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单纯搞业务的现象。还有学校课程多，教材分量一般较重，因此，形成学生的负担重”，批注：“前者是错误的，后者应当改革。”（十九）针对“目前，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区别得不清楚，有时叫这样，有时又叫那样，怎样划分这个界限”，批注：“是一个东西。”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文艺界座谈会，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42]等出席，彭真、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恐怕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43]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44]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文艺批评问题，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有些批评粗暴得很。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赵丹！孙瑜[45]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
3月9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你看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办，还是我们的事情好办？依我看还是我们的事情好办一些，帝国主义的事情难办一些。你们处在西方的最前线，可以说我们是在东方的最前线。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3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新闻出版界座谈会，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46]等出席，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等参加。座谈中，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报纸要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报纸有一些专业化的东西也好，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共产党是不懂的。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
3月1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高等教育工作座谈会，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47]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等参加。
3月12日 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共讲八个问题。主要内容如下：（一）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二）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三）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知识分子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五）关于整风。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仅仅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六）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七）“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八）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
3月1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48]等出席，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49]参加。毛泽东说：将来党员整风，要有党外人士参加，一切问题要摆出来讨论，党内有问题不要关起门来搞。凡吸收党员、开除党员，都可以由党外人士参加讨论，不要搞神秘了。现在，高等学校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是非工农成分。这种情况要过十几年后才能改变。说党不能领导科学，有一个原因是科学家中党员少。党领导科学可以通过计划来领导，把科学研究纳入整个计划。至于科学研究的具体计划，那就由科学家自己去做。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领导各项工作的阶级。至于原子能、数学等具体研究工作，那由科学家去领导。对于科学，工人阶级能领导，又不能领导。将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有科学家组成。思想改造，不是你改造我，要平等。六亿人民，人人要改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也要改造。思想问题、思想改造，不能搞简单化，简单化总是不行的。学校可以实行集体讲话，校长每个月讲一次，联系学校师生员工的思想实际来讲，学校里的政治课主要靠这个，大学、中学、小学都可以这么办。各个学校的校长、副校长都应该当政治教员，解决师生员工的思想问题。学校里发生问题，应该由党内党外合起来解决。各党派可以开自己的会，但是应该有合起来开的会。要发挥各方面的力量，现在有些人还感到有力无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有三家争鸣：一家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是修正主义，一家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极端专制派，它肯定一切，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无情打击。去年这一年，修正主义泛滥，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否定一切，否定苏联的一切，否定斯大林的一切。否定无产阶级，就是要肯定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有。也就是说，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否定一切。
3月1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胡绳[50]、田家英等谈逻辑学问题。
3月16日 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共中央指示指出：“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指示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同时要求各省市委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
同日 晚上，同陈伯达谈话。陈伯达送来两本书[51]。
3月17日 中午，乘专列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同天津市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52]等谈话。
同日 晚上，到天津市人民剧场，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在我们过去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这个斗争时间很长，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算起，有一百多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至于建设，人们历来就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我们过去是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说没有搞建设，还是有建设。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儿。因为过去做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教育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为什么共产党也能领导呢？我们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作出长远计划、年度计划，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八大决议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研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上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搞建设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我们就可以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那末，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态度要好，不摆官僚架子，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现在我们党内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装满了过去那些东西，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的剩余精力放在学习上头去。你完全不懂，又不肯学，又要摆那么一副架子，这就不好了。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对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够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我们现在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无代价地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来骂我们。我每天都看。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若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天津，继续南下。
同日 在天津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
3月18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舒同、赵健民、李广文[53]、师哲、夏征农[54]等谈话。
同日 晚上，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我只讲一个问题——思想问题。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当然，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刚才讲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些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采取这些方针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功劳太大，在中国社会的威望太大，这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用简单的行政命令行事。所以，我们特地请几个民主党派来监督我们，并且跟我们长期共存。所以，现在的方针不是收，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当提倡大家公开民主的讨论、平等的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如果我们是采取放的方法，采取说服的方法，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专政是对付敌人的，民主是对人民的。人民内部的关系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的方法，那末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有压服不了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用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据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得到正确的解决，得出真理，文学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科学方面会要更加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可能要十几年到几十年才能看得出它的效力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现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三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当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济南。
3月19日 晨，到达徐州。在专列上同中共徐州地、市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徐州市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随后，改乘专机前往南京。在专机上书写元代萨都剌的《木兰花慢·彭城[55]怀古》和北宋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两首词。中午到达南京。
同日 起草准备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共六个部分。要点如下：（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六亿和五百万[56]——左、中、右。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一百五十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使中间派进一步。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争取百分之七十下厂下乡。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要艰苦奋斗……。要养成学习习惯。”“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同日 下午，在南京住处同江渭清[57]、曾希圣、刘顺元等谈话。
3月20日 上午，到南京市人民大礼堂，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这是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向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说：要分清两类矛盾。对于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对人民闹事，很值得研究。要在党内党外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现在党外人士生怕我们“收”，说我们“放”得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不管刮多大的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要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末就该吹倒。批评是可以的，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这是原则性，必须如此。我们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关系政策的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位，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毛泽东最后说：全党应当加强思想工作，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
同日 下午二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五时，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由革命到了建设。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能怪同志们。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四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经常不断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末，出了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对于知识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它本身的性质要逐步变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慌，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希望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建设比革命要艰苦，时间更长。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 下午，约周谷城[58]谈话，鼓励周谷城继续写有关逻辑学问题的文章，继续辩论。晚九时十分，乘专列离开上海。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到达杭州，住刘庄。
3月22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再次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周恩来、习仲勋、黄敬[59]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很穷，一下子富不起来，人口又多，要慢慢地来，急不得。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有很多。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这些人民内部的矛盾看成是阶级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阶级矛盾，我们基本上已解决；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应用民主的方法，但这种民主应该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正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到处进行游说，成了一个游说家。我们说知识分子并不可怕。虽然他们的思想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同了，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才有前途。他们必须为工农服务，而且要全心全意。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观改造过来，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帮助他们，同他们商量办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让党员知识分子和左翼作家们不要生硬办事、简单化，要他们学会善于说理，使他们讲话、写文章有充分的说服力。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3月23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柯庆施、黄克诚、宋劭文、孙志远[60]出席。
3月24日 晚上，在杭州刘庄召开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六年财政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财政预算的汇报，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柯庆施、黄克诚、段云、吴波[61]出席。
3月31日 周恩来本日从昆明发来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并告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经过三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次同吴努会谈，双方同意在中缅边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同时，由中缅两国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和互不侵犯原则的友好条约。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4月2日 对陈嘉庚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来信作批示：“周总理，此件请酌办，我已复。”陈嘉庚在信中就节约用粮、实行晚婚和解放金门等问题提出建议。
4月3日 下午，同王震[62]谈话。后同陆定一、柯庆施、江华谈话。
4月4日—6日 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宋季文[63]、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64]、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65]、许彧青、杨文蔚[66]、曾希圣、黄岩、吴文瑞[67]、李彬、李继祥[68]等。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彬、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见、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吕志先、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彧青先后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谈了以下内容：（一）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再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的，经过七大、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党与群众，有的隔着一张纸，有的隔着一层木板，有的隔着一堵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近党外的人，要跟他们交朋友，经常把底拿出来。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中央的精神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我们要靠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能靠压，也不能靠简单几篇文章。共产党对人民是讲民主的，国民党对人民才是搞专政的。（二）毒草怎么能够避免？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党外人士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巴金向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当然，讲真理也有选择时机的问题，但不要真理不敢说出来。（三）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闹事闹够，坏花也放，形式上看来是右倾了一点。可是如果不如此，来一个不准闹，草率收兵，开除，虽然简单明了，痛快一时，但是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路线，与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不符合的。说服群众不是简单化的办法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事情处理过分了，就会变质的。对牛鬼蛇神、迷信的东西，它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我心里想，应该让社会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四）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五）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一九五○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六）我们的宣传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党内外人士都有会议为什么不报道？对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这些书记管得太少了。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如果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4月7日 下午四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4月8日 下午四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朱德、陈云、彭真、李富春、聂荣臻[69]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由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李济深、沈钧儒等参加。毛泽东说：波兰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去年十月间有些人不知波兰的前途怎样，当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波兰的方向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很久就得到证明了，就澄清了。另外，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现在这一条大家也清楚了。有些国家不了解情况，不要怪他们，而要向他们多做些解释工作。谈到困难，每个国家都有困难。中国可以说基本上还算好，但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艰苦奋斗。国家内部有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你们应该争取大多数，对不了解你们的人要等待，事实可说明一切。要证明你们对那些同志是信任的，要说服，不要用机械命令的办法。
4月9日 晚上，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西伦凯维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同日 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如下：“各级党委和党组：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
4月10日 下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70]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71]，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编委会应该谈谈费孝通的文章[72]。这些文章提供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这些思想情况，你们没有注意。《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最后毛泽东提出：（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第七、第八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4月11日 和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周恩来、西伦凯维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
同日 上午十时，同周谷城谈话。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金岳霖、贺麟[73]、费孝通、王方名[74]等座谈逻辑学问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参加。
4月12日 下午，邀请几位乡亲来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了解乡间情况，王季范在座。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谈话。
4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出席。
4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南苑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伏罗希洛夫及其随同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晚上，设便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
同日 复信张维[75]暨夫人：“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4月中旬 阅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社论说：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4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发表演说。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酒会。
4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词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毛泽东在致词中，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中给予的同情和支持，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国宴。
4月1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出席北京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群众大会。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
4月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并写批语：“刘、周、陈、朱、小平、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外出视察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及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讲话。
4月20日 致信袁水拍：“你的《摇头》[76]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77]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78]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致同志的敬礼！”
4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浅沼稻次郎[79]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你们的看法很多和我们一致。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也是重要的。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解决起来可能时间会长一些，但迟一点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4月22日 复电达赖喇嘛：“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李初梨、方毅[80]等在座。
4月2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81]的批语稿，批示：“彭真、小平再阅，尚昆办。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批语稿中的“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这句话，毛泽东改写为：“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同日 晚上，同邓子恢谈话。
4月24日 晚上，开始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
4月25日 晨一时，同彭真谈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修改问题。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柬埔寨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和副团长乃瓦朗丹，章汉夫、雷任民、章文晋[82]在座。
同日 晚十一时，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涅加尔科夫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让几亿人民都和平共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我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二月二十七日讲的话，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整理出来。现在可以看党报上的几篇社论，里面主要意思都有了。
4月26日 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同日 晚九时，同陈伯达谈话。
同日 晚十时五十分，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阮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建国七年后，在完成了土改、肃反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提出来的。对知识分子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多少懂得些马克思主义。群众闹事在中国也有发生。对待这类事件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镇压，另一种办法是说理。第一种办法是对待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能采用。对人民只能采取说理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不是对人民。我们镇压宗教界中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对待宗教问题，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
4月2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批示：“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本件及附件登党刊。”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83]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一些问题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五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只派遣研究生，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朱、陈、乔木阅，尚昆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二）“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四）“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
4月29日 晨，同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修改问题。上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4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四十四人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过去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任务。我们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同日 阅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将文章的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重新拟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起草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4月 阅《争鸣》一九五七年四月号刊登的《如何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问题（座谈记录）》，在范朴斋[84]的发言旁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范朴斋有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范朴斋在发言中，对《人民日报》关于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展开的学术争鸣所作的处理提出了批评。
5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整风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同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5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这次整风的目的，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为欢迎伏罗希洛夫举办的京剧晚会，观看京剧《野猪林》。
5月3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先后致词。
5月4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波奇瓦罗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西方帝国主义来说，也是东方。我们都是东方集团，亚非国家也是东方集团。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多了，想打仗的国家就少了。我们这次关于整风的指示，你们知道不知道？要把党内外矛盾处理好，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纠正过来。公开在报纸上批评党的缺点，党内党外合作一块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各国有不同的情况，应按照各国的特点办。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由杨尚昆发出。指示全文如下：“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缅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林伯渠[85]、李济深、余心清[86]等在座。毛泽东说：今后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做得如何还要看，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工业我们也搞了一点，但很少，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变成工业国恐怕还要几十年。亚非国家除日本外都是农业国，都要建设工业。我们都是不愿意打仗的，打起仗来会把我们的一套打烂的。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苏联建设了四十年还没有赶上美国，我们要好好努力才能赶上，美国也是要前进的。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希望你们内部和解，双方让步团结就好搞。不然就要用许多钱作军费，这些钱是可以用来建设工业的。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陪同伏罗希洛夫，在中山公园出席五四青年节游园晚会。
5月5日 上午，阅陈叔通、黄炎培五月一日关于不赞成毛泽东提议的第二届人大不再提名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小平办。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一百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又批示：“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毛泽东在信的末页写的一段话是：“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毛泽东写的四条批注是：（一）针对信中所说“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这段话，批注：“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二）针对信中所说“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这段话，批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三）针对信中所说“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一句，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四）针对信中所说“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一句，批注：“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叔通、黄炎培的信和毛泽东写的一段话及批注，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5月7日 继续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记录整理稿，形成“自修稿第一次稿”，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示：“即刻打印清样二份，于明（八）日上午，连原稿送我再看。版不要拆，以便再改。”讲话稿中的十二个问题是：（一）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二）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三）关于农业合作化；（四）关于资本家的改造；（五）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关于节约；（七）从六亿人口出发；（八）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关于如何处理罢工、罢课等事件；（十）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十一）少数民族问题；（十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一稿对讲话稿的内容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增加了关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相互关系的论述；增加了一大段关于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第三个问题，增加了以下论述：“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第五个问题，增加了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的论述；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第七个问题，加强了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阐述。第十二个问题，增加了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明确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批示：“伯达阅，小平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在报上发表。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十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指示。十一日，毛泽东再次审阅指示稿，批示：“可用。公开发表。”
同日 阅中共湖北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可转发各地参考，连北京市委一件[87]，均登党刊。”
5月8日—6月3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政协礼堂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工作的意见。
5月8日 上午，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二次稿，批示：“照此校正，再打清样三份，于今日下午连原稿送来再看。”这一稿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第八这两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补充了一段话：“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和生产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为着维持社会秩序之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许多时候就行不通。何况政府与人民之间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不去调查研究矛盾的情况，讨论解决的方法，单靠行政命令，会有什么效力呢？至于人们精神世界的问题，例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采用强制方法了。”第八个问题，将有关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既优胜又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的论述加以充实，补写一些话：“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能建立。但是这并不是说新社会就没有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很天真的想法。”“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这种能够容许生产力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相当满足的情况。我国解放才七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不多，需要有一个巩固、习惯、重新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严格划分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采取和平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在第八个问题补写的这些话，后来移到第一个问题中。
同日 晚十时，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三次稿，批示：“请在几小时内照此改好，打清样二份，送我再看（能在九日早上二时以前送来最好）。”这一稿的修改主要在第一、第七、第八、第十这四个问题。修改和补充的内容主要有：第一个问题，进一步充实了有关民主和专政、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第七个问题，增加和改写了一段话：“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第八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关于矛盾着的对立面互相转化问题的论述：“总之，互相对立的两方面，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其地位。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变化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地需要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一齐努力。”
5月10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自修稿第四次稿，注明为“草稿第一稿”，批示：“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这次修改稿分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胡绳、邓力群[88]、田家英。这一稿改动不多。将第四个问题的标题改为“关于私营工商业者”；第七个问题，删去了有关计划生育问题的论述，并加写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马格里布（摩洛哥）国民协商议会访华代表团全体人员，陈叔通、张奚若、乔冠华[89]等在座。
5月11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五月四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转各地参考。”
同日 复信李淑一[90]：“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91]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92]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93]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为国珍摄！”
同日 下午四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帕伏列斯库[94]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布加勒斯特市人民会议代表团，彭真、屈武[95]、余心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很落后，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很多，科学研究是很落后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落后的现象。中国人民是组织起来了，但是还不习惯于这种新社会的组织。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不愿被别人指出来，为什么要把丑事放在家里呢？这使人造成错觉，大家认为平安无事，可以高枕无忧。外表好看里面不好看是不行的。我们的一些工厂、学校都有罢工、罢课，这样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想到了应该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存在矛盾是骗人的，社会的进步就是由矛盾来推动的。我们不要求外国同志学我们的做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习惯，生硬的抄袭是无益的。我们革命历史很长，声势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主党派成员不敢讲话，在和共产党接触过程中他们有一部分有不满意的地方。因此现在让他们讲话，通过这种批评才能提高党。我们这里的墙不像匈牙利那么高和厚，但是存在着的，我们也需要拆墙，但还是应该保持一条界线的。知识分子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用的，我们也要主动地自我批评来巩固党与政府。
同日 下午六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马尔科[96]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代表团，彭真、张苏[97]、余心清在座。毛泽东说：对西方国家来说，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他们想把我们钓到他们那边去，他们是钓不过去的。世界在起变化。在亚洲、非洲还可以找到我们的盟友。现在双方都在争这块中间地带。现在我们就缺工业，尤其缺乏石油。我们在设法搞些工业，苏联在帮助我们，各兄弟国家也帮助我们。大概要一百年可以搞好，砍掉一半也要五十年。有五十年不打仗，对我们就非常有利。
5月14日 阅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记录，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会议开至次日晨一时。
5月15日 针对开门整风期间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章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这篇文章，题目原为《走向反面（未定稿）》。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政协礼堂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指示全文如下：“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98]。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同日 阅邵式平[99]三月十九日关于江西省中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示：“送周总理：此件可以看一下。”报告说，当前中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是：（一）有关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很少；（二）文学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与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脱节的；（三）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规定得很多，课外作业分量也很重。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吴冷西出席。
5月17日 晨二时，听取陆定一汇报同柯庆施通电话的情况。
同日 晚九时半，接受匈牙利新任驻中国大使诺格拉第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对匈牙利事件我们的看法是，这不是一件好事情，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但是也有它积极的一面。这次风暴教育了党，教育了政府，教育了军队，有了经验，得到了锻炼。这次事件也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同时，对社会主义各国都有极大的教益，有很多经验可以汲取。群众需要教育。过去风向那边吹，群众就站在那边；现在风向这边吹，群众就站在这边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报纸上组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对革命是内行的，但是对科学、文化就不内行了，那就有必要使用这些知识分子。在过去几年革命的风暴中他们被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心中不满。而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天下太平，没有问题了，脚伸得太长了一些，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在有些地方搞得不太好，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们要让他们讲，让他们批评。这样对我们有好处，使我们的同志清醒一些，不是没有问题了，而是问题很多。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也有些是不正确的。我们整风有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传统。十二年来革命的任务很忙，小规模的整党搞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没有进行。
同日 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吴冷西开会。
5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陈赓、萧向荣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经济还落后，是处在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可能还要几十年。我们有三百八十万军队，准备减八十万，还有三百万。我们军队现有的这些武器，对付原子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要提高武器的质量，减少人数。我们军队主要是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我们钢的产量已达四百五十万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口很多，这样的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日本的一半，比利时也比我们多，因此要搞工业。你们也需要搞工业，自己炼钢，自己制造机器。如果没有工业，帝国主义就要打你，欺侮你。中国所以老被外国人欺侮，就是没有工业。亚非国家要搞自己的工业。
同日 审阅代拟的毛泽东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达姆巴复信稿，批示：“退周总理：是否可以加上派去的人在教会他们的人以后即可撤回来这样一个意思。”五月二十日，这封复信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了修改后发出。复信说：“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5月19日 晨，听彭真汇报情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彭真、陆定一、胡耀邦开会，后又增加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赖若愚参加。
5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5月22日 晚上，听彭真汇报情况。
5月23日 晚十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锡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威·阿·佩雷拉，章汉夫、章文晋在座。毛泽东说：亚非国家中同我们友好的，我们都要团结。西方国家只要愿意，我们也和他们来往，搞一个和平局面。要求和平的人越来越多，发动战争就困难。中国同英国多做点生意当然好，我们希望英国政治上更独立些。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纳·马·佩雷拉率领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彭真谈关于整风和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问题。
5月24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八号刊登的福建省监察厅党组关于晋江专区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阅后，转李先念同志阅，退毛。我看此种现象不但福建有，各省都可能有，似宜采取措施，加以处理。可否举行一些典型调查，然后制定一个法令。不然，如福建那样，是危险的。”二十九日，李先念写报告给陈云并报毛泽东，建议将福建省监察厅党组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要求各地检查纠正。毛泽东批示杨尚昆办。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同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二稿，批示：“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五月二十六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再打清样（大本），即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出席。会后，同彭真谈话。
5月25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三稿，写三条批示：一、“各位同志：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六月五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二、“田家英同志：即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今天到会各省市区负责同志（三十余人）。务于今晚十二时以前送到各人手里，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三、“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泽东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问题中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改写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二）增加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结束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一行，并设宴为他们饯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参加。伏罗希洛夫代表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正式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接受了邀请。毛泽东说：现在要使蒋介石和美国的矛盾发展起来，使我们和蒋介石的矛盾缓和一下。我们提出了愿意和台湾和平的口号。我们不急于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和英国只有一半的外交关系。这个方针，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我和他讲过。我们的中心是亚非国家，是团结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取欧洲、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一下子的事。世界是一定要起变化的，美国人称霸世界的形势要变化。在尤金谈到中国已有一批很好的理论干部成长起来时，毛泽东说：有一些，但是很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少得很。应该承认，比较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问是较丰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在政治上有左的有右的。过去看起来好像问题都解决了，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他们也都赞成，在政治上也以为没有问题了，跟共产党走了，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我们党内有相当部分党员是为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而入党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教育过程。所谓主观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修正主义。在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容易改变，因为这些同志要革命，就是看得不对就是了，只讲一方面，讲片面，“左”的片面，好好批评一下，这些同志就能改好。毛泽东说：党内“左”的情绪多，脱离群众，搞教条主义，工农干部出身的，和群众关系不大好。所谓“左”的情绪，就是对这次运动不了解，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这样就脱离群众。会见伏罗希洛夫一行后，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5月2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北京南苑机场送别伏罗希洛夫一行。同日，《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报》发表，其中说：“伏罗希洛夫主席邀请毛泽东主席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毛泽东主席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负责人林铁、陶鲁笳、王恩茂、黄欧东、欧阳钦、吕志先、叶飞、潘复生[100]、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高峰[101]、张仲良、张德生、吴德、曾希圣、刘顺元、柯庆施、黄火青、李琦、杨一木、方仲如、王平夷、王伯谨、宋黎、杨士杰、宋洁涵、任仲夷、任白戈、廖井丹、宋侃夫[102]出席会议。毛泽东讲话，他说：放的目的，是整我们党的缺点，争取中间派，以孤立右派。我们认为小乱可以，大乱不要。要设想会不会大乱？右派希望天下大乱，我们则是要有步骤，把战线缩在一定范围内大放特放，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有小匈牙利可以避免大匈牙利。看来，没有美国人的帮忙，天下是乱不了的。现在被攻击的是左派。搞教条主义的人是忠心耿耿的，但方法不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都分左、中、右三派。对我们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善意的，一种是恶意的。把恶意的批评登出来照个相，使右派的面目尽人皆知，不要把右派发言的“角”抹去，那等于替他擦粉。党内也有左、中、右，有叛变分子。
5月27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四稿。起草一个通知：“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并批示：“田家英同志：请再印，印数如此次到会人数，于今天晚上九时以前发到到会各人手里。改处校正勿误。”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三稿中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节，改写一段话和加写一段话。（一）改写的一段话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制度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二）在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基本解决的论断之后，加写一段话：“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作战。而这种战争是思想战争，它同军事方面的战争、经济方面的战争、政治方面的战争都不相同，它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作战，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心平气和的方法去作战。对于每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用诚恳的态度，一个一个地和他们谈话，交朋友。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过去的七年，我们的态度是粗暴的不细致的，没有交到较多的朋友，反而造成了许多矛盾和对立。今后要改变态度，改变方法，主要是向中间派人士请教，也要向一切有希望的即敌意不很深的右派人士请教。不要摆出训人的面孔同他们接触，而要用商量和请教的态度同他们接触。在业务方面，一定要拜他们为师，执弟子礼，认真向他们学习。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在两个至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把他们的大多数争取过来，我们也学会了业务。这就是在思想战争方面打了一个大胜仗。一切共产党员和社会左翼人士如果不能用这种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不打一个大胜仗，取得决定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最后巩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是不能建成的。这样说，不是不要批评和斗争，这些都是要的，但是要恰当，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才能收到成效。”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时改为：“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继续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出席人增加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负责人刘仁、乌兰夫、陈丕显、舒同、王路宾、彭冲[103]、江华、周小舟、白栋材[104]、陶铸、赵武成[105]、刘建勋。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5月28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五稿，批示：“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每省（市、自治区）一份，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每人一份，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各一份。将以前几次所发各稿全都收回。原稿退毛。”同时写批语：“各位同志：这是第五稿。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于日内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当日下午，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草稿第五稿修改问题。
5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5月30日 阅五月二十九日《新闻日报》刊登的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批示：“乔木同志：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六月八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整风运动中，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其中说：“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小雅的文章不同意章乃器的这种说法，认为斯大林所说的“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和夫人，周恩来、张奚若等在座。
5月31日 上午，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5月下旬 阅五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刊登的贾亦斌[106]在上海市政协第四次全会上的发言《笼统地说“农民生活苦”不合事实，强调农村干部“一团糟”不够公平》，批示胡乔木：“此篇可转载。”三十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发言。
6月1日 修改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六稿，批示：“即印二十六份，于本日上午十点交陈伯达同志，原稿退毛。”
同日 本日下午和次日下午，同曾志[107]谈话，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整风情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出席。
6月2日 中午，同周恩来、彭真、李维汉谈话。
6月3日 中午，同彭真、刘仁谈话。
6月4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5日 晚九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黄炎培谈鸣放情况，六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零时二十五分，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谈整风问题。
6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不发新疆、西藏。发后留交小平阅。”指示说：“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同日 阅陆定一报送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内外散发，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