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六十六岁
1月1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康生、薄一波、邓子恢、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郭沫若、陈叔通等到北京体育馆，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闭幕式。闭幕式结束后，同陈叔通谈话，后又同王震、廖鲁言等谈话。
1月3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1月5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薄一波、胡乔木出席。
1月11日 审阅邓小平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福斯特 [1]来信的请示及代拟的毛泽东给福斯特的复信稿，批示：“少奇、小平、乔木同志阅，退王稼祥同志处理。可照小平意见办。复信作了一点文字方面的修改。”邓小平报送时注明的意见是：我同意来信在《红旗》上发表，主席复信除用公开电发去外，亦可在《红旗》上同时发表。复信说：“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顺利的地位，但是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现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您——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领袖，致以衷心的问候，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福斯特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三期，并载于二月二日《人民日报》。
1月1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长桑巴约和夫人等，廖承志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穷国，穷得要命。穷就弱，中国又穷又弱。中国在政治上算是比较强的，人多、地大，而且人民都组织起来了，有干劲，啥也不怕，帝国主义那一套也不怕，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强国。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弱国。六亿五千万人口只有一千一百万吨钢，算多吗？平均每人只有一指头的钢。杜勒斯怕我们的政治，不怕我们的军事，怕我们的将来，现在他还不在乎。桑巴约问到人民公社的工业计划是根据全国的计划制订的，还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制订的。毛泽东说：两方面都有。和国家订立合同就与全国有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产品也互相交换，这是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商品生产。公社还有自给性的生产，产品在公社内部分配。桑巴约问：一般为了积累资金，往往要减少消费品的生产，中国是否也如此？毛泽东说：要解决资金问题，就要发展消费品的生产。资本迅速和大量积累的来源是消费品的生产，即从轻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得来。重工业生产就不同，建设时间长，投资多，利润又薄。所以，必须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同时并举。你们巴西那样大，资源那样丰富，又有六千万人口，自己也完全有办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世界的主力，除掉这三洲，世界还剩下欧洲、澳洲和北美，即所谓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不过四亿人口，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二十三亿就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位客人问：听说你在学英文？毛泽东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着石头，很麻烦。学点外文好，当做一种消遣，换换脑筋。我们国家文化太低，在十五年至二十年内，每人都要学一种外国语，英、俄、法、德、日这些主要的文字都得学。现在初中没有外文，将来也要搞一点外文。
1月15日 阅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月三日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批送刘少奇、邓小平：“此件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如何？”报告说：目前在宣传工作和处理中苏关系及事务中，不能不特别谨慎。近来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尚欠慎重，表现不够谦虚，有的甚至态度傲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消除中苏关系中的消极影响，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
1月18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开会，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20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张闻天、康生、廖承志开会。
1月21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墨西哥前总统、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卡德纳斯将军和同行人员，郭沫若、廖承志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询问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农产品种类、工业、文化、种族等情况。他说：我们对拉丁美洲很感兴趣，拉丁美洲人口多，经济水平和我们接近。谈到古巴革命胜利 [2]时，他说：新政府对美国态度很坚决。我们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其次要支援刚果人民反抗比利时统治的斗争。我们三大洲不是互相孤立的，是相互支援的，还有西方世界的人民帮助我们。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还是内战的形势。我们还不想要金门、马祖，美国人想拿金门、马祖来换台湾、澎湖。我们总要收复这些地方的，要统统一起收回。同美国的大使级谈判还是继续，但是他们讲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谈了三年了，不断，但谈不拢。去年七月的中东事件和八月的台湾事件，使美国非常惊惶失措。去年伊拉克革命胜利后，七月他们在黎巴嫩登陆，后来全世界反对，他们便撤走了。在联合国通过撤兵决议的第三天，我们在金门打炮，他们就以为我们要收复金门了，惊惶失措，调兵遣将。去年十一月，他们的共和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毛泽东说：要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和平，以后仗就更难打了，帝国主义想在战争中占便宜，很不容易。
同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及大作 [3]早已收读，甚为感谢！连日小病迟复，幸谅。顺致敬意！”
1月22日 阅西藏军区司令部一月十四日关于边坝、洛隆、扎木、雪卡、山南等地区目前叛匪的主要活动及企图给总参谋部等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叛匪在这些地区集结，伏击我军，围攻守点分队，并企图截断交通要道，气焰非常嚣张。我守点分队被迫进行了还击。毛泽东写批语：“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最好经常打打，打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举歼敌，实行改革的条件就成熟了。”
同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一月二十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指示稿说：西藏反动统治阶级分子的叛乱，在美蒋公开支持和印度的暗中支持以及达赖集团的纵容下，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目前西藏地区的叛乱武装约有万人以上，这些叛乱武装的活动日益猖獗，不断地破坏交通，伏击我来往车辆和人员，最近已开始袭击围攻我防备力量较弱的据点。毛泽东批示：“送刘、小平、德怀、克诚阅后，尚昆办。我在尾上增了一段。”他加写的一段话是：“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武斗争中予以完成。”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指示发给四川省委和西藏工委。
同日 阅邓小平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批示：“送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照发。”这篇社论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说：党的中医政策是党在我国卫生工作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多的事例，证实了中医中药在人民卫生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继续纠正轻视和排斥中医中药的错误观点，仍是卫生部门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医有很大的数量，他们掌握着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医药科学知识和治病经验，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医方法疗效较差的疾病。西医和中医，只有紧密地团结起来，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战胜疾病这个敌人。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
1月23日 上午，同谭震林、陈正人、吴冷西谈话。
1月24日 晨零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听杨尚昆读苏共中央来信。这封信是昨晚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面交邓小平、杨尚昆的。来信说赫鲁晓夫将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并就此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随即于一时四十五分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认为目前作这种改变不好，委托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时，同赫鲁晓夫面谈，希望他们不要提出这个问题。二十六日下午，杨尚昆向毛泽东报告，今日凌晨周恩来从莫斯科来电话说，已同赫鲁晓夫等会谈，他们同意中共的意见，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不提出修改上述提法的问题。
1月25日 下午，同舒同、吴芝圃、刘建勋谈话。
同日 下午，同杨尚昆谈话，研究次日开始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开法和中央哪些人参加会议。
同日 阅陈伯达一月十八日从福建发来的一封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印发到会各同志。同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即刻付印。”陈伯达在信中就他在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地区考察农业生产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一）密植。根据不同地方的土质、气候和技术措施等条件，密植程度应有不同。（二）深耕。正如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说的，深耕的尺寸，在北方和南方应该有所区别。就南方来说，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和季节，应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三）农民对于今年的粮食是有些担心的，应将粮食的底子向群众公开，商量如何节约用粮。（四）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要认真思索毛主席反复说过的要爱惜民力这个重要指示。（五）去年大跃进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压这个、跨那个的口号，这样做会使自己孤立，并往往使自己陷于落后。（六）今年这里的农业生产指标，可以考虑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争超过，不要提得过高。（七）公社需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关于劳动组织、定额和报酬的生产管理制度。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陈伯达的信。
同日 阅新华社一月十九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八期刊载的关于广东新会县一些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为什么普遍下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极有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阅读，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报道分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主要是分配比例不合理，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比例一般是六比四或七比三，供给部分过多，工资部分太少。（二）劳动组织和责任制不健全。（三）群众对人民公社的性质和政策有误解，宣传工作又做得不够。此外，同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有很大关系。
同日 阅新华社一月二十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一期刊载的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后所产生的影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有用，请印发到会同志们一读。”报道说：香港副食品历来绝大部分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副食品对香港供应量锐减，价格猛涨，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
同日 阅新华社一月二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二期刊载的关于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各地市委加强工业战线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极好，应当仿行。请印发到会各同志。”报道说：四川省委今年一月十二日、十九日两次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市委确定“一开头就抓紧、自始至终抓紧”的领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工业战线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松劲情绪，以扭转当前钢和钢材产量下降的情况。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生产和市场安排问题。
1月26日 上午，同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周小舟谈话。后同柯庆施、曾希圣、江渭清、江华、叶飞谈话。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邓小平作报告，毛泽东不时地插话。在邓小平讲到武昌会议上主席讲过钢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万吨时，毛泽东说：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计划，一年增加一千万吨，能不能搞这样多，我还怀疑。在邓小平讲到基本建设项目，北戴河会议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项，武昌会议减为一千六百三十九项时，毛泽东说：减得不多。在邓小平讲到农村人民公社有一千四百万人办工业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改组，钢铁一来，全党办工业，农村工业，公社工业，有一千四百万人。在邓小平讲到搞高潮的一套办法要拣起来，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太冷，要热时，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到现在压了两个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压了。当然，有缺点还是要批评，那种批评也不能叫做压。但根本上现在要鼓气。在邓小平讲到目前有松劲现象时，毛泽东说：他们讲没有松劲现象。各省究竟有多少松劲现象？我问了很多人，他们都说没有松劲。究竟松了劲没有？恐怕有是很少数的。（谭震林：我看华东那个报纸，说他那个气那么高，不见得。）压缩空气，许多人不敢动笔了，新闻记者、社论作家不敢写了。重新鼓起气来，要善于写报告，善于写社论。去年元旦有个好社论，叫做《乘风破浪》。今年元旦没有写一篇好社论，今年元旦的社论没有劲。在邓小平讲到整社当中干部在一个时候头低一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个必经过程时，毛泽东说：十二月、一月，低那么两个月，二月就要抬头了，二月还不抬头，这一年就完了。在邓小平讲到去年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时，毛泽东说：把那一部分去掉，把那个热保存下来，恢复起来。现在报纸不那么很热了。要成版搞一个问题，搞那么几天，就搞起来了。
1月27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总理格罗提渥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刘少奇、彭真、陈毅、曾涌泉、王国权 [4]等在座。毛泽东说：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很有希望的，应该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并提。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后方造反了，帝国主义就孤立了。美国最近半年来受了好几次整：南美八个国家搞示威反对美国。接着美国在黎巴嫩登陆，全世界都反对它。以后是台湾事件，去年我们在金门打炮，全世界都反对美国。第四件事是美国国内的选举，共和党失败了，美国国内的局面也不好维持。第五件事，苏联和你们为了柏林事件发出的照会炸弹 [5]，使美国很难办。第六件事，就是古巴革命和刚果反殖民统治的斗争，美国很紧张，艾森豪威尔惊慌不安。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付酬。物质刺激与精神教育，都要以政治为主，物质为辅。专门搞物质刺激，有走向歪路的可能性。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月29日 上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周小舟、曾希圣、陶铸、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柯庆施、王任重、黄火青、吴芝圃、江渭清。
1月30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继续讨论李富春的报告，发言的有舒同、陶鲁笳、张仲良、李先念。
1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业和人民公社问题。
1月 阅中共中央调查部一月五日报送杨尚昆的《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简报说，张国焘去年十月表示愿意为新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高潮中有些人对一些事情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又出了这么多缺点，要人家不讲坏话，怎么能行呢？最近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实行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改，也没有哪个提议来改总路线。四大指标要保证，其他指标都要保证，个别的加以调整是必要的。多一点、快一点总是好。同时，还要好、省，要照顾质量。现在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大量表现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工业方面有些东西没有收上来，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指标问题，原则是这样：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经过努力还做不到的，那得改。现在这些失调的方面，经过努力可以改过来。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里头有一些胡思乱想。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钢、煤、粮、棉，还有其他的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请同志们注意发现新问题。现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在实践中、在斗争中才能发现。向地球开战这件事，问题还多得很。
2月2日 晨六时，写信给尚未离开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你们今日走，我想留下你们一天，谈一点哲学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诸问题，觉得有必要。你们意见如何？昨天我讲了一些观点，含意未申，不深不畅，未能畅所欲言，觉得馀事未尽，心里过不去，老是想，不能入睡。因此想把你们拽回来，今天不要走，如何呢？留一天，你们虽然归心似箭，也不会了不起吧！一定留下。我现在睡，下午三、四、五时开会。务一天虚，时间不长！离春节还有好大几天，呆住不过一天，大概也可以吧！有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要谈，与总路线、大跃进有大关系。请你们上午吹一吹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打点底子。这个问题不想通，不开朗，不搭起架子，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失败，或者半失败的。大跃进，干部大提高一步，群众也大提高一步，可能在我国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善心的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奋进，大有益处。如荷同意，就请照办。阅后，立即送少奇、小平等参加会议的中央各同志，传一下，中午十二时传完，请小平办。”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没有？还没有成功。建设叫不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都没有成功。人与人的关系，意识形态，这些方面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他说：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在这次会上，李富春同志讲了个辩证法，他说不能单讲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还要搞个主观能动性。还有许多同志提到，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大跃进了。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过，想做好事，不想做坏事，这是一件事，而做的结果又是一件事，还要加以区别。我们主观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要在客观实际中见效。这次计委、经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门搞出来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全，比武昌会议那个计划形而上学较少，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全面。比如原材料工业跟加工工业的联系，农业跟工业的联系，生活资料（日用百货、副食品等等）同生产资料的联系，解决得更好些了。我们应该称赞这个计划，这次大进了一步。有重点，目前的重点是原材料工业，但还是两条腿。要宣传这种方法，讨论这种方法，并且要发展这种方法。经济的相互关系，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互为因果，连锁反应，很复杂。要钻进去，把几个侧面研究一下，分析一下。因为它那么复杂，很困难，我们要认识它，揭露它，解决它。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揭露，详细了解，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也要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揭露、解决问题。他说：这个农业究竟踏实不踏实？一万零五百亿斤粮食，一亿担棉花，还有油料、麻，还有猪、鸡、鸭、蛋，还有大牲口。武昌会议这个指标完不成，其结果只好报笔假账，说有那么多，会不会搞成那个样子？不要搞成那个样子就好，要争取超额。今年的备耕，一为水，二为肥，三为土，要搞水、肥、土，中心是土，将来八字宪法应该改一下。过去因为灌溉问题非常突出，把水提到第一位了，再过一两年，就要把土放在前边，把深耕、改良土壤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肥，第三位是水。毛泽东说：还有两个问题想说一下：（一）现在有些人批评我们，说是没有大跃进，讲得一塌糊涂。这一点就必须要警惕。在整社过程中间，检查工作过程中间，一定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并且首先要自己作点自我批评，立刻改正。不能不让群众说话，但是一定要把那个缺点错误说成是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指头的程度，或者两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对干部，除了极少数之外，一定要作出恰当的结论，要保护积极性，不然工作就难做。民愤很大的人，不加以处罚是不行的，但是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们要坚决保护。（二）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现在是不甚了解，要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民经济，究竟怎样搞才叫合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李富春同志提出主观计划合乎客观规律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不讲成两件事，是两件事的对立统一。主观能动性必须反映客观实际。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主观主义的，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我们经常做事，要符合实际，不符合实际，脱离客观规律（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就要受挫折，要失败。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肥皂，什么东西都缺，在这一部分问题上，我们是脱离了客观规律，我们过去安排缺乏这一方面。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在我们国家是可以搞大跃进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我们找了几个相互关系（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年成都会议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看起来，这三句话是好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多快好省就是搞物质工作、经济运动，要多、要快、要好、要省。当然，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我们在实践中间展开斗争，才认识客观实际，才认识什么叫做有计划按比例。我们在一九五八年找到了道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基本上是适合的，这是正面的，但要说明有这么几点：劳动力浪费；副食品、多种经营、轻工业、运输业，有些是没有注意，有些是注意不够，以致引起供应不足或者失调；基本建设上马过多了一点。这些东西应该引为教训。可能我们在武昌所定的四大指标及现在规定的各项指标，是基本适合的。但是，我们定的这些指标也可能不完全适合，这一点要讲清楚。经过努力，硬是做不到，你有什么办法？从总的看，不论我们定的这些指标，这些主观愿望，这些计划适合不适合，对于我们都是从实践中找经验。这一场战争，我们经验不足。没有完成计划，我们从没有完成这方面得到教训。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矛盾就展开了，就看出问题在什么地方了。不适合怎么办呢？我们就改。我看永远要做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比较抽象，问题是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在实践中才能解决。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开始接触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2月3日 晚上，同胡乔木、谷羽谈话。
2月4日 上午，同陈云谈话。
2月5日 下午，同陈毅、张闻天、廖承志谈话。
2月8日 下午，同李富春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曼副教长哈尔塞亲王，陈毅、廖承志、包尔汉 [6]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朋友多，敌人也不少，还要奋斗，但是会胜利。敌人看起来很凶，但是总要失败，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支援你们的事业，凡是我们能办到的都帮助你们，主要是政治上帮助。阿拉伯已独立的国家要巩固下去，半独立的国家要逐步争取完全独立，未独立的要争取独立。最后胜利是你们的，但胜利的道路上会有曲折，你们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2月10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康生、李雪峰、刘宁一开会。
同日 晚九时半，和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胡志明、黄文欢 [7]。
2月12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刘少奇、刘宁一在座。在谈到了解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了解农村用了很长的时间。从一九二四年起我有意要了解我国的乡村，到一九三四年共十年时间。起初很肤浅。蒋介石压迫的结果，下乡去打游击。我头一次提出的土地纲领，现在还保存着，现在看起来好笑，但比最早的还好些。后来在兴国调查，又写了一个土地纲领，进了一步，没有发表。后来在寻乌调查，又进了一步。第四次又到兴国长冈乡调查，继续调查，逐步了解。慢慢地就引起了兴趣。不做这项工作，脑子里总是模糊不清的。他说：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都胜利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为无产阶级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变小农的所有制开辟了道路。最近这几年确实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企业实际上变为国营的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小生产所有制，都改为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去年才搞，现在整社，五个月可以把公社整好，可以剩出大批人来搞工业。就全国来说，中国就变为半工半农的国家。我们的革命道路证明是正确的，当然中间有错误，而经济建设则是新问题，只搞了九年，这不比革命搞了几十年。从一九五五年冬天起三年多的时间，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条建设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几个并举，即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土洋方法同时并举。有了这一套才可以多、快、好、省。还有一条，是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单有集中领导，没有群众运动，多、快、好、省搞不起来。精神与物质结合，即精神刺激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即是要政治挂帅。没有鼓足干劲，不可能多、快、好、省。这条建设路线可能是正确的，但尚待实践证明，现在还未证明。不但外国同志要看一看，我们也要看一看，还需十年、十五年的考验。错了怎么办？改就是了。小错误不可免，实行的过程中间，总有错误的。现在一年要研究总结四次到六次，随时纠正错误缺点，解决新的问题。就是人民公社也还要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或者巩固下去，或者崩溃，部分崩溃是难免的。
同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一月五日关于一九五八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给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此件甚好。林克阅后，送江青阅。”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八年是英、美实行所谓“相互依靠”政策的一年，在这种“相互依靠”下，两国各谋保持并扩大自己的阵地，削弱乃至在必要时牺牲对方来挽救自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两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了新的发展，未来一年中两国的矛盾将更趋深刻化和复杂化。（二）一九五八年也是英、法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和英国同西德矛盾逐步尖锐起来的一年，这种矛盾贯穿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三）一九五八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的矛盾更加尖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一些正在起着经常作用的因素。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将是一九五九年不可避免的趋势。
2月13日 审阅修改陈毅一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央外事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一九五九年外事工作的方针规划》，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拟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这个规划的指示稿，批示：“略有修改。退周总理、陈毅处理。另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有：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并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正错误缺点，贯彻实行”。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这段话中的“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修改为：“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将更加孤立和被动，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这段话后，加写：“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继续显著地起作用。”在“必须虚心地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一句之后，加写：“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将“在岸信介 [8]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两国往来仍然采取‘断而不绝’的方针”这句话，改写为：“在岸信介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例如出口小量生漆），对两国民间的往来应当继续进行。在适当时机也容许有某些官方人物的往来。”
同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二月五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及附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整理的《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批示：“应连同附件，一起发出。发给哪一些单位，请彭真同志商周、陈 [9]酌定。”指示稿说：过去一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在有利的形势下，一部分同志正在滋长着一种骄气，不仅在国内工作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对外关系中也有明显的流露。这种骄气在宣传报道、对外活动、对外贸易、专家工作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态度上的傲慢、宣传上的浮夸和处理对外事务中的轻率。指示稿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党组，应该向所有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并且对本地区、本单位在对外关系中所反映的骄傲现象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纠正。毛泽东审阅时，在指示稿的“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之后，加写：“对其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有过的缺点，也要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在附件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以上材料是不完全的，可能有些同类材料还未收集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一九五八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争取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胜利而奋斗。”
同日 审阅邓小平二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稿，批示：“退彭真办。”通知说：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重大措施，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现在，中央再次要求全国必须贯彻执行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2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吴冷西在座。毛泽东同马特就有关马列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谈话。马特说：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毛泽东说：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马特说：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毛泽东说：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马特说：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说：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马特说：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毛泽东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马特说：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毛泽东说：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马特说：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毛泽东说：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马特说：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毛泽东说：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马特说：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说：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说：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马特说：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毛泽东说：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列宁说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马特说：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说：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马特说：我用智利人民的名义，希望中国不要多谈马列主义，而谈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说：我们不同意。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赵紫阳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广东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另印如前示。”二十二日，毛泽东对指示稿进行少量修改后定稿，拟题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并批示：“即送李雪峰同志办。最好用电报发去。另印政治局各同志。常委各同志已看过。”指示全文如下：“各省、市、区党委：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赵紫阳的报告说：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雷南县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十分严重。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除完成公粮、购粮和必要的上调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支配，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革命干部闹本位主义是可耻的，但只要坦白交待，一律不咎既往，不给处分；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广东省委一月三十一日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2月17日 下午二时四十五分，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 下午五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亚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布尔基亚，刘少奇、王稼祥在座。毛泽东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和经验。他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一九二七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最后他说：请你们注意一点，我们的经验仅供参考。千万不能照抄外国的经验，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也不同。
2月18日 晨，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阅彭德怀二月十六日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准备在四月下旬派一军事代表团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访，然后到东欧六国回访，返回途中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到时候如果我能去，我就去。毛泽东批示：“退彭德怀同志照办。”
2月19日 阅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二月十四日关于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给外贸部并外交部的报告，批示：“恩来、陈毅同志：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是否有利，请查明告我为盼。”报告说：上海土产公司与英商成交霜黄棉约二千吨，最近该公司以政府不发许可证为由撤销合同，已引起英国各界广泛注意和评论。我们认为，如毁约面太广，将对我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故建议国内各公司应尽量缩小不履约的品种和客户范围；确实无法交货，亦应与对方协商解决；置之不理态度，将更会造成对方的对立情绪，采取不利于我的行动。
2月20日 阅徐冰二月六日送审的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批示：“退徐冰同志：与总理和小平、彭真同志商酌定案，我无意见。”
2月21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怯尼亚（今译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代表，陈毅、胡耀邦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那里的斗争正在高涨，非洲人团结起来作斗争，这是伟大的事业。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第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胜利可能快或是可能慢，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第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讲的意见，仅供你们参考。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客人们谈到毛泽东著作在非洲的影响。怯尼亚青年代表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一篇感动非洲人，使我们印象最深，那一篇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代表说：我们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印得很多，发到游击队伍中去，他们运用到实际中去。
2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薄一波开会。
同日 晚上，同陈昌奉 [10]谈话。
同日 阅陈毅二月五日报送的《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和所附报告。陈毅的报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毛泽东批示：“陈毅同志：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了修改。在文章的“最近，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满美国横暴干涉的情绪也在高涨”这句话后，加写：“日本人民也是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的。南朝鲜人民，南越人民，泰国人民，老挝人民以及受美国控制或威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蕴藏着不满。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这篇文章后来没有发表。
2月23日 晨零时，乘专列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同林克读英语，谈到翦伯赞写的关于曹操的文章 [11]。毛泽东说：曹操和秦始皇都应恢复名誉。曹操曾几次说，刘备很厉害，不过得计稍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曹操结束了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南北两岸的广大平原，对于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同日 晨二时十五分，到达天津。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并共进晚餐。刘子厚等汇报当前整社、农业生产及工业生产的情况。当刘子厚汇报到整社抓六大问题，即思想、生产、分配、生活、政策、干部作风时，毛泽东说：有什么生产要抓？多种经济上了多少人？北方的省份多种经济还是少了一些。现在商品经济还是不够，商品有大发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过自给部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当刘子厚汇报说我们整社先抓表扬，先抓积极因素时，毛泽东说：以壮士气，先从积极方面抓，那对呀！搞大跃进搞了一年，似乎没有积极因素了，光消极因素了。要向人们讲清楚，先抓积极因素，不是不纠正缺点。先抓积极因素，这是六中全会的方向，一九五八年有伟大成绩嘛。当刘子厚汇报到分配问题时，毛泽东说：粮食完成了没有？瞒产的多不多？很多地方是百分之百。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光讲统一就行不通。现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要统的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各生产队也是不同的，有的还要三免。公社基本上是“联邦政府”，不干涉生产队内政，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社现在还没有什么东西，还穷。在谈到劳动力使用情况时，毛泽东说：农村的劳动力，要搞粮食，还有林、牧、副、渔，要有专业队搞多种经济，不然社的收入就成问题了。还有劳动管理问题，搞不好就浪费了。社办工业不要样样都搞。当李耕涛汇报说天津想搞一盘棋，全市搞一个城市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全市组织一个公社？那么大？你市委、市政府不是已经组织起来了吗？你们有郊区，加上十二个县，一千一百多万人口的公社，太大了，已经是一个省了。大城市搞不搞公社是值得研究的。不办公社也可以办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吧！我说你早已是一盘棋了，市委就是公社党委，就是不叫公社的名字，没挂天津市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是了。毛泽东最后说：总的看你们还是有希望的了。全党抓工业是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抓了差不多半年了，要抓下去。既要抓农业，又要抓工业；既要抓重工业，也要抓轻工业；既要抓生产，也要抓生活，还要抓思想。
2月24日 晨五时，到达济南。晚上，在专列上同舒同、吴健谈话，李先念参加。
同日 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致信刘子厚：“昨天谈得相当舒畅，相当好，感谢你们！一月改变整社的方针政策，与党大会的想法不同， [12]是很好的。我觉得你们路线好，但是还有参考别省经验和做法的必要。山西一月决议 [13]极好，你们可以打电话叫他们送一份给你们，可能对你们有某些参考价值的。你们有一个整社六个问题的指示文件没有？应当有吧。我极想看，有的话，送一份给我，两天内送到济南即可。我在这里有两三天住，来得及的。至祷至盼！”当天晚上，刘子厚复信毛泽东：收到你的来信后，我们从《山西日报》上找到了山西省委一月决议，省委书记处准备讨论一下，并即发给地、县委同志学习参考。我们在整社中要抓的六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分配问题，在一月召开的财贸会议和整社座谈会上，林铁、阎达开等同志都讲过，但未下达一个正式文件。我遵照省委书记处讨论的整社问题的意见，在全省电话会议上讲了一次。现将省委批转的《刘子厚同志传达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 [14]送上，请你指示。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子厚送来的这个文件作批示：“印发各同志 [15]。此件很好，可作参考。注意看‘第三，分配问题’。”
2月25日 晨零时，在中共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委、济南市委的部分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
同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山东省委、历城县委、历城县东郊公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大辛管理区第二生产队这五级负责人座谈，了解整社中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分配问题、小麦生长情况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应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按劳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对这个座谈会感到很满意。
2月26日 上午九时半，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谈话。毛泽东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的合作社。我赞成两三年逐步统一多一点，但不能统得太多。现在，我看是半公社所有或者是原有合作社所有，即队所有。土地名义上为公社所有，实际上为队所有。劳动力、产品为公社所有，县、地、省都调，调太多了不行，队就没有了。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社有富社、穷社、中等社，社内又有穷队、中等队、富队，向富队讲清楚，去年挖了一点，今年不挖他们的，多劳多得。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公社的部分所有表现在公共积累。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为何不外调？就是承认他的产品所有权。有人说这是对农民的让步，也可以这样说。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的。必要时可用借的办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第一年就积累那么多，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一律收回是一个破坏公社的行动，把一九五九年的积极性搞掉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社办工业也不要太多，多了，农业就少了，就要抽人抽钱，就要多占原料，有些与国营工业冲突，有些与县营工业冲突。公社不许搞文工团。公社干部十几个人，管理区四五个人，生产队三个人。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然后再说本位主义。一般说的本位主义，实际上不是本位主义，只有一小部分未完成国家任务的是本位主义，主要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主要来自县、社。当然也要分析，想办工业这是主要的，抽肥补瘦还不是主要的。不要砍富的补穷的，而是把穷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则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农民站岗是保护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果我们的政策搞得稳，今明两年生产就可以大发展起来，否则，不稳，虽然是好心，就发展不起来。一县一社现在不行，除了小县修武，别的都改过来。行政人员、服务人员不可太多，不然农业成问题，结果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讲全国一盘棋，光你国家算棋，农民不算棋？大队、小队不算棋？你是半盘棋，而那半盘棋人数最多。他们反对，我们就坐不稳。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不行，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中办法，叫它退一半。你把贷款都收回来了，人家发工资都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陶鲁笳、张德生出席会议。毛泽东作第一次讲话，内容包括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他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我们说明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贫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他说：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力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他说：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他说：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
2月28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分配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出席。
同日 晚上，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胡乔木、陶铸、王任重、张仲良、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出席。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所讲的问题仍是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他说：我想要说的是关于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我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到天津同河北省委谈，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谈，到河南，省委正在开四级干部会议，我便同他们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各地方都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瞒产私分以来，就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贪污腐化。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十二月我们不感觉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所谓全国一盘棋者，首先第一，应该安排社员的生活，因为他是几亿人口。瞒产私分，不是几个干部的问题，没有群众拥护，他分得了？但是，部分的有本位主义，还有贪污，那另外处理。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 [16]一、所有制问题。现在基本上还是小集体所有制，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那样就危险，就跟小集体冲突，他就瞒产私分，放哨守卫，不如承认他合法，他生产的嘛。有些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向农民让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不是。现在是我们要得太多，买了东西钱交给公社，不交给生产队，这不对。不能拉平分配，不能积累过多，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几年过渡。粮食，生产多的多吃，生产少的少吃。要有几年工夫，逐步把穷队富起来，使他跟富队看齐。不要去砍富队的补穷队，而是要扶贫队跟富队看齐。总而言之，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现在的所有制只能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经过一个过程，逐步发展到反过来，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没有这个过程不行。基本上不是一个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阶段，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是公社集体化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即按劳分配的过程。我在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办法，我看是要开个六级干部会，河南现在正在开。他们原先开的是四级，省、地、县、公社，现在我跟他们商量，加两级——管理区和队，这个对台戏就好唱。二、劳动力分配问题。现在农民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拿走了。目前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配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把这个太多的部分坚决地减下来，充实农业，不然很危险。现在农村里许多生产队只剩下老弱和妇女。三、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穷队、富队、中等队，因此，吃粮和工资的分配，也应该有差别。一九五九年要向农民宣布公社的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十八，连同国税百分之七，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四分之一，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于春耕，使农民心中有个账。四、干部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群众打成一片了。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改善关系。
同日 阅中共山西省委二月十七日印发的省委第十一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批示：“即刻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借作参考。这里印的，斩头去尾，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略去了，中间二、三、四、五节，是精华。着重地读第三、第四、第五节，是讲得很好的。”山西省委决议的第二节主要讲的是，整社必须从生产入手又落脚于生产，动员广大社员为成倍地增长工农业产值而斗争；工业生产要和农业的发展密切配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要大大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增加公社的现金收入。第三节主要讲的是，要解决好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第四节主要讲的是，在这次整社中，必须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第五节主要讲的是，在这次整社中，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毛泽东在这几节中写了一些批注。第三节说“必须批判只顾公社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社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和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需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第五节说“公社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必须根据工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作统一的安排，规定适当的比例”，毛泽东在“农业”之后加括号批注：“农业应放在第一位，要占有最大部分劳动力，在没机械化以前，应当如此。”第五节说“在一九五九年，我省用于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当占到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括号批注：“很对。”第五节说“每个公社的行政管理费，全年不得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四”，毛泽东在这句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就对了，行政人员服务人员就有了限制，不致浪费了。”第五节说“一切生产建设事业的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防止和反对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现象”，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加括号批注：“这是大事，有关积累，不可等闲视之。”
同日 阅二月十九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九期刊载的《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一九五八年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反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文中说“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好，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后一切都要归公’”，毛泽东在“一些”之后加括号批注：“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文中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各个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瞒产的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查清问题的真相后，县委和工作组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分配和统购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八年的收益仍以大队（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实行“三包”超产归队的办法；统购任务以农业社为单位结算；绝不无代价地调拨粮食，私人存粮一律归个人支配。这样，不少大队的闹粮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2月28日或3月1日 阅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办公室二月二十七日夜整理的关于郑州市和开封、新乡、洛阳、南阳、许昌、信阳六个地区以及巩县、太康等九个县的干部讨论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报告。报告说：巩县、太康等九个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后，都表示非常拥护，讨论特别热烈。但由于大家思想没有准备，还存在着不少顾虑和糊涂认识。有人认为，生产队成了一级核算单位，这下不背大包袱了，但统一种植计划不好办了，工业化机械化速度慢了，抽调劳力不好办了，因此对人民公社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越性发生怀疑。有人认为，这样搞公社还有什么权？生产队的权力大了，本位主义会更大。毛泽东写一批语：“还有集中过多思想，即集中起来的权力、物力、人力过多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