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4人依次落座。毛泽东说：
“中办发了3个文件，我写了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看赫鲁晓夫、杜勒斯，还有台湾，是怎么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他们称人民公社是落后的大规模的奴役制度。说我们狂热的将它强加在6亿5千万中国人头上。说大跃进把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以及家庭生活的基本价值，用命令的方式全部根除了。不是一国内、二国际、三周围吗？你们看看这3份材料，赫鲁晓夫的那篇是放在前面。”
毛泽东所说的3份材料，就是前边已经提到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他所说的“赫鲁晓夫 那篇”，是指《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
毛泽东话头一转，盯住黄克诚，缓缓地说：
“我不了解黄克诚同志的历史。你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人们传言，你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说：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同志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我们争论不伤感情。江西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差点杀头，彭总帮我讲了话，救了我，所以私人感情始终很好。我认为我们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毛泽东吮吮下嘴唇，吸口烟，说：
“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有人说你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
黄克诚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怎么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毛泽东说：
“现在有个说法，叫湖南集团。你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黄克诚说：
“主席，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还有传‘军事俱乐部’的，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惠插话说：
“主席，黄克诚同志这个话有代表性。不然老熟人的往来就都成为问题了。要抓多少集团，多少俱乐部？人人自危只好老死不相往来。”
周小舟也说：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
毛泽东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此类议论你们不必介意。我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同周小舟有隔阂。”
他看看周小舟，又说：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小舟呐，希望你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张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黄克诚岔开话题，谈到了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说：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
黄克诚说：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毛泽东笑笑，说：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惠借机说：
“这两天不叫人说话，只许问什么答什么，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周小舟也说：
“会议上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随意地将手一挥，说：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
“敲山震虎”的谋略，千百年以来，人们屡试不爽。毛泽东这天上午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的一番谈话，还真的震出了一个人来，他就是早上还主动与周小舟、周惠订立攻守同盟的李锐。
7月30日这天晚上，李锐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听了主席23日的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3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就好了；说彭老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的这封信，连夜由王敬先送给了毛泽东。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粮食问题是关系6亿多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只要全党重视了粮食问题，抓紧了粮食工作，即使是灾年，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平稳。反之，如果思想麻痹了，工作放松了，即使是丰年，日子也不好过。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农业生产继续跃进，但是日子并不能一下子就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记取这条教训更加重要。为此，中央对粮食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鼓足干劲，多产粮食，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每年要多吃一些粮食；改善城乡人民的肉食、禽、蛋和用粮食做的副食品的消费，要多用一些粮食；发展牲畜要用粮食；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需要出口粮食。只有千方百计地力争粮食增产，才能保证这些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全党必须学会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地过日子。万不能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一定要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留有余地。经验证明，在光景并不富裕、国家和农民手里基本上还没有粮食储备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把不富裕的日子当穷日子过，即使是富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就会过得比较平稳，过得比较舒畅。根据粮食部的估算，现在保证各方面的基本需要，大体上有4300多亿斤原粮就可以过得去，这可以作为我们过日子的底。应当告诉农民，多储备，少食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不仅仍然可以吃饱吃好，而且粮食储备也可以逐步搞起来。农民只要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这样苦几年，就翻过身来了。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下，应当比去年更多地划出一部分牲口饲料和猪饲料，用以增加畜力，增加肉食，同时又增加肥料。除了不吃猪肉的地区以外，各地应当在今后数年之内，因地制宜，分别做到两三个人一口猪，一个人一口猪，甚至一亩田一口猪。
三、在农村中继续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在城市中继续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经验证明，这是解决我国当前粮食分配问题的好办法。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度定产为5000亿斤原粮，定购为1100亿斤贸易粮，定销为820亿斤贸易粮，从1959年起到1961年3年不变；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实际产量超过定产的部分，国家只增购40%。这对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保证国家基本需要来说，都是必要的。
四、在粮食管理办法上，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继续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的办法。根据定购1100亿斤、定销820亿斤的规定，购销余额为280亿斤。除了出口、军粮和养猪基地的饲料补助共120亿斤以外，中央只要80亿斤来补充库存，其余80亿斤归地方。去年各省、市、自治区借用了中央库存的，今年应当适当归还一部分。为了保证购销计划和差额调拨计划的实现，各省、市、自治区必须保证完成征购计划，不突破销售计划。
五、目前正是秋粮生长的决定性季节，又是夏粮征购的重要阶段。各地必须千方百计地抓紧秋粮生产，加强田间管理，克服旱涝灾害，力争今年秋粮和经济作物的大丰收。同时，必须抓紧夏粮征购，力争完成国家计划，注意不要买过头粮。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在粮食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上，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次经验证明，对任何工作，只要抓得紧，抓得实，就一定可以做好。反右倾，鼓干劲，是做好目前粮食工作的关键，也是做好全年粮食工作的关键。
附发《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征购计划》，望各地按照执行。各省、市、自治区的销售指标和购销差额，到今年粮食收成大体定局的时候再行确定。陈国栋同志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中央同意，一并发给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7月31日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通知后，走进美庐2楼客厅，见刘少奇等人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一开始就有意点明李锐给他写了信。他说：
“李锐昨天晚上写给我的信，已经送与常委看了。”
接下来，他在讲话中系统地说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的历史情况。他还说到了彭德怀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一直站在错误的方面，并举出了历史上不少的事例。
彭德怀插话说：
“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
“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说：
“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毛泽东说：
“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以团结你。”
他又说：
“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