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8月17日　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问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47〕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十八日，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中说：请考虑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这一提议是否可能引起大后方响应，尤其是小党派、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毛泽东在电报上写了如下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8月18日　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电董必武、林伯渠，指出：“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48〕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同日　复李维汉十六日来信，对他报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今年五月在边区工厂代表会议上作的《为工业品的全面自给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认为很好，应该发表并广播，另印小册子发主要干部。

8月20日　致电八路军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常舶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以及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基地等材料，以便供给盟军。并望他们专门建设这种情报工作，供给中央军委。

同日　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告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观感极佳。他们拟乘飞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望在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飞机着陆场。

8月21日　复电李先念、郑位三〔49〕、任质斌、陈少敏并告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可告欧高士〔50〕少校，彼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电报还说：“你们可在合作过程中将国民党进攻破坏情形告知，请其反映到上面去”。九月七日，又同朱德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认为他们同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在五师范围内建立无线电网及对美军取合作的态度是正确的，即照来电所说施行。

同日　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同日　修改陈毅所写《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51〕后，复信陈毅：“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毛泽东在修改《皖南事变的真相》时加写了以下内容：“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52〕十二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其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8月2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对他们十六日来电提出的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问题，答复如下：“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53〕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同日　和刘少奇、陈毅复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意见：（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这四项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的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

8月23日　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8月　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

8月29日　和周恩来电告董必武：八月二十日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该机飞行员十二名，其中一名毙命，我救出五名已抵第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寻找中。以上情况望即转告有关方面。

8月30日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致信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说奉中共中央之命，对张、王八月十日来信答复如下：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提出的书面意见十二条及口头八条，在原则问题上相距太远，中共无法接受。双方谈判相距甚远的真正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意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足以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抗日力量的民主政治。我们希望国民党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易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8月31日　致信秦邦宪，就《解放日报》原拟发表的一篇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社论稿，谈了三方面的问题。（一）“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54〕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三）“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9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关于王震等是否率部南下、关于开展满洲工作、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关于国民党变不变、倒不倒的问题，毛泽东说：变而不倒与先变后倒均有可能。以蒋介石的愿望，国民党一定要打共产党的，可能不打是五个方面的条件，即美国、日本、共产党、人民及国民党内部。我们的政策放在争取不打，争取国民党变，这样才有文章可做。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于十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

9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五日，董必武、林伯渠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提出这次大会应着重讨论国共谈判、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指出：“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问题，分别对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党委、冀热区党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9月5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社论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产生和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法，是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毛泽东为社论加写的一段话中说：“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

9月6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重庆。

9月7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在国民参政会开幕会上蒋介石氏说话不当的新闻稿，批评蒋介石用武断的词令，掩饰目前的军事危机，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不讲民族的解放。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指出：“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

同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邓小平、滕代远等：第三党张云川等已离渝赴北平，准备到各根据地访问，望妥为招待，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同日　电告晋西北、晋察冀：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思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9月8日　出席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战士，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木炭时牺牲。毛泽东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在会上讲话，阐述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为人民服务》。

9月9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指出：“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9月11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55〕时，林准备根据周谈话〔56〕及复张、王信，对国民党反动意见加以驳斥，并宣传我抗战成绩、力量与合理要求，是对的，国民党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战需要，我党合理要求则全是根据抗战需要，这是双方根本不同点。”“根据来电，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拟和我党联合提出改组政府，请你们考虑现在我党中央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是否合宜”。

9月12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如与纳尔逊〔57〕、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

9月14日　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作，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

9月15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十四日来电，指出：（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同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报告四个多月来国共谈判经过，强调提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是必须对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9月18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九月十六日关于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的来电，指出：严肃批评，并指蒋名，甚为必要。如五参政员决定来延安〔58〕，最尖锐的批评可以暂停，但决不可作为条件，只可说如五参政员去延安及国民党态度改善，延安批评自然会和缓。本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冷遹、傅斯年、陶孟和五参政员：“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并讲话。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9月2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这次参政会公开，对我们是有利的，逼得蒋介石发表双方的文件。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条原则上提得对的，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9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评此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它表现了国民党寡头专制统治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刻危机，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国民党误国政策之愤怒，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之互相倾轧和斗争，也揭破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玩弄‘民主’伪装‘民主’的卑鄙伎俩”。社论正告国民党统治集团及蒋介石：“‘不变应万变’，固然不行，‘万变保不变’，亦一样不行。现在需要彻底的一变，即将寡头专制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

9月26日　和贺龙、高岗、陈毅、林彪、聂荣臻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七项军事技术表演。

9月27日　关于复张治中、王世杰九月十日给林伯渠的来信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由于美国需要与国民党情况危急，国民党急于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解决问题，张、王十日信又最无理取闹，复张、王信原稿语气欠健，不足以杀彼辈之气焰，故修改如另电。你们收到并交张、王后，请在报上发表，如不能发表，则印单张广为散发，并多送外国人。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林伯渠复张治中、王世杰信，再次强调指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并指出：“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这封信在十月十三日交给张治中、王世杰。

9月30日　致电吕正操、林枫：“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但在每一处打胜仗后应叫那里提高防备敌人报复的警惕性。”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10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湘赣问题。

10月4日　在秦邦宪的陪同下，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在讲到办党报和通讯社工作的两个方面——指导和反映时，毛泽东说，党中央对于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

10月5日　和朱德等出席在延安举行的美国陆军中印缅战区统帅部对包瑞德的授勋仪式。统帅部为嘉奖包瑞德在华工作成绩卓著而授予他勋章。

10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言指出：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外事组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王世英、金城为副处长。

10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评张平群错误发言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十月四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记者询问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政府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毛泽东加写的话中指出：“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立刻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新闻稿最后指出：“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同日　出席八路军总部举办的舞会，同谢伟思进行了约二十分钟的谈话，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国民党还不准备妥协，因此眼前没有希望召开拟议中的紧急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但是他说：“我们愿意等待。我们在耐心方面有过长期锻炼。”

10月10日　上午，同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庆祝双十节举行的招待会，应邀出席的有美军观察组成员、外国记者及延安各界代表。

10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对蒋介石双十节演说的评论。评论指出：“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的演说，还“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同日　同意周恩来主持会议提出的延安追悼邹韬奋〔59〕活动的建议。纪念活动包括：将延安的华北书店改名韬奋书店，编辑出版邹韬奋著作选集，举行追悼大会等。

10月14日　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在决战开始前，敌军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在可能条件下，我军应乘虚尽量消灭伸入根据地内的伪军、日军的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地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充实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继续深入减租减息斗争，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

同日　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郑位三、李先念等电，指出：（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已于一个月以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进入登封、临汝、禹县地区一带，正从事建立根据地。（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60〕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戴、王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动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动身。（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10月17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本日第一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约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蒋介石为抗日的领袖，是全国公认的事实；中国现政府不民主，等等。董、林来电还指出，“蒋见我态度强硬，怕我们不承认他是抗战领袖”。十九日，毛泽东在董、林来电上写了如下批语：“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10月18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本日第二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他拟约张治中、王世杰和我们谈，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介石谈。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了。

10月24日　董必武、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十月二十三日第三次同赫尔利谈话的情况。赫尔利说，蒋介石二十一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喻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0月2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首先讲时局问题，指出：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其次讲团结问题，指出：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山头主义在今天才指出来，没有早些指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再其次讲审干、反特务问题，指出：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最后，毛泽东指出：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上我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10月30日　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讲话指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艺术工作、医药工作方面，都要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0月3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等以及其他问题。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部队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名义〔61〕，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增派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随同出发。会议还决定取消过去夏曦〔62〕关于解散洪湖地区党组织的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关于大后方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有问题的只是少数的这一估计。

10月　接见曾在中共湘赣省委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了解湘赣省委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在毛泽东关怀下，召开了曾在湘赣省委工作过的几十位同志的座谈会，总结湘赣省委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11月1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的誓师大会。首先检阅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检阅后，毛泽东讲话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全体指战员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

11月2日　和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指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江，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苏浙军区于一九四五年一月成立）。

11月6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给以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的大益。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11月7日　和周恩来等到延安机场迎接从重庆飞抵延安的赫尔利。林伯渠同机到达。

同日　和朱德设宴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席间，毛泽东举杯庆祝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红军的胜利。

11月8日　上午，和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进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然后他提交一份他和蒋介石共同草拟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有五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党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会上宣读了这一文件，赫尔利并作了一些说明。上午会谈至此结束，历时五十分钟。

同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到延安表示欢迎。接着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然后，毛泽东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9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讨论经过修改后的协定草案。毛泽东说：我们所同意的方案，如蒋介石先生也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赫尔利还说：如果蒋先生表示要见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见蒋，讨论增进中国人民福利、改组政府和军队的大计，并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见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我还不了解蒋先生是否会同意我们的五要点。他如同意，我即可与他见面。我总觉得在我和蒋先生见面时，要没有多大争论才好。毛泽东还强调说：我很希望在赫尔利将军离开中国以前见蒋先生。毛泽东提出，这五要点双方同意之后，应当由双方共同签字，公开发表。赫尔利表示他也要在上面签字。会谈商定：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

同日　晚上，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指出：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尤其此时要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理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今天中央委员会批准这个新五条，明天即可签字。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蒋介石认为我们参加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赫尔利则将二者混而为一，所以他以为蒋介石不至于为难。全会一致同意五点协定。

11月10日　上午十时，同赫尔利进行第四次会谈。毛泽东首先说明：（一）关于我们所同意的文件，请赫尔利将军转达罗斯福总统。（二）关于我们与赫尔利将军商谈的这个协定，昨天晚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一致通过这一文件，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三）我今天还不能和赫尔利将军同去重庆。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总之，我们以全力支持赫尔利将军所赞助的这个协定，希望蒋先生也在这个协定上签字。随后，毛泽东与赫尔利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这个协定还有待于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签字。下午二时，赫尔利携带签字后的协定乘机离开延安，周恩来和包瑞德同行。

同日　应赫尔利的建议，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同日　致电罗斯福，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

11月15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同日　为《解放日报》准备发表的“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1月1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河南工作问题，听取戴季英、王树声的汇报。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总的方针是抗日统一战线，军事战略以抗日为主。统一战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有利是局部原则，有节是暂时原则。关于干部问题，城市工作干部原则上要派，但主要的还是从本地找。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是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同日　赫尔利同蒋介石谈话，将他十一月十日在延安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交蒋介石，被蒋拒绝。二十一日，蒋介石提出另一协定草案，共三条，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

11月20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据我们所得消息，蒋介石准备组织政学系政府，通不过，则请党外数人参加。郭仲容等来探我们的态度，我均告以非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来电还询问民主纲领是否已起草。二十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民主纲领（即联合政府纲领）请你起草，并和小党派非正式商量后电告我。

11月21日　复信郭沫若：“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63〕，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同日　致信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

同日　致信沈雁冰：“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同日　周恩来两次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转交周恩来。周恩来表示要立即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商量。本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毛泽东在此电上批写：“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11月22日　周恩来、董必武见蒋介石。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派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然后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周恩来、董必武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对蒋所说“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予以驳斥。

11月2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问题。毛泽东说：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华中来电决定向南发展，基本上可同意。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1月24日　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转浙东纵队诸同志：“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指出：“宣言草稿及八月决议均阅悉，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宣言在加上几句桂、柳〔64〕失陷情况及号召广西人民起来斗争之后，即可发表。八月决议应在干部中进行讨论，求得大家了解，坚决执行。”

11月25日　致电周恩来：“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

11月29日、30日　周恩来连电毛泽东，将蒋介石提出的协定草案和我方所拟的复案及备忘录报告中共中央，并说如中央原则同意复案及备忘录，则由董必武回延安报告有关情况，由周恩来将复案及备忘录交赫尔利转蒋介石。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复案已到，目前不宜交去，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如交复案过早是不利的。因此，请周、董同时回延，并告赫尔利周不能原机返渝。”

12月1日　复信陈毅，信中说：“来示〔65〕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同日　修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准备在二届二次参议会作的《常驻会工作及明年改选问题》报告后，致信谢觉哉，指出：关于此次参议会的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

12月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一段话：“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答复王震、王首道二日关于“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的请求电，指出：“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

12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本日，周恩来、董必武自重庆飞返延安。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此次同国民党谈判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一、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二、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8日　和周恩来同包瑞德进行会谈，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12月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一、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这四个目的要鲜明地提出。二、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三、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同日　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66〕，指出：我们毫无同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并要王若飞将以上意思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

12月13日　将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四日关于新四军五师财政困难急待解决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给陈毅、刘少奇：“请研究办法。我的意见：（一）师部只管直属队，各分区财政宣布一概自筹，或自筹大部。不把担子交给下面，是无法解决的。但不知道那里是否已交下面还不能解决，或是未交不能解决，请去电询问。（二）与贺、高、陈〔67〕商，设法接济。”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指出：你处是处在分散游击环境，依照敌后各地经验，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却证明是较好的办法。

12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但是，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仍然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的政策。因此，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任务有十五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12月15日—17日　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可能在山东沿海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方面能够提供何种合作和支持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在场的还有包瑞德。

12月16日　复信赫尔利。信中说：“十一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请包瑞德上校带此信给你。我希望包上校能够早日回延工作。”“其他要说的，均见于周恩来将军给你的信上”。

同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五条协定草案。对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暂不发表，但为了便于人民监督政府改变态度，当在适当时候发表。“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12月18日　复电程子华〔68〕，指出：“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12月19日　在吕正操十七日转来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批示：“高岗、陈云同志：王震来电，太岳大雪，多人受冻，脚部冻伤成残废者三十多人，要王、戴部备足鞋袜。今阅此电，又缺少放哨大衣。请急为处置为盼。”

12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最后讲话说：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

同日　关于怎样办地方报纸问题，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作以下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消息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12月22日　复赫尔利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希望周恩来再去重庆商谈的电报，指出：“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同日　致信邓宝珊：“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69〕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

12月24日　对晋察冀边区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电程子华，指出：“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的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关于形势方面，指示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关于任务方面，指示指出：“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必要。”

同日　复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70〕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同日　复电罗荣桓、黎玉：“（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彻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美军极注意国共磨擦，闻蒋令李宗仁发动对我进攻，他们即令欧高士等来你处进行考察，究竟谁进攻谁。望将国民党一切无理进攻情形随时告知欧高士，同时望通令各部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不给国民党以借口。”

12月28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国民党政府有无可能接受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建议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特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点要求，以观其是否有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即：（一）释放全国政治犯；（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以上四点，请赫尔利转达国民党当局。

12月30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五十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71〕。指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据环境决定。并请告皮定均、徐子荣，中央对他们的努力，甚为满意，并问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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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杨绍萱，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

〔3〕 含、和，指安徽含山、和县。

〔4〕 巢、无，指安徽巢县、无为。

〔5〕 指林伯渠订的1944年个人生产节约计划。

〔6〕 山东省文协1944年1月24日致中央总学委的电报中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主席话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

〔7〕 金城，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副处长。

〔8〕 钱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1943年到延安，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毛泽东批示后不久，钱拯及其子婿得到平反。

〔9〕 指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属第61军军长梁培璜指挥所部3个师，于1944年1月底东渡汾河，向八路军太岳根据地浮山地区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进攻。

〔10〕 滕代远，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

〔11〕 杨立三，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副参谋长。

〔12〕 黎玉，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八路军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萧华，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13〕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报道说：延安市完全小学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学方针脱离群众，教的是天下国家大事，很少陕甘宁边区的事情，在学校所学的不能为群众服务，因此群众不愿送子弟入学。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听取了群众意见，改变了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增加了记账、写信、写路条、写契约、珠算等，自编一些介绍边区的乡土教材，并实行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受到群众的欢迎。

〔14〕 周扬，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5〕 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6〕 这是周扬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中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17〕 艳日，即29日。

〔18〕 李作鹏，当时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

〔19〕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20〕 朱德母亲于1944年2月15日在四川原籍去世。

〔21〕 谭政，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2〕 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23〕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中，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四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24〕 指周恩来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25〕 张、王，指张治中、王世杰。

〔26〕 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

〔27〕 1943年4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4月，行政学院也并入延安大学。

〔28〕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是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29〕 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到达重庆访问。

〔30〕 拉铁摩尔，美国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随同华莱士访华。

〔31〕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6月14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32〕 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33〕 丁玲，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

〔34〕 这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35〕 巧，即18日。

〔36〕 毛泽东在获悉张治中、王世杰1944年6月15日致林伯渠的信之前，鉴于张、王6月5日向林伯渠声称不能将中共中央意见书转报国民党政府，故曾于6月17日电示林伯渠将国民党政府提示案退还张、王。

〔37〕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中说：“我们于五月三十一日进边区，六月九日到延安，不断地参观，连续地谈话，不知不觉，一个月了。正式的程序终止于七月二日毛先生的谈话会。起初我们预备在正式参观之后，再作若干日的自由活动，可是这时忽然有人提议‘回重庆去’。……终于向主人方面提出辞行。主人为了尊重我们的意见，也立刻为我们准备行程”。“十一日朱德将军为我们在交际处设宴饯行，十二日清晨，告别延安”。

〔38〕 刘子久，抗日时期曾任中共淮北区委员会书记。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39〕 在这段话前面，刘子久信中的话是：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40〕 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内战，指1944年7月20日由德国国防军领袖组织的发生在元首大本营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和国防军在柏林等地发动的兵变。

〔41〕 谢伟思，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

〔42〕 指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43〕 谢觉哉1944年7月1日日记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

〔44〕 叶剑英的谈话发表在1944年8月10日《解放日报》。

〔45〕 衡阳于1944年8月8日失陷。

〔46〕 指阎锡山通敌、反共、反人民。

〔47〕 张、左，指张澜、左舜生。

〔48〕 俞鸿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

〔49〕 郑位三，当时任新四军第5师政治委员。

〔50〕 欧高士，美军炮兵少校。受美国第14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遣，于1944年8月14日到达新四军第5师。

〔51〕 《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两件，是陈毅应包瑞德的约请而写的。

〔52〕 应为1940年。

〔53〕 指中共中央194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

〔54〕 指《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社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55〕 指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56〕 指周恩来1944年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57〕 纳尔逊，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1944年9月随赫尔利来中国。

〔58〕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决议，由参政员冷遹、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后来，1945年7月到延安同中共会谈的参政员是6位，即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59〕 邹韬奋于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去世。

〔60〕 戴季英，当时任中共河南（豫西）区委员会书记、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当时任八路军河南（豫西）军区司令员。

〔61〕 第359旅主力组成的南征部队出征前，命名为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攻占平江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62〕 夏曦，1931年至1934年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63〕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和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

〔64〕 桂、柳，指广西桂林、柳州。

〔65〕 陈毅1944年12月1日致信毛泽东。信中说：“你对湘赣部队的讲演，启发作用很大。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张印发全党。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66〕 王若飞1944年12月11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说赫尔利对我们将公布5条协定草案感到很恼火，认为使他难堪；并说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67〕 贺、高、陈，指贺龙、高岗、陈云。

〔68〕 程子华，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

〔69〕 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70〕 指毛泽东1944年7月28日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中，要求各地答复的10个问题。

〔71〕 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944年12月27日踏冰南渡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