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 五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并作简短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对敌人的打击也就越有力量。
同日 同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1〕等谈话。毛泽东说：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去年各根据地生产搞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月5日 复电太岳区党委：“二日电悉。不是两年胜利，而是两年准备胜利。我们至少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对于争取胜利方有较大把握。”
1月7日 和刘少奇同高岗、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2〕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总结问题。在谈到区乡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1月10日 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首先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勉励大家切记不可以骄傲。然后着重讲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他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农村环境出发，他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不应“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只有“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1月11日 复信赫尔利，对他一月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3〕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
同日 复信刘昆林〔4〕：“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1月15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十四日约民盟的沈钧儒、黄炎培等座谈中共关于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面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提议，他们认为中共方面态度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提出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民主派间的共同纲领草案等项建议。毛泽东批阅了电文，请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二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指出：与民盟座谈得很好，共同纲领此间正在起草。预备会议应讨论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之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应保证放人、撤兵、给人民自由、废除特务四条的实现。
1月17日、18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在十七日会上说：今天的会是座谈会性质，目的是为起草七大的军事文件，又为着同志相互间打通思想。总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了解情况，弄清问题，达到团结的目的。抗战期间的路线问题，无论中央的、地方的，八年中总路线都是正确的，只在短时期内王明来了一个插曲。有些闲话说路线不正确，应扫清。抗战的上升、下降、又上升三个时期，路线都是正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并不排除用自我批评来检讨工作。
1月22日 复赫尔利一月二十日来电〔5〕，告知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月28日 复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来电，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6〕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1月30日 和朱德、任弼时听取林伯渠、李维汉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有些党外人士认为他们有职无权，非党员受歧视。听汇报后，毛泽东赞成用谈心的方法征求意见，并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
同日 英国《新闻时事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7〕，该文介绍了毛泽东同斯坦因几次会见和长谈中的一些情况。在几次长谈中，毛泽东告诉斯坦因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毛泽东说他的领导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级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自动地退让，但我们却绝未放弃过在陕甘宁边区和在我们所解放的区域内自由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那是在国家权力下的地方政府。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领导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利。最后，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同国民党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权利。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1月3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题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的社论。社论指出：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完全认识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还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2月3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二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毛泽东发言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但要注意前途是流血斗争，绝不能剥笋，无法剥笋，要反对右的危险。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是会议。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苏联“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
同日 再致电周恩来：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万难加入政府。因加入政府要负责任，没有先行四条，我们无从负责任，即使形式上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亦将毫无用处，不过骗人空招牌而已”。
2月4日—11日 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签署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苏联参战的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月5日 复电周恩来：“狄巴斯〔8〕带来信件已悉，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9〕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是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
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彭雪枫〔10〕大会。毛泽东题写的挽词是：“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同日 复信孙毅〔11〕：“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五〔12〕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天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2月11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将修改后的《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发给他们，并指示布告待到达株洲、醴陵地区张贴为宜。布告说明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入湘是为了开展民族战争，号召三湘人民起来保乡卫国。十二日，再致电王震、王首道：昨电发后，继思布告暂不宜发表。待你们到达目的地，根据地已选好，部队已摆开，情况已明了之后，再行发表为宜。要“稳重前进，不要太急”。你们似宜全部进到衡阳附近，选定一处作中心点，然后向各县扩展。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二月五日来电的电报，指出：豫中局面尚未广大打开，王树声、戴季英进到豫南尚需时日，五师在豫南部队应维持现状。为加强河南，已令太行再出一部（二千人）渡河南下。
2月12日 复电周恩来：“断然拒绝赫尔利〔13〕，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民主同盟纲领〔14〕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新闻处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同日 致信秦邦宪：“今天报载张平凯〔15〕《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及路家口村新闻〔16〕，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民主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
2月13日 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十六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14日 农历正月初二，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二百余人，齐集在俱乐部，给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拜年。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感谢。他说：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今年大家要更加团结，要多生产粮食，要多纺纱织布，要讲卫生。
2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演，主要讲时局问题、山头主义问题、审查干部问题。关于时局，他说：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几个大国是不是能够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我可以说，他们之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团结，这次国共谈判我们提出八条，国民党一条都不办。我们要准备力量，要扩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关于山头主义，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革命特别情形（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产物。我们应当承认山头，承认的目的是要消灭山头，使山头溶化，全党变成一体。各个山头要检讨历史，这种检讨在指导上要正确，就是从团结出发，团结全党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这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是我们的方法，这是辩证法。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什么叫公道？坚持真理这就是公道，修正错误这也是公道。关于审查干部，他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赔一个不是。审干应采取严肃、谨慎的态度，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2月17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国共谈判无结果周恩来返回延安的新闻稿。新闻稿说：“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
2月18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去年九月以来，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特别是这一次，因为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国民党军队现在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但杂牌军而且中央军也开始变化了。谈判的方针我看是对的，赫尔利来时我们开了中央会议，现在还是那五条方针。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我们提出八条和党派会议，这是有原则的妥协，“左”一点、右一点（不妥协或无原则的妥协）都是危险的。毛泽东还说，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
同日 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决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政府派遣其代表去出席。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国民党代表只应占代表团全人数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应由共产党及民主同盟派遣。电报并要求赫尔利将上述意见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二十日，赫尔利复电表示不同意。
2月22日 致信萧三〔17〕，指出：“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李维汉、李富春、彭真〔18〕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
2月24日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致电华中局，指出：“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苏南粟裕部、浙东何克希〔19〕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河南区党委电，指出：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但中央仍决定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帮助你们伪联币一千万元作资本，嗣后即须全部自给。本日，中共中央向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平原分局、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对河南进行财政援助的电报，强调指出：“迅速发展河南建立根据地，打通华北与鄂、湘联系，这是准备反攻、夺取华北、巩固苏北的重要步骤之一，没有河南之发展与巩固，想要完成上述任务将发生严重困难。”
同日 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还说国民党政府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的一切事宜，并在他的节制下指派一名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共产党军队。
3月2日 复信王梓木〔20〕：“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3月5日 在王若飞三月三日来电上批注一些意见。关于目前逼蒋让步条件，毛泽东批注：“根本谈不到成熟。”关于王世杰的提议，毛泽东批注：“王提议应拒绝。”关于来电所述周恩来再去重庆可以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意见，毛泽东批注：“看见了一方面利益，但马上出去，政治上不利。”关于下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批注：“不争议席，听其委派，但均可参加。”八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注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
3月6日 致电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吊唁著名作家阿·尼·托尔斯泰去世。
3月7日 在王若飞三月六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批示：“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本日，周恩来起草致王世杰信，声明两事：（一）蒋介石三月一日讲话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表明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因此对王所提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已无再答复的必要。（二）对于出席四月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代表团。要求王世杰将以上两事迅速转达国民党政府。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后，于三月九日发出。
3月8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新华社记者对王世杰谈话的评论，揭露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七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这一说法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评论指出：“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21〕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评论最后指出：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整顿国家，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9日 修改周恩来致赫尔利信。周恩来在信中将他本日致王世杰信内声明的两事通知赫尔利，并要他尽快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
3月10日 复信王枚〔22〕：“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3月13日 会见九日返抵延安的谢伟思。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的。还指出：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像中国这样大而又落后的国家，在未来的长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农民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除非在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工业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坚实的工业化的手段。最后指出：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必须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美国，讲清楚蒋介石决心立即在国民党独占的基础上建立立宪政府这一最新策略所具有的危险。和平过渡到宪政的唯一希望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3月16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七大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任弼时、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十六人为七大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为主席团常委，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七大正式议程为：（1）毛泽东作政治报告。（2）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政治报告与军事报告合并讨论，重要发言有周恩来讲统战问题、彭德怀讲华北情况、陈毅讲华中情况、高岗讲陕甘宁情况等。（3）党章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刘少奇。（4）历史问题报告及讨论，报告人任弼时。（5）通过各种问题决议及通电。（6）选举中央委员会。
3月2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关于历史问题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先召集四五十人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为求得七大能集中注意力去讨论当前问题（即政治、军事、组织报告），原先拟定许多同志发言的办法取消，到会代表可根据这几项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正面地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发表意见，希望在七大上不涉及历史问题，以免妨碍集中注意当前的全国问题。
3月27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共方面代表只有董必武一人。本日，中共中央致电王若飞，指出：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但须告王世杰、邵力子，对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
3月28日 和朱德等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礼堂为林伯渠六十寿辰举行的祝寿会。本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的祝词，祝词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
3月29日 函告李富春：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五十本，留一本给我，四十九本由秦邦宪交你。今日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发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三十一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3月30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
3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草案作说明。他说：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各个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人口一亿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我已修改了八次。毛泽东还讲到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他说：不算旧账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草案中没有说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非法问题，没有说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那时采取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会议一致通过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会议还决定：“为着使七大集中力量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组织问题，决定在取得各代表团的同意之后，准备将若干历史问题的议案提交七中全会的下次会议讨论和通过。”
3月、4月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多次修改〔23〕。在第一次修改中，将《决议》草案的标题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内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三月二十四日，对《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后，给任弼时写了一个短信：“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批评六届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纠正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新的中央领导这一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对于后来胜利地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正确地解决西安事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四月七日和八日，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又作了三次修改，主要加写了开头的一大段话，即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四月八日以后，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又作一次修改，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方针和所进行的抗日工作都是正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一九五〇年，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决定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同日 下午，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24〕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4月4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七大代表团联席会议，解释历史问题决议草案中若干问题，由毛泽东出席讲话。
4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区青年和妇女联合会，并通过关于召集解放区青年、妇女代表会的通知。
同日 苏联宣布废除一九四一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
4月9日 对重庆《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写一批语：“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新华日报》的时评指出，赫尔利的谈话“有助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指出：你们将重点移到平汉路以西，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意。”
4月12日 董必武偕秘书章汉夫、陈家康〔25〕乘机离渝赴美，出席旧金山会议。
4月13日 和朱德致电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对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逝世，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深切吊唁。同时向延安美军观察组致函吊唁，并派叶剑英、杨尚昆到观察组表示哀悼。
4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会议通过七中全会主席团提出的七大的议程（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及常务主席、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大会议事规则等。
4月21日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党内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决议案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说，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预备会议通过六届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议程：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七中全会提出的七大的主席团及常务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正副秘书长（任弼时、李富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彭真为主任）、议事规则等。
4月23日—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两种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开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
同日 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名单。中共参政员共八名，除上届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董必武、吴玉章外，增加了周恩来。
4月24日 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报告指出：作为一般纲领，我们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具体纲领，当前我们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不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报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报告还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报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报告，讲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在讲路线问题时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动员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历来的路线用一句话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人民大众的主要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但是，从领导思想来说，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没有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是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直到今天，我们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要求它修改其错误政策。在讲政策问题时说：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划分，从前也是有的，不过没有在一个地方把它们分开来写。我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这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是不包括在内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如果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对于国民党，我们要尖锐地批评，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还要留有余地。我们给国民党留余地，就不会犯错误。我们要扩大解放区，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关于转变，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到城市，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铁路、工厂、银行。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际地去做。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一个战略出发地。在讲党内的几个问题时说：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抹煞各种不同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也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差别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现在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如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干部，本地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这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提议读五本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二十四年有了很多经验的党。我们是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4月2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毛泽东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军事报告的情况的汇报。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5月1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各代表团讨论的内容不加限制，历史检讨可以联系，但以讨论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为中心。
同日 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团烈士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月3日 和朱德致电斯大林，祝贺苏联红军于五月二日攻克柏林。
5月4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用机动作战。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
5月5日—21日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坚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5月6日 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告以国民党军薛岳、李品仙、顾祝同、胡宗南〔26〕、阎锡山等部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的情况。
5月8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在听汇报后说：结论缓一点作，多酝酿些好，小组中有许多好的意见。对中国的斯科比〔27〕估计得严重些好，蒋介石一定要反共。总之，这次苏联强大了，人民觉悟了，我们党也强大了。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同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5月11日 朱德、林伯渠、李鼎铭欢宴在延安的苏、美、英等国朋友，庆祝盟军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毛泽东出席祝贺。
5月14日、1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5月16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从延安南下，经湘鄂赣待机去湘粤桂边（小北江一带五岭山脉中）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准备为东江纵队的退路。警一旅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三游击支队的名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行军时用八路军第二游击支队的名义，司令员刘转连，支队代理政治委员张启龙。两部五月底集中，六月初出发。会议还批准由王首道、王震提出的中共湖南省委名单，并决定湖南省委由华中局代表郑位三领导，同时与中央发生关系，湘鄂边区党委由湖南省委领导。
5月1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选举问题，决定由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李富春组成一非正式的委员会，与各代表团主任商定一个中等人数的候选名单，并拟定选举条例。
5月19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通过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准备在二十三日提交大会通过。会议决定大会发言方针，着重正面，多讲形势与任务，不可能在大会讨论及结论中解决一切问题，须向代表们说清楚。关于大会决议，会议决定政治报告准备用一句话的决议；军事报告作一简单的决议；关于党章报告，即通过党章，不另作决议。会议还决定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5月23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毛泽东在听汇报后指出：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二十五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第四个议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认为选举的标准应当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按这个标准，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地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要不要照顾山头？我们有许多根据地，白区也有许多块，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消灭山头主义，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法。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方便，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是否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该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的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山头，知识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那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报告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提议七十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选举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二十五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5月27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四十五名、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五名组成。毛泽东在会上说：关于战略指导问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是由日本、我们、国民党三方力量决定的，而我们是处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在抗战开始时搞的麻雀战是进攻的形式，是对的。一九四〇年后我们应退却。一九四〇年冬以后，敌后才转入相持，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后来我们采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队。后来，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们学会了，加上太平洋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前进了，比一九四〇年发展更大了。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关于干部问题，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不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搞工业，不学工业，我们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在转变中要讲一下。
5月3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关于国际形势，指出：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英、美联合日本和德国俘虏组织反苏反共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不存在。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现在总的说来，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与欧洲、南美的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关于国内形势，结论强调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并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等。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准备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方针就是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关于思想政策问题，指出：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比如这次大会要求注意城市工作，注意东北地区。如果对工人运动、大城市、经济、工业、正规化等问题不能解决，共产党一定会灭亡。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能不能领导大资产阶级？或能，或不能，有时能，有时不能，看情况决定。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即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内大大发展了个性，因为有了自由。《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才算有个性。我们是现实主义者，理想的现实主义者，革命的现实主义者。阵地要一个一个夺取，力量要一点一点积累。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土地是一块一块地扩大，切切实实地一个一个夺取阵地，合起来就有天下。大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6月2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首先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毛泽东说：美国现在定下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让。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作，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会议接着听取各代表团对候选人意见的汇报，并进行讨论，毛泽东说：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有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圈。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会议决定，六月五日开大会进行预选。
6月7日 在准备南下的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他说，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乎中华解放的问题。他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后说：我今天代表全党向你们赠送的礼物就是“由小到大，一定胜利”。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你们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
6月9日 复电罗荣桓：“来电〔28〕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6月1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公布昨（九）日正式中央委员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毛泽东当选正式中央委员。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一）今天选举候补中央委员，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么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我在这里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同日 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同日 和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一起观看鲁艺演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
6月11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基本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寓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毛泽东致闭幕词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这个闭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愚公移山》。
6月12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张启龙、文年生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十八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6月13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七届一中全会问题，决定六月十八日召开七届一中全会，议程为：推举中共中央主席、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正副秘书长；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中共七大及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处理的党章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文件；华北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拟由七大主席团常委经七大主席团向七届一中全会提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主席及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正副秘书长名单。
6月15日 在枣园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各代表团主任列席。会议首先讨论是否参加定于七月七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我们拟发表谈话，举出三项理由，而以第三项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不开国民大会我们还可参加参政会。会议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并发表谈话。会议接着讨论准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议程，决定推举毛泽东等十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等五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新闻稿指出：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将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现国民党的反动决议。“中共方面为保卫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利益起见，决定不参加此次会议，以示抗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王震、王首道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指出：“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29〕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6月17日 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并献挽词“死难烈士万岁”。公祭后，毛泽东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大追悼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条战线上所牺牲的人，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〇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压着我们，破坏我们的生产力。我们要冲破这种压力，获得独立和民主，解放中国的生产力。反动派用屠杀的办法，以为能削弱和消灭革命运动。相反地，他们杀得越厉害，革命队伍就越大，这是一条规律。我们党开了七大，决定了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这是几十年奋斗的结果，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古语说“其始也简，将毕也巨”，我们今天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现在国内国际的形势很好，我们有信心完成先烈们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能胜利。
6月18日 和周恩来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参政员六月二日来电〔30〕，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本日，毛泽东致电王若飞：复七参政员电请你抄送。“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6月19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他还说：王明同志写信给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一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全会议程、中央分工、解放区代表会议决议。
6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电，指出：“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部分，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军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级党部的通知：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
6月30日 和周恩来复电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三先生拟来延赐教，无任欢迎，何日命驾，乞示行期。”
7月1日 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由王若飞陪同从重庆到达延安的六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因病未能同行）。
7月2日 下午，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陪同会见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褚辅成等六人说明他们对于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双方都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毛泽东接着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欢迎褚辅成等举行的宴会，并陪同他们出席文艺晚会。
7月3日 下午，和周恩来同章伯钧、左舜生谈话。晚上，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到褚辅成等六参政员下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同他们继续会谈。本日会谈情况，黄炎培《延安归来》中有如下记载：“今天谈话时间特别长，谈到的事项特别多。各抒所见，但不涉辩论，尽大家自由发表。结果约定由中共方面把意见写出来，明日公开阅看。”
7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同日 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进行第三次会谈。毛泽东将中共方面整理的《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交褚辅成等。会谈记录包含两部分内容：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二、中共方面之建议，其中说“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毛泽东对中共方面之建议作了说明。晚上，出席在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举行的为褚辅成等六参政员饯行的宴会。
在近几天与黄炎培等的交谈中，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月5日 晨，致信傅斯年：“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31〕，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随信附去手书的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一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32〕，刘项原来不读书。”
同日 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延安机场欢送褚辅成等六参政员回重庆。
同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7月7日 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见蒋介石，报告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从延安带回的会谈记录交王世杰。
7月7日—20日 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天会议到会人数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
7月10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参政会演说》。评论指出：蒋介石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幕时说什么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而要听取参政会的意见。这表明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他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赫尔利四月二日的声明，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到处皆是，不计其数。评论警告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7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为总参谋长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在内）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何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同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评论《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性》。评论指出：赫尔利四月二日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这是代表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篇评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7月14日 对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转来的一份关于开辟河西地区工作的请示电，写如下批语：“请刘、邓〔33〕商彭、滕〔34〕拟复。由冀鲁豫调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负责开辟郑州、许昌、郾城与新黄河间广大地区，甚为必要。”
7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林枫等十六人为晋绥分局委员，林枫为书记；组织吕梁区党委，以张宗逊等九人为吕梁区党委委员，张宗逊为书记；成立吕梁军区，以张宗逊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兼政治部主任，解学恭为参谋长。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河南区党委电，指出：“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如不能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这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7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鄂豫区拟成立中央局，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及王树声、戴季英领导区域的工作，徐向前病愈后去任中央局书记，傅钟任该战略区政治部主任。
同日 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评论《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毛泽东加写一段话：“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愿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7月21日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的进攻不断扩大，八路军于二十七日撤出爷台山地区。
7月22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评论指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已于二十日闭幕，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十九日通过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要召开国民大会的反动计划。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同日 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指出：“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词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本日，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知胡宗南由河南前线及西安等处调动四个军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边境三原、淳化一带，其一部已袭入我关中地区，内战危机突趋严重，让他们向邵力子提出质问，要求制止内战。
同日 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军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一切困难有了充分精神准备，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同日 致电张启龙、文年生：渡汾河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战将有帮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7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他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会议决定：集结八个团的兵力，由张宗逊、王世泰指挥，打击进入关中的国民党顽军；将胡宗南部进攻边区事通知美军观察组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由朱德致电胡宗南、蒋介石提出抗议。
7月25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备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7月27日 致电徐冰、刘少文：二十一日至今七天侵入边区之胡宗南部，计有第三十六军之暂十五师、暂五十九师和第十六军之预备第三师，战线长达百余里。我们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
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福斯特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35〕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
7月30日 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劝告中共不要批评赫尔利一事，致电徐冰、刘少文，指出：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同日 再致电徐冰、刘少文，告以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指示他们将上述情况在报上公布，并向各方交涉。“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8月4日 复电王震、王首道：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二十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电，告知王震、王首道部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部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广东区党委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的兵力及领导，并从东江纵队派出一有力支队，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指出：你们必须在日本失败前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来的内战局面。“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8月6日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解放日报》九日刊登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36〕，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后，约胡乔木、余光生、陈克寒〔37〕谈话，指出不应夸大原子弹的作用。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同日 八路军向侵占爷台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击。九日，收复爷台山地区。
8月9日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地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大城市归中央管。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同日 和朱德致电斯大林：“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个声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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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述申，1939年夏至1941年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3月到达延安。1942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参加整风，1943年5月任该校第三部主任。
〔2〕 刘景范，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4〕 刘昆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1928年脱党等事而受到审查，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
〔5〕 赫尔利1945年1月20日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6〕 周恩来1945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5、26两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
〔7〕 斯坦因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中，记述了他几次访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30小时当中，通过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开始了解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一开头，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8〕 狄巴斯，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
〔9〕 指王世杰提出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
〔10〕 彭雪枫，1941年2月至1944年9月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1942年11月至1944年9月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在对日军作战中牺牲。
〔11〕 孙毅，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第14军第41师参谋长、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2〕 边章五，又名边章伍，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一局局长。
〔13〕 周恩来1945年2月1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月10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情况。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议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4项主张。赫尔利敷衍其事，提出发表由他和宋子文起草、有利于国民党的共同声明，当场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后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提出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以明真相。
〔14〕 指1945年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废除特务、劳动营一类法西斯组织等10项政治主张。
〔15〕 张平凯，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
〔16〕 指《解放日报》1945年2月9日发表的《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一文。
〔17〕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18〕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
〔19〕 何克希，当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
〔20〕 王梓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被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做统战工作。1945年2月回延安，任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
〔21〕 指王世杰。王世杰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22〕 王枚，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菜园生产队任文化教员。
〔23〕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档案中保存下来他的这6次修改稿。
〔24〕 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奉召回美国。
〔25〕 章汉夫，当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陈家康，当时任周恩来的秘书。
〔26〕 薛岳、李品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九、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27〕 斯科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头目，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军进攻长期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
〔28〕 罗荣桓1945年5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自己的病未全愈，准备来延安治疗，山东分局的工作请中央决定，或暂时指定一代理书记。
〔29〕 王陵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
〔30〕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1945年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中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
〔31〕 1945年7月初褚辅成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同傅斯年的一次谈话中，称赞他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32〕 在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中，第3句是“坑灰未冷山东乱”。
〔3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34〕 彭、滕，指彭德怀、滕代远。
〔35〕 白劳德，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1944年5月，他主持解散了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1945年6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7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在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
〔36〕 《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刊登的这条消息的提要中说：“战争技术上的革命，原子炸弹首袭敌国广岛。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
〔37〕 余光生，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克寒，当时任新华社编辑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