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 五十岁
1月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晚会，进行团拜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讲话，指出一九四三年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学习。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1月5日 复电陈毅、饶漱石〔1〕，同意他们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来电提出的在日军大举“扫荡”的严重形势下新四军可能被迫在某些地区作分散布置的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电报还指出：“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1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并转张际春〔2〕，指出：“同意北局决定及际春亥马〔3〕电意见，抗大总校应即结束，除连排级以下学员及陆中〔4〕编为抗大六分校，徐深吉任校长，袁子钦任政委，归刘、邓领导外，其余营级以上学员，总校在职干部及图书（带重要的）材料，一部基金，应统由际春负责带来延安。”后张际春调任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总校一千多名教职员改由副校长何长工率领，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发，在三月上旬到达陕北绥德县。
1月10日 关于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的生产总结与生产计划，复信王中〔5〕：“你送来的材料很有用。这是小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我还要整个敌工委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请通知有关同志在十天内外做好交我。做这个总结与计划时，应包括（一）全机关生产，（二）小集体生产，（三）个人生产，当然主要的是全机关生产。其中要指出成绩，又要指出缺点，要有自我批评。”
1月11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即将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准备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给晋察冀分局的复电。复电指出：“二十九年〔6〕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1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发言指出：据周恩来、林彪一月十日来电，现在中心问题是：（一）是否答应以何白“皓电”及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二）是否答应以李先念部调江北作为于学忠部移出山东的交换条件。会议认为调防事实上难以办到，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给周恩来、林彪的复电，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说：去年中央工作改变为以全国工作为主，少管延安的日常工作，并开始经过报纸来指导工作，今年中央各部委更要重视利用报纸来指导工作。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兼任毛泽东的学习秘书，专门研究经济问题。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会，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毛泽东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同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等二十二人给予奖励，毛泽东分别为他们在奖状上题词，其中有：“有创造精神”，“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忠实努力，不夸不骄”，“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1月16日 根据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复电周恩来、林彪，请答复有关与国民党谈判的几个问题，其中有：“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事实，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具体解决问题的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再等一下（苏联更胜利，国党抗敌更需要我们）较为有利？”
同日 和朱德、王稼祥复电李先念、任质斌：“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得，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
1月18日 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滕代远，朱瑞、陈光、罗荣桓，转去于学忠的一份反映同八路军冲突的电报，要他们一定制止八路军同原东北军的冲突。
1月25日 复彭德怀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电，指出：（一）“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使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
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了庆祝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委托王稼祥为中央起草一决定，公开发布，另对党内发一指示；同意陈绍禹提出的赴苏联治病的要求，并电告共产国际征询意见。
1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并决定举行庆祝活动；会议决定调艾思奇任《解放日报》第四版编辑主任，并增印一千份《解放日报》。会议还讨论整风和审干问题。
2月1日 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月二十九日召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
2月5日 农历正月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泽东住处拜年。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毛泽东在同前来拜年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谈话时，问大家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并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互助。
2月7日 为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战略区发出对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2月9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7〕（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时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2月10日 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林枫，朱瑞、罗荣桓，饶漱石：“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2月12日 复电林彪并告周恩来：“谈判方针昨已电告。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目前正在注视日、苏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
2月19日 农历正月十五，邀请枣园村二十四位年过六十的老人来作客，为他们集体祝寿。毛泽东祝他们健康长寿，希望他们发挥种庄稼的丰富经验，大大地发展生产，过上更好的日子。
2月21日 为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贺电说：“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2月2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在改写的一段话中，强调妇女工作者要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就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许多女干部必须到合作社或公营经济机关去工作。“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2月28日 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拟以黎玉为第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
3月10日 为贯彻毛泽东去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使即将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何凯丰等在会上讲话。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同日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该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三个月，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8〕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恢复给政治局同志发一份外版书报杂志。
3月15日 复电彭德怀，指出：“同意你对今年华北整风学习的计划。”“对于三月间召开的地委级以上干部会议，应采取从检查实际工作到领会文件精神的方式，在讨论中要注重反对自由主义，深入地开展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一切缺点错误，把问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才能达到上下贯通，干部团结，改造工作。”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与方针问题的报告。关于时局问题，指出：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要估计到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即今年不能打坍，第二条战线未能建立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是哪一种，现在还不能确定。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由于日本的进攻，外援不到，要求内援，所以国共谈判未停，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9〕关于方针问题，指出：今年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和教育，去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今年要以工作为主，从五月一日起开始。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中央直属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著作四十本。干部中各种教育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教育。研究与指导，要研究国际、国内、历史、经济、文化等问题；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方针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会议讨论了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整风学习总结计划。会议决定：四月底结束整风学习，从五月起实行新的学习计划。陕甘宁边区要以工作为第一，整风不要停了工作，今后要在工作中进行整风。
3月19日 和刘少奇复电陈毅、饶漱石，同意新四军释放在反磨擦战斗中俘虏的韩德勤〔10〕。
3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决定指出：中央机构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着分工而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党校由毛泽东兼任校长。
同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规定中央各部委和军委直属各机关的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四月底结束，审查工作可转入学习结束后之下一阶段，作为今年一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学校系统的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六月底初步结束。
3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二十九日用陕甘宁边区青救会名义，召集延安青年纪念黄花岗烈士就义三十二周年大会，由何凯丰作报告。
3月2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释放韩德勤问题，决定：如韩同意向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每星期一、星期五下午开会，临时问题随时由毛泽东主席召集会议。
3月27日 关于蒋鼎文〔11〕命令庞炳勋〔12〕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和朱德复电彭德怀：“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3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并转陈毅，同意按陈毅二十七日来电所提办法处理韩德勤问题。但无论如何必须与韩德勤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方不上当。〔13〕
3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林彪电。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指出：“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关于制止磨擦问题，指出：“无论华北、华中、边区，中央都曾几次下令禁止磨擦，我军亦无任何侵犯友区行动。但彼方进攻之事则屡起”，请交涉制止。
4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他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
同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有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作进攻行动。
4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6日 复电周恩来：“此间日内即拟具给何应钦复电〔14〕，你收到后即转交何，但暂不公开发表，俟彼方有进一步反共表示时（例如由中央社发表反共广播），即将此电公开发表。此次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件。”
4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毛泽东发言指出：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会议决定以上三个指示照毛泽东提出的草案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第三号指出：自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党内生长了一种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的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继续清查特务、进行防奸教育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中央研究院并入党校，中央研究院名义取消。会议同意北方局提议萧华参加山东分局为委员，并决定由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组成山东分局常委会。
4月22日 复何凯丰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指出：“增加肃奸教育办法极好，请即令人编辑材料，在一周左右弄好，以便尽速付印”。“《中国之命运》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法。”
同日 再复信何凯丰：“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15〕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16〕。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4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高级、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五、六、七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重新恢复总学委，负责领导这一项工作。其日常事务仍由康生主持。中央书记处的这一决定，得到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的批准。
4月25日 对王若飞四月二十二日关于送阅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广播稿的来信，批复如下：“这些党播〔17〕，都写得很好，又简短，又具体，又生动，请送少奇、弼时、凯丰三人阅后发出。惟延安学习最好的是中直、军直，请你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
4月27日 和朱德复电周恩来、林彪，答复刘斐所提的几个问题，指出：“陇南、伊盟两处事件，事前我们毫不知情，事后未有任何一人参与，刘为章所称一切，全是诬词。”“现闻陇南事变扩大，叛民武装达二万人，伊盟七旗拥护沙王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杀人夺地、夺牛夺马等虐政”。“太行山战事，我一二九师亦是被‘扫荡’者，蒋、庞〔18〕事前一意对我，现被敌攻，我军决不记前仇乘机图利。至所谓横山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所谓反共同盟军二百余人装作土匪分股侵入边区，我军只在境内剿匪，绝无一兵一卒跨越边境，刘为章所说完全违反事实。”
4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讨论中央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决定草案；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决定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4月30日 复周恩来四月二十八日来电〔19〕，指出：“在国际酝酿反苏暗流下，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你处准备答复是必要的，材料已要剑英即办。”“望向各方先作口头解释，并要求见何见张〔20〕见蒋，加以解释。”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给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电报，于五月一日发出。其中说：“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
5月2日 刘志丹〔21〕灵榇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4日 关于研究彭德怀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22〕，致信贾拓夫。信中说：“彭德怀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在边区是否可行？应否与如何改变现在公营商店的方针、性质？请你研究一下，并和高、贺〔23〕、陈云诸同志谈论一番，以其意见写出交我为盼！”“贸易公司就是公营商店，在此次高干会上是实现了彭文所指的方针的；其他机关、部队的商店，实是私营商店，不过以公营为名而已，要使这类商店实行彭文方针，似是不可能的，因它们是以为本机关、部队营利为目的，而真正的公营商店，是不以为自己营利为目的。”
5月5日 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积极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表示感谢。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交具体教育计划；审查内奸工作从四月一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与粗暴方式。
5月8日 关于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等问题，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指出：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已到延安〔24〕。“斯大林‘五一’声明后国际形势将好转，第二条战线今年可能开辟，今冬明春可能击败德国，国民党可能对我好一点，目前彼方可能不发动宣传攻势，故我们不应先作公开声明，只作文电声明及口头解释。《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差异和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18日 关于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
5月中旬 会见近日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5月19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太南〔25〕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26〕、庞炳勋，后攻我第一二九师，孙、庞大败，第一二九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袁任远〔27〕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双方关系，去前先来延安一次，并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视察一下当地情形。关于“七七”宣传运动周，会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准备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后方主要负责同志准备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写一篇文章；由中宣部及总政编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小册子。
5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电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中央的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议还决定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原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同日 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电告周恩来，并告知：“政治局会议于二十一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俟收到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你处收到国际主席团文件后应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但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5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本日收到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二）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富春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件大事。他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他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他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对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作出决定，即日由战报发来，你收到后，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外，并请即交塔斯社驻渝代表，请他们全文发莫斯科，此间不再发去。《解放日报》另有社论一篇，亦将发给你”。
5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中央指定何凯丰、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何凯丰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
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口号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还应注意抓住中心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五月二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对太南庞炳勋残部、孙殿英残部的处置办法，并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系与复兴社）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复中共冀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一月二十九日来信，复信说：“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6月4日 复周恩来五月三十日来电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并指出：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参加‘三三制’之党外人士情绪很好，认为只有我党有办法，边区为全国唯一乐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诸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大为克服，六月一日中央又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当使全党领导方面有一进步”。
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致电彭德怀，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明年上半年了。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本日，毛泽东还将此电转发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第一二九师、晋西北、重庆等，希望参照办理。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对他四月七日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一）回延宜速勿耽搁；（二）望带孔原〔28〕回延，留少文〔29〕为董〔30〕助手。”
同日 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七月二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6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6月15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于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形势问题的发言。他说：现在苏联的力量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把德军打出去。关于国共关系，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去年我们估计国民党在五月会有一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来，只搞了两次反共宣传。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在会议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毛泽东又说：我看日本的崩溃是必然的，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整风一年，读马列主义一年，读中国问题一年。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对国民党要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国民党的力量用去对付日本；对民政策是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使我党与农民关系弄好；对党内是保存干部，教育干部，进行整风。会议还继续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
6月17日 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宝珊。邓宝珊是奉命到重庆开会，特意途经延安，停留一星期。毛泽东同他几次单独会晤。二十日，在交际处再次设宴款待他。席间，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6月28日 周恩来、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百余人，离重庆回延安。七月九日到达西安。七月十六日到达延安。
同日 收到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来电。来电报告国民党军李仙洲〔31〕部的一万余人袭占八路军巨野根据地，经多次交涉李仙洲部均置之不理，故拟消灭李部围攻八路军之一个团，然后退还部分人枪，求得和平妥协。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
6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略加修改通过，并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会议决定七月一日由中央办公厅召集干部会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请毛泽东作报告。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干部晚会，并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就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侵略者德、意、日。过去一年里，世界的战争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到了同盟国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解决法西斯，分为两步，先解决德国，然后解决日本。今后的一年，是欧洲战场决战的一年。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这就是大方向。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可以分为对全国的和在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两部分。关于对全国的政策，党中央在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言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条建议，即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以后，那还是我党去年“七七”宣言中提出的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关于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几年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生产运动、土地政策、“三三制”、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整顿三风等。这些政策还要继续执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同日 致信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7月2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解放日报》发表。宣言首先分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所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及其意义。接着指出：在中国抗战的第七年，为了克服现有的困难和准备好将来反攻时的力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一）应该加强作战。只有加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互相援助，特别是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二）应该加强团结。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团结，以利抗日，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三）应该改良政治。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四）应该发展生产。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宣言重申去年中国共产党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宣言最后说：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
7月3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指出：“胡部五十三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甘〔32〕、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巳巧〔33〕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
7月4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同日 急电董必武，指出：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7月6日 国民党政府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条公开反共、破坏团结的新闻，称：“西安各文化团体曾于第三国际解散后举行座谈会，讨论国际局势，并经决议联名电延安毛泽东先生，促其自觉，及时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34〕
同日 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当夜派军队包围报馆。
同日 对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并派人来报馆监视一事，电示董必武：“你们应将‘七一’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给蒋、胡电〔35〕亦应速即向外传布”。“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刘少奇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中指出：斯大林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历来也是存在的，前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后一种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文中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7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四项决定：（一）在坚持统一战线，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立即公布朱德总司令致蒋、胡的电报及反对西安特务张涤非制造反共宣传的新闻。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应配合学习“七七”宣言举行热烈的讨论。（二）七月九日召开延安各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六周年，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并用大会名义发表通电。（三）进行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但后方机关不到必要时不要移动。（四）由中央书记处对各地发出一个内部通知，陕甘宁边区各地由西北局发出。
同日 致电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并告必武。”
同日 致电彭德怀：“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请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同日 下午，胡宗南部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驻军前沿警戒阵地。
7月8日 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指出：“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战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7月9日 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揭露国民党军队一个月以来积极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央社发出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以为发动内战的舆论准备。通电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
同日 起草朱德再致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电，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
同日 关于印发中共方面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文电材料，致电董必武，指出：“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同日 起草任弼时致周子健电：“速将朱总、萧主任〔36〕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
同日 复电周恩来、林彪：“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同日 关于准备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致电彭德怀，指出：“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州〔37〕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进攻。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7月10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指出：“江〔38〕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39〕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一军至州、淳化，调动第八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支日〔40〕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7月11日 新华社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张道藩〔41〕发出挑拨声明、外国记者纷纷询问内战危机的新闻稿，揭露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和刊登中共中央“七七”宣言的无理行径，以及国民党宣传机关对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一事无法掩盖的窘境。
7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社论说：“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复电彭德怀：决从五台区先调六个团至晋西北待命，由吕正操〔42〕率领，可将晋西北工作交他管理。如榆林方面有事，又可要吕担任北线。
同日 致电聂荣臻、萧克〔43〕并转吕正操、程子华〔44〕等，指出：蒋介石、胡宗南有以董钊〔45〕驻榆林从北面压我之势。“决从五台区调六个团由吕正操率领西进，至晋西北待命。不论蒋、胡此次是否实行进攻，此六个团西调计划不变更。”
7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但在新调来进攻边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走时，不能认为已经停止了这次进攻。中央在发表今年“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而发现国民党积极布置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后，我们采用“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动员群众准备力量，表示坚决反抗，是非常必要的。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两年来采取不刺激国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取得了比较平静的环境来进行各种建设。中央今后除继续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外，并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同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关于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新闻稿。新闻稿说：英、美人士对中国政治黑暗，和蒋介石将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线打日本而用在补充后方部队，大不满意。最近熊式辉〔46〕在纽约、华盛顿、伦敦的招待会上，都在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质询。英、美向熊式辉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大量的武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同日 致电董必武，指出：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九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同日 致电周子健，指出：“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同日 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致电彭德怀，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殊不知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敌后亦请你们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在群众中所提经常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这个电报还发给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第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7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电：“（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诬蔑。”
同日 致电朱瑞：“看你最近一时期所写整风通令及其他电报，比较从前切实了，进步了，希望从此更切实更进步。为求了解实情，从具体实情的分析出发，言语文字电报力求简短明确，内容充实，不讲浮泛话。”
同日 康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抢救运动”开始。
7月16日 周恩来、林彪一行一百余人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张闻天等的欢迎。
7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47〕、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由中央宣传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九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由中央办公厅准备召集一次干部晚会欢迎周恩来、林彪回到延安。
7月18日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险》的社论，社论中不点名地批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社论说：“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
7月19日 关于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致信秦邦宪、陆定一：“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000份”。“以此作一次大宣传。印时请定一亲校一次，使无错字。”
7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同日 致电董必武，指出：“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48〕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缓和（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目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南方局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
7月24日 致信林伯渠：劳动英雄杨步浩等人来谈，“获知乡村情形，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
7月25日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7月30日 关于审干方针及在敌后的八项政策等，致电彭德怀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负责人，指出：“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电报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强调“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还指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7月 在枣园同袁任远谈话，询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讲：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8月1日 关于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出席大会问题，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指出：“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49〕、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50〕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在彭、罗、蔡、聂来延期间由邓小平代理北局〔51〕书记，以宋任穷为一二九师副政委并代理政治部主任，以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以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以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职务由北局指定人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苏振华职务由黄敬代理。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
8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分析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时局，指出：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新首相虽然宣称要继续打下去，但现在的局面是不利于打而利于讲和，英、美也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倒台，日本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政策，国民党最近到处发动舆论，鼓吹取消边区、取消中共。国民党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新调来的六个师，现已撤回四个师，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攻势的回答，是到处宣传取消中共。会议决定：今晚举行欢迎周恩来等的干部大会，周恩来发表公开讲演；委托中央总学委对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体人员进行对国民党（包括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正确认识及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的教育工作。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准备于明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等从重庆归来的干部晚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8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森治丧机构的唁电：“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8月5日 中央总学委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的通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亦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中央总学委决定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通知还指出，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告一段落。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对精兵简政问题作重要指示：“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本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再次强调“你们要下决心减去三万人，否则民困军疲，将来很危险。只要能保存三万精兵（包括游击队），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这次党校一共开六门课，就是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党的历史、马恩列斯著作、军事课和文化课。通过学习，要达到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干部的四条标准，即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了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还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爱民”，是为了从老百姓身上取东西，是为了剥削，所以，反动统治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8月11日 为抽调干部送延安学习问题，致电彭德怀：“请你和刘、邓、杨、黄〔52〕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质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同日 关于发动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九两月发动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电报同意重庆、桂林的文化界进行反压迫的抗议，并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应“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8月12日 致电聂荣臻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各同志，指出：“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你们正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
同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告知政治局重新决定晋察冀分局及军区的主要工作人员。分局以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为副书记。聂来延期间，程子华代理书记。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为副政治委员。聂来延期间，萧克代理司令员，程子华代理政治委员。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两区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同日 关于广为散发《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小册子，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及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文件即用战报发你处，收到后速即抄送史迪威尔〔53〕及英、美、苏各使馆，然后将第一件的第五条（关于敌军编制、装备）删去，连同第二件合印一小册，题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向各界及外埠广为散发。请注意利用此有力文件作宣传，延安将于数日内发表。”
8月13日 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报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54〕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8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工作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和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决定对九条方针逐条作了详细阐释。
同日 关于《两条路线》的编辑问题，批示胡乔木：“加上‘调查研究’、‘增强党性’两个决定，即可付印。交弼、康、刘、周〔55〕一阅。”
8月16日 关于抽调干部到延安学习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电，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给晋察冀分局电报的精神正确地处理这一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
8月20日 致信胡乔木，指出：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宜选入党史文件”，《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康生交你。“党书〔56〕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8月22日 致电贺龙，告知：（一）吕正操部于二十五日前后分南北两纵队过同蒲路，吕正操与聂荣臻同来，请准备一切；（二）南线平静，目前不至有战事；（三）为准备应付明年的战事及可能的旱灾（太行区今年旱灾甚重），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粮食及财政须作妥善筹备。
同日 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批注：“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8月23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两个重要文件。新华社关于发表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电讯说：“共产党方面于本日发表两个重要文件，其一题名为《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其二题名为《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蒋介石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曾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今观此二项材料，究竟真如蒋先生所说呢？还是相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凡属国人，必须明辨之矣。”
8月27日 致电董必武：“如无突变，你可准备出席此届参政会〔57〕，并争取民主同盟对抗战、民主问题取一致态度。”
8月30日 在关于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反映上，写批语：“请博古加印《评〈中国之命运〉》及愚民哲学〔58〕各一万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并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散发方法。”
8月30日、9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三年来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在三十日会议上，毛泽东讲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他说：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确实打下去了。现在他们准备下次进攻的部署。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进攻，由于苏联罗果夫〔59〕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要求取消中共，英、美也表示不满，我们的坚决抗议和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这次我们提出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被侵略国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是同被侵略国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合作。同时这种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毛泽东又说：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继续举行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9月1日 复电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当此中国抗日阵线内部一部分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企图对敌妥协，制造内战，危机严重之际，尚望贵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
9月2日 在关于中共的完全攻势（发表《评〈中国之命运〉》、《质问国民党》等文和揭露国民党将领投敌之材料等）在国民党一部分党政军高级人员中引起的反响的情报上批示：“责成出版局与中宣部开会研究出版发行事宜，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开展广大有力的出版发行工作，废除官僚主义与被动态度。”
9月3日 关于从华中抽调兵力协助山东开辟工作，和朱德、刘少奇致电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
9月6日—13日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十三日闭幕会上声称：“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9月7日—10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主要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多次发言并作小结。他在发言中说：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60〕，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这次的九月会议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毛泽东在小结中指出：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整风就是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结果是更加团结了。党内斗争的方法，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9月11日 致信秦邦宪，请他在《解放日报》转载罗果夫在《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上发表的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并配发一小注，其中指出：“罗果夫此文曾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在重庆亦曾博得中国真正爱国人士的广大欢迎，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此种批评，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一切真正爱国人士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望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勿加漠视，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抗战前途，庶有裨益。”
同日 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距国民参政会“十八日开会尚有六天，等待国民党情况弄清后再作决定，你在十七日以前不要报到”。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董必武：“决定你出席此次参政会。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会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具体情况行之。”
9月18日—27日 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何应钦在会议第四日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不顾会前王世杰向董必武作出的保证会上不作反共言论的承诺，污蔑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依照会议规则向何提出质询，并据实驳斥。CC分子捣乱会场，起哄攻击董必武的质询。董必武当即声明退席，不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二十六日，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报告中涉及第十八集团军部分之决议案》，诬蔑八路军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
9月26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你在参政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蒋介石调动兵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都是针对我们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
9月27日 陈潭秋、毛泽民等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9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董必武电，指出：“双十社论〔61〕可说团结抗敌是第一义，希望蒋制止内战危机，实现民主。”如你当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可不出席，将来如情况略好仍可出席。
9月29日 和周恩来致电董必武，指出：《解放日报》日内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9月3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彭德怀回到延安以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行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总论；从十月份起五个月内组织在延安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中央会议负责领导这一讨论。
9月底 对董必武关于国民参政会内部斗争情况以及将董的名字放在驻会委员末位的来电，写如下批语：“蒋利用邵〔62〕达其欺骗目的，仍要董但置末位，以示一拉一打，反映国民党不敢破裂，但反共是继续的。”
9月 和朱德、周恩来将山东方面查复秦启荣事件的情况电告董必武，请他依此实情答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电文说：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乃国民党派在山东的主要反共健将，一九三九年以来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之事层出不穷，完全执行由重庆委托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之任务。“最近事件，发生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秦启荣亲率特务大队及其所属各支队，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举进攻。激战十余日，始将该部击退，战后传闻秦启荣于此役阵亡。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污蔑，应予驳斥。”
10月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减租，指示指出：“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关于生产，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关于拥政爱民，指出：“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指示指出：“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只要全党认真地实行十大政策，就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这个指示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指出：“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一个重要文件，应在军队及党政民各方面广作宣传，并当作上课材料。”
10月5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社论指出：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在这一形势面前，国民党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的主意，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社论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在华北、华中的反共军事磨擦没有断过，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而共产党则相忍为国，完全实践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中的四条诺言。社论提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共产党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社论指出：“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党史学习的名单和分组，并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由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开始从抗战后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会议还决定在《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后，《解放日报》暂停发表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文件，地方性报纸仍可批评。
同日 根据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起草中央宣传部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全文如下：“（一）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二）《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互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同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63〕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表示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
10月9日 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绥分局电，指出：晋绥分局范围内增加七大代表二十人，明年二月到达延安；中央十一月一日起开会，望贺龙于本月半动身，月底到延安。
10月10日 复电董必武：你应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十五日，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
10月14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首先指出：这次高干会与上次高干会不同的，就是准备打仗的问题。我们反对破裂，反对内战，但投降派煽起破裂，就要有办法对付。报告指出，我们党现在是有二十二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时曾危害过党，直到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报告对十大政策作了阐述，指出当前各根据地最中心的任务是四项：第一是对敌斗争；第二是发展生产；第三是整顿三风；第四是审查干部。四项做好，党即可巩固，现在还只相当巩固，还不十分巩固。关于发展生产，报告特别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指出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的农民劳动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则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要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方法将来可行之全国，将来中国的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的。合作社性质基本是一个群众观点，要想到群众。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报告还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要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要批评错误，要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以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以斗争求团结，统一劳动阶级，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也要发展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10月17日 致电董必武：“对蒙特巴顿〔64〕所询各项，除你处已有材料可告他外，军队五十万数目及活动地区与我党外交政策及对教会态度均可告他。”
10月19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这个讲话的通知：“《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10月21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一）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布置仍在积极准备中。（二）决由冀鲁豫边区调三个大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到达陕北，今年年底补充准备完毕，明年二月底到达陕北绥德待命。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此计划决不改变。
同日 致信侯健存大夫：“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吴吉清同志（他过去是我的特务员）的小孩患病甚重，群医束手，拟请费神为他检查一下，看是否还有希望，未知可否？”
10月26日 和朱德、周恩来等致电吊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一去世。
10月下旬 和任弼时、彭德怀到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屯垦和生产情况。在五六天时间里，毛泽东等深入部队驻地，了解战士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泽东鼓励战士们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他还说，敌人封锁我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10月 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声称胡宗南部绝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致朱德的电报上，写了如下批示：“危机并未过去，不要听信甘言。”
同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迁到枣园。
同月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上、下）成书。这部书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学习的主要的党的文件集。所收文件起自一九二二年党的二大宣言，迄至一九四三年十月《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共一百三十七篇。
11月4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宣传要点》。全文如下：“（一）斯大林‘五一’命令中及中央‘七七’宣言中所称今年打败希特勒一节应作如下的解释。打败希特勒不但需要苏联的努力，而且需要英、美的努力，但在过去时期内，因为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故使得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使得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希特勒对苏联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这是苏联单独作战的结果。今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今年十月革命节乃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由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是特别值得庆祝的。（二）日寇为了破坏我们的秋收正在整个华北进行它的秋季大‘扫荡’，我八路军及华北人民正在作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一定要粉碎日寇的计划。各根据地目前时期的宣传应集中于鼓励人民配合军队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秋收，打击敌伪的‘蚕食’政策，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11月5日 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致电斯大林、苏共中央和苏联全体军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及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65〕的伟大成功。并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和苏联人民携手并进，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举行的干部晚会并讲话，指出：在这一年之中，苏联红军的胜利转变了战争的全局，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讲话肯定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所取得的成功，指出：“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行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讲话表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将同全国爱国的军民一齐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
11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在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职务由张云逸代理。八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指出：“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如陈来延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11月11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指出：“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六团单位补足七千五百人，由杨得志〔66〕率主力五千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动来延安。
11月12日 和朱德参观延安市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经济繁荣、便利商品交易举行的为期一月的骡马大会。毛泽东、朱德细心观看，关心和询问商家的营业情况，许多货摊主人纷纷起立表示欢迎。
11月13日—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会议，会议继续批评陈绍禹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3日 中直、军直第二届生产展览会开幕。毛泽东为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同日 在董必武十一月十二日关于蒋介石等一再询问周恩来是否以及何时从延安出来到重庆的来电上批示：“拟答：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十五日，复电董必武：“可告国民党，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来，董被委以全权与彼方谈判一切问题。”
11月22日—26日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作出在滇缅路发动对日作战的决定，并签订开罗宣言。宣言表示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等等。宣言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11月28日—12月1日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中的一致行动和战后和平等问题，签订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一九四四年五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11月29日 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一年来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
11月下旬 派人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接邓宝珊〔67〕、续范亭到自己住处谈话，朱德、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是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条路最终也是行不通的；第三个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一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只须国共两党继续努力了。
12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人民大众很多，首先是几万万农民，其次是几千万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抗日时期地主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
12月4日 复信续范亭。信中说：“贵体虽有起色，但看东西仍不宜太多，请加注意。邓先生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惟此次见面，似不满足，因我们未谈具体办法。其实我们毫无具体办法，例如撤消封锁，承认边区，恢复新四等等，除听候国民党解决外，我们方面是毫无办法的。边区周围情况仍紧，惟国际环境日好，日寇又有进攻之势，时局或可不走向决裂。明年春夏尚有一关，过了此关，或有好转之望。”
12月9日 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邀请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包括移民、打盐、义仓、部队生产、变工扎工及合作社等问题，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生产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这些经验能指导全边区人民的合作生产。
12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政治部电，指出：“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
12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从今年十一月起至明年四月底；学习的课本为六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等。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组织由任弼时、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参加的政治工作委员会，以任弼时为主任，陶铸为秘书。
12月16日 和彭德怀复电邓小平，指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复电着重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及敌后的任务，指出：“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胡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12月17日 在读了刘少奇六月二十八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致续范亭的信后，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有：人和其他动物“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关于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人的自然本质、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2月20日 致信胡乔木：“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68〕，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69〕，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70〕，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1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后再交书记处最后决定。传达的意见主要有：（一）指出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是由熟视无睹（指反特务斗争前）到特务如麻（指“抢救”运动以后），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二）指出“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务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好的方面：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大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阴暗的方面：夸大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三）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须采用分析方法，将坦白分子分为六类：特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同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生产与财政情况及对太行区发展生产与贸易的意见，和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指出：“边区生产运动已普遍展开，农业（牲畜、粮、棉）手工业特别毛棉织物均有显著增加，变工扎工、劳动英雄起组织增产的重大作用。在贸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经济上已开始建立了自给基础。惟财政开支过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币仍低于法币，中央已在注意调节开支中。”“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必须用一切办法开发冀南及南乐、清丰一带之小盐，经过群众及伪组织关系运太行。政府并须确实掌握调济市场，稳定粟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需物资入口（主要是盐）。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锁。胡麻是敌必需品，封锁与敌不利，目前封锁是表面现象。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
12月24日 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编入的郭烈夫〔71〕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亦可一阅”。信中并说：“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12月25日 关心从华中来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陈毅，本日电嘱邓小平：“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
12月27日 和康生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转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山东分局，第五师，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
12月28日 关于组织研究陈绍禹、秦邦宪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饶漱石、罗荣桓，黄敬〔72〕，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指出：“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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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和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2〕 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月6日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
〔3〕 亥马，即12月21日。
〔4〕 指抗大总校附设陆军中学，1942年5月在河北邢台县成立。
〔5〕 王中，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6〕 指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
〔7〕 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8〕 王鹤寿，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9〕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在1943年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又作了补充说明：罗斯福企图先打败日本，丘吉尔则主张先打败德国，后打日本。苏联计划打日本由美国、中国担负，打德国由英国、苏联对付。日苏不战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
〔10〕 1943年3月中旬，在新四军对日军的反“扫荡”作战中，韩德勤率总部特务营和保安第3纵队王光夏部等，西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经多次劝说、警告其退出，均无效。韩部捕杀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员，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抢掠财物等，遂引发新四军与韩部的冲突，在冲突中韩德勤被俘。
〔11〕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
〔12〕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
〔13〕 1943年3月25日，陈毅由新四军军部到达第4师师部，主持同韩德勤的谈判。27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蒋介石对韩德勤问题下决心之前，主动送韩出境。中央同意陈毅的建议后，新四军于4月1日礼送韩德勤出境，发还人枪，并划定活动区域，《新四军陈毅军长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也在当天签订。
〔14〕 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4月5日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给何应钦的复电，答复何应钦关于国共磨擦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15〕 指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16〕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他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17〕 指党务广播稿。
〔18〕 蒋、庞，指蒋鼎文、庞炳勋。
〔19〕 周恩来1943年4月28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根据各方情况和刘斐的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的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20〕 何，指何应钦。张，指张治中。
〔21〕 刘志丹在红军东征期间于1936年4月14日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葬于陕西子长县瓦窑堡，1943年5月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内。
〔22〕 1943年5月1日，彭德怀关于他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致信毛泽东：“最近与华北来延某些干部谈及公营商店未得到解决，特别冀鲁豫、山东、太岳问题更多些，即延安最近会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金融政策及公营商店似还欠明确方向，我写了一个《论公营商店》，请审阅，如无多毛病，请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23〕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八路军第120师师长暨晋绥军区司令员。
〔24〕 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1943年2月从延安撤回重庆，由徐佛观、郭仲容接替他们的工作。
〔25〕 太南，指太行山南部地区。
〔26〕 孙殿英，原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24集团军新编第5军军长。1943年4月战败投降日军，后任伪南京政府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
〔27〕 袁任远，当时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绥德警备区政治委员。
〔28〕 孔原，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29〕 少文，即刘少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30〕 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在周恩来回延安期间负责南方局工作）兼宣传部部长和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
〔31〕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28集团军总司令。
〔32〕 富、甘，指陕西富县、甘泉。
〔33〕 巳巧，即6月18日。
〔34〕 1943年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分子张涤非，召集只有9个人参加的所谓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在张涤非操纵下通过他事先写好的攻击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反动电文。
〔35〕 朱德于1943年7月4日致电胡宗南，7月6日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抗议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要求制止内战，呼吁团结。
〔36〕 指萧劲光。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主任。
〔37〕 中部、州，今陕西黄陵县、彬县。
〔38〕 江，即3日。
〔39〕 灰日，即10日。
〔40〕 支日，即4日。
〔41〕 张道藩，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42〕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1943年9月到达晋西北，同年11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43〕 萧克，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1943年8月任代理司令员）。
〔44〕 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45〕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第34集团军第16军军长。
〔46〕 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47〕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太岳区委员会书记、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太岳军区政治委员。
〔48〕 徐，指徐永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49〕 蔡树藩，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主任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
〔50〕 苏振华，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
〔51〕 指中共中央北方局。
〔52〕 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杨，指杨秀峰，当时任晋冀鲁豫行政委员会主席。黄，指黄镇，当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53〕 史迪威尔，即史迪威，当时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
〔54〕 王克敏，当时任汪精卫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55〕 弼、康、刘、周，指任弼时、康生、刘少奇、周恩来。
〔56〕 指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的《两条路线》。
〔57〕 指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在重庆召开。
〔58〕 指艾思奇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
〔59〕 罗果夫，当时任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
〔60〕 指《六大以来》。
〔61〕 指《新华日报》将在1943年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
〔62〕 邵，指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63〕 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64〕 蒙特巴顿，即蒙巴顿，英国勋爵。当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
〔65〕 1943年10月19日在莫斯科开始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拟定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并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宣言。10月30日，三国外长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在这一宣言上签字。
〔66〕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67〕 邓宝珊从西安返榆林途中于1943年11月下旬到达延安，停留半个月。当时邓宝珊偶感风寒而患病，毛泽东着人送去狐皮10件给他做大衣衣料。
〔68〕 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谢加尔夫妇合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69〕 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的《唯物的社会学》一书。
〔70〕 伯简，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社会进化简史》是他编纂的。
〔71〕 郭烈夫，苏联哲学家、历史学家。
〔72〕 黄敬，当时任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冀鲁豫区委员会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