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 五十一岁
1月5日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学习与发行《毛主席三大名著》的决定。《毛主席三大名著》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晋绥分局一九四三年十月印制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三大名著，是指导中国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论武器与具体方略，所有共产党员都应熟读深思，领会贯通，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各机关部队应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作为经常课本。
1月9日 致电董必武，请他转交给郭沫若〔1〕的电报。给郭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同日 晚上，观看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逼上梁山》后，写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齐燕铭〔2〕：“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月10日、1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聂荣臻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报告。毛泽东在听取报告时，对一些问题作了插话。关于农业生产，他说：用组织起来的办法，可以克服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等困难。关于百团大战，他说：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关于政权问题，他说：虽然非党人士比党员少，但能吸收中间人士，有很大的影响，使我党有所顾虑，不致变成清一色。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只有几个非党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能进行合法斗争，这种法治的斗争能够教育我们。关于整风审干，他说：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关于国民党问题，他说：除非国民党下决心跟我们破裂，否则我们不应与它破裂。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
1月10日 看了彭德怀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作的《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发言的记录稿后，写信给彭德怀：“看了十二条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毛泽东对发言记录稿批注了意见。在记录稿“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旁批注：“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批注：“《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大革命的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批注：“加上客观原因。”在记录稿“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这句话旁批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在记录稿“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路线”这句话旁批注：“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半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并删去“基本上”三字。在记录稿“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工作”这句话旁批注：“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
1月12日 和刘少奇复电张云逸、饶漱石，指出：“如果敌军放弃无为，顽军向无为大举进攻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七师主力转到含、和〔3〕地区，而以一部留巢、无〔4〕坚持游击。又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电：“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1月19日 复信林伯渠：“来示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5〕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1月24日 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在电报的“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之后，毛泽东加写：“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在电报的“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出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之后，毛泽东加写：“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在电报第三个问题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1月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郭征询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毛泽东答：中国共产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郭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毛泽东答：林、周或可先后赴渝。郭又提及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二点，毛泽东答：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
2月4日 复电董必武，指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
2月7日 延安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向毛泽东献旗。毛泽东会见他们并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你们。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来回答你们。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团结一致打法西斯，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已经团结一致，今年更要团结一致，为增加生产，巩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边区已有进步，今年还要进步，共产党人愿意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听取人民的意见，使工作做得更好些。
2月8日 为中央总学委起草复山东省文协要求解释鲁迅诗中“千夫指”的含义的电报，指出：“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6〕是不适当的。”
同日 在金城〔7〕六日关于“抢救运动”冲击到钱拯〔8〕及其子女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钱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是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同日 致电罗荣桓：“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同日 起草朱德致阎锡山电，对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节节迫近薄一波部一事〔9〕，提出“目前抗战阵营亟需团结，六十一军行动，请予制止，免起冲突”。
同日 和朱德、彭德怀复电滕代远〔10〕、邓小平，指出：“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可能是蒋、阎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它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后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
2月9日 和朱德、彭德怀再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11〕等：“日寇有进攻西北企图，阎部东进目的在挑起国内冲突缓和日寇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特达，望遵照勿误。”
2月14日 关于浙东新四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张云逸、饶漱石电：“你们取自卫立场是必要的。为着打击进攻的顽军采取迂回动作也是必要的。”
2月17日 会见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以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郭仲容可以随行。次日，毛泽东将会见郭仲容的情况写信告诉林伯渠。
2月22日 和朱德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杨得志部既到太行，休息数日后，即率部及新兵经晋西北来边区，赶上春耕生产。”
2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定：（一）陈绍禹、秦邦宪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关于宪政问题，会议决定在延安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中央对各根据地发一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
2月26日 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康生复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并收到一些成绩，这是很好的。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这种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规律，而且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电报还指出：特别是在进入坦白运动的地方，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三）“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真凭实据，要判别一个人的是非轻重是很困难的”。（四）“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不要在坦白大会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实行逮捕。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详细地讨论中央的各种指示，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因此你们要不倦地进行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要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供信的错误。”“以上几点，我们不是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偏向，而是根据各地经验告诉你们，提起你们注意。”这一电报还发给华中局、山东分局和晋察冀分局。
3月1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关于宪政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指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3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
关于路线学习问题，讲话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四）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五）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六）党内的宗派是否还有？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严重。（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讲的这六条方针性的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讲话指出：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存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不用脑子想问题。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
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陈云参加西北局领导，任财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
同日 和康生、彭真复电黎玉、萧华〔12〕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党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今年不要普遍举行”。“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3月9日 周恩来受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的委托，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热烈欢迎他们来延安参观。
3月15日 致电饶漱石并转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委各同志，肯定陈毅在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电文如下：“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3月16日 关于山东工作及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方针，和朱德、彭德怀复电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滕代远、邓小平，指出：“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去秋国民党向边区威胁，经我政治上猛击，引起英、美及国内人士之注意与对国民党之不满，逼迫蒋不能不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因此对顽斗争应坚持自卫原则，决不衅自我开，保持我党经常的政治主动地位。”“鲁南、鲁中、滨海三区，从去年夏秋后，地区扩大一倍以上，极应利用时机努力发动群众，深入减租减息，加强游击队与组织民兵，并须在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在老区域注重生产，继续深入群众工作，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局势，盼深刻注意。”
3月17日 延安各界为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二月七日病逝）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
3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讲话论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关系和应将文化教育工作提上陕甘宁党政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他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军事和政治应当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至于文化，它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的，同时又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就要受到阻碍。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总的说来，政治、军事我们比较会，经济、文化就不大会。经济、文化不大会，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陕甘宁边区的直接任务就是两项：生产和教育。去年我们搞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一个基础。今年应把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学会文化工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要开一个会进行讨论。讲话还对文化工作方面的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西北局宣传部组织了六个调查组，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六个分区，深入农村调查文化教育情况，总结经验，为这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作准备。
同日 在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称赞《解放日报》昨日发表的关于延安市完全小学在春季招生中学生骤增一倍的消息〔13〕，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新闻。这个小学现在办得很好，过去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这条消息说明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的成绩，应当广播到全国去。
3月27日 关于反顽斗争必须坚持自卫原则，和朱德、彭德怀再致电黎玉、萧华并告滕代远、邓小平，指出：日军有打通平汉路模样，英美记者团将于近日来延安。“因此，反顽斗争更须严格坚持自卫原则，不应见小忘大，衅自我开”。对山东顽军应“灵活执行一打一拉。在自卫原则下，有理有利地打，能造成更多拉的条件，能和缓磨擦，达到争取与中立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
3月28日 复董必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询问毛泽东的近著尚有哪些应译为英文的来电，指出除董来电所述最近已译出英文的《新民主主义论》、边区财经政策演说、《论合作社》、《组织起来》数篇外，“无其他文章可译”。
4月2日 关于周扬〔14〕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致信周扬：“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15〕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16〕，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4月3日 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山东分局：“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17〕由延赴渝谈判。我华中、山东各部务遵前令集中注意于对付敌伪，整训部队，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及谨慎地清查特务，切勿刺激国民党，望通令所属知之。”六日，又将上述内容电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
同日 阅改任弼时准备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写了如下批语：“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在十天内印出。印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毛泽东对讲演稿作了修改。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后，加写一段话：“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写一段话：“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4月5日 和朱德、彭德怀致电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18〕并告滕代远、邓小平：“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19〕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4月6日 和周恩来两次致电董必武，通报蒋介石已令西安一带的特工人员布置各种伪装，以中共叛徒、受害者、知情者种种面目出现，向外国记者“控诉”，捏造各种诬蔑中共之词。请董必武速将上述情形透露给各记者，使有精神准备，并注意揭破。
4月9日 关于陈毅同饶漱石的争论问题，复信陈毅：“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十日，毛泽东看望陈毅，并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
4月10日 出席延安各界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追悼朱德母亲的大会〔20〕，并献挽词：“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1日 谭政〔21〕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与主持下由谭政起草的。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彻底检查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整个政治工作的方向、制度、作风进行全面检讨。谭政起草前，毛泽东曾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初稿写出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加写了三千字左右，并要谭政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阅，以及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加写的文字中，有：“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学习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这个报告“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给八路军总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这个报告讲了两个问题。（一）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他三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讲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曾经得到政治局会议的同意作为政治局的结论。（二）关于时局问题。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力量的高涨和走向胜利，法西斯阵线力量的衰落和走向失败；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力量的增长和反人民力量的衰落。关于国内形势，去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改变了。他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是下降的，第三个阶段又上升了。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为了争取胜利，要去掉一个东西，要学习一个东西。要去掉我们背上各种各色的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要学会开动脑子，善于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脑子，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4日 关于印发林伯渠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三三制”经验的报告，写给李维汉一个批语，说此件很有用，由西北局印五千份，分发到县级党政军干部、党校学生及中央直属干部。毛泽东在林伯渠报告谈到中间分子的右翼处，改写了以下一段话：“县以上参议会中，可以吸收这种政治态度较右但不是坚决反共分子的少数人（用聘请方法），这对于影响外面的地主资本家与安定本地富有阶层，都有作用。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团结和斗争并重，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可使其服从大局。应该给以适当的礼貌与尊重，团结他们，并利用其一技之长，但不可任以要职，更不可假以大权。”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和任弼时提出，对在新疆被扣押的八路军人员，向邵力子提出要求释放，不能释放即要改善待遇。
4月18日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军队溃败。至五月九日，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五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退到洛宁、嵩县以西的伏牛山区。
4月22日 致电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
4月29日 关于李健侯〔22〕所著《永昌演义》一书，写信给李鼎铭。信中说：“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同日 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举行多次会谈，初步交换了意见。十七日，林同张治中、王世杰乘飞机到重庆。
4月30日 致电董必武转十一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
同日 宴请续范亭等。饭后交谈中，续范亭得知去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正是毛泽东五十岁生日，而延安各界并未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对此深有感触，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在谈到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朱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都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
5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下列报告准备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五月二十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关于大会的准备问题。会议还讨论对林伯渠五月四日请示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来电的答复问题。
5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复电林伯渠，指出，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林彪前提四点〔23〕，当时何应钦回说时期不同，要另行考虑，故今年恩来提出五点〔24〕（即在孙中山纪念会演说之最后五点），现张、王〔25〕既要我们先提主张，可即以此五点及你带去六点为谈判内容，并要求至渝后，先恢复渝办、西办〔26〕两电台及人员自由来往，以便利谈判。”
5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所提对林伯渠十日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来电的复电问题。林伯渠来电说：六、七、八三日在西安同张治中、王世杰的会谈中，“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作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作一提示案，交我转延安接受”。会议决定先复电林伯渠，说明中央正在讨论，要他飞渝继续谈判。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复电林伯渠。
5月15日 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再复电林伯渠，指出：王世杰、张治中“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林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要求彼方将提示案草稿先交我们审阅，协议妥当，再将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协商妥当（内容及文字），则属彼方片面意见，我方不负实行之责”。
5月16日 发出五月十五日致林伯渠电，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内容有：中共领导的军队目前至少应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
5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程，并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还决定为贯彻党政军一元化原则，原决定成立的华北军分会、华中军分会及各地军政委员会组织均取消，今后有关军事问题统由中央局、分局或党委讨论决定。在会议讨论刘少奇报告党章草案问题时，毛泽东说：经过生产与锄奸运动，证明有许多原来准备洗刷的党员是好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有很大发展，过去只有七百人，现在发展到一万二千人。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如果大家放下了骄傲这个包袱，能接近群众，可是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是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
5月21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关于发展自己，即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军的中心力量，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说服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接受职工代表的献旗和献词，并发表讲话。讲话指出：五年前边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工人，现在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同日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林伯渠连续致电毛泽东，汇报张、王拒不接收和转交二十条等情况。
5月24日 出席延安大学〔27〕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延安大学应为抗战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他说：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这是与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有联系的。所有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延大是设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大学，学生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要准备去做政治、经济、文化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要犯教条主义。他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5月27日 关于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致信胡乔木：“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5月3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关于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5月31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一）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二）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二）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5月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于本月开始。这项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确定关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一九四一年由他起草的《结论草案》，是这个决议的最初蓝本。《决议》的起草，曾几易其稿，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过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次讨论和其他人的修改，历时一年。《决议》是一个集体创作。
同月 对中共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毛泽东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同月 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出版，编选的大部分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
6月3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28〕五月二十三日来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会见华莱士〔29〕及拉铁摩尔〔30〕时可以新十二条及口头提议八条均告知他们。”
6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在会上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作为出发点，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但根据地在这一年内的主要任务，还是巩固而不是发展。将来为了团结群众，也可以在共产党以外组织一种阵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同日 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林伯渠将中共中央修正后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递交张、王。张、王表示不接收，经林据理力争后才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报国民党政府。同时，张、王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林伯渠。六日，林伯渠致信张、王，指出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仍愿将这一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并再次要求张、王将中共中央的十二条转报国民党政府。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致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政府，但坚持解决办法只能按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9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六人。
6月12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先致词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致词后将记者提问综合为三个问题回答：（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他着重谈了第三个问题，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次会见长达三小时。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平剧。
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31〕，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兵役制度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实行退伍是不好的”。改变这一决定时，应说明“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原是出于体念人民的好意，但现在日寇尚在践踏我们的家乡及沦陷区人民。我们必须再接再厉，驱敌出国，为人民及自己报仇”。并指出：“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
6月18日 致电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并转各区党委，指出：国民党拼命在外国人及中国人面前，抹杀或隐蔽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绩、力量和作用。此次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我们除正面答复外，并用敌伪文件给予反证。望各局各委及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
6月20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致电中央，请示大资产阶级特别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毛泽东将此电批给胡乔木拟复。七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复电晋察冀分局，指出：“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们，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6月22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6月27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询问国共谈判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几种情况下，国内外各界朋友将取何种态度，如林、王马上回延安，是否会有不良影响。并告中外“记者团在延一般情况尚好，特务捣乱未成功，惟斗争仍继续中”。
6月28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和谈判。
6月30日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现梁寒操〔32〕已发表谈话，应以林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表公开谈话以答复之，文稿另电告。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同日 关于用林伯渠名义在重庆发表谈话的稿子，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谈话稿如次，请在《新华日报》发表（不论通过检查与否）：“《新华日报》记者顷以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先生关于国共问题的谈话就询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承其答复如次：‘国共谈判尚在继续商讨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当局，嗣得国民政府提案，虽其距离尚远，但已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或将亲回延安报告，以便商得具体答复。至具体解决，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无不乐于商讨。’云。”
7月1日 晨，读了丁玲〔33〕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34〕后，写信给他们。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丁玲、欧阳山应约到枣园毛泽东住处谈话。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为了最后驱逐日军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军事训练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工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报告，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这个指示，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指示起草过程中，毛泽东曾写信给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此件根据你们意见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惟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就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
同日 《解放日报》本日和二日连载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7月2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三十日电悉。提示案、张王来信及你们巧〔35〕电（三十日才收）均收到。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接收提示案〔36〕而准备提出一个复案。”周恩来已于一日发表声明。“故现在已不是退回问题，而是研究复案问题。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以便中央能听取详细报告，研究复案。如外人飞机容不下则乘车回延。此外，请董将双方提案原文在便谈时交各小党派朋友阅看，但不发表。”
同日 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行谈话会。十二日，记者团除五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37〕
7月3日 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等。他说：自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间，合作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他指出：第一，合作社是为广大群众办的。这个方针在前年冬天高干会上就已确定，这次合作社会议要重申这一方针。第二，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的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干部都应认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会后，毛泽东接见了十六位合作社代表，询问了各人的姓名、年龄及合作社的情形。
7月4日 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六十八周年，和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宴会后，又出席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同日 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标记等。
7月5日 审阅谢觉哉本日送审的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作了大量修改。关于这次参议会主要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将“选举问题”单独列为一项。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全部改写为：“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关于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的“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几乎全部改写，强调指出：“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同日 阅改刘子久〔38〕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加写几段话。其中一段话是：“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39〕《解放日报》二十七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
7月7日 复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关于国共谈判，现在应“是要求和张、王见面，在见面时声明提示案已转交中央，中央来电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计，邀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来延则林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便讨论对提示案之复案。如彼方既不派张、王来延，又不让林回延作详细报告，则继续商谈无法进行，对于提示案之复案亦无从作出，谈判拖延之责全在彼方，我方不任其责。”
7月11日 设宴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联席会议的常驻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并讲了“三三制”的推广和上下一致两个问题。
7月14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斯坦因，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会见从下午三时持续到十五日凌晨三时。关于中国共产党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各国的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将不能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把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中心经济特点是土地革命，就是在当前，对日作战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时，也是如此。农民是我们战争努力的基础。将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地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成为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为了发展工业，土地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问题，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我们的减租政策（不是土地没收）具有两重利益，一方面改善农民生活，一方面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战争。关于中国共产党战后对中国工商业资本采取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战后中国与世界的商业关系上，我们要以与一切国家自由平等的贸易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做为殖民地的政策。铁路、矿山等等能够操纵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最好由国家经营，其他工业必须由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利用我们在手工业及农村小规模工场手工业方面巨大的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民主的合作社。关于共产党如何注意听取群众意见的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重要的一点。假若一个党的领袖人物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忠实地为此而努力着，他们就有听取人民群众意见的许多机会。经过乡、镇、区、县的人民会议，经过党员和各阶层人民的交谈，经过其他的会议、报纸和人民的来信，我们能够而且常常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关于“中国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的问题，毛泽东说：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提的问题等于是问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亲，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并不是说我们就忽略了中国文化遗产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价值。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或外国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过来，它们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形结合，根据实际情形而实行。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中国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盲目地接受和盲目地拒绝，我们都反对。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
7月18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武道，同他进行了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到今年五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7月19日 致电李先念，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晋察冀分局等，通报时局近况。电报指出：（一）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作战中大溃败。（二）国民党政府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蒋介石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四）罗斯福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的合法地位，关于军队只承认我们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关于政权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我党提出的其他要求都不答应。林伯渠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军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等，并指出：“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同日 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飞机到达延安。第二批人员于八月七日到达延安。驻延安美军观察组共十八人。
7月2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40〕》。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两段话。一段话指出：现在不单是外国人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人——希特勒的同僚们反对希特勒了。“希特勒政策走到了它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另一段话指出：“目前阶段上的德国内战，还只表现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还不是从人民方面发动的。但是国防军的叛变，是站立在德国人民反希特勒情绪日益高涨的基础上面的。”“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着德国人民”。
7月26日 出席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举行的晚宴。席间同坐在身旁的观察组成员谢伟思〔41〕进行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的问题，并说他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7月28日 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42〕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43〕，如需要，可寄送。”
同日 为使中共中央在今秋能对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主要有：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还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年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
8月3日 和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出：“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8月6日 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致各级党委电，要求各地收到《解放日报》发表并经新华社广播的叶剑英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44〕后，多印小册子向党内党外散发，并作为党校及中等以上学校课本之一。同时，收到新华社广播的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报告《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后，作为党内干部读物，除多印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阅读并作党校课本外，还应根据此件检讨当地“三三制”政权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同日 致电林伯渠，指出：“（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8月12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毛泽东在审改时重拟了标题（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并加写了三段话，指出：衡阳失守〔45〕，是国民党政府和统帅部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的结果。“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同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一）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二）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三）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本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的谈话，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七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所谓国共谈判已解决了一些问题、双方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中共方面等谎言。周恩来指出：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双方在解决问题的原则上，有着很大的距离”。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就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目前国内的军事冲突并未停止，内战危机并未过去。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
8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题为《韩钧同志谈晋西事变真相》的新闻报道。报道首先说：“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报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谈话分为三部分：（一）阎锡山仇视人民；（二）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三）究竟谁是叛军？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三部分的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对这件事〔46〕，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