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主席的晚年，舆论场中总充斥着各种标签——“十年浩劫”“整人运动”“经济崩溃”……这些模糊的表述像一层厚重的雾霭，遮住了历史的真实面容。可当我们拨开情绪的迷雾，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重新审视，会发现那些被刻意放大的“悲惨”，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浪花之下，藏着一位无产阶级导师对理想最炽热的坚守。

一、“十年浩劫”？时间线本身就在说“不”

“十年”是很多人对那段历史的固有印象，但真实的时间脉络远比想象中清晰。1966年“文革”启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被正式取消；曾掀起风暴的“五大领袖”（谭厚兰、王大宾等）在九大后相继被隔离审查；更关键的是，196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966年水平——要知道，此前三年（1967-1968）因动荡确实出现过波动，但1969年的恢复已说明：所谓“十年经济崩溃”，不过是夸大其词的伪命题。

历史的细节从来不该被模糊处理。当有人用“十年”渲染苦难时，或许忘了：真正意义上的“运动高潮”，不过集中在最初几年；当有人用“浩劫”定义全部时，或许忽略了1975年周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国家已开始稳步发展的现实。时间不会说谎，它默默记录着：那场实验从未如某些人渲染的那样“失控到底”。

二、“为了权力”？他本可以“躺赢”却选择“找麻烦”

“权力斗争”是另一个被反复翻炒的阴谋论。但试问：一位在国内国际威望无人能及的领袖，一位在湘江战役后力挽狂澜、在抗美援朝时以“一个半人支持”的孤勇扭转战局的战略家，需要靠一场运动巩固权力吗？

1949年“进京赶考”时，毛泽东曾忧心忡忡：“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可当他看到一些老战友逐渐丢掉初心，看到特权思想悄然滋生，看到“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渐渐沦为空谈，他坐不住了。他本可以像某些人建议的那样“少管闲事”，安享晚年，留得“生前身后名”——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用一场大实验，唤醒群众对特权的监督，用“大鸣大放”打破官僚主义的壁垒，用“对立统一”的法则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不是权力游戏的注脚，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无我”境界的实践——哪怕摔得粉身碎骨，也要为后人趟出一条路。

三、“全是整人”？反对特权的初心不该被抹杀

有人只看到运动中的极端现象，却选择性忽视其核心诉求：反对特权，让权力回归人民。

当时，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已不容忽视：有的“当官做老爷”，有的搞“特殊化”，有的甚至腐败萌芽。毛泽东发动这场实验，本质是希望通过群众运动，打破“官僚主义”的坚冰，让“为人民服务”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我们不否认运动中出现了扩大化、形左实右的问题，但一分为二地看：如果没有群众对特权的监督，如果没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尝试，后来的改革如何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性？那些被伤痕文学反复渲染的“悲惨”，是个别极端案例，而运动本身试图解决的“特权问题”，却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回避的命题。

四、“接班人不合格”？实验背后是更深的忧思

运动后期，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老九”（指某些干部）的表现：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缺乏担当。这不是苛责，而是一位革命家对未来的焦虑——他深知，如果接班人没有对理想的坚守，没有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再伟大的事业也可能功亏一篑。

今天的我们回望，或许更该理解这种“焦虑”的价值：它不是否定集体，而是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进步，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而奋斗的核心，永远是“为了谁”的问题。

五、历史宜粗不宜细，但“粗”不是模糊，“细”不是抹黑

有人说：“否定那段历史，就能迎来春天。”可春天真的靠否定过去就能到来吗？

真正的历史观，应该是“站在人民立场，用唯物辩证法看问题”：既承认运动中的偏差，也看到其反对特权的初心；既批判扩大化的错误，也肯定群众监督的尝试；既不为极端现象辩护，也不将复杂历史简化为“邪恶与悲惨”的标签。

毛泽东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场大实验的得与失，最终要由人民来评判。而当我们今天谈论“跳出历史周期律”“反对特权”“人民监督”时，会发现：那些被误读的十年里，藏着一位无产阶级导师对理想最深刻的实践。

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画卷，而是由无数细节交织的网。拨开情绪的迷雾，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见：那场大实验的初心，从未远离“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来源：毛会长

本文初摘录于：2025-07-22，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5-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