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桐生一龍

台灣學者，現居山東，願意解答你的問題。

我的爺爺是國民黨，他們曾在黨旗下宣誓，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奮鬥。

北伐戰爭前，爺爺結識許多共產黨朋友，在他留下的回憶錄中，有一位「楊兄」談吐非凡，氣宇軒昂，二人一見如故。

當時，國民黨內或多或少對共產黨有抵觸的意思，我的爺爺從不抵觸共產黨，他稱共產黨黨員為「殊途同歸的戰友」。

北伐戰爭，爺爺第一次見到信仰的力量，當人們願意為共同的信仰奮戰時，黨派分別可以忽視。

後來，一切皆變。

因為蔣介石的選擇，國共合作破裂，爺爺曾想反抗，但是他怕，他害怕自己也倒在血泊中，他也有自己的家人。

在爺爺的回憶錄中，那一天他已經「死亡」。

他面對命令選擇妥協，他親自抓捕「楊兄」，楊兄面對爺爺時，沒有任何畏懼，彷彿是預料到結果，他懇請爺爺放妻兒一條生路。

爺爺沒有同意，因為他不敢，他害怕有人誣陷自己「通共」。部分同僚因為網開一面，慘遭毒手，身家不保。

「楊兄」沒有悲憤，他只是請爺爺親自送他一程，語氣是那麼坦然，他的孩子也沒有哭鬧，只是靜靜地看著大人們。

對於爺爺而言，扣下扳機時，心已經死亡。從此，他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

之後，爺爺變得鐵石心腸，他逐漸能夠忍受曾經的戰友血染屠刀的場景，他逐漸也對士兵燒殺搶掠不再管制。

「沒有意義，沒有意義。」

據父親會議，爺爺有時會在夜晚，緊緊地盯著曾經的黨旗，如同入定狀態。

我想，他在悼念逝去的理想？

爺爺最勇敢的一次，他曾向上級提交書信，為共產黨求情，但是被副官截下，並告誡切不可再行此種「傻事」。

爺爺的回憶中充滿迷茫，他不清楚從何時開始，心懷理想的政黨變為如此模樣，同僚彷彿在一夜中轉變，他想脫離，但懦弱的他最終向現實屈服。

抗日戰爭時，國共再次合作。與爺爺合作的八路軍，貧窮至極，但是上司命令禁止爺爺以任何形式「租賃槍械、提供武器」，每當與日軍開戰時，八路軍總是死傷慘重。

爺爺已經麻木，他閉上眼睛，希望自己能忘記這一切。

1942年，爺爺和友黨決定合作偷襲日軍團部，原定計劃是八路軍前去吸引正面火力，爺爺的部隊隨後從後方偷襲。

但待到爺爺的部隊出擊時，卻接到上司的命令「按兵不動」，相距僅10公里，爺爺彷彿能看到八路軍拼盡全力拖延日軍的模樣。

待到結束，爺爺曾派哨兵去查探，是否有人倖存，得到的答案是「未見到八路軍殘部」。

當時和爺爺合作的八路軍，政委是姓李，雖然外表強壯，但在爺爺的回憶中卻顯得「文質彬彬」。

「如果沒有戰爭，他可能是私塾老師。」

那位政委曾向爺爺描述過一個合作治國的光明前景，讓心如死灰的爺爺找到一絲光明。

後來，再無光明。

待到解放戰爭，爺爺曾被勒令執行「清掃」任務。

什麼是「清掃」任務？有疑似通共的村莊，讓全村人「消失」。

第一次執行「清掃」任務，一個孩童，問他的媽媽：「日本壞蛋不是已經投降了嗎？」

「對不起，你們躲過他們的刺刀，我卻依然無法救你。」

最讓爺爺慚愧的是在死獄中，他曾提審一位被抓住的共產黨人。

「那位年輕人，已無一塊好肉，他所受折磨，無法想像。」

爺爺鼓足勇氣，喝斥：「上級是誰？說出來！」

「我不知道，我是教書的。」年輕人的聲音很弱，但是很堅定。

「我是真的想幫你，你撐不住的。」爺爺換了一種說法，或許也是慚愧於自己的所作所為。

「我不知道，我是教書的。」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不要求你背叛同僚，你為我提供一點線索，我應付上司，你也好受一點。」

「我不知道，我是教書的。」

副官用手帕摀著鼻子，略帶鄙夷地說：「電刑都用了，真難辦。」

爺爺能做的事，是提前他的槍決日期，讓他少受一點苦。

這個年輕人被推上行刑台，士兵在裝彈時，爺爺看到年輕人笑了。

那是解脫的笑？還是無奈的笑？

許多年後，爺爺質問自己，自己是不是已經失去「笑」的資格？

據父親回憶，爺爺是在一個雨夜走的。

逃至台灣後，部分軍隊被廢棄，爺爺帶著妻兒回到遠離其他同事的地方居住。

一開始確實也安穩了幾年，但每到打雷下雨時，爺爺不敢睡覺。

他說自己會被「抓走」。

他用剩下的時間，用文字記載自己的「罪」，他教會父親，我們是身披枷鎖與罪孽的一代人，有機會我們需要回到大陸去「贖罪」。

那天，他提前穿好以前的軍裝，戴好軍功章。

他把自己的整理的家書與回憶錄放在桌上。

他拿出曾經的那面黨旗，抱在胸前。

然後，割破了自己的腕動脈。

爺爺是這樣死的，無聲無息。奶奶早已去世，爺爺和父親在一起居住，他趁父親加班的夜晚，自殺。

我沒有見到爺爺的面，因為那時父親才剛工作，還沒有我。

父親說，爺爺看到自己成年了，不希望未來的孫兒看到一個「戰犯祖父」，選擇了這樣的結局。

他為什麼要懷抱黨旗離開？他是放不下曾經的理想嗎？

「我要走了，我要去見他們了。」

這是爺爺放在遺書上的一張字條，父親保留至今。

我想，他是為自己的懦弱和曾經破滅的理想去承擔結果，所以結束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