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母读研的杨元元寒凉的一生

很早就看到了杨元元案，最近本想把整个的事件梳理并分析一下，却无意中陷于了最近网络热搜甘肃天水血铅案、武大图书馆案中、亮证姐等等事件之中，在这些纷纷扰扰里，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大多数人是并不关心受害者，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罢了，而在子弹没有飞一会的时候，拿着一些片面的东西对整个事件做评论很容易就让自己成了事件里的噪音本身，把自己从这些纷扰里抽离出来，认真地写一下杨元元案。

杨元元的悲剧除了是她自己的悲剧外，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其原因是多个的叠加，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我们人生的主人，我们有义务和更有责任管理好自己的人生。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再重新说起这起2009年的人间悲剧，和其它我写的所有案件一样，我不是要去审判什么也不想去审判什么更无权去审判什么，我只是希望我们能从其中得到一些思考和启发，如果碰触到了相关人的一些伤楚，先道一声抱歉，记得联系我删除或修改。

（杨元元案当事人照片）

事发

2009年的11月26日冬天的上海，在上海海事大学的女研究生宿舍卫生间里，入学仅2个月多的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杨元元，用一种几乎常人难以做到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0岁年轻的生命，以一种可以说是惨壮悲凉极端的方式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杨元元用两条毛巾打成死结成环形，然后一端挂在宿舍卫生间洗脸盆的水龙头上，一端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半蹲着背向洗脸盆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如果杨元元还有一丝丝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求，她都能垫一下脚尖就能挽回自己的生命和避免这场悲剧，可她并没有这么做，她死死地抱紧了死神走向了生命的深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这个30岁的在读研究生做出了如此决绝的生死选择呢？

（杨元元案发现场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幼年丧父

1979年，杨元元出生在湖北枝江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网上查证，枝江是湖北省宜昌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长江中游北岸、江汉平原西缘，因“蜀江至此如乔木分枝”而得名。元元的父亲是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的老牌大学生，可以说是新中国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第一批人，杨父毕业后在一个军工厂做工程师，这个军工厂就在枝江，他在这里认识了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并成家，元元的母亲文化程度较低，据媒体报道是初中文化程度，在工厂做普通工人。元元出生两年后弟弟也出生了，一家四口的生活在当时当地算不上大富大贵也算是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元元的父亲母亲给一对儿女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好书，像父亲一样能靠读书改变命运，让家庭的境况更上一层楼，小家庭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期盼。

（高中阶段的元元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可是啊，可是世事难料，在杨元元6岁的时候，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戛然而止，元元正值壮年的父亲不幸罹患肝癌，很快病情恶化并病故，撇下了妻子望瑞玲以及年幼的元元和弟弟。元元母亲都没有来得及伤感丈夫的离世，眼前生活的柴米油盐的困难就坚硬地摆在那里，性格倔强要强的元元母亲用在工厂微薄的收入独自撑起了这个破碎飘摇中的小家，同时给女儿元元和弟弟的学业方面给予了更多的期许。而元元和弟弟从小学开始学习成绩都特别优异，元元母亲经历着生活的艰辛的同时看到懂事又成绩优异的两个孩子，心里也多了一些慰藉和希望，这也是她在亲戚朋友面前得以骄傲资本。

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

1953年，杨元元的母亲望瑞玲出生在湖北宜昌市。幼年丧母的她刚读完初中，就因时代的原因到枝江下乡锻炼，学业被迫中断，等政策调整她已经错过了读书的年纪，因此元元的母亲始终对没有能好好的“读书”这件事耿耿于怀，尤其是在改革开发初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读了大学和没有完成大学的人在工作待遇生活品质上的差距肉眼可见，所以在元元母亲望瑞玲看来，有文化等于“有能力”，多读书，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在央视记者采访她时，她说：“只要他们两个学习好，我可以放弃一切。” 元元姐弟俩从小就听母亲念叨，“你们爸爸是大学生，是工程师，以后你们也要像你们爸爸那样的人。”母亲还曾告诉他们，你看我们供你们读书多么的不容易，你们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小地方去大城市生活。因为望瑞玲出生在宜昌，上山下乡到枝江，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枝江这种小地方让她受够了物质上的贫穷，这也是后来她坚持到大城市去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她后来坚决不建议女儿大学毕业后再回枝江，再去广西这些偏远地方的原因之一，上山下乡让她苦怕了，元元母亲望瑞玲的性格（对女儿的依赖、对孩子的苦难教育、把孩子当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要求孩子乖巧懂事听话、对大城市的执念等等）有其时代的特性和局限性，或者说我们很多人的父母都有其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他们想把他们对生活的一些经验和技巧想原封不动的传递给下一代，可时代在变化，尤其是在快速变化中，那么原有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可能就变成了束缚或者陷阱。

（元元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对于元元而言，失去了父亲的生活是异常艰难的，除了失去了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导致的生活的艰辛外，单亲家庭的孩子多多少少会遇到比普通人更多的来自其他人的恶意的非恶意的议论和偏见，这些偏见和非议对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过于沉重了，同时母亲从小给他们灌输的苦难教育、牺牲自我的教育和成功标准，也给了他们努力奋斗的动力以及压力，如果没有人能很好的帮助其做一些心里上的疏导，对年幼的孩子而言自己很难消化掉这些成人世界偏见带来的影响、非议以及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那么就会在心理上留下不能轻易发现的被伤害的烙印，这些烙印就像藏匿在身体里的微量毒素，会一点点的积累，这些毒素在等一个机会，在个体成年后某些心理创伤后（比如某些暂时的生活困难或者生活的连续打击，感情的不顺等等）急剧的壮大、爆发式地侵害个体（抑郁、焦虑、神经质等等）。

随着年纪的增长，元元学习成绩虽然优异，但性格却极其要强（这是很多单亲贫困家庭孩子自卑又自尊的性格的作祟），她把人生所有的赌注押在了读书考学上了，她憋着一口气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要改变他人对她破碎贫困家庭的刻板印象，她太想要通过自我奋斗实现世俗的成功了，她太想给母亲给弟弟一个富裕的生活了，她太想给那些看不起她的人证明一些什么了。她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置身在了家庭的期望里了，当然对美好生活和成功的追求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可这种把人生的幸福和成功刻板地定义为某些可量化的可考核的东西而忘记了努力的初衷的时候，就难免在某些因为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没有达成既定目标时瞬间陷于深深地自我怀疑和自我蔑视中，也就很难享受生活本身了。这也是和你嗦我们的孩子学习很努力成绩很好却很难快乐的原因之一，对学习和生活的热爱变成了无尽地竞争，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当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机制让你要不得不竞争，我们微小的个体太容易被裹挟了。直到多年以后的元元依然没有明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没有多少人一出生就手抓一幅好牌，我们追求的不是怎么能抓一手人生的好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能追求得只有怎么把我们手里的烂牌能认真地打完并能学着享受此过程，这或许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同样直到多年以后的元元依然没有明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课题，不要活在母亲的家庭的他人的期望里。

1998年年，18岁的元元高三毕业参加高考，十几年在学习上的刻苦用心没有辜负元元，元元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元元一开始原本是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的法学专业，毕业做一个律师，不清楚为什么元元一直对海事大学这么耿耿于怀，可能在她的内心深处对海的宽广有一种无尽地向往吧。也不清楚为什么元元一直对法学这么感兴趣。元元在多年以后的日记里写到：日记：古人说任者乐山，智者乐水，欣闻上海即将兴建世界港口中心、东海大桥，洋山深水港都已建成，看着广阔无垠的东海，我更加坚定了对海商法的选择。

不过，元元母亲望瑞玲并不希望去大连这么远的城市读书，她的理由是几年大学的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了，即使元元祈求母亲能同意，可母亲比元元更为坚决，所以最后元元报考了武汉大学的经济学，穷人，尤其是90年代的穷人对经济学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以为学了经济学毕业了就是金融大亨，殊不知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有关经济学专业的论述，张雪峰有更为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找一下自行解读一下。我记得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我去招商银行面试，和我一起的还有几个同校不同专业的同学，四五个人是在一间会议室一起面试的，面试过程非常简单，三个面试官就是问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别的同学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山西的女孩子说爸爸是山西某个矿的老板，至于后来山西女孩有没有被录用不知道，反正我是没有被录用的。后来也是来上海很多年了，对金融圈有一丝丝了解后才领悟了面试官的精明和自己的愚钝。

（武汉大学读书期间的元元）

艰难的大学生活

说回杨元元，虽然有自己喜欢的院校和专业，可最终还是按照母亲的想法做出了选择。在考取武汉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后，1998年的暑假过后元元就开始了大学求学生活，我不清楚在入学前她对大学的理解或者期待是什么，我想很多年轻人对大学是完美滤镜的期待的，在元元看来，名牌大学的考取会带来和以往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之前因他人的偏见、生活的艰辛所受的一切苦难都会一下子消失不见了，生活会给他加倍的补偿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大学对元元而言是更艰辛得挑战，大学不止憧憬的青春靓丽，还有眼前更为昂贵的生活费。和大多数同龄人的大学不一样，十八九岁原本应该是在象牙塔读书追星打球游戏恋爱的年纪，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元元而言，大学生活首先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生活费用的问题。为了应对生活费的问题，元元从几个方面下手，首先是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元元大学四年都保持着不错的考试成绩，同时向学校申请了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除了这些，元元还做很多兼职工作，如家教、学校食堂卫生、各种大学生能做的零工她基本都会去做，读大学期间她没有找母亲要过生活费，元元的大学就奔波在打工和上课之间，时间上的冲突或许家庭条件的差异让元元与同龄人的交流越来越少，是的，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同样，人与人的青春也并不相通，元元从刚进入大学的一个以为考取名牌大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未来充满了无尽可能和希望的女孩子，被现实的生活调教成了一个为了生计默默咬牙坚持的小大人了，尽管如此，元元她的心里还是坚持着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给家人过上好日子的责任和信念，她把自己的真实的梦想和需求悄悄地隐藏了起来，但现实的情况让元元越来越觉得这些对她一个独自在武汉读书的大学女生而言真的很难很难，可她并没有重新评估这些对自己人生的考核标准是否合理，也没有去思考自己真的应该背负这个小家庭的所有期望吗，也没有给任何人倾诉过这些东西，每次给母亲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忧，那母亲望瑞玲也觉得女儿在武汉大学过的很不错，对这个小家庭的未来做好了规划和希望。

2001年，杨元元的弟弟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环境科学专业，姐弟俩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未来生活的保障，这让母亲望瑞玲在艰辛生活里有了一些新的盼头。等姐弟俩都毕业了，都争取留在大城市，都能像自己的丈夫那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话，这个小家庭的生活就真的又好起来了，她多年的艰辛付出也就有了回报，可时代的车轮从不停息，我们的生活技巧和经验在未来可能会失效。

带母读书

就在元元的弟弟考取大学的这年，也就是21世纪初，随着我国改革开发的进行社会全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聚变，元元母亲望瑞玲在老家宜昌工作的军工厂按照市场规划要做搬迁，搬迁到宜昌市区，工厂职工住房也不再免费，新厂的住房也做了市场化的调整，需要3万多块钱来购买才能入住，母亲望瑞玲一个人带着来两个读大学的孩子，根本没有什么存款，无法提供购买住房的3万多块钱，因此在工厂搬迁后就选择了内部退休，并没有跟随工厂区宜昌，自己在宜昌和枝江都没有一寸土地和房子，一下子陷于了没有地方可去的地步。这个时候，杨元元觉得自己和弟弟都在武汉大学读书，母亲一个人在外地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让母亲来到武汉一家人在武汉团聚。

来到武汉的母亲望瑞玲没有选择租房子居住而是选择和挤在女儿杨元元宿舍里的那张90cm宽的集体宿舍里。这年元元读大三，在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宿舍管理员发现了母女同住的情况，在了解到元元母女实际的生活困难后，决定让他们住在武汉宿舍楼顶楼的一间放置杂物的房间里。就这样，杨元元和母亲的生活在武汉获得了暂时的稳定，白天元元去上课，母亲在宿舍里做一些针织类的赚钱的手工活，等下课后，元元母亲会在学校摆摊卖一些学习用品和小零食赚一些零钱，有时候读完书的杨元元也会和母亲一起摆摊，有时候，母亲也会帮助在学校做勤工俭学的元元一起打扫学校卫生，一家三口人还能在武大闲暇时一起聚聚，小家庭的生活虽然艰辛却还算平稳有序。就这样母女一起生活一直到元元大学毕业。元元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寡言，可能在她的心里想的是等大学毕业了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杨元元和母亲望瑞玲在武大的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大学毕业后的5年生活

2002年6月，元元从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原计划的保研失败，具体失败的原因不得而知，保研在最后关头的失败让元元有点猝不及防，也错过了考研复习准备的窗口期，可元元还是想再争取一下考研，她心意的读研院校是北大法学专业，是的，元元一直有一个律师的梦想，如果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法学的话，那2002年毕业时可能就能实现她的律师梦了，这也是后话了。关于考研，可由于准备的时间太过仓促，考取北大的研究生基本上希望不大，元元就在一边积极备考一边找工作中度过了大学的最后时光。据元元母亲的说法，大学毕业时元元还是有多个选择的，一个选择是回户籍所在地枝江当公务员。因为她是985大学毕业，在2002年这个时间节点还是能直接进入编制系统的，不过是要从最基层做起，在那个时间，县级乡下这样的公务员还没有那么热门，那些985的天之骄子很少有选择这个就业的，外企、互联网和金融才是他们的首选。倒是更多一般院校的毕业生在这些地方就业的较多。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就这些基层的编制岗位都是需要通过考公激烈竞争的，大批的985或者国外留学的毕业生都积极报考公务员，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还有一个选择是去广西做基层公务员，这两个选择本质上差不多，可能回老家的这个会更好一点，毕竟老家地方更为熟悉一些。可这两个基层公务员的职业都被母亲否决了，理由是好不容易来到了大城市，为什么还要回小地方去。即使考研后西北大学法学专业也给了元元面试机会，元元原本是买好了去面试的车票，在出发前母亲望瑞玲觉得去西北路途遥远，害怕被骗劝其放弃，这是元元人生中第二次因为他人的劝阻而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了。我猜测母亲望瑞玲还是希望毕业后和女儿一起生活的，她不喜欢西北这种相对偏远落后的地方，就这样在各个被母亲否决的选择中纠结中元元毕业了，毕业后元元不知道何去何从，最终选择了去了武汉一家教培机构做代课老师，至少这样可以留在武汉，后来她还做过保险，和母亲一起摆过地摊，在各个职业之间的转换的同时还在积极备考研究生。

创业失败

在毕业后的第三年也就是2005年，元元利用打工赞的一些钱跟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叫《花语》的杂志社，因为当时正是新概念作文热潮期，元元是想利用这个契机建立一份自己的事业，可因为经验不足，创办的杂志社很快就倒闭关门了，自己也搭进去了一些钱。创业失败后的元元也没有再去求职，而是做一些零工并积极备考研究生。

在毕业后的第五年也就是2007年，元元还清了本科期间的助学贷款三千多块尾款，拿到了学位证和毕业证，而这时候，与元元同届的同学中选择就业的有些已经在金融单位做到了不错位置，有些选择继续读研读博的也已经拿到了学位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原本以为名校毕业后和其他人的差距会变的小一些的元元眼睁睁地看着与同学们的差距在变大，元元很在意这种变大的差距，不是因为自己这些年没有什么成就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是因为没有达到母亲对美好生活的期望，2008年考研失败后，元元还是选择继续备考，与同龄人生活上的差距让元元越来越少了社交，元元的生活圈子越来越小，20几岁的她没有恋爱，没有社交，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在武汉的出租屋，一边陪着母亲做些小生意一边考研。原本以为自己大学毕业就能让辛苦一辈子的母亲望瑞玲过上好的生活，原本以为自己大学毕业就能过上自己梦想的体面的生活，可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毕业而实现，于是，内心充满了内疚感的元元把希望寄托在了考上研究生上了。

考研成功，带母到上海读研

2009年的4月，经过多次的失败元元终于收到了来自上海海事大学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录取通知，而此时，弟弟已经在北京大学读博士了。元元再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次去的是大城市上海，攻读的是自己喜欢的法学专业，等自己研究生毕业就能有更好的工作，也能报答母亲这么些年的养育之恩，这样能减轻一些自己的愧疚感。

2009年9月12日开学，已经30岁的元元再次带着母亲望瑞玲到上海海事大学报道开启了自己的研究生求学之路。到了上海以后由于生活拮据，母亲并没有在外面租房子居住而是再次和元元挤在了研究生宿舍里，元元的舍友并没有告发学校而是搬出去住了，不过还是被学校宿舍管理员发现了，宿舍管理员按照学校的规定，要求元元母亲尽快办理宿舍并讲此事告知了学校，上海海事大学没有像武汉大学那样给元元母女绿色通道，而是要求元元母亲尽快搬离宿舍，即使宿舍里有空闲的床位也不行。

为了能为母亲在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宿舍争取到一个床铺，2009年的9月16日，杨元元手写了一份2000字的申请给学院辅导员，恳请学校提供一个单独的宿舍给自己和母亲居住，元元从自己的出生写到了这些年的生活的艰辛以及武汉大学在其本科期间给予的人文关怀。

（元元的申请书，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上海海事大学本着不影响其它同学学习的原则以及校规，要求元元母亲还是必须搬离宿舍，考虑到其实际的生活困难，学校也做了一些工作，学校帮忙寻找了校外便宜的出租屋，为元元提供了勤工俭学的兼职机会。但元元母亲还是没有搬离宿舍，在这个拉扯中，时间过去了2个多月，在2009年的月21日的晚上，上海海事大学的宿舍管理员要求元元母亲望瑞玲在第二天八点前限时搬出去，第二天元元母亲搬出了宿舍，由于出租屋还暂时无法入住，只能在学校的小旅店对付两天，每天的房费是130块。住了一晚元元母亲望瑞玲觉得房费太贵就退房了，然后在学校的电影院将就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元元找母亲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听到母亲在学校电影院露宿一夜后，元元自责愧疚的不行，她觉得让母亲在11月的上海这么阴冷的天气里露宿在外都是她的责任，她心疼母亲更恨自己没有出息，就像她对母亲望瑞玲说的：“妈妈这么大年纪还要跟着自己在外面流浪.……”

读研的心酸生活

2009年的11月23日，母女俩搬进了学校帮忙找的简陋狭小的出租屋，这个出租屋简陋到只有一张桌子，这个出租屋狭小到只有10平方，母女俩就就着两床被子在地板上就将了一夜。晚上躺在阴冷的出租屋的地板上，元元一夜未眠，她少见的给母亲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对自己的失望和内疚。元元说了：

“那些原本大学成绩没有我好的，高中成绩没有我好的同学都在上海混的不错了。为什么我自己这么不尽人意？”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我是白学了，那么苦的努力奋斗，最后也不好命运为什么还这么惨？”

“我不该来这个上海读书，我真的非常后悔。”

“我好失败，我没有让妈妈享到福”

2009年11月24日，元元告诉母亲自己要和学校再沟通争取一下宿舍的问题，让两人住回寝室，“这样不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怎么过？”第二天，杨元元告诉母亲今天要和同学排练话剧到很晚，晚上就在寝室住了。她还让母亲回来洗个热水澡，“这样回去睡会暖和一点”，2009年11月25日，回到女研究生宿舍的元元母亲望瑞玲再次被宿管员发现并与宿管员发生了口角，后来回来的元元也回了宿管员：“我不要毕业证了，不要学位证了，就是那天在讲，瞧不起她不要紧，只要不要瞧不起我的妈。”我不要毕业证了，不要学位证了，瞧不起我不要紧，只要不要瞧不起我妈。”

精神状况的直转急下

2009年11月26日早上7点多，望瑞玲来到和元元约定好一起早饭的食堂，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女儿元元的到来，联想到女儿这几天的情绪，她想女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就赶到女儿宿舍楼下让宿舍管理员去看看，等大家打开宿舍门的时候，并没有在房间里看到元元，紧接着他们去查看卫生间，发现卫生间的门是被人从里面反锁着，他们焦急的拍打卫生间的门却无人应答，等学校的保卫科人员拿着工具打开卫生间的门的时候，就看到了文章开头讲述的令人震惊的一幕，很快他们拨打了110和120 。

2009年11月26日 9点 15分，杨元元在南汇区中心医院被医生宣布死亡，死因自缢，就这样，元元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30年的寒凉充满了自责和愧疚的一生。

就在几天前，杨元元还在日记中写这么一句话：

日记：最困难的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会令人畏惧，令人退缩的呢。

以下我们对元元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做一下分析和探讨

今天我们再次说起这件事，我不想更无权审判谁，我不想去探讨学校或者元元的家庭在这件事里面该负什么责任，毕竟整个事件里最悲剧受伤最大的就是元元自己，元元在2009年上海这个中国国际化大都市永远地失去了自己30岁年轻的生命。今天我想探讨的是杨元元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绝境里，元元并不是特例，我们离远远很遥远吗？我们和元元并不是分开的，今天的我们在某些时刻，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无力感，我们面对工作的无价值感，我们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等等与元元经历着同样的煎熬、痛苦、愧疚和愤怒，希望通过探讨杨元元事件能为今天我们的情绪寻觅一条出路，管理好我们的人生，处理好我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让我们避免陷于人生的绝境，在陷于绝境时能及时地有效地快速地把自己从人生的绝境中拉出来。

我不同意把所有问题的根源归因于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可能会贯穿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孔隙中，家庭给每个人会埋下一些创伤的种子或者准确的说人生困扰的种子，如同不是每一颗不健康的种子都会结出恶果一样，有些人通过后天的自我调节以及环境的适宜而抑制了这些困扰的种子的成长，有些人通过自身的修复能力完全杀灭和治愈了这些困扰的种子，有些人由于环境的恶化等原因反而滋养了这些创伤或者困扰的种子，直到这些种子发芽壮大反噬了自己健康的本体。所以，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和困扰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都有，但这不是我们问题的根源，我们更不能因为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而放弃对自己人生的梳理、修正和管理，我不同意把一切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原始家庭，根源在于我们社会对多元化的接纳和包容里，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文化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成功的标准里，在我们的信仰里，在我们如何安顿自己过这一生的信仰里。

性格的形成

幼年丧父给元元家庭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除了家庭从此丧失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外，父爱的缺失是更大的一种伤害，生活一下陷入了一种暂时的失序和破碎，在当时的社会也没有很好的经济上以及心理上救助机制，这种情况对一个6岁的孩子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没有安全感的成长环境，没有安全感会在潜意识让孩子内心产生一种基本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很内层的很隐藏的，但孩子在这种焦虑的驱动下会不由自主地去尝试减轻这种焦虑，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像困了要睡觉一样自然，因为对她而言总归会趋向去寻求一种安全的状态，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暂时的。如何缓解这种焦虑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下唯有优绩主义，这就是我之前说的根源。比如依附一些身边最优权力的人，或者远离他人，或者试图去通过某些大众认可追求的东西或者权威来证明来彰显自己的强大，这是一种极具伤害的成长环境，尤其是对那些特别敏感特质的孩子，当然对元元弟弟也是如此，只是他可能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得到了相对元元更好的照顾，可能他没有姐姐那么心思敏感，也可能是他的生活和情感相对顺利，并没有触发到那些人生的困扰，也可能是他没有像元元那样把家庭里的事情大包大揽的额外的以为都是自己的责任。总之，童年的生活环境叠加元元细腻敏感的性格让她发展出了一种试图通过某些东西去证明去彰显自己强大的东西，这种动力是不健康的，因为它缺少了真实的自我的活力，因为它无可避免的是极端的僵化的盲目的非自然而言的。

这种极端、僵化和盲目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考试取得好的成绩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而是为了证明我很聪明，彰显我很厉害我很优秀，这种动力就很难享受学习的过程。这种极端、僵化和盲目会压抑个体内心真实的需求，但这些真实的需求却不会消失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罢了，对于元元而言，她把顺从母亲的意愿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考上研究生当成了给家庭获得更多的尊严和荣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种奋斗包含了太多的强迫性和缺失了自发性。她做很多事情都是服务于维护家庭的荣誉母亲的面子，而非自己，一种一厢情愿的过分付出和牺牲的精神独裁了她的精神世界。她内心其实是有源自一个女孩子最真实最纯粹的需求的，比如她喜欢的是法学，她也一定有像其他同龄人一样的浪漫的想法，只是这些想法被她盲目追求某些东西给活生生的压抑下去了罢了。她把整个家庭的兴衰幸福扛在了自己的努力上，她想要母亲弟弟过上她梦想的那种生活，她背负了太多一个孩子不该背负的东西。可作为一个孩子，谁有不想更或者说应该在呵护中长大呢？谁不想在被生活的苦难打击后找个人倾诉一下呢？

就这样，家庭的环境，没有能让元元滋生出健康成长的自信，给了她一些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为了缓解这些糟糕的感觉，她把自己发展成了一种极端的僵化的盲目的想通过某些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要强的性格，这种性格丧失了真正享受努力的过程的能力，这种性格也会让一个人丧失了对自己局限性的正确客观的评估，也就是说把一个人发掘自身潜力成就理想的自发性变成了一种实现某些欲望的强迫性。也压抑掉了真实的合理的自己的需求，这些真实的需求悄悄潜伏在她的内心深处，在某个时刻会突然跳出来质问她伤害她折磨她。这就是强迫性对一个人内心造成的无可避免的伤害。比如她有意无意会在日记中透漏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以及对苦难生活的倾诉。

日记：给妈打完电话后，我真的很难受，想到母亲终日的辛苦，在买菜买东西中，与别人计较一毛两毛时，我的心便在滴血，每每想到这些，我便会计较自己的消费用处，我便会很在乎，自己的努力学习，希望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大声对妈妈说，我有钱，够自己花。

日记：本科时，自己对法学非常感兴趣，武汉大学自由的学风，也欢迎学生们旁听，我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优秀老师的法学课程，让人如沐春风，坚定了当一名法律人的理想。

日记：下午从家教回来，风雨交加，且马路上的交通全部阻塞，我见缝插针，从车俩间少有的空隙穿过去，风一个劲的往裤子里钻，我冷得全身发抖，真的每一分钱得来的都不容易。

极端性格给予的暂时奖赏

元元这种极端要强的性格让其在小学初中高中以及考上名牌大学给足了母亲和整个家庭情绪价值，亲戚朋友说的不是这个家庭有多么不容易，说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孩子有多么争气。这种给家庭带来了荣誉与暂时的快乐给了元元极大满足，这也是她要强的性格给她初步的奖励，这些奖励让元元变得需要更多的更大的世俗成功和名利来满足她，准确地说来满足她想带给整个家庭和母亲体面和快乐的需求。当我们放弃了对自己真实内心的探寻而把太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移到外在的不可控的某些东西（权力名利成功等）的时候，这个东西得得失就太容易刺激到我们的情绪了。而且，这种强迫性的努力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缺少源源不断的自发性力量，注定了具有不可持续性。仔细去看看，那些在某些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其都是发自内心热爱的还是被其他东西驱动的呢？

坚硬的现实

元元极端的性格，以及对家庭极端的负责和愧疚感，以及其深藏在内心的对自己生活和需求的向往，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些东西在元元遇到生活的波折时会给其不小的打击和伤害。在考取大学后赚取生活费的艰辛，在大四阶段保研的失败，在去哪里读研和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时被母亲的左右，在毕业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导致的和同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毕业后多次考研的失败这些大大小小的生活苦难和挫折像一层层的枷锁套在了元元年轻弱小的身上。那些在之前要强，负责，背负家庭荣誉的使命给了她一些暂时的生活的奖励的东西开始反噬她。

而和母亲错位的母女关系更是加剧了这种反噬。这对母女的关系里女儿更像个照顾一切的妈妈，而母亲更像一个粘着妈妈的女儿。她把自己对大城市的执念强加到女儿身上，她的教育方式让元元逐渐成了一个绝对忠诚于家庭的信徒，让元元产生了一种任何没有满足到家庭和母亲的期望的事情都是一种罪过，她放弃了自己所有的需求，活在了母亲的期望里和安排里。而元元本身也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只是被生活牵绊的她，被负罪感和责任感裹挟的她已经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束缚，她一边满足着母亲的期望避免自己成为一个不孝顺的坏女儿，她一边深藏着自己的想法，她还为没有达到母亲的期望而充满了罪恶感，比如她说的：“我好失败，我没有让妈妈享到福”。元元正遭受着来自现实的内心的家庭的全方面的压力的煎熬。元元正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正一步步地滑向情绪的万丈深渊。

精神的坍塌 生命的毁灭

原本2009年考上研究生给了元元暂时喘息的机会，可在2009年上海这个日新月异的大都市，生活的艰辛会体现的更为淋漓尽致，因为母亲和学校住宿的矛盾的事情，一下子元元又被无情地拉倒了现实生活中，2009年我也在上海了，从小城市来到上海初期那种冲击感我是明白的，就像那句话说的，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而有些人经历千难万险才能到达罗马，2009年的县城和上海真是两个世界，我们不能用我们看到一些宏大华丽的东西去盲目的否定贬低我们的过去，也不用一直坚守一些过去，对小镇做题家而言，能保持自己本身的合理的正确的纯粹的东西接纳新的东西而不被欲望诱惑，去体验而不要被绑架。

那夜躺在10平方米简陋阴冷的上海出租屋里，元元一定是反复回顾了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她被自己读了那么多书却没有改变命运的现实和没有让母亲享到福这种自己加给自己的罪恶感淹没了。前者是价值上的虚无感，后者是道义上的罪恶感，每一条都足以让其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而原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没有教会她如何去分辨这些哪些是自己的问题哪些是他人的问题，也没有教会她如何寻求帮助，更没有教会她如何将自己从这种生活的泥潭里拽出来。一夜的思考并没有给她任何的思路，反而是加剧了其内心的愧疚感。这些巨大的阴霾的情绪淹没了她，最后这颗心就放弃了抵抗，变得所有的痛都是无法表达、无法被理解的，成了自我意识的囚徒，也切断了这个可怜的女孩与这个世界任何的信任与连接。于是在得到母亲和宿管员的口角后尤其是母亲说被他人瞧不起后元元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她感觉自己努力维护的一切都崩塌到了无力挽回的地步了，她选择了以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这些纷争。这种离开其实是包含着最后的要强，她杀死的不是自己，她杀死了自己失败的可能。和吴谢宇案最后的崩塌有点类似，他们想通过极端的方式来终结他们生活的困扰和近在眼前的失败，以缓解内心无尽的痛苦，只是他们都没有找到对的出口。对于元元的自杀，我除了遗憾还是遗憾，对于元元我们不该有过多的苛责，不该让这个一生寒凉的小女孩因为这些来自整体社会无形的东西让她变得如此痛苦绝望的同时再去谴责她为什么不能做的更好一些，她已经很努力了。如同我之前写的很多文章里说的，我个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任何动机的自杀行为，因为自杀只是解决了自己，而把问题抛给了你身边的其他人，是一种对自己的生命极其不负责任的自私自利的软弱行为。

写在最后

最后写一下我们个人如何避免陷于这种人生的绝境，如何和原始家庭建立好健康的关系以及不幸陷于这种绝境中我们如何自救。其实在我之前写的《谢天琴》《吴谢宇》《石家庄心理咨询女孩案件》等等中我都尝试分析了我们要如何去管理好我们的人生。

如何避免需要从如何形成上着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很难去改变我们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一下子改变我们社会的文化，也不可避免的会在生活中遭遇到一些重大的变故，所以，我们需要培养自己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这个稳定的内核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会告诉我们我内心真实的意愿是什么，会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以什么方式捍卫我的合理的不可侵略的独有的意愿，会在外在条件变化时保护我们避免受到致命的创伤，会滋养出一个健康的自信，不要去做任何违背你内心真实意愿的事情，简单说就是对自己诚实，即使这会给你暂时的痛苦，你不遵从内心的选择就是盲从，盲从就是背叛，背叛自己也背叛他人，有多少盲目的顺从，就会有多少太多不问青红皂白的怨恨和愧疚，这些怨恨和愧疚是自我意识丧失后的焦虑感，这样，生命珍贵的元气就为我们的极端情绪服务了，是悲剧的开始。

我们可以通过善和义去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什么是善，我的理解善是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义就是一种适宜，真诚为根基，以适宜为尺度，以勇气为支撑，）我们要在做每件事每个选择的时候能尽可能抛开世俗的偏见，能真诚以待（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像《易经》里说的“闲邪存其诚”，这种真诚可以建立信任，调和冲突，促进理解，是生命能量的源泉，就会滋生和活出自己的价值和真实的尊严感，让人有内驱力实现自我价值。从内在混乱中确立生命方向的根本力量并能把它应用的我们每天的真实生活中并能优化它，当我们的这种价值观足够稳定的时候，对于成年人而言就可以以此调整我们的行为来适应我们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改变我们的人格。这种方法是健康的和可持续的，能悉心照料我们的内心世界，能觉察我们内心的创伤，觉察我们何时忽略了自身情感，我们何时限制了对自我的表达，何时丧失了源自人类自身的对创造性和有意义活动的追求。

对元元而言，除了她总是忽略自己的真实意愿外，对原生家庭的关系她在完全顺从中走向了关系的死结，我说父母辈他们的思想有其产生的时代特性和局限性，并不代表着他们就是全对的或者我们要全面顺从。独立和依赖几乎是人类永恒的情感命题，一个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系统免除不了恐惧和动荡，一个试着消灭所有变量的孤立系统也会遭遇到它在存在意义上的内部瓦解。这似乎成了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关卡，任何局部安全都会在经验转换的时刻迎来自己先前因没有被建构和生长所导向的必然崩溃。带着真诚和希望去信任，并能够在现实崩塌时坚决撤离。

和原始家庭的分化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必须完成的重要课题，我们基本上会在18岁成年后需要完成这一人生课题，这是孩子的课题也是父母的课题，这意味着与原生家庭分离，获得一个人精神上人格上的独立。在一些家庭里，不管是出于安全、惯性、还是自私的原因，家庭都会借着爱的名义去阻碍这一进程。爱不会产生痛苦，虚假的爱才会产生痛苦。父母担心，如果他们允许孩子独立，孩子会不会被其他人欺骗，或者说孩子就不再是自己的一部分，不再是有爱心、会奉献的家庭成员了。因此，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设置了一套严格的期望，并训练孩子一违反这些期望就会感到内疚。比如那些苦难教育，所以，对于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内疚意味着他们有勇气对父母的期望说“不”，并要自己定义什么是正确的事情。这也意味着他们正在成为自己。如同我们都在健身房经历过一种情况——在锻炼过程中肌肉会疼痛，但这种疼痛并不意味着哪里出了问题，而是代表着你正在变得更强壮（训练导致肌纤维轻微撕裂，身体通过激活卫星细胞、合成蛋白质修复损伤，使肌纤维增粗）。我并不是说内疚总是意味着你做对了什么。当你违反了自己的行为标准时，还会产生另一种负罪感。在这种情况下，你无疑做错了事，但这不是因为你没有满足他人的期望，而是因为你违背了自己的期待。你愧疚，因为你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与良心。有趣的是，在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分化前，你不太可能产生这种负罪感，因为在那时，你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标准。

不管是对于父母还是子女，事实上，变得更加独立本就是帮助你的家庭的唯一方法。当你成为一个个体，才可能与你的家人建立连接，你们的关系才能更加真实和真诚。不得不做的牺牲从来不是爱，只有你本可以拒绝但仍选择付出时，你给予他人的东西才具有持久的价值。现代家庭必须发展出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独立的个体，同时又与他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相对独立的关系才具有良性的修复机制，否则，家庭只会在冲突和相互的牵制下分崩离析。走出去，成为自己，成就自己也就成就了家庭。从朋友那里听到一句，“我妈妈有自己的课题，每个人都有，我解决不了她的。” 我说，“我同意，有时候亲人之间，是最难听到这句觉悟的。” 人当然从来都无法真正替别人应对人生课题，所有代劳的尝试，都只是自己脑海里虚荣、自恋、权力欲在波涛汹涌，最后只会带来新的症结。就元元喜欢读的《红楼梦》中说，“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同样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有一句“父子至亲，歧路各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这是大道至简的残酷格言，这都说了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课题。跟父母对话和达成共识有多困难，代表了你在成长的这些年里走了多远的路，人之初，和原生家庭的观念是亲密无间的，后来慢慢发现那些小小真理行不通，往外走，克服惯性，生长出自己新的肌肉。但对于小地方的孩子而言，成长是一场离亲人越来越远的单程旅行，且不得不如此，对父母和孩子而言这都是一个很艰难却不得不进行的过程，想起多年以后姐姐给我说的，当初大学毕业我拖着拉杆箱走向小城车站的时候，母亲悄悄地在后面掉眼泪，这是彼此成长里艰难的一部分，也是爱的一部分。

最后说说当有一天猛然发现自己掉进了人生的绝境时，当我们被绝望和失望淹没的时候，我们如何将自己从其中拽起来呢？先反问自己，是什么在痛苦？是真实的自己在痛苦还是我的荣誉我的面子我的财富在痛苦？生活的最大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在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的思绪被一些我们幻想出来的巨大的虚假的东西绑架了，我们需要对具有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用别人眼中的好取代甚至杀死你的平静，也就是说要尝试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拒绝成为一个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的人。最后推荐两首诗歌读者自行搜索读一下，一首是伯特·海灵格创作的哲理诗歌《我 允许》，一首是纪伯伦创作的《致孩子》。

最最后，一个良好运作的体系机制应该是去保护去拯救那些不懂的规则的普通人而不是保护那些精通规则的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对成功的定义对多元化的包容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做每一件小事的时候能给出我们的判断和维护，这样才能促进我们的社会运作体系机制能螺旋式地进化，这样才能悉心照料到原本鲜活的像元元一样遭遇生活苦难的我们每个普通人，让我们的生命和灵魂有所安顿。

来源：9W台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