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柏与娈童现象：中亚军阀与伪伊斯兰政权的历史透视

阿古柏（1820–1877），原籍浩罕汗国塔什干附近，是一名出身低微的突厥裔军官。他早年投身浩罕军队，因机敏勇武受到重用，但史料也显示他在成长过程中曾被当作权贵的娈童豢养，这在当时中亚封建军阀阶层中并不罕见。清代档案与俄国、英国探险家的笔记都反复提及：阿古柏不仅是个残忍、好杀的统治者，更在私生活中纵欲无度，维持了娈童与舞伎成群的奢靡“宫廷”。这种性格与背景，与中亚伊斯兰社会特有的“男色文化”有直接联系。

在浩罕、布哈拉、喀什噶尔等地，受波斯宫廷传统与突厥武力集团生活习气的影响，娈童与男舞伎的存在极为普遍。表面上伊斯兰教义严禁鸡奸与同性行为，但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却出现了“公开否认，私下盛行”的悖论。波斯—突厥的诗歌传统中，吟咏少年美色的诗句随处可见；奥斯曼帝国更形成了 （少年舞伎）的制度。阿古柏自幼受这种环境浸染，既曾作为娈童被玩弄，又在崛起后将娈童、伎乐纳入自己权力展示的一部分，这种“被侮辱与模仿”的循环，恰恰体现了当时伊斯兰社会上层奢靡与虚伪的面貌。

1860年代，清朝因太平天国战事、陕甘回乱而国力分散，天山南北的治理陷入真空。阿古柏趁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逐步控制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建立起以“伊斯兰圣战”为旗号的军事政权。

他自称“伯克”，后来甚至冒称“阿米尔”，企图打造一个“伊斯兰国”。这个政权在教义上强调清除“异教”影响，推行清真寺管理、伊斯兰法庭，但实际上却是阿古柏个人的军阀统治：税赋苛重，刑罚残酷，凡有不服从者往往以公开处死、屠戮相待。

阿古柏之所以能够在新疆维持十余年，与沙俄的复杂关系密不可分。19世纪中叶，沙俄南侵中亚，吞并浩罕汗国，逼近天山。为了牵制清廷并在中亚形成缓冲，俄国一度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阿古柏的政权。英国出于“印度安全”考虑，也对阿古柏保持接触，派使者前来试探。于是阿古柏政权虽然残暴无道，却在俄、英之间周旋一时，获得了“合法性”的幻影。然而这种合法性并非来自民众支持，而是帝国主义博弈的副产品。

阿古柏的“伊斯兰国”本质上是一个以恐怖统治、性纵欲、军阀逻辑维系的政权。他对外以圣战自居，对内却残酷盘剥，不仅镇压汉人、锡伯，等官兵，也压榨维吾尔平民。清廷档案和英、俄旅行者的记载均指称：阿古柏苛税重役之下，喀什噶尔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他本人却在宫廷中纵情声色，以娈童、男舞伎为宠，形成了与所谓“伊斯兰正统”完全背离的荒淫景象。

1870年代，随着清朝平定陕甘回乱，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展开。阿古柏的政权逐渐失去沙俄的积极支持，财政与军事实力陷入困境。1877年清军大举西征，阿古柏在喀什噶尔走投无路，最后暴毙（有说自杀，有说被毒杀）。其“伊斯兰国”随即土崩瓦解，疆域重新归入清廷版图。

阿古柏的经历说明，中亚—伊斯兰社会的娈童与同性恋文化，不仅仅是伊斯兰审美的遗风，更与军阀政治、性别隔离和社会结构紧密相连。阿古柏既曾是娈童的受害者，又在掌权后复演这种压迫，把权力与性欲结合为统治工具。这种现象不仅暴露了伊斯兰社会与教义的深刻矛盾，也揭示了所谓“圣战政权”的虚伪与脆弱。最终，他的荒淫与残暴使其失去人心，即便有沙俄的支持，也无法抵挡历史的淘汰。

同治年间的西北回乱（1862–1873），是清代中后期最严重的地区性叛乱之一。以“教门”为口号，波及陕、甘、宁、青、新等地，持续十余年，造成数百万汉人和回民的惨重伤亡。过去学界多关注这场战争的民族、宗教与政治因素，而对叛乱内部的社会腐化、性变态与统治阶层的荒淫现象着墨不多。事实上，从清廷档案、地方志、士人笔记以及外国旅行者的记录来看，回乱首领的贪腐与纵欲并非零星现象，而是其失败的一个深层原因。

清廷档案与奏折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实录》中包含大量关于西北回乱的奏报，尤其是左宗棠、杨昌濬等官员的密折。

地方志与士人笔记

《肃州纪略》《同治陕甘回乱记》《兰州府志》等书均有对回匪“淫乱、好少男”的描绘。例如《肃州纪略》记载“马某将军，营中粉黛少年数十，以侍寝食”。士人笔记如《庚申陇右纪事》亦记载白彦虎“纵酒荒淫，少童粉面立左右”。

外国人记录

19世纪后期，俄国学者，匈牙利人，以及英国探险家，都曾经过中亚与甘新地区。他们在旅行笔记中提到陕甘回军领袖“仿佛布哈拉与浩罕汗廷之风”，即以娈童、舞伎、奢华宴饮为统治象征。

这些不同来源的相互印证，使得“同性恋与娈童文化”的存在，并非纯粹虚构，而是反映了中亚—西北穆斯林军阀集团普遍的生活方式。

白彦虎的残忍与纵欲

白彦虎（1820–1894），作为同治回乱中最具代表性的武装首领之一，其形象在清廷档案、地方志书与士人笔记中往往被纪录成“极端残忍，极端纵欲”的化身。这一形象并非宣传，而是多方面记载相互印证的产物，揭示出其军阀化统治的腐败与变态一面。

残忍与血腥统治

清代官方文献如《同治陕甘回乱记》多次记载白彦虎屠戮汉民的残暴行径。他攻陷宁夏、灵州、靖远等地时，“屠戮数千，血流成渠，婴孩投井，妇女尽戮”。地方士人笔记《肃州纪略》亦言：“白逆陷庄寨，先屠耆老，次焚庐舍，百姓无一幸免。”此类记载显示，他惯用大规模屠杀来制造恐怖，确立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残酷不仅针对汉人。地方笔记《庚申陇右纪事》载：“凡不从其号令者，虽同教，亦斩首市曹。”这表明白彦虎的残忍是一种“军阀逻辑”，不单是民族屠杀，更是通过极端暴力来维系内部控制。他对于本族教徒的压榨，使其政权逐渐呈现出赤裸裸的暴政性质。

伪朝廷与奢靡生活

白彦虎在宁夏、河州建立根据地后，逐渐模仿王朝格局，设立官职、府邸，甚至营造“伪朝廷”。《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记：“白彦虎自号大元帅，府第华丽，日聚金帛，筑台开宴。”这种行为不仅表明其政治野心，也体现出高度腐化的享乐主义倾向。

史料记载其部下搜刮财物后常常举行盛大筵会，伎乐充斥，饮酒纵欲，已远离所谓“起义”或“信仰”的旗帜。英国人巴伯在记述西北动乱时提到，有中亚商人传言“白彦虎之营奢靡，不减浩罕诸王”，说明这一奢华生活甚至传入域外观察者的耳中。

娈童与同性关系

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关于白彦虎军营中存在“娈童侍奉”的记载。地方志《肃州纪略》言：“白军营中少年数十，施脂粉，着绮衣，以侍酒食。”《宁夏纪闻》则传：“白氏好养少年，皆粉黛如妇，宴饮间令歌舞，以悦宾客。”这些描述反映出一种中亚—波斯宫廷文化的移植，即将少年作为舞伎与性对象的传统。

同时，民间流传的“白营少年多粉黛”一语，也成为后世讥讽其军队荒淫的佐证。虽然部分描写可能带有政治敌意，但结合中亚浩罕、布哈拉等地军阀的生活习性，这种现象并非凭空捏造，而极可能是当时伊斯兰军阀文化的一部分。娈童不仅是性对象，也是权力与奢华的象征。

此外，有笔记暗示其部将之间亦存在同性关系。《庚申陇右纪事》载：“其军中好以少年侍武弁，或与寝处。”这种风气，在当时士人眼中即是“悖理邪行”，因此常与“妖逆”一同记载。可见，白彦虎的军营在同时代人眼中已被视作“败伦之所”。

贪腐与权力腐化

同治回乱首领自立山头后，大多迅速建立“伪王庭”。他们对外打着圣战旗号，对内却实行严重的盘剥：

税赋与掠夺：据《筹办夷务始末》载，白彦虎在宁夏设“什一税”，但实际征收远超，百姓称为“什尽税”。

层层克扣：粮饷多被头领吞没，军士苦无衣食，遂以抢掠维生，形成恶性循环。

买官卖职：地方志记载，马姓首领中有人“贿金得号”，即以财物换取军中名号，形成典型的权力寻租。

这种腐化使得回军迅速失去内部凝聚力，许多基层士兵转而投降清军。

性变态与娈童现象

娈童侍奉

《肃州纪略》明确记载：“白营少年，多施粉黛，以娱诸将。”这些少年多为战俘或被掳的回族子弟，被迫供领袖享乐。英国人亦在其笔记中提到，喀什噶尔来客称“西陲乱军中，诸马将喜蓄少年，美者衣饰华丽，侍立于帐中”。

同性行为

清方档案中常以“鸡奸”“男宠”字样描述。例如《同治陕甘回乱记》写道：“马化龙酷嗜少男，昼则歌舞，夜则淫昵。”尽管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但与波斯—突厥世界的同性文化相互呼应。

女性掠夺与强制婚配

除了娈童外，回军首领还大量掳掠汉族、藏族、甚至本族妇女。据《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白彦虎攻破某村，妇女悉数入营，强配诸将士。”这种强制婚配既是对敌群体的羞辱，也是满足性欲的手段。

宗教虚伪性

回军领袖表面上在清真寺召集礼拜，声称“按圣训行事”；但在营中却纵酒、纵色、纳娈童。这种矛盾引起许多普通回民的反感，《庚申陇右纪事》载：“百姓私议曰：彼徒假天经以聚财色，非真教也。”

社会反应与瓦解

随着回乱的持久化，贪腐与性变态现象逐渐削弱了起事的道德合法性：

内部瓦解：许多原本跟随的回族百姓，因不堪压榨与强掠，选择投降清军或逃亡。《兰州府志》记载“民苦之，宁附官军，不愿随贼”。

对外声誉恶化：英国与俄国探险者多认为这些叛乱集团“无异中亚汗王”，即以残暴与淫乱著称，而非真正宗教运动。

同治回乱不仅是民族、宗教矛盾的产物，更是社会腐败与军阀化的结果。马姓首领、白彦虎等人打着宗教旗号，却沉迷娈童、同性行为与掠夺，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虚伪圣战政权”。他们的贪腐与变态行为，不仅与伊斯兰教义严重背离，也使得广大回民百姓逐渐失去信任。这种腐化最终加速了叛乱的失败。

从史学角度看，研究这些腐化现象，不仅可以揭示叛乱内部崩溃的社会心理机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伊斯兰社会在近代中国的复杂形态：表面宗教化，实则权力与性欲交织。由此，同治回乱既是血腥的历史悲剧，也是政治腐败与性变态导致社会瓦解的案例。

当代极端组织与性暴力现象

极端组织的军阀化与性暴力

在 21 世纪的中东与北非冲突中，以“伊斯兰国”、塔利班、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为代表的极端组织，往往表现出典型的军阀化特征：利用伊斯兰教动员，但内部运行高度依赖暴力、恐怖与利益分配。性暴力、强迫婚姻与奴役，成为维系组织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伊斯兰国在 2014–2019 年的控制区内，大量报道表明其系统性实施性奴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的调查均指出，伊斯兰国对雅兹迪女性进行“战利品分配”，建立类似奴隶市场的机制，将女性拍卖给战士和指挥官。这种行为不仅是性暴力，更是组织化的资源分配，用来奖励战士、吸引招募。

“娈童兵”与同性暴力

除了对女性的暴力，部分极端组织中还存在“娈童兵”（boy soldiers）或性剥削少年现象。

在阿富汗，塔利班和地方军阀均被揭露有“巴查巴齐”（“跳舞男孩”）的文化，即强迫少年男孩穿女装跳舞，并沦为军官或权贵的性对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次呼吁禁止这种行为。

ISIS 也曾强迫少年兵参与战斗，同时在部分叛逃者口述中提到少年遭到指挥官的性虐待。

这类现象表明，在某些极端组织内部，娈童与同性暴力并不是孤立个案，而是被纳入暴力文化与权力体系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的民间笔记、稗官野史，《稗官野记》《辽东逸事》《东华录》记载努尔哈赤少年肤白貌美，被李成梁“宠幸”。其实努尔哈赤是李成梁的娈童，因此获得明朝边疆将领李成梁（朝鲜化的女真人）的政治庇护，任用其为“都督佥事”，并一步步的养虎为患，养寇自重。《明史》与《李氏族谱》的记载：《明史》记载李成梁的祖先李英“自朝鲜内附”，《李氏族谱》记载祖先原居住在图们江畔，是女真人，后在高丽时期迁入朝鲜。

李英在元朝末年，因为高丽向北扩张，遭受排挤，最终选择内附明朝，被授于铁岭卫指挥佥事，成为明朝世袭官职。 努尔哈赤和阿古柏类似，起初都是地方军阀的娈童，后来逐渐篡夺军政大权。努尔哈赤（奴尔哈只）部族起源西伯利亚通古斯布里亚特蒙古红缨帽，和中亚，西亚的游牧部落同属草原游牧文化圈，也共享“舞男”文化。

来源：琉璃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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