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最近，董袭盈事件火爆全网。很多人对于董袭盈事件的批判，常常引用一个概念，叫做“门阀”。在中国的特殊意识形态体系中，往往有强烈的平等诉求，那么这种平等诉求对于历史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对于门阀和贵族制度的敌视。

那么，门阀和贵族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等同的概念吗？

从历史来看，贵族一般用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模式中（即分封体制）和中国先秦时期的封建制。而门阀则用于秦以后的社会形态之中，尤其指向的是魏晋时期的门阀体系。

由此可见，仅仅从历史时序排列来看，门阀与贵族就不是同一个概念，相反它们的区别，远远大于它们表面上的相似性。

早在韦伯那里，韦伯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西欧现代化进程中，依赖于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这并不是说封建制本身会缔造着现代社会，而是说封建制的边缘地带，会提供一种现代社会产生之土壤。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之所以与现代社会产生密切相关，乃是因为封建制提供了一种无政府的，非中央集权制的模式。理想的封建制构造在于，

1、契约制。即封建制下，各个分封主体都具有一种契约关系，由契约关系缔造着一种权责一体的倾向。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孔子就说要维护一个封建秩序，必先正“名”。这里的“名”指向的就是封建秩序中，不同等级和不同封建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划定，这个划定提供了一个最初正义的标准，就是权力（权利）与责任之间的统一。

2、封建制缔造着一种基于荣誉的伦理观。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被称之为春秋大义，还是西欧封建制，封建制缔造的基本伦理取向乃是荣誉。后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也提及，贵族制最重要的内涵就是荣誉。在西周与春秋时代，战争被视为一种权利，与后来的抓壮丁不同，西周与春秋时期的战争，并不是平民参与的，而只有贵族集团才有资格参与。

3、封建制模式中，乃是一个权力高度分散化的模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非法定的，必须对于其他封臣和贵族意见的商量，形成了基本的民主协商的思潮。所以封建制中，缺少一个中央集权制政府。

上述的特质，都或多或少地被现代社会所继承着。

但是中国在秦朝一统六国以后，就消除了先秦时期的封建制，转向了所谓的中央集权专制模式，也可以被视为所谓秦制模式。

而魏晋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出现，与专制社会密切相关。门阀是专制的镜像，而不是封建贵族模式。

之所以说门阀是秦以后的专制产物，乃是因为门阀具有如下的特点，

1、门阀之所以形成，不在于地方化，而在于中央化。贵族势力扎根于地方，而门阀之所以逐步形成，是因为门阀在中央有代理人。东晋时期的王、谢家族都是中央级别的高官，他实质上是中央集权模式的变种，而不是对于中央集权的颠覆。

2、门阀是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的关系，门阀依赖于中央集权的专制模式，他并不试图改变这套体制，相反唯有在这套体制中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即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门阀体系中，实际上是希望中央有人，所谓“上头有人”。因此曹操之所以能够成为孝廉，根本原因就是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朝中的高位。袁绍四世三公，也是在于其家族可以在朝中有人。

而贵族制度却无需这一点，贵族制度是与地方势力密切相关的。

托克维尔在讨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指出，随着法王中央集权的加强，贵族原本本来应该为地方做事，要为地方付出的义务被法王剥夺了，但是还享有所谓的权力，这导致了百姓的怨恨，是引起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中国也是如此，所谓“封而不建”成为了中国古代皇帝统治帝国的秘方。李斯就建议秦始皇，对于自己的子弟，重赏赐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效法西周的封建制。到了明朝时期，各个藩王在各地占据特权，但是并不尽有义务，以至于后来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被农民军做成了福禄宴。可见这样一套体系，是多么遭到民众的怨恨，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3、中国的门阀之所以与传统的贵族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就在于门阀主要是文官形成的产物，而不是军功贵族。说白了就是，门阀不得不寄生于专制模式中，因为门阀的权力本质上是专制的外化形态，他们自身没有独立性。而军功贵族形成的封建制，各个诸侯王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的。因此中国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都是以所谓谈玄论道为主要工作，何谈能够制约皇权？

所以，中国古代有着一条基本的现象，就是存在着一收一放的模式中，无论是皇权集权，形成了一般我们所谓的“盛世”，还是一放，形成了中国的分裂格局。它们本质上只不过是基于秦以后的专制模式下的产物。

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都不构成对于固有体制的冲击和瓦解，

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尤其是宋以后，文官取士，在表面上形成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朝表面上显露出一种更为开明的假象。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古代专制模式进一步加强的表征，因为此时表达为，底层上升，基于科举制的士人们，他们对于体制的依附性更强。

所以唐太宗就说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也。有人曾经说到，中国的科研活动，何尝不是一种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安排呢？

来源：林曰论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