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 阅周扬来信(187)，批示：“（一）题字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11月14日 致电斯大林(188)，通报从十月二十五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以来的谈判进展情况和中国政府一九五一年财政预算情况及对策。电报说：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确定军事分界线，敌人已从将军事分界线深入到我方战线以内的要求上，退到在签订停战协议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我们则主张就地停战，在现时双方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到各项议程达成协议时，双方接触如有变化，可作相应的修正。关于遣俘问题，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〇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节约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故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和做法，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致张经武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因达赖送礼事(189)与你回中央一事有关，但中央认为你暂时应留拉萨帮助国华(190)等工作一个时期，何时回来将来再定，因此达赖送礼事亦应缓办。”十六日，就张经武工作安排问题，在李达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张经武数月内应留拉萨，是否长留再考虑，请罗迈(191)电知。”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出席，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列席。
11月16日 为转发薄一波、刘澜涛关于中共中央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及华北局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各中央局自己，并且指导所属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一九五二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计划，电告中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并且希望这种工作大纲的订出不要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华北局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城市工作，农业生产，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镇压反革命，整党、建党、整风，培养干部、办好党校，加强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等十项工作。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件(192)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彭德怀：“你的气喘加重应及时注意，现派医生及护士各一人去你处，并同时派伍修权、柯柏年(193)两同志前往帮助你们工作一时期。”
11月17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批示：“周：此件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明书。”财经委员会党组通报说：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做到：（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党外的部长、副部长参加决定；（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和上级的指示、下级的报告，均应使职权范围内的党外人士看到；（四）人事问题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举荐的人，能用者应尽量录用。
11月18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的来信，他们对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194)提出质疑，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批示：“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同志阅，请安子文同志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在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的意见后，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在杭州休养的刘少奇：“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195)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196)一件，安子文报告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十九日，刘少奇复信表示同意改正整党决议草案的提法。二十三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朱德、陈云、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197)，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随后，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198)，指出：对方在我军事压力及其国内外要和的压力下，已提出与我接近的方案，我们应准备在这项议程上与对方达成协议，但今日小组会上还不忙提出我方修正案。晚十二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199)：为了取得时间考虑修正案及三、四两项议程的内容，望你们于十九日晨以电话通知对方，提议小组会停开两天，到二十一日再行复会。
同日 复信李介侯：“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11月19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00)，原则上同意对方提出的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四项建议，并发去我方对四项建议的修正案和谈判第三项议程（关于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时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同时提出在谈判第四项议程时，应反对敌人所提一对一换俘的原则，而坚持我们有多少送多少即全部换俘的原则。
11月20日 为转发高岗十一月一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级党政军组织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同日 审阅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十一月十九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参战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亚楼同志：意见很对。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
同日 晚上，会见章士钊。
1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十一月十三日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的批语：“河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施行。此件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看到各省省委都有一个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题报告。”报告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贯彻了“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入贯彻发展生产的政策。（二）战胜自然灾害。（三）加强对合作互助的领导。按照不同的生产情况，发展各种合作互助组织。（四）改进农业技术。
同日 就李醒安(201)来信要求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一事，致信王首道：“请酌予此人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一九五二年三月，李醒安任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1月22日 致信李维汉：“周世钊兄等数人（又陈奎生(202)兄亦想参加），于革大毕业后，想去沈阳、大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参观学校教育，并经浙赣路返湘。我认为可行，如你也同意的话，请为他们办理旅行手续。”
11月23日 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正式达成协议。二十七日，协议经过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至此，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第一个协议。
同日 晚上，同罗荣桓、萧华谈话。
11月25日 为转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批准这个计划，你们可根据这个计划的方向规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此外政务院还将发表有关农业方面的适当文件。”
同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会议的第三、第四项议程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203)。关于第三项议程，电报指出，不管我方提得如何周密，对方都会提出许多不同的或修正的意见，因此，除我方应抢先提出者外，有些问题可待对方提出意见后，我方再提对策较为有利。关于第四项议程遣俘问题，电报指出，我方应反对一对一的交换办法，而坚持有多少就遣送多少的原则，并同时要求南朝鲜应将掳去的北朝鲜人民放还。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薄一波、王稼祥、胡乔木、李维汉、罗贵波(204)列席。
11月26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11月27日 致信薄一波：“总预算及收入、支出两方面的说明文件，请于修正完成后，印成一本，于二十八日开会(205)前印好（印十余份），二十八日下午交我为盼。”
11月30日 为转发邓小平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206)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报告中“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华北局的报告说：刘青山、张子善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二十五亿元、宝坻县救济粮折款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折款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四十五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四十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二百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刘、张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张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一亿五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一百七十八张。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207)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彭真出席，林彪、李富春、薄一波、刘澜涛列席。
11月 为贵州大学题写校名。为湖南农学院题写院名。
12月1日 就要求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一事，起草中共中央致薄一波、刘澜涛电，指出：“你们十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八日，华北局向中央提交补充报告。
同日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起草中央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的通知，要求他们遵照执行，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阅读和传达。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三次修改，加写和大部改写的内容主要有：“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南局扩大会议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计划，并起草中央批语将中南局的计划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中南局扩大会议提出的计划是：（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的指示；（二）土改还是全区工作的中心；（三）进行民主改革；（四）目前省以下领导精力，还是首先集中于乡村工作。
12月2日 就朝鲜停战谈判讨论第三项议程的有关问题，两次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08)。前一电报指出：在二日会议上，同意你们继续反对对方控制我方海岛及限制军事设备的无理，并着重说明这是一个停战协定，双方只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在任何借口之下进入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并从对方后方的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一切武装力量，使朝鲜停战局面得以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迅速进行。至于限制双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后一电报指出：在三日会议上，可在我方原建议五条外提出如下两条补充建议：“第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第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如对方拒绝我方补充建议，仍要求由双方作自由视察，应予坚决反对”。
12月3日 上午，会见陈叔通。同日，致信郑振铎(209)：“有姚虞琴(210)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211)，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稿，批示：“照办。除发军队外，同时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说：“为了继续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和东方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必须建设国防工业和其他工业，而为了发展工业就要发展农业，并训练大批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干部；(212)第二，建设强大的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及各种技术兵种；第三，整训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第四，统一编制，适应高度集中性、组织性的需要；第五，抽出大批干部，实行轮流入学，提高文化与军事科学知识，培养大批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在指示的末尾，毛泽东加写：“本指示同时发给地方党委阅看，以利配合。”
12月4日 起草中共中央批语，将华北局关于把领导的重点放在工业生产上来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参考。
同日 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213)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可以连同你此信(214)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同日 晚上，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12月5日 为转发中共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起草中央指示，指出：“中央批准中央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
同日 为转发装甲兵司令部十二月二日关于精简节约工作的报告，起草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批语指出：“（一）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军事方面的第一个精简节约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参考。（二）反贪污应和精简节约及反对浪费分开来做，须作全面的调查分析，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暴露一切贪污人员而加以分别的处理。装司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三）望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甲）精简节约，反对浪费，（乙）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四）一切军事部门均应向军委作报告。”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介绍中央军委的《军事整编计划（草案）》。会议讨论通过：（一）中央复员委员会(215)，主任周恩来，副主任林彪、李富春等；（二）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书记薄一波；（三）中央党派团体节约委员会，主任朱德，副主任安子文、杨尚昆；（四）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彭真、沈钧儒等。朱德、彭真出席会议，薄一波、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维汉列席会议。
12月7日 将外交部情报司摘报的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登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问题的三条新闻，批送周恩来阅，指出：“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七四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条新闻中说的“有人建议做这样一笔交易来解决停战监督和俘虏交换问题，即美国放弃视察的要求，共方则交出所俘的联军。为了换取落在共方手中的美国兵，联军准备冒一下共方阴谋集结兵力的危险”，批注：“这一点亦可注意。”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6)，指出：敌人在其国务院和国防部相互间矛盾的影响下，停战谈判拖的可能性又增长了，但仔细研究敌人这次提出的八项建议，比其以前七项建议和四项原则，不能说是倒退了，是带有暗示让步和讨价还价性质的，同时也还夹着对中立国视察的戒心。为要达到敌人从沿海岛屿和海面撤走的目的，我们更应坚决反对敌人有关轮换和补充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敌人的道理很弱。在谈判和宣传上，你们应抓住这一点。
12月8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询问北京市委十二月四日关于反贪污斗争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可否印发至县委的来电，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指示说：“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217)才能解决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工作纲要，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将这个工作纲要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请加研究和参考，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作纲要。”华东局的工作纲要包括十个部分：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禁止浪费，严惩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城市工作；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建政工作；整党建党工作；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工作；统战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
同日 上午九时，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18)，指示我方代表在这两天中，应将限制军事设备、自由视察、从岛屿撤走、轮换和补充、中立国监督五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来与敌人谈判。晚八时，再致电李克农并告金、彭(219)，指出：如在轮换和补充问题上对敌人作有限度让步，以交换敌人从我方的岛屿撤走并承认我方关于中立国监督机构视察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的六、七两条建议，则我方在视察双方空军口岸上可不再让步。
12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关于在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已于今年五月开过），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亦应照此办理，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12月10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20)，指出：你们在今明两日会议中，应指明限制双方设备和自由视察的要求是干涉内政，对方必须收回，我方沿海岛屿，对方必须撤走，双方后方口岸的视察，只能邀请中立国担任。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林彪列席。
12月11日 为转发中共邮电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同日 为转发中共铁道部党组十二月七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好，值得研究。”“请你们向所属各单位，亦用限期要报告的方法，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
同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十二月八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批语，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同日 致信毛泽连、毛远悌：“慰生六婶(221)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12月12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指出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要他们从发现浪费现象，去发现贪污现象。复电提出：“注意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阶级腐化我党我军的严重危险性，迅速布置一个大张旗鼓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参加）反贪污斗争，并以所得经验见告。”
同日 复电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12月1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三反”斗争。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十二月十日关于土改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同日 为转发习仲勋十二月十一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立即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习仲勋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说：“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请各负责同志注意此种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
同日 阅外交部为转发张闻天关于中国驻东欧国家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报告给中国驻苏联和东欧各国使馆的电报，批示外交部：“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因为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因为伍修权同志起草此件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文中‘最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
同日 复电准备由青海玉树返回西藏日喀则地区的班禅额尔德尼：“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十二月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行辕全体人员自青海玉树启程，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拉萨。
同日 批示同意萧劲光报送的海军今后五年建设计划（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就海军一九五二年订货问题致电斯大林，电报说：“由于这个时期，国家财政主要使用于支援朝鲜战事，因之对建设海军经费极为有限。在此情形下，我们原订之海军三年建设计划，拟改为自一九五二年起至一九五六年止的五年建设计划。”“请您考虑可否将若干种舰艇蓝图转交我们，并在中国尚不能解决主要造船材料时，供给我们以主要机器和武器，并派出造船专家帮助我们制造。”
12月14日 为转发高岗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的批语，指出：“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实行。”
同日 复信杨立三：“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因此，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同日 批示同意许光达、聂鹤亭(222)关于准备建一所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专门技术干部学校的请示报告。
12月1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起草中央通知。同时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伯达、彭真、胡乔木阅，请杨尚昆印发各中央局并请他们转发下去。通知说：“（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毛泽东修改决议草案时加写了一些话：一、决议草案说，要克服农民在分散经营中的困难，使广大农民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毛泽东在“丰衣足食的道路”之后，加写：“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是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市场。”二、决议草案说“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加写：“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三、在决议草案说国营农场应该推广，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两个国营农场这一段话的末尾，毛泽东加写：“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发至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的批语。批语说：“今天接到志愿军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给所属党委的指示，中央极为高兴，特转发你们参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志愿军准备节约的许多项目，你们应当参照施行。”
同日 为转发陈毅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起草给陈毅并告各大军区等的批语：“我认为你在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方针及办法都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参考。”报告说：华东军区决定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前，以整编部队、办好转业建设和复员生产工作为主要中心，同时把开始进行反贪污、反浪费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将两者既结合起来又分开来做。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则拟在三月以后结合整党来进行。
同日 阅陕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明等十二月三日的来信。来信提出，值此全国军队将要大整编之际，应命令全军清查家当，全部交军委统一管理（据估计，这笔钱是非常巨大的），以便投入重工业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增强国防力量，以利部队工作之进行。毛泽东批示：“此种意见值得注意，似应来一个大清查，并统一和适当地清理全军各单位的资财。”
同日 为转发中共平原省委十二月十日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的通报，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平原省委这一文件集中地暴露了地方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腐化情况，足以发人深省。望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希望各省市区党委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文件。”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一）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二）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三）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周、朱、林、聂阅，退荣桓办。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12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 为转发萧华关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实行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等的批语，指出：“萧华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关于总政治部在自己部门中实行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分析和布置的报告，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
同日 就试办集体农庄等问题，复电王震并告习仲勋、张宗逊和各中共中央局、各大军区。复电指出：“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李富春、薄一波列席。
12月1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中南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部署“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说：“顷接中南局十二月十四日报告及十二月十六日附告消息，我们甚为高兴。我们认为中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因此，请各地同志加以研究，采纳那些自己所未想到的意见和办法。请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印发给地委和县委，并在党内刊物上登载，要使科长以上的党员都能阅读，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中南局的报告说：运动大体按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坦白检举，第二步清查处理，第三步教育建设。整个运动中，一方面是有声势、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坦白、检举和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专门机关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处理和审讯工作。惩治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而又保护、表扬、奖励模范干部人员和单位。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各地均应照此办理。”西南局的六项规定中所说的八方面，指党、政、军、民和各民主党派五个方面的干部，宗教界中的骨干分子及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的工作者，工商界中的主要资本家及在工商界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六项规定对上述人员中和厂矿交通企业的职员、干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逮捕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强调：在逮捕前，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各级党委要逐级详细审查。坚持可捕可不捕坚决不捕的原则，和只杀罪该处决中的十分之一、二，以防止打击面过宽，波动过大，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同日 阅北京被服厂缝纫工人的来信，来信反映虽然增产很多，但这次调整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应给予解决。”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批示王稼祥：“此件看过，可用。我只在第三页第一面上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其余都是少奇同志修改的。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因为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此件周、罗(223)已看过，请胡乔木同志看一下。”
同日 阅反映苏南康复医院志愿军休养员到戏院看戏时无端寻事殴打职工情况的来信，和反映南昌第五预备医院休养员殴打护士、医生及无理关押院领导等情况的来信。在两封信上分别批示：“罗荣桓、萧华同志：接到这样的信好几次了，应作必要的处理，请总政研究和决定办法。”“请总政查明酌处。这恐怕不只是南昌一处如此。”
同日 阅反映中央各机关用汽车接送育英小学学生浪费汽油，建议改进接送办法的来信，批示：“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12月19日 为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军委批语，指出：“这个文件中说：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予以注意。这个文件又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都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问题给邓子恢并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的意见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对农民和城市人民都很不利，居然由我们的工商局或税务局出面提倡，并且如你所说强迫不愿参加的商人也要参加，这显然是错误的。”“上述五种私商联营形式(224)，我们认为前三种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第四种则是错误的。最后一种按照共同纲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不能认为它不合法，所以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如果他们要进行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破坏国家所规定的价格政策等情事时，则应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作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12月20日 为转发中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批语指出：“中央文委党组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很好，现转发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并请督促各地方文化教育机关的党组织仿照办理。”
12月21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的报告，起草给中央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事实，有分析，有办法，有结论，有决心，全军都可参照实行。”报告说，为了防止在整编中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关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先于整编工作去做。
同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复电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东军区、西南军区。电报说：“根据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广东军区和广西军区的报告，在应整编的部队和机关中，在实行整编之前应当和可以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你们要求‘各省军区在明年一月中旬以内，各军分区在明年二月以内，应集中力量办理部队的转业与机关本身的整编’，并不妨碍。如有妨碍，即应予以调整。请你们密切掌握这一时间和精力的调整，务使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不妨碍整编工作。至于一切不在明年三月完成编整任务的部队及机关，自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
同日 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225)，指出：对方是在企图转弯并寻求妥协办法的。不过对限制机场和自由视察两项要求确未死心，还会在第三项议程上做点讨价还价的工夫。这一切，就是目前敌人在谈判中的主要情况。故你们在今日会议上的方针，应主动提出我方的全部修正条文，并根据敌人的六条修正文字，将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限制机场（第四条）、自由视察（第六条）两项文句完全删掉，将需要修改的“其他地点”（第五条）及中立国监察机构的任务（第六条）两点加以适当修改，而留下岛屿和轮换两点作带伸缩性的修改，以便当场议价。
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的批语，指出：“（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周恩来的报告说：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领导中央直属、军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和中央一级民众团体的一切党组织以后，我们即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的工作。（一）总党委目前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二）因为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我们决定，除若干单位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在短期内结合“三反”运动召开党代表大会外，大多数单位的党代表大会，均需放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后去开。（三）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决定作必要的调整。（四）提议以下列九人组成总党委，即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萧华、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并请批准萧华为第四书记。
同日 为转发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照甘肃省委的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甘肃省委这个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当然，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包括许多大贪污案犯的调查、公审、判决、处理，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重新审查其旧的浪费的设计、建立新的节约的设计，当然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可能拖得很长。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同日 为转发中共武汉市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起草中央批语。批语指出：“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同日 复信章士钊：“十二月二十日赐示敬悉。所教一节，近日稍忙，容后图之。有江子愚(226)者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次年一月九日，复信江子愚：“来信并清平乐和作收到，甚为感谢！”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预算问题，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出席，薄一波列席。
1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三反”报告，起草中央批语：“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华东局的报告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为此特作如下六项决定：（一）普遍进行“三反”的思想教育。（二）在所有国营工矿企业、财经部门、政权机关中，无例外地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三）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表扬、奖励廉洁奉公、保卫国家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四）把从上而下的检查和从下而上的检举相结合，坚决反对只整下不整上的做法。（五）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不法商人，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六）从检查“三反”过程中，整顿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
同日 阅华南军区政治部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批示：“罗荣桓同志：此件很好。建议：（一）印送各大军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仿照办理；（二）在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华南军区政治部的指示，要求在党和军队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一）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地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党的宝贵财富之一；关心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加以解决。（二）积极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严肃地对待他们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耐心地加以教育。（三）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必须使之有职有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
同日 复信陈玉英(227)：“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祝你身体健康！”
同日 晚上，同章士钊、叶恭绰(228)谈话。
12月24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教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局这个报告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在会议中，仿照西南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西南局的报告说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有：（一）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二）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批判。（三）领导上亲自作指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做骨干。
同日 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的报告，批示：“中财委：我认为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告是原则上正确的。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托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一则对商人挤得太快了，二则合作社目前恐怕也无此种能力，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的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总结了一九五一年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过去由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三个头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个头收购棉花的新办法。
同日 为转发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党委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单位和志愿军的批语。批语指出：“联运党委这个报告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如果铁道兵团在朝鲜那样每天受轰炸和极为紧张的工作情况下能够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机关、部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同日 复电谭政并告陈毅、贺龙：“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悉，其他文件亦收到。我的意见，已见复中南军区党委会电，即是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整编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一切受整编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整编的部队则可有较多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
12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月下旬向毛泽东的工作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邮电部党组的指示电稿。对指示电稿中的一句话作了修改（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12月26日 为转发新华社关于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的内部报道，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中共湖北省委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面所说的话也好，很值得看一下。请在党刊上发表。”中南局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说：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放手、不坚决、不站到运动前头去领导运动，均会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怕群众民主，一定会遭到群众反对。只有用发扬民主，而又适时引导的方法才能使运动向着健康的道路前进，才能既教育了群众又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
12月28日 就“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问题，复电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等：“十二月二十五日长电及十二月二十六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请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并力争于三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229)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同日 晨三时半，复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时来电(230)、两组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同日 审阅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加强中央军委各部门干部配备和提议准备任命的干部名单的报告，批示：“同意。惟陈赓任总高级步校校长一事，应去电志司征求意见，或须待停战实现才能调动。”陈赓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2月29日 复信黄炎培：“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敬悉。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231)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朱德、陈云、彭真、林彪、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胡乔木、杨尚昆出席。
12月30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起草给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的补充报告，批示：“朱、林、聂：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此事待周病愈和中财委同志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同日 复信易南屏(232)：“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旧日抄本承保存甚感，倘蒙赐还，尤所企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复信易南屏：“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惠书及抄本两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起草批语，指出：“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
同日 关于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问题，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指示要求“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同日 阅董必武、彭真、罗瑞卿关于中央政法部门五个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开展“三反”斗争初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批语说：董必武、罗瑞卿阅后，交彭真阅办。“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233)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士去打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作为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必须按其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纪律方面的党内处罚，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报告第四条第二项所说对三反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党员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对于这样的人，应给以一个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报告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234)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
同日 为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补充指示，起草给各大军区、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志愿军亦定于一月展开全军的三反斗争，二十六军在最前线作战亦能展开这一斗争。有些人认为既要整编就不能同时进行三反斗争，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12月31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起草给谭政和各大军区的批语。批语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华东军区党委批评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很好。没有这种批评，彻底的三反斗争是不能完成的。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深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其实，如同华东军区党委所规定，一月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指军区及被整编的部队），结合三反，两者不但不妨碍，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整编做好。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下面各单位，有不执行此命令者，立即予以批评，严重者须以撤职相威胁。每天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运动迅速发展。中南军区各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和各地一样严重，何以至今毫无动作，速即电告。”
同日 阅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四期上刊登的《北京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已进入号召贪污、行贿分子的自动坦白阶段》的内部通讯。这篇通讯说：现已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税务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受贿问题，同时揭露了工商界中许多商人的行贿漏税不法行为。税务人员的坦白有力地推动了工商界坦白运动，工商界坦白运动的开展，又推动了各机关的坦白运动。许多有贪污受贿行为的人，怕商人把他检举出来，坐卧不安，不得不自动坦白。毛泽东将这篇通讯转发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指出：“请注意上述经验，并将其推广。”
本年 应陈望道(235)代表复旦大学师生的请求，题写“复旦大学”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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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参谋长。
(2) 指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950年12月28日关于广西剿匪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
(3) 万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4)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5) 陈渠珍，曾任国民党军湘鄂川黔绥靖分署副主任、湘西行署主任，1949年8月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
(6) 指示电中讲了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试验会议后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个别地区也开始产生“左”倾偏向。指示电要求：各级党委在土改全面展开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及时检查工作，及时纠正运动中的偏向，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7) 指广西郁江、左江以南地区（即由梧州、南宁至龙州整个沿江以南直至钦州、廉州沿海）和大小瑶山及周围县境这两个匪患较严重的地区。
(8) 郴、衡，指湖南郴州、衡阳。
(9) 徐悲鸿，画家、美术教育家。当时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10) 指在天津当过中学教员的石永懋所写的《论语正》一书。
(11) 李思安，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教书，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2)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13) 傅钟，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14)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来在1954年2月举行。
(15)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萧向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16) 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1月7日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给各地委的指示。
(17) 杨秀峰，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
(18)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
(19) 指1951年1月15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3卷第8期的社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20) 陈伯达1951年1月21日致信毛泽东说：近日在写一篇《学习〈实践论〉》，写完后，不知您能否给看一遍？
(21) 这里的“察看”和下文中的“察看”，应为“查勘”。
(22) 赖若愚，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2月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秘书长。
(23) 指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向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
(24) 这里的安东，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25) 指逃入越南的国民党军残部。
(26)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7)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中朝联合作战司令部所在地——朝鲜成川郡君子里。
(28) 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29) 这是毛泽东为柳亚子乔迁新居题写的匾额。
(30) 刘策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师，庄子研究专家。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31) 指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查历史、查立场、查工作。
(32)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2月6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和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关于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问题的报告。
(33) 这是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34) 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35)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所介绍的经验。
(36) 保，是旧时的户籍编制单位。这时全国农村已普遍废除旧保甲制度。
(37) 冯文彬，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38) 成钧、刘培善、陈铁君，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副参谋长。
(39) 此文刊登在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40) 指彭真1951年2月20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刊登在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41) 社论的题目是《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
(4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43) 指第四次战役。
(44) 萧乾，当时任《人民中国》杂志（英文版）副总编辑。
(45) 指政务院参事李俊龙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发表在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46) 胜利公园，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47)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
(48) 《矛盾论》编入了《毛泽东选集》，最初编入1952年3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后移入1952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重排本。
(49)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50) 吴景超，社会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当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51) 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1年5月7日至23日召开。
(52) 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根据毛泽东1951年3月20日批示的意见，中共中央当天将决定草案下发各地。决定草案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决定草案要求全党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学习分为三级，同时对学习时间、考试制度、理论教员等作了明确规定。
(53) 指《毛泽东选集》第1卷。
(54) 指《新建设》杂志。《〈实践论〉解说》第一部分，刊登在1951年出版的该刊第3卷第6期。
(55)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
(56) 彭友胜，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57) 土改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
(58) 指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
(59)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党委派赴珠江、北江一带地区的工作组发现某些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存在的严重右倾现象。
(60) 这个命令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题目改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61) 罗正纬，辛亥革命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创办人之一。
(62) 这4篇文章中的前两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第3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4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63) 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司令员。1952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64) 费德林，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65) 李六如，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66) 司徒美堂，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67) 陈文新，陈昌的儿子。当时是武汉大学农学院学生。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0年2月牺牲。
(68) 刘澜涛，当时兼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
(69)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70) 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段话写的。
(71) 这条批注，是对报告中说的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的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和宣传解释等项工作这段话写的。
(72) 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几项希望的记录，和对于清朝时代驻藏士兵与藏族女子结婚所生后代的谅解。
(73)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74) 指毛泽东1951年5月4日批转的刘澜涛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经验报告。
(75) 这3个电报是：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皖北区党委1951年5月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电报；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
(76) 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77)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均至1952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1952年3月又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
(78)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79) 杨兵团，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
(80) 王政柱、杜平，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81) 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因处置失当，被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于芝岩里地区，遭受严重损失。
(82) 指中共中央1951年6月1日为保证政务院指示中提出的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发给各级党委的通知。这个通知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
(83) 指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的发出时间是1951年6月1日。
(84) 零陵，县名，后并入湖南永州。
(85) 在朝鲜战争转入相持局面的形势下，受美国政府指派的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86)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于1951年6月19日入朝作战。
(87) 阎揆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参谋长。
(88) 后因朝鲜战场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实行。
(89) 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
(90) 杨耳，即许立群，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91) 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
(92) 李烛尘在信中提议，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过去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人士，开展对台湾的宣传活动。
(93) 曾以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94) 殷洪乔，东晋人。“殷洪乔所说”，出自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后人常把因不可信托的寄信人而致书信丢失，称为“误付洪乔”。
(95) 指李启炽。李介侯1951年6月18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启炽有空军技术，请给予学习机会。
(96)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97) 会议开始后的正式名称为朝鲜停战谈判会议。
(98) 联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简称。
(99) 乔冠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
(100) 南日，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101) 金昌满，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金一波，即将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联络官。
(102) 指南日、邓华分别准备在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951年7月11日，两个发言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103) 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05) 指金日成、彭德怀1951年7月14日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10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07) 苏谦益，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绥远省政协主席。
(108) 张苏，当时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10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其中用着重号标出的文字，是毛泽东加写的。这个电报还发给了斯大林。
(11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1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1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1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4) 乔埃，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
(11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16) 张元济，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117) 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1952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1956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1952年11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二十多天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5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118) 胡乔木1951年8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的电报说：同意规定9月3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11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4) 刘伯强、刘德三，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刘修秩的儿子。
(12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2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0) 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组副组长。
(13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34)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35) 毛禹居，即毛宇居。文枚清，毛泽东的表兄。张有成，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大革命时期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曾掩护毛泽东脱险。
(136) 指张元济写的诗《西藏解放歌》。
(137) 钱俊瑞，当时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138) 教育部于1951年8月27日至9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会议讨论了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现状，并决定今后的发展方针，认为：新中国的教育，必须有完全适合于当前国家情况与需要的制度，坚决为人民的政治、经济事业服务；旧教育的内容（首先是课程）和方法必须坚决改革；学校要真正做到为工农兵开门；经费开支要力求节省，反对铺张浪费；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坚决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139) 荆嗣佑，曾留学日本，任过李宗仁顾问、湖南省制宪会议主席。当时赋闲在家。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40) 贺诚，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141) 马寅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
(142) 这个学习运动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后，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是必要的，决定先由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开始，取得经验，推广全国。同时在教育部下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在天津成立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成立学习委员会分会，以统一领导这个学习运动。
(14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4) 这封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5) 宁纯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长沙市新安巷小学校长。
(146) 指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
(14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48) 这个电报和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4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审阅后发出。
(15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3)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5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的文字缺点及纠正办法的报告，华东局办公厅1951年5月15日关于纠正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综合报告，西南局办公厅1951年6月27日关于检查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报告，东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等的文字缺点的初步检查报告。
(154) 指中共中央1951年9月25日为转发华北局等四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文字缺点指示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信。
(155) 指中共中央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的文字缺点的指示。
(156)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5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58) 金日成、彭德怀复李奇微信，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59) 覃理鸣，即覃振，字理鸣，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160)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61) 朱少滨，训古学家。当时任中山大学教授。
(162) 谭熙春，1922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当时在家务农。
(163) 周敦祥，新民学会会员。曾任湖南周南女校学生会刊物《女界钟》主编。
(164)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防空司令部通信连服役。
(165) 雷瀚，早年留学法国。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66) 韩伯林，当时任铁道部工程师。
(167)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1年9月20日关于召开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谈到在扩大会议上讨论了第五次战役后部队阻敌的经验教训、整训情况、思想动态和后勤工作，并对持久作战作了具体布置。
(168) 熊寿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当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69) 指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170) 高岗报告中提出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指导方针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
(17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
(173)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4) 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5) 傅种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
(176) 指汤孟林，字真，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51年10月9日去世后，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悼念。
(177)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78) 米丁，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当时任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社长。
(17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发出。
(180) 朱、陈、邓、习、富春、饶、安，指朱德、陈云、邓小平、习仲勋、李富春、饶漱石、安子文。
(181)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2)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3) 邵式平，当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184)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87) 周扬在这封信中说，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的两个小团员写信给他，要他转请毛泽东为他们的文工团题“面向农村”四个字。信中说，目前地方系统的文工团有三百多个，团员在三万以上，他们主要在农村工作。如能为他们题几个字，则对在农村坚持工作的广大的新文艺工作者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8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于1951年11月13日起草，毛泽东审改后于11月14日发出。
(189) 指达赖喇嘛准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赠送礼物。
(190) 国华，即张国华。
(191) 罗迈，即李维汉。
(19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1951年11月15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93) 柯柏年，当时任外交部美洲澳洲司司长。
(194) 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草案）》中，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
(195) 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时曾经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
(196)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
(197)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草稿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将指示稿中叙述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之后的一句话改写为“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二）在指示稿的末尾，毛泽东加写一句话：“随电并将安子文同志为此问题向毛主席所作报告一件，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向中央来信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19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19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刘少奇审定发出，发后毛泽东阅。
(20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1) 李醒安，原名李廉翘，1915年至1920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体育教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202) 陈奎生，1921年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楚怡中学、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2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03) 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4) 罗贵波，当时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总顾问。
(205)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改在1951年11月30日召开。
(206) 指1951年11月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和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207) 张子善，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刘青山，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951年11月、12月，张子善、刘青山先后被捕。1952年2月，刘青山、张子善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
(208) 这两个电报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09) 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
(210) 姚虞琴，画家。1953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211) 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的《双鹤瑞舞赋》。
(212) 第一条是毛泽东加写的。
(213) 指董必武1951年10月18日关于乡村政权建设问题给饶漱石的信。信中说：加强下级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3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
(214) 指董必武1951年12月3日关于政权建设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他给饶漱石写信的背景情况作了说明，并对县、乡政权建设问题提出3点意见：（一）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比较好些；（二）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三）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215) 195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各级复员委员会改名为转业建设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军转业建设工作。
(216)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发后毛泽东等阅。
(217)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三反”运动中，“经中央和大行政区批准判处死刑的四十二人（内有杀人犯五人），死刑缓刑九人，共计五十一人”。
(218)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19)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0)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1) 指毛泽连的母亲。
(222) 聂鹤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
(223) 周，指周恩来。罗，指罗迈，即李维汉。
(224) 这里所说的私商联营的5种形式是：（一）公私联营。1949年上海联购棉花、天津联购麦子，是公私联营的。（二）私资联营。1950年7月进出口商实行统一报价、统一议价、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口，这是在贸易部领导下的私资联营。（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出现于1951年一二月间，也是由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的。（四）在工商局、税务局领导下进行的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五）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目的主要是同国家贸易、合作社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第四、五种私商联营形式，出现于1951年三四月以后。
(225) 这个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226) 江子愚，即江椿，曾任《巴蜀时报》总主笔。1953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27) 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做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228) 叶恭绰，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29) 王新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30) 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8日晨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小组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四万四千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五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
(231) 指黄炎培1951年12月8日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题为《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这个报告1951年12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32) 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33) 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报告中的第四条第一项说：“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过去各部门间经常有些不从实际工作出发，单纯地搬《政府组织法》闹工作关系问题的现象，甚至有所谓‘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之说。”
(234) 指只要反贪污，不要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
(235) 陈望道，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部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