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 五十八岁
1月1日 下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新年团拜会。在致词中祝大家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加团结起来。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元旦社论《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社论回顾了一九五〇年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抗美援朝取得的胜利，并提出一九五一年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对社论稿作多处修改。将社论稿中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句，改为“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有些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有些正在完成着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论稿讲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处，加写：“而认真地改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则是顺利进行这一切经济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1月2日 复电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并告邓子恢、谭政：“俭电(2)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和他送阅的彭德怀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周恩来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当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
1月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电：“同意你们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请你们认真督促海南区党委加紧实行。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较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同日 为转发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党委分别关于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指示电，起草中央军委给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司令部、第九兵团的批语，指出：“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同日 阅黄克诚关于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给邓子恢并毛泽东的电报，致电邓子恢并告黄克诚：黄克诚同志的处理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知你已回答否，如未回答，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黄克诚的电报说：对军大的这批学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惩罚过多，因为他们的罪恶都是过去的，解放后并无罪恶。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高岗电：“你十二月二十九日致各省委及万毅(3)等同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指示电，我们完全同意，望即照此实行。在关内各地亦应如此。”同时，为中央起草转发高岗的电报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等的批语：“中央完全同意这一指示。你们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
同日 复电西南军区党委：“你们去年十一月十日关于军事计划的报告早已收到，甚好，望即照此实施为盼。惟扩大地方武装二十至二十五万一事，仍应照军委原规定扩大地方武装及新兵各十万，不要再增加五万，使中央及地方预算都无法负担。”
同日 对斯大林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祝贺毛泽东五十七岁生日的电报，批示外交部：“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
同日 写信给李讷(4)：“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吗？”六日，再次写信给李讷：“你是不是好一些？爸爸很想你。不要烦躁，耐心将病养好。”
1月5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致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稿，加写一句话：“陈渠珍(5)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宋时轮的电报稿。电报指出：朝鲜战报现为全国、全世界所注视。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例如攻克要地、获得重要战果，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骤，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现新华社经常不发战报或报道太晚的状况需要改变。望你们督促新华社随军记者认真加强报道工作，除战绩及战地通讯仍照旧发来外，望对每一重要发展，均令其写出新闻，发给新华总社审定公布。
1月6日 阅黄炎培转来的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说新解放区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的信，致信黄炎培：“华东局一月四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电(6)一件送请察阅，并请掷还。”十日，致信饶漱石、陈丕显：“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1月7日 写批语将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报告转发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参考，并请他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批语肯定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陶铸的报告总结了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做到了更大地集中兵力与更好地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其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九日，毛泽东复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指出：“既然两大重点区(7)土匪可以在三月以前剿清，请考虑进剿西北部土匪是否可以只要二十一兵团去而不要四十五军去，以便将四十五军从剿匪中解放出来于三月间即开至梧州地区整训待命，准备应付广东方面的万一情况。”
1月8日 中央军委会议就中央军委文电的审批权限作出规定：凡属政策性的送毛泽东审定。
1月9日 就第四十五军、第四十六军集中整训和广西、广东剿匪等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四十五军应即于三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四十六军应于二月内集中郴、衡(8)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二、三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二）江西南部的四十八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三）二十一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报告的批语：“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对于工商业家的爱国运动，加以充分的注意。”
同日 阅宋时轮一月九日给彭德怀、邓华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周、聂：九兵团要求改善装备，补足骡马，早补新兵，请考虑解决。”
1月12日 复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即照你们的部署，从四月起集中六个军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从六月起，再增加四十七军两个师。请督促各军按期完成此计划。”
1月13日 致电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转告一月八日获得的蒋介石计划准备用二十至二十五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等情报。电报指出：“蒋匪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望迅速研究对策。”“请陈毅同志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须预筹由大陆向厦门的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匪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速筹对策电告。”“汕头及海陆丰必须迅速部署两个军，其办法为从广东三个军中以一个军的全部（三个师及军部）集中于该区域，湖南的四十六军立即出动直开该区域，并设立指挥两个军的指挥机关。请邓、谭筹划电告。”“福建、广东两省剿匪工作务须加紧督促，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给西北局的电报稿，删去“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一句，并批注：“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同日 会见黄炎培。黄再次提出到苏南去看看。毛泽东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十九日，黄炎培一行离京南行。
1月14日 致电邓小平：“张宗逊一月九日的电报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议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匹马的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粮食，配合十八军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以后供给问题全由你们负责解决。你们是否同意此项提议，望考虑电告。”十七日，又致电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
同日 阅斯大林一月十三日致周恩来电及周恩来批注的意见“金能协彭来此一谈最好”，致信周恩来：“我已告彭，叫他和金暂时不要来，他们定二十四日开干部会，不可能来北京。因此，请你改写一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同意。”斯大林在电报中，表示支持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备忘录中提出的“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等四项提议，并建议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也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些提议。随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国政府致朝鲜政府备忘录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同日 复信徐悲鸿(9)：“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10)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同日 复信李思安(11)：“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他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
同日 复信戴毓本(12)：“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甚慰。假如你下了决心，又能吃苦，我同意你来北京进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然后再做你所熟习的工作。或者不进学校，来京径做医务工作也好。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如果你在湖南已有工作，并能安下去，则以不来为好。”
同日 批示同意罗荣桓、傅钟(13)、萧华关于出版《八一杂志》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八一杂志》于四月二十日创刊。
1月15日 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同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月16日 就确保厦门和加强江浙沿海防务等问题，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三十一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二十四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四个师两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1月17日 关于镇压反革命要稳、准、狠问题，致电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指出：“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1月18日 阅杨尚昆关于朱德患肺炎已痊愈但需休养的报告，批示：“同意朱总司令休养计划，时间应长一点。”
同日 复电新疆和田专区各民族人民：“和田区军民联欢大会一月一日来电已悉。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
1月19日 接见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各中共中央局和大城市党委统战部负责人，并同他们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运动时指出：这个运动应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也要让佛教界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在谈到民主人士到农村视察问题时指出：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应当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应该欢迎他们去。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在谈到佛教问题时指出：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如何改革，要同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教自由，庙都被占了。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在谈到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时指出：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应当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在谈到统战工作问题时指出：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县如何办，也研究一下。各中央局至区党委，每年都应当开两次统战工作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你们当中要出一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致电彭德怀：“这个报告稿的内容很好，但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为了避免泄漏军密的可能（许多事实和数字可以口说不要写出），并为了使行文更为简洁，现将你的报告稿在文字上和某些意思上略加修改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毛泽东在报告稿的最后加写一段话：“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在联席会议上作报告。
1月21日 为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同时，为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电：“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五省参考，请这五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同日 复电中共上海市委并告饶漱石、陈毅，指出：“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月22日 阅邓小平一月八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五〇年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的报告，复电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14)，请按此部署工作。”报告说：关于减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同日 复电叶剑英、黄永胜、萧向荣(15)、尹林平并告中共中央中南局：“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
同日 致电陶铸并告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指出：“四十五军争取早日结束剿匪待命开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二十一兵团确定在广西境内剿匪及驻防；四十九军争取在五月或六月以后能集中使用，望按此意图进行部署。”
同日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致信彭真：前次收集土改材料中，可择其不需要修改的若干篇，连同江西省委一月七日指示(16)一件，印一本发党内及民主人士。篇数少点不要紧，有六七篇即可。又有一件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的，是浙江省委向所属的指示，请你找来加印进去。
同日 阅杨秀峰(17)一月十四日关于阜平、曲阳两县灾情及解决办法给河北省人民政府转政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鉴于河北省阜平、曲阳两县今年雹、冰、风、虫灾均重，建议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数万套。同时应对这两县山地实行封山育林，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如果这两县今年贷一百五十万斤米，全省山地生产贷款两千万斤米，即可做很多事情。这样，三五年后可以收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毛泽东批示：“周：应当批准此项要求。”
同日 致信年近八十岁、渴望了解家乡情况并曾要求参加土改的张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18)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二十四日，收到张澜复信，将其转给邓小平。复信说：报告中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押租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土地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目前退押发生困难的是一部分小地主或者也是知识分子。待到退押浪潮过去转入清理时，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去做，是很好的。二十八日，毛泽东再致信张澜：“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缴枪四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八月三十日，又将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与资料》第九十一号刊登的《西南经济建设情况与问题》一文，送张澜阅。
1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工作情况等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华北局关于推销土产的经验，“应在全国推行起来，请你们务必加以研究，仿照推行为要”。报告介绍华北局推销土产的经验主要是：国营商店、合作社和私商，积极恢复和开辟新旧商业网；根据产、运、销三者有利的原则，广泛推行代购、代销、运输等各种形式的合同；选择经济要地，建立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货栈；动员和组织私商经营土产，党政给以帮助；组织群众性的运输；动员群众进行短距离的推销。
同日 复信陈伯达：“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论》，《学习》上有了一篇(19)，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20)”陈伯达写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一文，作为《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九日社论发表。
1月24日 为转发邓小平一月八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同日 就防备台湾国民党军队侵犯东南沿海而构筑工事问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并告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和叶剑英、饶漱石、陶铸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电报说：“过去未经你们察看(21)设计，盲目地构筑工事，浪费甚大，是一教训。以后凡需支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兴建，否则不予报销。”“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入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在厦门、舟山、吴淞三处修建阵地及福建、浦东等地修理道路桥梁，请陈、唐、张、周指示下面注意只择十分必要者好好设计修建之，务须避免浪费。”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一月二十二日关于镇反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给福建省委的指示电，起草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指出：“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同日 为转发中共山西省委一月九日关于取缔一贯道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22)）的总结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山西省委的报告说：为了彻底取缔一贯道，准备工作搞了整整一年，其中包括确切掌握一贯道的全面情况，选择重点试验取得具体经验，组织宣传攻势，批判麻木不仁的态度等。全省范围同时动手搜捕，十天内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同日 致信彭真：“请考虑，将学校反美斗争文件，清出若干件，例如西南局一月二十日的报告及早一向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23)，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1月25日 阅苏南区党委统战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批示李维汉：“此件可印发到统战会议的各同志，并可要他们带回去给更多的同志看看。请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统战部一律定期召集，或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如苏南这次会议一样，并向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不开会不报告者认为失职。”报告说：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这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交流了情况，增进了了解，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到会的各党派代表都非常满意。
1月26日 就董其武率领的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后的进步情况，致信傅作义：“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同日 下午，和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并致祝词。祝词说：“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1月27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稿，二月八日改定。指示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和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指示就上述五类问题，提出具体的纠正方法。关于纠正眉目不清的问题，指示说：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写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关于纠正篇幅冗长的问题，指示说：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指示最后说：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印发这个指示批示胡乔木：“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同日 就齐白石来信反映日本友人送给他的放置于湖南老家的铜像在土改中被打碎一事，写复信：“白石先生：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1月28日 复电彭德怀：“（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24)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七）我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役之作战。（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同时，致电斯大林：“目前美国军队企图向仁川及汉城附近的汉江沿岸进攻，有使中朝两国军队不能不中断正在进行的休整，立即着手准备打第四个战役的形势。现将本日我给彭德怀的电报一件发给您，请考虑：我这样做，在国际形势上是否适宜，并以您的意见告我为盼。”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在中朝两国军队军以上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电报的内容，并作战前动员。
同日 审阅《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稿）》并阅刘少奇关于发布这个条例的来信，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对刘少奇信中讲到的“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依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的意见，批注：“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
同日 就嘉奖西南军区剿匪部队一事，致电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省军区：“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总结报告说：自成都战役结束后，即以全力剿匪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剿匪的主要措施是：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会工作。毛泽东说：各级党委应当专门地经常地讨论工会工作。五月间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即以工会工作为中心，同时应涉及到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管理、工厂支部工作问题。今后大计，应该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所谓三年准备，应当是从一九五〇年算起。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心中有数，有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工作。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工、青、妇等，均应包括在内，否则时间很快过去，到那时毫无预先布置，将推迟我们的建设。如有十年建设，一切均会改观，各种气象均会为之一新。领导方法上应注意多介绍经验，好的坏的经常通报，使之交流，工作就会推进的。各地在四中全会之前，应当专门讨论一次城市工作，为党的四中全会准备材料。
同日 复电张云逸、莫文骅、李天佑、卢绍武并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华东军区，指出：“一月二十五日电悉，所提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而不要阻止其登陆。越南者(25)应当让其侵入，而不要阻止其侵入。”“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不守海岸线，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的），其余亦一概不修。”
同日 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及中南军区、广东省军区、广西省军区、华东军区：“鉴于广东方面过去时期未经中南军区勘察指导设计，到处做工事，结果无用，浪费极大，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以指导。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
同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西南军区电：“一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区给你们的电报，你们谅已收到。该电第二项所述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达赖喇嘛(26)近期情况和他的代表索康扎萨到新德里后的情况给李克农的报告。袁仲贤在报告中请示两个问题：（一）索康扎萨到新德里时，如来见我，是否接见？（二）如再要派人员去北京，我是否可同意。毛泽东批示：“周：（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
同日 复电云南镇康县各民族人民：“你们欢迎中央访问团大会的来电已收到。我深深感谢你们，并祝你们日益团结与进步。”
1月30日 复电陶铸并告中共广西省委、中南局及叶剑英、方方，指出：“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张云逸同志现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上述提议是否适宜，请中南局考虑电告。”
同日 将中共青海省委向西北局报送的玉树地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和贸易工作的报告转发邓小平，批示：“此件，不知西北局发给你们没有，如未，可看一看，并请转告十八军同志注意玉树的经验。”
1月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2月2日 审阅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诬蔑中国的决议的声明稿，批示：“照发。”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声明。声明指出：联合国大会及其第一委员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侵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情况之下，竟通过美国诬蔑我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
2月5日 将彭德怀本日致毛泽东并高岗电转发斯大林。彭德怀的电报说：金日成同志来此(27)商谈。他对目前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的方针是完全同意的。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〇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指示，指出：“我们同意杜润生(28)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饶漱石的复电：“你一月三十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很好，已转发各地仿行。华东方面你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叫他们照做，改善工会工作。”饶漱石的报告说：要顺利开展生产竞赛，必须解决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发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运动持久巩固下去。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要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工会要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
同日 阅周恩来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的来信，复信周恩来并告聂荣臻。复信说：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三个军、西南三个军、杨成武两个军、四十七军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二月九日，审阅中央军委二月八日《关于轮番作战问题的指示》稿，批示“照发”。指示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站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期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同日 复电云南昭通地区各民族人民：“我完全赞成你们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为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建设我们各兄弟民族友好合作大家庭而奋斗的决心。”
同日 致信柳亚子：“遵嘱写了六个字，未知可用否？”题写的六个字为“上天下地之庐”(29)。
同日 复信刘策成(30)：“大示及所为《齐物论集解补正》收到，甚谢。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2月8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二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薄一波、刘澜涛、高岗、张秀山并告饶漱石及山东分局的批语，指出：“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2月1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反工作及对留用人员试行三查(31)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指出：“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二月七日关于镇反的补充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补充指示说：根据各地经验，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的原则。
同日 就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等项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从西南局、中南局两个报告(32)证明，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
2月11日 为转发陈丕显二月四日关于苏南镇反工作计划给饶漱石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我认为陈丕显同志的进一步镇反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镇压反革命尚不甚坚决和明确的地方，应当以此为法。”
2月12日 为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电斯大林，电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同日 复信马叙伦：“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33)，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2月14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几项重要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高岗、彭真、林伯渠、张闻天、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薄一波、李富春、邓子恢、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李立三、习仲勋、李维汉、杨尚昆、胡乔木、安子文。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一般工作都做得好。抗美援朝、土改、镇反均有大成绩。财经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均有成绩，有的大，有的小。去年十月会议之后，朝鲜取得了胜利，各方面都较开朗，人心振奋，缺点是钱用得较多（四至五亿美金）。希望在三年内（包括一九五〇年）把工作做好些，创立条件，以备由一九五三年之后即走入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争取这三年内完成这些准备工作，是可能的。已过了十四个月，还有二十二个月，要在这二十二个月中为此奋斗，应使全党主要干部都了解。朝鲜战争何时结束，是另一个问题，应争取结束。最好把胡志明处也搞好，我不出兵，使我有平静的环境。抗美援朝还需要大大地开展，大做宣传工作。财经工作还有不少事情，要能控制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要搞核算制。土改、镇反均需停一下，以便整理队伍，检查工作，如打仗一样，需休整一下。用积极的态度做好统战工作，有所反对，有所团结。民主党派应发展，必须给以帮助，吸收中间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参加。应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对宗教界也如此。肃反工作去年是准备“宽大无边”，今年则是“宽大有边”，当然不是“镇压无边”。肃反有外层、中层、内层(34)，也应有两年计划。目前着重搞外层。工会工作今年做了四件事：建立组织；反封建、废除把头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
2月15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听取各中央局负责人汇报后说：各地工作很多，各项工作都有成绩，提高了信心，但有严重问题，如镇反，有外、中、内层问题，应引起注意。镇反成绩很大，各地如此。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原想缓些，现在要提前，基层组织不在我手里是大问题，要搞快些，是可以快的。
2月16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月17日 致信黄炎培：“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2月18日 下午，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要点》的主要内容是：（一）“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三）土改。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争取今年丰收。（四）镇压反革命。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城市工作。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六）整党及建党。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七）统一战线工作。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八）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二月二十五日，这个《决议要点》发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和大市委。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解决房荒计划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2月21日 在玉泉山听取彭德怀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在彭德怀提出前线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问题时，毛泽东说：“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在彭德怀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后，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经验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应采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贯道的经验(35)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值得参考。”
同日 复信符定一：“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
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这个条例及彭真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并写了《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长篇社论，以上三个文件，请你们迅即印成一本，广泛发行，并组织干部及民主人士普遍地进行学习，务使镇压反革命问题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获得正确的了解，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以达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2月23日 就《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反映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民田建发明的浆纱剂得不到推广一事，批示李富春：“此事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2月25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的镇反计划，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二月二十三日转报的川西军区清匪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及各中共中央局的批语，指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36)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
同日 就王震二月二十二日反映从新疆入藏的先遣部队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王震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电：入藏的“先遣部队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尔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你是否同意这样做，盼告”。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请他们将北京市委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报告提出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城区、郊区和村两级人民政府，一律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进一步改组全市工业，使之尽可能适合农民需要，同时照顾城市人民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公私力量开展城乡贸易。（三）组织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万五千至两万间，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三十人以上的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问题。（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学习，并扩大业余学校。（六）关于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因限于经费，本年只能进行一些极必要的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
同日 阅冯文彬(37)二月十八日关于开展体育运动计划与建立政府体育机构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陈阅。其中有关政府机构问题，请周酌定。此件似可照办。”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同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计划问题。李富春介绍制订工业计划的情况。毛泽东说：执行计划要在两年之后，那时形势如何当能明白，但不管如何，总能计划。将来地方部队和正规军均可减少，在土改完成和土匪肃清之后是完全可能的。农业发展是会刺激工业发展的，工业利润也是会增加的。财力是要创造的，应有所增加，即创造工业利润，应看到广大市场的开辟。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但工业品缺乏，这是一个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有了工业基础。中央、地方对轻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应有所分工，以发挥其积极性，中央各部门应了解此方针。不要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时局未定，就不搞准备工作。对一切工作均需有所指导，有指导即能推进工作。
同日 就继续剿匪问题，致电叶飞、成钧、刘培善、陈铁君(38)并告陈毅、饶漱石，指出：“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望继续不懈，坚持到底，于三月底以前肃清福建一切股匪。如那时尚有残匪未清，仍须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是为至要。”
2月27日 为转发川东区党委二月十四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2月28日 就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城市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的指示。指示说：“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39)，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40)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41)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二月十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告西南军区的负责人及党委的批语，指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3月1日 就朝鲜战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致电斯大林(42)。电报指出：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43)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三、“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电报还提出：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我们仍希望在今年下半年从苏联增加六千辆运输汽车的贸易订货。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轮番作战方针，并同意增派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入朝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作战，增建机场，供给六千辆汽车。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您关于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并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以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的决定。”
3月2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44)《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45)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3月初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石家庄，住一所保育院。在这里，对拟将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进行编辑和修改，并继续指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此前，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汪东兴选中石家庄胜利公园(46)东侧的保育院。
3月5日 阅刘少奇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致信刘少奇：“此篇演说很好，可即发表。”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的这篇讲话。
3月8日 致信陈伯达、田家英(47)：“《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48)，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四日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同日 批示杨尚昆：“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二十日，又批示杨尚昆：“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
3月11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三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中央军委直属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等的批语，指出：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同日 复信戴毓本：“临行一信，到兴城一信，均已收到。达到你所愿望的工作岗位，为你庆贺。已与习梅(49)兄见面，谈了许多乡情。他不久可进学校。”
3月14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本日和十五日，《人民日报》先后转载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前一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3月15日 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 就山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刺杀事件，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示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二十日，为转发山东分局三月十四日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委、地委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发至省军级，并告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三月十八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三月八日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工作的总结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留任人员中清理反动分子，湖北省一级已有一个经验，现在西南方面又有了一个更完全的经验。可见这不但是应当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去解决。”
同日 就民主人士参观土改一事，致电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50)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19日 复信周世钊：“三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一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3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十六日关于城市镇反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同日 为转发邓小平三月十三日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成分复杂问题和云南党组织不纯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大军区并转省市区党委、省军区，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等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军政机关成分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央直属各军政机关、各大区军政机关、各省市军政机关，均是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必须立即开始研究清查和处理的办法，并有计划地布置清查处理工作。”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三月十八日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报告说：（一）各阶层人民普遍拥护镇压反革命。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工商业者普遍反映做得对，“为人民除暴，大快人心”，“枪毙的都是罪大恶极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如果早点公布，就可以使人民少受些损失”。郊区农民普遍反映“人民政府睡醒了”，“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二）反革命的气焰压下去不少。不少过去没有坦白登记的特务与反革命党团分子到公安部门办理了登记手续；有些缴出了藏匿的枪支、子弹、电台或军用电话机等；有些补充了材料，供出了其他特务的线索。不少一贯道道首自动登记。
同日 复信胡乔木：“（一）宣传会议(51)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52)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53)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3月22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南分局、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一）华南分局三月十五日电报中所述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中南军区对在粤各军发出指示，在指示中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二）广东这种办法，请其他中央局考虑，是否在某些干部弱工作难于开展的地方，有采用广东办法的必要。”
3月23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三月九日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镇反问题中各民主党派有组织关系的登记、审查、逮捕、审讯等事，华东局于三月九日有一个文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各省市均可照办。”华东局的指示说：上海在对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登记中，公安局曾动员各友党成员登记，甚至并无充分证据，即行逮捕友党分子。此事现已制止。华东其他各地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应从速纠正。各友党成员的历史问题，应由各友党作为审干问题解决，自行处理。各友党中现行犯可以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对其他有证据的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应由公安部门与统战部商定后，方可逮捕。对现行犯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审讯，应尽量争取其所属党派人士参加。
同日 为转发罗瑞卿三月二十日关于几个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的批语，指出：中央认为罗瑞卿的报告是正确的。“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 复电饶漱石转中共上海市委，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3月27日 复信李达，信中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54)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55)，此处暂仍照原。”毛泽东对《解说》第二部分主要作了如下几处修改：（一）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把《解说》中的一句话“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3月29日 致信胡乔木：“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用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二十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3月30日 为转发黄克诚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电报，起草给黄克诚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三月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师一级党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地委和地方军区一级的批语，指出：“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
同日 为转发川西区党委三月十五日关于组织党外民主人士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指出：“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
同日 就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维汉：“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去的都让他们去。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五月和九月，全国政协参加三大运动筹备委员会组织七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和六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共一千七百余人，分别到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等地参加或参观土改工作。十月，又组织三十一个土地改革工作团，共三千六百余人，分赴中南、西南、华东、西北和绥远等地参加土改工作。
同日 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批示：“看过，同意。”又批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同日 就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一事，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五千五百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一万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3月31日 致信彭友胜(56)：“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以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同时，致信程星龄：“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3月下旬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1日 就福建剿匪等问题，复电叶飞等并告陈毅、饶漱石、邓子恢、谭政、张鼎丞、叶剑英，指出：“只要消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厦门、平潭的防御工事又做好了，福建的形势就改变了，台匪如敢进攻，你们就有完全的胜利把握了。广东现已集中了六个军，全省也在做这些工作。你们两省互相配合，力量是很雄厚的。”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4月2日 为转发饶漱石三月二十九日关于目前华东几项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起草给饶漱石并告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彭德怀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三月二十二日关于传达讨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起草给邓子恢并告各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批语指出：“同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和计划。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57)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在中南这样的地区，各省召集一次苏区代表会议是必要的，但请注意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时采用老红色区域的名称，不要用‘苏区’这个名称。在工厂企业内，凡未进行过控诉旧制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两项工作的，均普遍进行一次，很有必要。在镇反问题上，报告内指出要强调加紧宣传、防止不准两点是很对的。防止不准的办法是，拘捕前由地委、市委一级精细地审查名单，然后按名单进行拘捕。这即是说，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地委一级的批语。批语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同日 复信李介侯：“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十七日，又就李介侯四月十日来信要求在工商企业中给他安排工作一事，批示：“请王副部长(58)考虑是否可以给予李介侯一项适当的工作。”后李介侯被安排到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任工程师。
4月3日 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起草给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的批语：“请你们检查所属各省各分区有无广东那样的情况(59)，如有这种情况，请你们仿照广东办法，由各省军区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分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地方镇反工作亦须由省级机关派遣工作组，分赴各专区和各县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此事甚为重要，请加注意为盼。”
同日 复信张云逸：“三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全好后再恢复工作。”
4月6日 复信尤金。信中说：“我向你重提你在北京临走以前我们谈过的那件事，就是请你于今年再来中国一次，一则到满洲和华北各地向我们的干部作讲演，二则帮助我们的同志研究东方各国兄弟党的工作，三则我的选集还有一些文章要请你看一看。今天我已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这个请求，如果他同意，你又同意的话，就请你偕同你的夫人再来中国一次。当然这是一件很烦劳你的事情，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来的时间请你酌定。我的意见，七月到满洲讲演，八月到北京，在北京及华北各地留三四个月，未知可能否？”
4月7日 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四月一日关于福建镇反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批语：“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同日 致电斯大林：“中共中央热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在北京将《斯大林全集》翻译为中文。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共十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先后出版。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致信田家英：“（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60)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9日 致电彭德怀：“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
同日 阅罗正纬(61)四月六日的来信，就其要求照顾生活困难一事，批示李维汉：“此人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
4月13日 为转发中共南京市委四月二日关于镇反工作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日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部署，复电彭德怀：“四月十日二十四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彭德怀的电报说：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三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
同日 就《毛泽东选集》部分文稿的校对和译成俄文事，致信田家英：“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十六日，又致信田家英：“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62)，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十九日，再致信田家英：“这些请再印校正后，即可付翻译。”
4月1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北局四月十四日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五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同日 为转发天津市公安局四月六日关于天津召开两个会议讨论和开展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天津镇反工作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地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报告说：天津市于三月二十七日召开各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又于二十九日召开一万五千人的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组织五十万市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
同日 为转发许世友、向明(63)四月十三日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问题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并告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种兵司令部的批语：“山东军区布置镇反工作很认真，规定方针和办法也很恰当，可为各军区参考。”报告中规定的方针和办法是：必须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不良分子的审查，必须分清政治问题、阶级成分问题、社会成分问题、纪律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不同对待和处理，绝不能混同。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能让一个不能改造的不良分子留在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随便抛弃一个还可以改造的不良分子。
同日 就彭德怀四月十四日关于朝鲜东海岸的对敌部署问题的来电，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你对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五十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4月19日 为转发罗荣桓、罗瑞卿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的调查报告，起草发至地师一级的批语，指出：兹将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调查报告说：凶手王聚民现年三十四岁，恶霸地主出身，一九四〇年混入我军，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一九三八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军分区政治部领导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三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同日 复电陈毅：“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同时，将这一报告批转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叶剑英：“兹将陈毅同志关于福建军队整训、厦门防御部署及核减海防经费七百多亿等项情况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广东现在集中了六个军，虎门修了防御工事，希望你们加以检查，做出像福建那样的成绩。”
4月2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四月十二日关于河北省农业厅三查经过及经验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省军区、志愿军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等的批语，指出：“华北局这个关于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典型经验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就使我们对于全国现有参加工作的百余万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审查有了充分的把握，请你们充分地利用这个经验。”报告介绍的主要经验是：高级领导机关首先需要三查（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在非党干部中进行三查要和党内有区别。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问题严重的分子，抓住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钻到生活细节中，更不要扭在次要人的身上。妥善解决三查和工作的矛盾，时间不宜拖长，要紧凑和适可而止。
4月21日 为转发师哲四月十七日关于陪同费德林(64)到济南等地参观的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和华南分局的负责人等的批语，指出：师哲同志的报告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报告说：一些地方同志组织不必要的夹道欢迎和宴会；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随便送礼物，不适当地题字，乱送不适当的材料和文件，在某些场合讲些有失立场和无分寸的话，造成不好影响。
4月22日 就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问题，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的电报。电报说：“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4月26日 阅李六如(65)四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中央军委订制二百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简报，批示：“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
4月2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将进行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指出：“在大中城市中，在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里弄（街巷或胡同）建立群众的肃反委员会，有检举控诉和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除现行犯外无捕人的权力，各城市均可仿行。”
同日 复信司徒美堂(66)：“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司徒美堂在信中介绍了他在广东侨乡参观土地改革情况。
同日 上午，接见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和市公安局长。毛泽东说：石家庄是兵家必争之地，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解放战争中首先解放了石家庄，这对国民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孤立北平、解放北平都起过重要作用。毛泽东还对石家庄的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工商业改造谈了意见。下午，乘专列离开石家庄回北京。
4月28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本日关于同意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9日 复信陈文新(67)：“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问候你的母亲。”
4月30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批语指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这个问题，即将提到五月十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志愿军干部调配的规定稿，加写：朝鲜战争“我们至少应准备再打一年至一年半”。
4月 会见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蒋竹如。在了解研究院情况和他们的学习打算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学习完成后再往东北、华东参观也很重要。我呢，也很想请假两三年学习自然科学，只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同月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5月1日 上午十时，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首都八十万群众游行队伍。
5月2日 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离京前往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区视察治淮工程，带去有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此前，张治中曾致信毛泽东，说因病不能出行，请邵力子代理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
5月4日 为转发华北军区党委报送的第二十三兵团党委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起草给邓子恢、谭政，贺龙、邓小平，张宗逊、甘泗淇、王震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可作你们改造二十一兵团、二十二兵团及其他起义部队的参考。二十三兵团即傅作义部，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全部由绥远开至河北整训，现已基本上得到改造。二十一兵团及二十二兵团的改造情形，请邓、谭及王震责成该两兵团党委向军委作一次报告”。
同日 为转发刘澜涛(68)关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和经验的报告，起草批语：“此件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报告说：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和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号召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反的优势；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同日 阅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江南五省春荒情况的报告，批示：“请陈云同志注意。”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重庆市处理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登记办法指示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此问题甚为重要，各地均应酌量采用重庆的办法妥慎处理此项问题。”重庆的办法主要是，在教授中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学校中一律停止要先生向学生坦白的做法。教授中的反动党团关系问题，可由本人向文教部或统战部个别声明解决，不必由公安机关登记，更不应追逼。
同日 就川东区放宽杀人尺度的错误，批示饶漱石、邓子恢、叶剑英、习仲勋、薄一波、高岗：“川东的教训请加注意，不要重复。”
5月6日 复电斯大林：“你给我的五月六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斯大林来电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的复文，其主要内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保证，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
5月7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华北局的指示提出，为了坚决而稳当地贯彻中央关于严格控制杀人比例的指示，决定将捕人权一律收到地委和专署，除现行犯外，县级不得批准捕人；将死刑批准权收到省委和省政府。
同日 为转发谭震林(69)五月一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的批语：“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同时，在报告内作一些批注，主要有：（一）“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二）“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70)（三）“不做好宣传不要杀人。”（四）“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五）“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71)
5月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同日 审阅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批示彭真、罗瑞卿：“此件请提付会议讨论，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再送我看。”九日和十五日，再次修改决议草案，将标题改为《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转发决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毛泽东对决议草案加写的内容，主要有：“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为了使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完全遵守上述工作路线，避免犯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偏向，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区）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四级，均必须派遣多数的视察组，每组三人，向下一级至几级检查各地的镇反工作。”
5月10日 阅中南军区关于华南地区海防战备概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起草复电：“五月六日报告收到甚慰。望继续督促广东军区及各军加紧备战整训及其他必要措施，特别注意指导各军审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内部。”同时，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华东军区，要求他们督促所属加强备战整训和必要的备战措施，并将情况上告，指出“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在朝鲜战局结束前夺取金门之战以推迟为宜的报告，批示：“同意你的意见。”
5月12日 审阅李维汉报送的和平解放西藏协定及两个附件(72)的草稿，批示：“退李维汉照此翻译付议，协定前言拟好送我看。”十三日，审阅修改和平解放西藏协定的前言（草稿），批送刘少奇、朱德、陈云即阅，退李维汉办。
同日 审阅聂荣臻关于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同意此项计划。退聂办。”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维护大陆的国防安全，需要保持六十个军一百八十个师的国防军。同时指出，我们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报告还提出以徐向前为团长的兵工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的方案。五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约见徐向前，向他交代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还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
5月15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批语指出：“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十五个视察组，每组三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六月十五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同日 为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的计划和华东局批转这个计划的指示，起草给各中央局并转发至大中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指出：“清理‘中层’问题现在即应开始解决。除中央对此问题即将发出指示(73)外，苏南区党委五月七日的计划及华东局五月十二日给苏南区党委的指示电，均很好。请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参考苏南此项计划及以前通报的华北革命大学的经验(74)，作出自己的计划报告中央为盼。”苏南区党委的计划提出，清理“中层”应取更加慎重和妥善的办法，通过群众性学习运动来进行。华东局的指示指出，对被审查人员，除个别该捕该杀的现行犯、有血债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律以不捕不杀为好。
同日 为转发中共察哈尔省委办公厅关于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的通报，起草给各中央局并即转发至县委和小城市市委一级的批语：“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同日 阅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同尼泊尔总理谈话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批示李克农：“叫袁大使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加以研究电告，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