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七十岁
1月2日 晨，阅杨尚昆为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问题来电话的记录，批示：“告杨尚昆同志：可以在一月六日以前（一月四日或五日）在杭州接见，不发消息。”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
1月3日 写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这个新版《史记》[1]，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1月4日 写信给李讷：“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2]，好，你不会再做河伯[3]了，为你祝贺！”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李讷的回信后，再次写信给李讷说：“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同日 晚上，林克从杭州打电话告中共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文，主席已阅，无修改，主席说文章写得很好，同意发表。
1月5日 下午，同本日到达杭州的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他在北京就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关于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的建议，同锡兰总理、科伦坡六国会议召集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度尼西亚的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会谈的情况。[4]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下午六时，在杭州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谈中印边界问题和科伦坡六国会议，周恩来、陈毅、霍士廉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总理阁下和其他朋友在促进中印和谈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愿中印两国能够重新和好起来。解决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第一步要双方妥协，脱离接触；第二步双方谈判。不脱离接触，难免要发生冲突。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完全解决了，中尼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就要树桩，中巴边界问题也取得了原则协议，希望中印边界问题也是经过谈判解决才好。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出了纠纷，需要朋友们协助解决。如果印度同意谈判，那就愈快愈好。过去闹了四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能很快解决，就可以省掉朋友们的奔走。现在看来，朋友们的奔走还省不了。六国会议能开成功，很好。
同日 晚上，在杭州会见苏班德里约，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询问了印度尼西亚收复西伊里安的情况。在谈到民族独立问题时，他说：我们必须有独立的政治，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文化。在谈到将来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时，毛泽东说：最好还是要印度参加。如果它实在不来，也没有办法。印度现在不参加，将来总还是要来参加的。
1月6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袴田里见[5]一行，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在座。当袴田里见说毛泽东身体很健康时，毛泽东说：工作精力和视力都比过去差，这是自然发展规律。当袴田里见说日共和印尼共产党关系非常友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兄弟的关系，同志的关系，并没有压力。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凡是只依靠外国才能制定自己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革命绝不会成功，哪怕是小国小党也是如此。经过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谈到“结构改革论”时，毛泽东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共产党那里来的。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我们并非干涉内政，是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毛泽东说：代表日本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日本共产党，现在你们是少数，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的觉悟是逐步的，需要经过一个长的过程，要经过重大的事变。卡斯特罗开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斗争实践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天生的是没有的，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1月7日 下午，同刘宁一、廖承志、赵毅敏、伍修权谈话。在廖承志介绍日本情况时，毛泽东说：日本共产党应重视统一战线。对垄断资产阶级的认识，亲美的和反美的，应一分为二，要区别对待。日本共产党对中小资产阶级是认识了，但对垄断资产阶级还未认识。
1月8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在谈到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建设，特别是有关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时，请周恩来就上述问题代中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提出一些问题，准备二月上旬各中央局书记先到京时谈谈。九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杨尚昆，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传达毛泽东三点意见：（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暂不发表，待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后，连同他在最高苏维埃会上的发言一并答复。（二）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增加几名秀才。（三）二月五日起先开有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会，二月十日再开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将起草的会议通知稿送刘少奇、邓小平核阅，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后发出。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准备印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同日 将所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书赠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一月九日，又将这首词书赠周恩来。
1月10日 同江华、林乎加等谈话。毛泽东说：要有计划地训练干部，除了原来的两本书（《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生活》），还要加上阶级斗争这一课。整社主要是整党，把党整好了，树立了骨干核心，才能把社整好。整社要用几年才能整好。早稻应该学习江西，多种一些，因为早稻比较保险，没有台风，风调雨顺。油菜及其他油料作物也不能忽视。海产问题，把小鱼也打了，真是竭泽而渔。他还说：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缺乏思想准备，看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是否有点经验。
同日 离开杭州，前往南昌。
1月12日 下午，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在中国工作即将回国的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杨尚奎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情况。关于国家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做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恐怕每个党都要经历这样一段过程，没有失败和挫折就不会胜利。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给我们培养技术人才的。法国在越南同样不培养越南本民族的技术人才；日本在朝鲜也不培养朝鲜民族的技术人才；日本在中国东北统治很久，也没有培养出中国的技术人才，他们一走，我们接收了一批没有技术人员的工厂。中国解放后十三年中，我们培养了九十几万大、专学生，还不包括目前在校的人数。从清末、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几十年间，中国只培养了二十万人。毛泽东说：革命总是可以学会的。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我们也要研究，比如孙中山的革命经验，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都可以作为历史过程加以研究。
1月14日 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十五日下午，离开南昌。
1月16日 晨，到达长沙。十八日，同王延春、胡继宗、华国锋等谈话。王延春汇报湖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要他写成材料报告中央。十九日，离开长沙。
1月20日 晨，到达武汉，住武昌东湖客舍。晚上，同王任重谈话。
1月21日 在武昌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一行，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我们过去开展军队工作，在长时期内只注意下层，不知道做上层工作，以为军官都是反动派，结果吃了亏。军队是军官掌握的，特别是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掌握的。后来我们注意做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有一批国民党军官让我们争取过来了。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广大地区，这些国家的马列主义者要找同盟军，就要到农村去找。如果要学习国际经验，这是最主要的经验。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统一战线。有几个国家的经验可以研究，一个是越南，一个是老挝，一个是古巴，一个是阿尔及利亚。在谈到中国的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人口太多了，大约六亿八千万，人口无限制增加也不是好事。要像日本、法国一样来一个计划生育。在法国、日本，可能还有德国、英国，都有控制，我问过日本人。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是无政府主义，最后总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资产阶级能做的，难道无产阶级不能做到吗？资产阶级学到的技术，无产阶级也会学到。资产阶级能达到的生产水平，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应当达到。资产阶级能控制人口的发展，难道马列主义者的我们不能做到吗？
1月25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批示：“小平同志：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社论于二十七日发表。
1月27日 同王任重、张平化谈话。
1月28日 在武昌会见古巴《革命报》国际部主任贝尼特斯和摄影部主任萨拉斯。毛泽东说：我认为美国很怕古巴人，美国人怕你们的《革命报》就是证据，你们的图片展览能在美国举行吗？我们不要怕美帝国主义。进步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开始时看起来总是弱小的，而反动力量是强大的，正像你们古巴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支枪，但你们还是胜利了，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把美帝国主义赶走了。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世界人民最终都要起来革命的。在拉丁美洲，在古巴革命以前，这一点不很清楚。在古巴革命以后，就向拉丁美洲人民证明了，虽然离美国很近，只要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这种形势过去在非洲也不很清楚，现在也日益清楚了。
1月29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五反”[6]问题。之后，乘专列离开武汉。
2月1日 下午，在邯郸听取林铁[7]、刘子厚、万晓塘、力矢、庞均、刘英[8]等汇报工作。他们主要汇报整风整社，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贯彻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六十条”的情况。当汇报到河北省委、地委、县委负责人亲自原原本本地讲解公报、决定、“六十条”，全省有百分之八九十的党员都参加了听讲时，毛泽东说：这是个很大的教育运动。要把这个由负责人讲课的方法介绍到全国，介绍谁开讲，怎么个讲法。当汇报到群众拥护“六十条”，认为“六十条”就像拉锯有了墨线一样时，毛泽东说：有了“六十条”就有了准则了，有了规矩了。“六十条”就是公社的章程，就是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章程。没有这样一个章程，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农村怎么搞好呢？“六十条”是从广州会议时搞起，加上以前合作社时期还搞了个章程，不是短期就搞出来的。毛泽东问生产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刘子厚答二十八户。毛泽东说，二十八户，不小，不算很小。当了解到河北的三类队占百分之十五时，毛泽东说：这里的基本问题是干部班子问题。
2月2日 回到北京。
2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从明天起先开小会。
2月6日一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增产节约、精简、劳动工资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
2月6日 审阅修改陈伯达二月三日报送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一文，将文章的标题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在引言部分“要提一下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的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一篇”。
同日 向陈伯达推荐《内部参考》刊登的波兰刊物上的一篇介绍古巴对苏古分歧的看法的文章，写批语：“古巴的看法是正确的，值得一看。”文章指出：古巴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解放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对帝国主义不能执行退让政策。
同日 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一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的报告《当前西欧党内左派力量的情况》[9]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2月9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2月11日一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议还讨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2月15日 阅张平化二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10]，批示：“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一行，刘少奇、彭真、贺龙等参加。毛泽东说：你们在东南亚站住了脚，我们感到很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有发展，希望你们继续巩固、继续发展。你们是王国，尼泊尔、阿富汗也是王国，同我们都是友好的。总统制国家也有些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动派当权的国家。所以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实质。毛泽东还提醒西哈努克要警惕颠覆和暗害活动。
同日 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的引言部分，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十六日，再次审阅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二部分，将第二部分的标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三次大论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并批示陈伯达：“有了一点修改。第二章的题目都换了，你看如何？再打清样送我看。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2月17日 审阅中共中央本日《关于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等材料和反修正主义文章的通知》[11]，批示杨尚昆即办。
2月18日 上午，审阅修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稿第八部分。针对苏共不在苏联的报刊登载和不在电台广播中国答辩文章的情况，加写一段话，其中说：“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改后批示：“请伯达阅后，加以斟酌，再打清样送我看。”在十八日下午陈伯达送审的按毛泽东的修改打印的第八部分的清样上，毛泽东将这一部分的标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2]二十日，审阅陈伯达十九日晚送审的这篇文章的引言和第八部分的清样。陈伯达送审时注明：“根据您的指示，第一部分加了一些话，第八部分加了两千多字。”毛泽东阅后批示，指出：“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第四期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至四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2月19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张国华[13]关于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当张国华讲到这次作战对参战部队也是最实际的一次考验时，毛泽东说：特别是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也是在路上做动员工作的，一到就打，很仓促。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你十号走，二十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我也来不及见你。当张国华讲到印军营以上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当张国华讲到我们这次打的是军事仗，更是打的政治仗时，毛泽东说：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当张国华讲到这次打近战多时，毛泽东说：所以，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信当了面打近战、夜战我搞你不赢。当张国华讲到部队情绪高是因为中央后发制人的方针激发了部队的士气，普遍憋了一口气时，毛泽东说：最基本的原因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第二，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当张国华讲到这次战斗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时，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是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的态度。当张国华讲到集中优势兵力时，毛泽东说：还是老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如果是围城就要十倍兵力，如果是野战就要五倍兵力，在具体的战术动作上就不止了，就要占绝对优势。当张国华讲到印军最怕侧后迂回时，毛泽东说：这不仅是印军，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张国华讲完后，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讲那个西段，西段很艰苦，那是多少公尺深的雪，这么困难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要在我们全党、我们全军，在人民中间，讲这个经验。
2月20日 阅中共河北省委二月十七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14]，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河北省委这个报告、湖南省委二月八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一下发。
2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刘少奇、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称赞古巴人民是好同志、好朋友、好人民，古巴党是好的党，古巴有好的领导者。关于中古两国的贸易，毛泽东说：再过几年情况会好一些，贸易会更多一些。我们两个国家差不多，是穷国，工业不发达，地下矿藏未开发。我们建国已经十三年了，经验还很缺乏，现在正在总结经验，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经验，可以给人家参考，你们也有经验，可以互相参考，互相交流。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离美国又远，人家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不足为奇。古巴国家小，只有几百万人口，离美国又那么近，但是革命胜利了，还站住了，所以人们很注意。有些拉丁美洲的人来中国研究革命经验，我劝他们先去古巴，先去研究古巴的经验。中国的斗争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长，从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共用了二十二年。毛泽东还说，美国的手伸得很长，在中国周围建立了军事基地。现在我们的仗还未打完，台湾尚未解放。
2月23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二十二日由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交来的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来信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要召开国际会议，为了筹备国际会议，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毛泽东在会上说，这个事情不宜迟，我马上要见契尔沃年科。会议后，立即会见契尔沃年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刚刚看到你们中央给我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们还有些意见，但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有一点不满意的，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东德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现在有四十三个党公开骂我们，当然所有的批评，我们都得回答，有来有往。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们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这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在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最近，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党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我看不会。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你们的信中说：“我们两党有义务找到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勇敢而坚定地去扫除妨碍我们友好的东西。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而且应该走的唯一道路。”这很好，我完全赞成。这个是文件，还要看怎样做。我们现在来好好地团结起来，好好地把分歧问题来解决一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拖一拖，把现在这一种僵局搞活跃一点。我们准备在回答法共攻击我们的文章之后，再回答意共和美共的文章。然后就暂时不发表文章了。关于两党会谈的时间、地点、方式，毛泽东说：听说赫鲁晓夫同志要到柬埔寨访问，能不能就便在去之前或者回来路过北京，我们当面谈一谈。如果不然，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会谈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像一九六○年莫斯科两党会谈那样，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后来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经过中苏两党协商才达成协议。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先由中苏两党会谈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将方案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两种方式都可以，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你是不是还要我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现在不准备去。
2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2月25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问题、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三个问题。当刘少奇讲到这次斗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时，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对修正主义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时，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了一气之后，写信来又要开会。当刘少奇讲到不是以让步求团结时，毛泽东说：但是某些让步恐怕还是要作，比如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那个时候我们所作的让步。当刘少奇讲到所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际上只是对左派或者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立场的人才是可能的时，毛泽东说：承认阶级斗争的学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承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说，而不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否认阶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三无世界，首先是无阶级，“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军队。刘少奇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同赫鲁晓夫立即分裂，认为分裂有利，并且举列宁的例子，说列宁是坚决要求跟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和决裂的。毛泽东说：那是后头，开头不是，经过很长一个时间。当刘少奇讲到如果赫鲁晓夫把分裂强加在我们头上，我看也没有什么时，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办法呀？我看中苏长期分裂不可能，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当刘少奇讲到我们不怕分裂时，毛泽东说：我们讲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当刘少奇讲到我们准备写五六个小册子系统阐述我们的观点时，毛泽东说：都可以出。哲学问题需要写本小册子，经济学也需要写，但是经济学比较难一点，我们经验不够。当刘少奇讲到我们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国家和军事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当刘少奇讲到就是有可能，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时，毛泽东说：根据十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来看，也有可能使我们大多数干部了解，使他们跟群众结合，首先是跟贫下中农结合，然后就有可能团结上中农，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当刘少奇讲到今后我们大概五年要进行一次群众性的整党，例如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五反”一样时，毛泽东说：五年搞一次，太长了不好。
2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毛泽东说：各省农村工作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讲就要备课，对自己也是提高，要提问题讨论，要解答。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第一步找贫下中农开会，然后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我们现在究竟怀的是什么孕？当有同志提出现在严重的问题在于党的建设时，毛泽东说：要重新整党。有的党员开会不到，什么作用不起，意志衰退，他起不了模范作用那就请他不要做党员了。要加强党的经常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整党建党要抓，要当作大事情搞。毛泽东还说：党代会明年开好。我们的工作到明年会做得更好一些，粮食也多一些，国际形势也会好一些。今年在于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要把粮、棉、油抓好。今年夏天再把农业纲要四十条议一议。下次会在七月半或七月下旬开，在这期间不再找你们了。
2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平行作业，邓小平、陈伯达、康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在邓小平介绍会议要通过的文件后，毛泽东讲话。他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让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串连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各大区的党委、省委、地委、县委要注意去争取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就是贫下中农。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要多少时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则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牛鬼蛇神打下去。毛泽东最后强调：要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同今年的工作，工业、农业、文教、“五反”、统一战线、精简等各方面的工作很紧张，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毛泽东还在会上念了各国通讯社对《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15]等同志》的反映材料。他说：《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3月1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目前只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不包括县以下中小学校）中进行。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
3月初 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请求，为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证书题签：“发明证书”。
3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会见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布托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周恩来、耿飙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发展。当布托说英国不高兴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边界协定，美国还从多方面反对时，毛泽东说：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是独立的、平等的，何况巴基斯坦是个大国。当布托说这次他了解到中国有很好的防旱措施时，毛泽东说：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我们打算搞一个二十至二十五年的计划。现在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三分之一的耕地可以利用水利灌溉，三分之二的地方还要靠天吃饭。中国有地下水，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水库，靠大水库。有一位科学家对我说，如果我们有三百个大水库，每个水库能容十亿立方米的水，就能够解决问题了。毛泽东最后说：现在中巴边界问题解决了，你们放心，我们之间决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引起争端。
3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5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个题词是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求，于二月二十日为该刊一九六三年第五、第六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发表在三月二日出版的这两期合刊上。三月四日，新华社将毛泽东题词发通稿。毛泽东于二月二十日题词后，对林克说：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同日 审阅康生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批示：“请考虑是否要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的意思。”这篇社论在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3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阿马索纳斯率领的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邓小平、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是马列主义的党，是决心搞革命的。现在有好些党，号称共产党，但决心不搞革命。毛泽东在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指出：革命是往返曲折的，不是笔直的。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直到最后胜利；后退，前进，再后退，再前进，直到最后胜利。古巴革命的经验，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最后取得胜利。你们需要创造经验，决不要机械地抄外国的经验，我们就因照抄外国经验吃过大亏。
3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稿。毛泽东对复信稿表示赞成。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一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毅等参加。毛泽东说：印度支那三个国家都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对你们是友好的，我们尊重你们，你们的事应由你们自己管理，外国不能干涉。外国干涉你们的内政，是一个很坏的做法。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说：现在，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不是我们，是蒋介石。我们没有资格进联合国，这是一件大事。比如，英国一方面承认我们，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这样，英国每次建议同我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大使级外交关系，我们说不行。所以我们在英国是代办处，英国不能在北京派大使。毛泽东称赞老挝国王是一位很好的国王。
3月9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决定今日将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复信的副本交给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驻中国大使。复信说，中国共产党赞成停止公开论战，决定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文章作公开答辩，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赞成为筹备兄弟党会议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3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会议决定在报纸上发一消息，说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交换了信件，并肯定有必要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消息。
3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委内瑞拉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处书记雷那尔多·蒙迪亚和巴拉圭妇女代表别德玛夫人[16]，王伟、王照华、吴全衡[17]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可不可以说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团结一致，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至于反对的方法，各有各的方法，看情况而定。
同日 晚上，听取杨尚昆汇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沙维金的谈话情况。杨尚昆说：叶利沙维金来谈话，苏共中央表示愿意发表两党来往信件，但又指责说我们提的是“最后通牒”、“引起不安”等等。随即，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明天即发表两党来往信件。十四日，《人民日报》以《中苏两党为举行双边会谈交换的信件》为题，发表了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和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3月中旬 审阅刘少奇在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讲话的整理稿。对讲话中关于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一段话，批注：“仅仅依靠公安部，不依靠党和群众去肃反。”对讲话中关于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经济组织中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一段话，批注：“他们在党内关系不是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在讲话中说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不适当地干涉某些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一句后，加写：“替各国制定纲领，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
3月16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及利亚《非洲革命》周刊社长雅克·弗吉斯和民族女英雄贾米拉·布伊海德。刘长胜、吴冷西等在座。毛泽东称赞阿尔及利亚是战胜帝国主义的榜样，他们的经验对亚非拉人民是一种贡献。他说：我对一些非洲朋友说值得到阿尔及利亚去看看，拉丁美洲的朋友应该到古巴去看看，这些经验更直接。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中国的经验有一个缺点，就是时间太长。中国的经验可以当作一种经验来研究，研究成功的方面和失败的方面，就是说正确的方面和错误的方面。革命总是要经过反复斗争的，做得好可以把政权保持下去，不脱离群众。凡是脱离群众的，非失败不可，凡是胜利了，都是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凡是胜利了又失败，一定是脱离了群众。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非洲外宾，刘宁一、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一位外宾说：整个非洲解放运动是以毛主席所阐明的哲学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指导思想的，在非洲解放运动中这一句话比任何其他的话得到更多地运用。毛泽东说：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即是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国家。我们应当互相团结、支持，互相帮助，亚、非、拉三大洲人民的团结很有必要。
3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20日 遵毛泽东之嘱，林克写信给臧克家。信中说：“主席嘱将他这首《满江红》词送《诗刊》发表。词内用了三个典，即‘蚂蚁缘槐称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请《诗刊》作注后，再送主席阅。主席词发表时请附郭老原词。”
同日 下午，审定杨尚昆送阅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口头通知的信件。晚上，杨尚昆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面交中共中央的答复信件。
3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等，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在最前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美国很怕你们，怕你们小国，对你们没有办法。直接进攻你们，它怕世界舆论反对，还有一条怕陷进去出不来。在谈到古巴革命时既没有重炮，也没有空军、海军时，毛泽东说：你们的敌人巴蒂斯塔什么都有，可是为什么还打败了呢？就是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他，武器再好也没有办法。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联系群众永远不会失败。
3月24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张干[18]来信，信中说他和他的女儿均需人照顾，请求帮助将其外孙女从山西调回长沙工作。毛泽东批示：“请中央组织部商山西省委，酌情处理。写信人张干，是我四十五年前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年大约八十以上了。”
同日 致信周世钊，信中说：“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崙）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19]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3月28日 复信戴毓本[20]：“去年十月的信早就收到了，很是高兴。近情如何，望告。生活上如有困难，不妨见示。”
4月1日 本日回到北京的契尔沃年科提出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会见毛泽东，当面递交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并陈述该信的内容。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邓小平见他。二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契尔沃年科，接受他递交的苏共中央的信。三日，苏共中央将这封信公开发表。
4月3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毛泽东说：来信太长，我还没有看完，想先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谈了意见后，毛泽东说：既然大家有这个印象，就是赫鲁晓夫集团要把他们的路线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那末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让大家研究。我赞成我们应该准备一个对案，可以采取答复他们的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此事由小平同志负责准备，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立即开始对苏共中央复信的起草工作。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
4月5日 写信给毛岸青：“亲爱的岸青儿：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
4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4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哥伦比亚“工人、学生、农民运动”代表团，刘长胜等在座。毛泽东询问哥伦比亚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等和游击战争发展情况。他说：不能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但可以参考外国经验。外国经验毕竟是外国人的，自己没有参加没有体验就不是自己的经验。会见后，乘专列离开北京。
4月8日 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汇报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的情况。当汇报到天津“五反”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反浪费是很要紧的，这个问题很大，抓住这个问题后很多问题就抓起来了。发动群众是根本路线。不管是铺张浪费，还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刮黑风，一发动群众很快就搞出来了。靠上面派下来的人不见得行，不一定能把问题搞出来。农村也是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不行。当汇报到农村“四清”的情况时，毛泽东反复讲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表示这么做是对的。他特别问到“四清”中有没有逼死人、打人的情况。当汇报到在农村组织阶级队伍，搞贫下中农委员会时，毛泽东说：就是要组织阶级队伍。人要分左、中、右，如地富反坏叫右派的话，中农、富裕中农就是中间派，贫农、下中农就是左派，这是一般地讲，个别的也还有右的。当汇报到在“四清”中教育干部时，毛泽东说：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比如过去我们就教育干部如何搞土改，如何搞合作化，现在合作化这么多年了，不搞“四清”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呢？中央有同志跟我讲，“五反”得五年搞一次。现在十年没有搞了，今年准备搞一年嘛。对百分之几的那些人，我们就是依靠群众继续管住他，还不是劳改嘛，不是依靠杀人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曾依靠杀人，但是未能解决问题。当汇报到保定地委指定干部进行蹲点时，毛泽东说：这样好，你们要搞个制度。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保定地区二十二个县哪能都搞得过来，搞一两个点就清楚了。
4月9日 到达济南。听取白如冰、杨得志、袁升平、杨岩[21]汇报山东工作。汇报说，山东有个地方修宗庙，一个地主坐在上面，他以族长身份要人家叩头，许多党员、团员向他三拜九叩。毛泽东说，这是封建复辟活动。毛泽东问：今年山东的小麦怎么样？白如冰答：一九六二年小麦实际产量是四十一亿斤，今年可能收获五十亿斤。毛泽东说：山东是大省，要增加一点库存，要把经济作物搞上去。汇报到山东社会秩序今年比去年好，群众生产热情很高时，毛泽东说：总的说来，我们的政策上了轨道。共产党不能把事情办好，我就不相信，办错了事，就改嘛！汇报到山东目前货币流通量过少，对生产生活发生了不利影响时，毛泽东说：山东这样大的省只有四亿多货币流通，太少了，解决这些问题要快。汇报到一九六二年全省人口净增一百五六十万时，毛泽东说：人口增长得太快了，要想个办法。汇报到农村干部和群众经过社会主义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不整风，哪个县都要出修正主义。汇报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五反”要有步骤地搞。民主党派不搞“五反”，他们没有什么责任，主要整共产党。“五反”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但对工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对小偷小摸，主要是正面教育。要洗温水澡，要使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心情愉快。对一些犯有严重贪污盗窃和其他罪行的人，可以实行劳动改造，不要杀人。至于有血债，民愤大，不杀群众很不满意、脱离群众的，又当别论。群众揭发的，有些不一定正确，要经过调查研究，不忙于做结论和处理。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逼供信，不要逼死人。汇报结束时，毛泽东拿出中共河北保定地委四月四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的报告给白如冰，说这个报告很好，请山东很好地研究一下。在保定地委的报告谈到干部“多吃多占的，进行检讨和退赔，一般不给处分”处，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干部多吃多占，原则上应当退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个别情节较轻，本人检讨也好，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经过群众讨论，认为不必退的，可以不退。——中央注”
4月11日 到达南京。听取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向江苏省委介绍保定地委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经验。
4月12日 听取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指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
4月13日 到达上海。
4月14日 阅张闻天四月五日来信。张闻天认为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绝不是为了认真谈判，谋求真正团结，而是为了制造有利条件，继续同我们作斗争。他建议中央写一复信，重申双方争论不是为一些具体措施，而是有关战略策略的原则问题，并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地公开地宣传我方观点，批评对方观点。毛泽东批示：“送小平、康生、伯达、彭真、总理阅，尚昆存。”
4月15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17日 晨四时，批示林克：“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四同志于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十九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第二次稿。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到达杭州。
4月17日、18日 在杭州连续两次会见巴西的共产党（老党）中央执行委员特莱斯、米兰达，伍修权、李启新在座。毛泽东向客人详细了解巴西的社会性质、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民族资本和外债、外资情况，人民的生活水平等。他介绍中国革命失败和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如果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参考的话，不仅仅是正面的，而且还有失败的经验，重要的是失败的经验。革命要夺取领导权，没有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的口号和纲领是不可能的。什么叫领导权，领导谁？第一个是领导农民，包括半无产者贫农和小有产者中农，第二个是要领导资产阶级左派，第三个是要领导知识分子的左派和中间派。
4月20日 阅外交部党委关于拟即提请国务院任命刘晓为外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和周恩来认为照刘晓现在的健康看来，下去看看可以，下放尚有困难的意见后，批示：“总理：下去了解情况，是刘晓同志本人的要求，我也认为有此必要。他身体情况不宜下放，可以发表为外交部副部长，每年仍可以一段时间到一些省、市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4月23日 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4月24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联（今埃及）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一行，周恩来、柯庆施、章汉夫[22]等在座。毛泽东对埃及一九五六年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表示赞赏，说：那时你们的局势很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敢继续进攻你们。你们是勇敢的国家，你们的人民是勇敢的人民。他向萨布里了解尼罗河上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进展情况和建成后的效益，说这是一项大建设。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有了很大变化，你们和我们两国都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一大批亚非独立国家出现了。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杨成武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两国军队也是友好的。在谈到中国革命斗争时，他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他还说：印度尼西亚现在要收复西伊里安，值得庆贺，是一件大事。印度尼西亚土地好，人民好，资源也丰富，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4月25日 上午，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毛泽东提到东北宋任穷的报告[23]、河南省委的报告[24]、河北保定地委关于“四清”的报告、河北邢台地委关于如何组织贫下中农的报告，指出这几个文件值得很好的注意。保定地委的报告和邢台地委的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五下发。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陈丕显、曹荻秋[25]等在座。当马塔说古巴学习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毛泽东说：古巴也有自己的革命的经验，我常常劝一些外国朋友去学习古巴的经验。中国也有经验，这个经验只能供参考。南越人民的经验值得研究。他们人少，敌人的力量强大，但是他们的斗争仍在不断发展，敌人要想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广大的人民都支持他们。马塔说，卡斯特罗说古巴最强大的武器是人民。毛泽东说，这是拆不掉、打不败的武器。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以总编辑郑浚基为团长的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陆定一、吴冷西等在座。会见中，毛泽东说：如果说我们有些成绩，那是人民的。我们的领导是从群众中来的，要向人民学习。人民向我们提供意见，我们按照人民的意见办事。我们如果犯了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我们纠正了错误，就是因为听了群众的话。他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比前两年要好，经济情况比过去好，政治情况也好些。我们搞“五反”刚刚开始，“五反”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有不少党员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为个人服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我们过去搞过“三反”、“五反”，已经有十来年没有搞了，这是一条教训。搞“五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教育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助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际主义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口号。不能说我控制你，你受控制，就是国际主义。如果这是国际主义，美国也有国际主义了。
4月26日 上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再次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柯庆施、李庄[26]在座。毛泽东说：昨天我搞了三场，会见了古巴同志，开了个会，又会见你们，神气不足了，没有讲完。他说：你们研究中国的情况，要有马列主义的分析，看好的，也看坏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立统一。你们要学点外国文，至少学一种，不学点外国文，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就困难些。我还在勉强学，是小学程度的英文，读哲学、经济学是可以的，勉强能读政治的，别的不行。毛泽东再次谈到中国的“五反”，他说：我们这次的“五反”报上不登，鉴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搞“三反”、“五反”运动，报上一登，出了许多问题，搞错了许多人。这次“五反”，我们要谨慎一些，在工厂、机关内部展开批评。
同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4月底 电话通知彭真到杭州，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
5月1日 通知柯庆施、陶铸、李井泉到杭州，二日又通知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到杭州，参加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 为转发宋任穷四月十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四月十五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批示。当天，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杨尚昆阅办。彭真将批示电传给北京，同时在杭州的部分同志进行了讨论。三日，彭真写报告给毛泽东：“我们讨论后，一致同意，并且认为这个批示很适时、很重要。提了点文字修改意见。请核示。”八日，毛泽东对批示作了少量修改，加了标题《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批示说：“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批示指出：河南分批训练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二下发，批示的落款由“中央”改为“毛泽东”。
同日 同今天到达杭州来参加会议的陶铸、李井泉谈话。毛泽东让他们两人汇报工作，各讲半个小时，然后给几个材料[27]要他们看。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批示：“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退罗瑞卿同志。”
5月3日 到达上海。
同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几内亚妇女代表团，柯庆施、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说：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两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等等。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我们两国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谈得来。有人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他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他们造成的，经济、文化水平低是他们造成的，过去是他们代替我们管理国家的。英国人讲管理是可以的，我们要学习管理，学多少年，慢慢来，不会管理慢慢就会了。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提高。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正在采取措施克服。他强调：非洲国家要联合，另外还要一个更大的联合，即亚、非、拉美三大洲的联合。
5月4日 下午，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柯庆施、胡耀邦、曾三[28]等在座。毛泽东说：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二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更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出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
5月5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朝鲜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曹荻秋在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至今我们还没有制定出社会主义的民法和社会主义的刑法，需要积累经验。
同日 晚上，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陈丕显、朱光[29]在座。毛泽东询问马里在非洲的地理位置、人口、面积、语言、气候、河流等，指出：马里有中国的十二个江苏省那么大，所以你们国家大有发展前途。中国大是大，但人太多，难办，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他建议代表团参观人民公社不要都看好的，看一个好的，看一个坏的，比较一下。工厂要看大的，也要看中的和小的，特别是看中小型工厂对马里有好处。中国人对整个非洲的地理、历史都不熟悉，现在小学就应该讲地理，中学应该讲地理和历史。
5月6日 下午，到达杭州，住汪庄。毛泽东在上海的几天，彭真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在杭州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
5月7日一11日 在杭州召集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陈伯达、江华、胡耀邦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部分会议。
5月7日 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毛泽东说：起草的文件，我看了，可以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我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我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河南也是一个。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依靠贫下中农，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中央二月工作会议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省、地、县三级是否都抓住了，还是一个问题。比如，湖北孝感地委书记就思想不通，他自己到五里界搞了试点，才相信了。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要使省、地、县三级对十中全会公报有个真正的了解。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开会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说：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下去调查，不要搞主观主义，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饭后，继续讨论决定草案。毛泽东说：文件要不要发给新疆、西藏？西藏还没有搞社会主义，应该有所不同。云南、黑龙江、广西都有边界问题，要注意方法。农村中不搞“五反”，只搞“四清”。“四清”主要又是清账、清工分，财和物还是第二。还有，这次运动是中央一套，还是允许各省也搞一套？（大家表示要以中央文件为根据，不要另搞一套。）有些省另搞一套吃过亏。这次的文件，也是经过各省共同制定的，但各省要搞些具体步骤。农村商业系统也可以搞“三清”，只是没有清工分这一条。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山区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至少可以减少贪污多占的问题，可以了解农业生产。要使支部的领导放在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的手里。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30]。说得有点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一九六一年搞的“六十条”，对阶级队伍写得不突出，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我看一万年以后，还是有个依靠谁的问题，因为还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还有先进和落后，总还会有左、中、右。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是五月，这个文件到七月下半月在北戴河再议，北戴河会议还要搞工业。请大家作准备。不要着急，但是要看得到，抓得起。要看到矛盾，看到什么是基本矛盾，这就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
5月8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四月十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批示：“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两个报告，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三下发。
同日 阅《中南通讯》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中的六个文件，毛泽东从中选取四件[31]，拟题为“四个好文件”。并写批语：“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毛泽东的批语和这四个文件，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四下发。
同日 晚上，召集彭真等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彭真汇报昨晚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讨论的情况[32]，表示文件没有写好，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大家感觉从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如批发的几个典型材料。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谈，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当有人谈到看了下边的报告受到启发时，毛泽东说：启发就是河南这两个材料，还不是省委那个报告，那是概括的。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七个材料我都看了。河南两个材料刊载在《中南通讯》。你们也出个通讯嘛，就是登载这些既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过程、有阶段、有结论的报告。当有人谈到对阶级斗争调查作得不深入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儿有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当有人谈到北戴河会后认识仍不一致，至少有认识深浅不同，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时，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说：注意这种会开了不要伤人，伤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谈到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说：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会议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共进晚餐。进餐时有人谈到文艺方面的“有鬼无害论”时，毛泽东说：这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工人、农民中搞了“五反”、“四清”，群众觉悟了，它就没有基础了。
5月9日 对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四月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将标题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写一个长批语。批语中说：“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毛泽东的批语和浙江的七个材料，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七下发。这个批语的主要部分，后来放在决定草案的结尾，成为草案的一部分。
同日 接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如果主席对我们关于“跃进号”事件[33]的处理，尚需听取当面汇报，我们可于十日上午先飞杭州，如便还可在杭州同各大区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对各中央局书记说：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告诉总理不必来了。大家表示留下来等候总理。
5月10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汇报“跃进号”失事的情况，讲他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就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同周恩来交换意见。
5月10日、1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作多次修改。在决定草案稿的十个问题的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段话。其中指出：“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这段话的主体部分后来作为一篇哲学短文，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编入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34]
决定草案共十个问题，即：（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以上十个标题，都是毛泽东加上的。毛泽东对这十个问题的内容作了修改，其中，对第十个问题加写了一段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5月上旬 再阅《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将标题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这个材料和中央三月二十三日的批语、山西省委一月二十九日的批语，五月二十日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六下发。
5月11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陈伯达、江华、胡耀邦等开会。毛泽东说：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跑。你们明天可把草案带回去，每省也可发一份。开会方法，先发材料，要先看二十个材料，看三天、五天，议一天，引起议论。不要使大家对中央的东西先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领导弱的地、县，要有意识地放到后面去搞，省委、地委要派人去搞。有的地方不信，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没有自己的经验不行。云南也不要责备他们，一批评，他们就要搞急了，就不好。总之，这一次要搞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还有，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找蚂蚁。比如，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至于贪污盗窃，多吃多占，自己说出来的，又退了，可以不算贪污分子。赃物赃款，不退不行，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可以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百分之一。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同与会者一起进餐时说：《红楼梦》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贾、王、史、薛。又说：一言兴邦，就是说的精神变为物质。进餐后，毛泽东说：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看得那么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还是要破除迷信，但是不要像前几年那样，连不该破的也破了。不要破除了科学，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周恩来又问：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是否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泽东说：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
5月12日 毛泽东昨晚一夜未睡。本日早晨，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谈话。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有人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子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干部行不行，好不好，这一回是一次大考。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头了。
5月16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出为毛主席祝寿问题的报告，批示：“两种形式都不搞，现在不搞，今后不搞，永远不搞。”
5月18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形成过程，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讲话的精神，主持讨论通过了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六人。
5月19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稿。在通知稿的“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五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有七个附件（共二十个材料）。
5月21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坦噶尼喀[35]妇女代表团，曹孟君[36]等在座。毛泽东询问了坦噶尼喀的经济、人口、面积等情况后说：我们欢迎你们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摆脱外国影响。要完全摆脱外国影响需要一个过程，我国还不能算完全摆脱了，特别是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有幻想，总认为自己不行，不如外国人。毛泽东还向客人了解东非、西非的情况，说对非洲我很不熟悉，很感谢朋友们给我很多知识。
5月22日 在杭州会见威尔科克斯[37]，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答复苏共中央的信，还没有定稿。当威尔科克斯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对方很难回答时，毛泽东说：不征求其他党的同志们的意见，这样的文件拿出去我们自己也不放心。多几个从资本主义世界来的人看一看更好，这个文件要使全世界的左派高兴，要使大多数中间派看得进去，并且使他们提高一步，要使右派像你讲的很难回答。对这个文件第一部分总路线，我不很满意。那一段的文字太长，有些重复，不够概括。所以，还要十天半月才能写成。七月五日要开会，我们准备在六月中发表，不搞突然袭击。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想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中国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看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5月26日 复信黄炎培：“前后两信，并附著作、报告数种，均已收到，甚为感谢！《八十年来》[38]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敬祝安吉。”
同日 复信周世钊：“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先生为盼！”复张干（字次）的信中说：“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早日康复。”
5月27日 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同王任重谈话，从阶级斗争、地主摘帽子和地主子弟戴帽子的问题，谈到市场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不要做官，不下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可能了解情况。他还提出省级机关人太多，能不能减一半，要湖北做个模范。
5月29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金日成一行，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毛泽东说：这封信我们内部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但在北京和杭州几次交换了意见，杭州是我参加的。现在同志们来，请提提意见，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要小改，如果不行也可以重新写，主要是怕犯错误，请你们来也是这个道理。这个复信同全世界的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请你们多提修改意见，不论是在基本实质方面，或者哪一个观点、词句、文字方面都可以提。这个复信，我们已经搞了一个多月了，我看过好几次。我们征求意见，目的是要把问题搞得正确一点，怕犯错误，但只要正确就不怕了，孤立也不要紧，因为正确。如果错了那就可怕。三十日，毛泽东再次会见金日成一行。金日成说：文件我看了好几次，很好。这个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毛泽东说：就是这个目的，能够争取中间派，不过分就行，使右派也不能驳我们。主要是对中间派的问题。仅仅左派高兴还不行，使中间派也觉得能够勉强过得去，经过一段说明，使他们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才行。毛泽东还说：我们这些国家，如果不进行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不同右派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那末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出赫鲁晓夫。
5月31日 下午，同王任重等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
6月3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王任重等再谈修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稿。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有三怕，怕帝国主义，怕群众，怕“教条主义”。我们是少数，但是一攻他就得让步。八大提的什么是主要矛盾，举了手发现不对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妈妈给儿子做了一套三十岁穿的衣服，太大了，二十五岁以前都不能穿。又说：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的？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大跃进的“大”字是从哪里来的？相当乱，原来在莫斯科只提跃进。毛泽东还谈到中国的历史，他说：元朝的统治并不很坏，社会经济有进步。明朝是很腐败的，不如清朝。清朝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中国。我们不是以民族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
6月4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征求意见，邓小平、康生、王任重等在座。在谈到中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干部也没有经验。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修正主义与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们的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能改的。当得知越南同法国、日本做生意时，毛泽东说：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守信用。
6月12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武汉。
同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39]和准备参加七月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名单。在复信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在复信的五月十九日稿上讲到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加写了一段话：“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在复信的六月五日稿上，为复信拟了标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面交苏共中央负责人。十七日，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14日 在邯郸听取林铁、万晓塘、李悦农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河北的降雨、夏收、秋苗长势等情况。问河北有什么新材料？林铁交给毛泽东几个材料，说其中有保定地委、高阳县委蹲点的材料。当林铁谈到唐县整风试点情况时，毛泽东说：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四清”，不搞干部参加劳动，整党整不好的。当林铁说华北局已定了贪污一百元以下，坦白好，基本退了赃，群众也通得过，就可以不处分。但一百元以上到二百元的还未定。毛泽东说：还可以宽点，考虑四百元或五百元。不管多少，坦白就好。对林铁提出的有一个干部贪污八千多元，他自动坦白了，并积极退赔，是否要坐牢或劳改的问题，毛泽东说：不要坐牢了，也不要劳动教养了，还是给他工作，但要把工作调换一下，治病救人嘛！当林铁谈到河北和平土改加上土改还不彻底的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还多点时，毛泽东说：你们跟湖北差不多，湖北同志讲他们是占三分之一。有的土改就不彻底，有的是后来变了，有的是富裕中农当权，这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牌子。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反了投机倒把，对自由市场是不是有影响？是不是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不搞了？不要这一反，自由市场不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抢着搞，认识不了的，落后半年一年，有什么要紧，决不要一哄而起，一定要分期分批地搞。
6月15日 回到北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朝鲜崔庸健[40]一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金日成同志上次来对文件[41]提了很好的意见，崔庸健同志又来，同志们都来，我们两国关系更进一步密切了。今天在我们两党之间可以说没有什么隔阂了，关系是很好的，是互相支持的。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朝鲜支援了我们，因为你们牺牲最大，你们在第一线，中国是后方；第二才是中国支援了你们。对越南、老挝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前线。特别是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他们牺牲的是生命。用这个观点看问题，才能解释真相。亚洲各国、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方，凡是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都在支援我们。
6月19日 晚上，同杨尚昆谈话，决定立即发表苏共中央六月十八日的声明。声明认为，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是不适宜的。声明说：“这封信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这个声明六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6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里约热内卢巴中文协副主席奥埃斯特将军和夫人等，楚图南、李启新等在座。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可以办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时间，也需要国际朋友的帮助。我们很高兴巴西有很多朋友对我们是友好的。
6月24日 下午，会见古巴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42]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欢迎古巴革命，你们在中国可以找到很多朋友。古巴处在反帝斗争最前线，你们的斗争支持了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了各国革命人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你们，全世界革命人民支持你们。
6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杨尚昆等开会，提出要邓小平等从成都即回北京，商谈中苏会谈问题。
6月26日 审阅《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毛泽东将文件中介绍五月杭州会议情况的一些话，和引用的他在杭州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加写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大段话、对浙江七个材料的批语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的一段话，全部删掉，并批示：送恩来同志修改。此件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暂时不要采用。这个报告是准备由李富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宣读的。
6月28日—30日 连续三天下午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的谈判方针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会上，大家分析，这次谈判的结果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拖，就是拖下去，继续争论，各讲各的；破，就是破裂。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破，二拖，达到边缘。第一条要放在他破裂，我们不主动破裂，但要准备他破裂，假如他要破裂，我们也不怕。三十日的会上，还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声明于当晚广播，次日见报。声明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七月五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遵循我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一贯立场，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阐明我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观点，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决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6月 为中国美术馆题写馆名：中国美术馆。
7月1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陆定一、萧华、许立群[43]等开会，提出出版一批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供干部阅读，并印一部分大字本。要中央宣传部开出一个书目来，报他批准。八月十四日，关于印大字本问题，指示周扬：“同意用照相放大胶印的办法。但请注意封面不用硬纸；大书（例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过去例作一卷或两卷，现应分装四卷或八卷，使每卷重量减轻。”这批著作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出版。
7月3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七月一日讨论《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提出：不要马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从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再搞三年调整，把三年作为过渡年，基本上是调整，也有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计划。
7月4日 苏共中央在苏联《真理报》发表声明，决定由苏斯洛夫[44]等七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七月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代表团将坚定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驳斥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中共中央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出席。晚九时，声明稿经毛泽东审定发出，在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获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四日的声明。中共中央不能同意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共中央七月一日声明的歪曲、指责和攻击。鉴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将赴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中共中央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对苏共中央的歪曲、指责和攻击给予必要的评论。尽管苏共中央又一次发表了七月四日这样的声明，中共中央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责成代表团在会谈中，以最大的耐心，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基础上，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共中央希望，中苏两党会谈的结果，有利于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有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7月5日 由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还有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社会主义各国驻中国使节等。中苏两党会谈从七月六日开始，二十日结束。
同日 阅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杨树青建议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普遍发到农村党支部的请示报告，批示：“刘、周再阅。退谭震林办。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的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要发。”
7月7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的方针，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意中共代表团发言方针的电报。八日，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会谈中首次发言，主要谈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