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恩来谈话。同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苏共中央声明，对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无理要求召回的五位同志一事[45]，进行攻击。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驳斥苏共中央七月九日的声明。
7月11日 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七月十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第二次发言，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相机回击苏斯洛夫的发言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十二日，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第二次发言，着重讲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
7月12日 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将标题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社论呼吁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同我们一起努力，使中苏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这篇社论七月十三日发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结束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本日，中央复电指出，在第三轮讲话中，对方如不提中断会谈，我们也不要主动提出休会。可以这样你一篇我一篇地讲几次，以便更多地了解对方的动向和决心，来确定我们的方针。
7月14日 苏共中央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表明苏共决心进行公开论战。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中共中央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署名，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
同日 中午十二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研究中共代表团关于十五日（星期一）发言要点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下午一时，为中央起草给邓小平、彭真、康生的复电，复电说：“十三日下午六时两电均悉。星期一讲话的方针，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彭真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首先郑重声明对苏共中央十四日发表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保留评论的权利，接着着重谈了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7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关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进行的请示，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后中苏两党会谈继续进行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电，经毛泽东审阅于十六日晨发出。
7月16日、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连续召开会议。
7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何收场的请示电和关于十九日发言内容的请示电，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给代表团的复电，经毛泽东审阅于本日晚上发出。复电说：同意代表团所提的早日回国的意见，至于由我方主动提议停会，究以在第四篇发言后好还是在第五篇发言后好，请你们相机处理。
7月18日或19日 审阅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七月十八日下午稿）。声明是针对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而写的，七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中说：“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评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一段话，其中说：“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46]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7月19日 下午，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公开信写的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通篇皆是，举不胜举。毛泽东在编者按的末尾加写“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同日 中共代表团成员康生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发言（即第四篇发言），批评苏共违反协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公开信公开会谈中的分歧。发言还讲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斯大林问题。康生发言后，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意见。二十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同意会谈暂时休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代表团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于本日晚上发出。电报说：如果苏方在康生同志发言后，仍要继续发言，我们应赞成继续谈下去。同意代表团同志分乘两架飞机回国。
7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和夫人，耿飚等在座。毛泽东说：中锡两国政府、两国人民都是友好的。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商务关系。你们第一个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卖橡胶给我们国家，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好事。现在英国承认我们，但是美国不承认。美国也不让法国，不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承认我们，例如拉丁美洲各国。在拉丁美洲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只有一个古巴，在欧洲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比较多一点，亚非国家承认我们的又比较多一些，但是泰国、菲律宾、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到现在还没有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当佩雷拉夫人称赞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中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有广大的沙漠、高山或高原，能耕种的土地在中国面积中是比较小的一部分，比较大的一部分是没有开发或不能开发的。比较好的地方，也总是有台风、旱灾、涝灾。从农业来讲，农药和施用农药的器械、灌溉和电力排灌的机器、机械耕种都需要发展起来，现在还是一个开始。工业也还只是一个开始。我国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一些，但是困难还没有解决好。佩雷拉说，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那个阶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很说明问题的。毛泽东说：你看过英文译文？这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政策的记录，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党和群众工作这些方面。有好几十位国民党将军现在在我们这里，大部分已经得到赦免。无论将、校、尉，没有一个被我们杀了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7月21日 下午，邓小平、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到机场迎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北京市负责人、社会主义各国驻中国使节等。从机场回来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汇报。
7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尔[47]和夫人，邓小平、彭真等在座。谈到最近的中苏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苏共方面讲不出多少道理，比从前的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还要差。因为伯恩施坦他们还能讲点他们的道理，有点逻辑，还有点绅士气。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在精神上比一九五七年有准备得多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比较有认识了。比如苏共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就造成国际上的反苏反共浪潮。当时有许多人说不应该反斯大林，但对于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列主义这一点却认识不清楚。许多人就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现在认识这一点的人比较多了。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有点进步，还不行，还要多少年的努力。但我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技术，比如我们现在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包括从日本和英国，向他们学习技术。毛泽东还询问澳大利亚的面积、农牧业发展情况，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工人的觉悟程度等，指出，澳大利亚很有前途，地方很大，人口很少，很可以发展。澳大利亚工农业都比较发展，比中国进步。
7月23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写文章[48]的事由康生负责，中央书记处各同志转到工业问题。
7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三个代表团，楚图南等在座。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球，用战争威胁全世界人民，作各种战争准备。一种是核战争，这种战争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另一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他们的方针是打常规武器的战争。美国现在的三军参谋长泰勒写了一本书《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49]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的战争。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经验，说明对美国人不必那么怕，怕美国人是多余的。他还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轰炸伦敦，但伦敦破坏不大的情况，说空军的作用不大，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还是步兵、陆军。他说：不管敌人武器多么好，多么强，因为他们是反对革命，是不利于人民的，不可能得到胜利。
7月28日 批复邓小平转报的关于传达中苏两党会谈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现在，有不少单位提出要求，希望了解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我们考虑，可否将两党会谈九次会议的记录，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念一次。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单是念不够，似应印发，十七级以上干部每若干人一本（例如三人或五人一本），以便他们讨论研究。三个月后，一律收回。请酌定。”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美、英、苏三国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草签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
7月29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稿，并决定推迟去北戴河的时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下午，周恩来到钓鱼台主持讨论修改声明稿。
7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会议，再次讨论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会后，周恩来去钓鱼台继续主持讨论修改声明稿。三十一日晨一时，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声明稿，声明最后定稿。
7月31日 中国政府发表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声明指出：美、英、苏三国草签的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是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完全相反的。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以及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应采取的措施。
同日 将《参考资料》本日上午版刊载的《赫鲁晓夫是否改变态度了？》[50]一文批给吴冷西：“这篇文章，似可发表。全文都好。”
8月1日 作《杂言诗·八连颂》：“好八连[51]，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抗敌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雷锋》，并和演员合影。一同观看话剧的有周恩来、陈毅等。
8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南非共产党中央主席约翰·马克斯，刘宁一、吴学谦在座。毛泽东在了解南非有多少白人、有多少非洲人后，问：南非白人无产阶级中是否有同情非洲人的人，知识分子中是否有左派，是否可以从他们当中找到同盟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这样，南非共产党的斗争就不完全是种族斗争，而是阶级斗争了。当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现政权不允许人民进行合法斗争，南非共产党认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进行反对现政府的武装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试试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动手，取得一些胜利，也遭受一些失败，然后可以取得经验。别国经验应该参考，但主要是自己总结经验，不能照抄，应当适合你们的情况。我们有句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观点写进了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宣言的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要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对本国情况逐步地更加深入地了解，多做调查研究工作。一个革命党，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容易的，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52]要经过很长的斗争实践，才能深刻地懂得本国情况，逐步制订正确的纲领。单有一个纲领是不够的，还要有具体政策，各方面的政策。讲到具体政策，这就复杂了，这要由自己解决，任何人不能代替解决。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找到合适的政策。
8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苏联发表我们六月十四日复信时，只印五万份，应付一下，而《真理报》的发行量是三百多万份。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行量是二三百万份，全部刊登了他们的言论。我们还准备在《人民日报》上进一步刊登他们的言论，同时在地方的报纸上也登他们的言论。我们不仅向国内，而且用十几种语言向国际上广播他们的言论。我们不怕登反对方面的意见，应该让群众知道反对方面的意见。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怕，我们相信我们的意见多少接近真理。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我们的意见完全反映了客观真理。要认识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中国革命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可以研究我们是经过怎样的曲折，才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的。认识事物，一次是不行的。如果一次就可以认识，就不需要科学了。真理往往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见到的现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本质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现象的东西是可以看得见的。本质是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到的。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分裂，但是我们对分裂要有准备，因为已经有个先例，就是对阿尔巴尼亚。如果人家把分裂强加于我们，而我们事先不做准备，那时就要陷于被动，我们、你们，还有一切左派的政党，都将陷于被动。所以要准备它分裂。不分裂，很好；如果分裂了，那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藏原惟人说：我们担心中苏两党无限制地争论下去，会被美帝国主义利用。毛泽东说：不公开争论，美帝国主义也会利用；公开争论，它也会利用。它总是要利用的。藏原惟人问：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世界革命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进入共产主义建设，也不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问题是，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说苏联现在已进入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
8月4日或5日 阅周恩来八月三日报送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二日关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斗争的报告[53]，指示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要他在报告附件《美国种族歧视简况和当前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基础上改写成一个声明。毛泽东说：我们答应了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的要求，发表一个声明，公开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
8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8月7日 晚上，阅乔冠华[54]、浦寿昌送来的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稿，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浦寿昌同志：声明稿可用。请即请人翻译成英、法两种文，于明（八）日下午二时前，连同原稿交我为盼。”八日上午，收到声明的中、英、法文本，在中文本上批示：“请少奇、小平同志阅后，交新华社办。”
8月8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苏陀兰[55]大会党代表团、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科摩罗、津巴布韦、怯尼亚的非洲朋友，廖承志、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所有的非洲朋友。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个《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要不要全文读一读？在翻译读声明全文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8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署名的《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声明说：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声明历述了美国政府歧视黑人和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情况，呼吁全世界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声明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及随行人员，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国不承认中国，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8月10日 下午，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杨蕴玉、郭建[56]在座。在谈到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群众在我们这边。在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因素合起来都是占人口的大多数，反动派只是很少数，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很反动的分子不到百分之五，所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能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在农民中做工作特别重要，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都一样。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对知识分子、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在基本联盟上面再和他们建立联盟。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也有困难，知识不多还要学习，特别是经济建设我们不懂，虽然学了十三年。再过十三年，会懂得更多些。
8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决定十七日起先开中央局书记会议，大约十天，再定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
8月19日 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本日开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小平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薄一波作说明。会议至二十七日结束。
同日 阅《光明日报》八月十六日刊载的章凡的文章《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札记》[57]，批示：“康生同志：这篇文章可以一阅。你谈的一个美国教授写的那篇哲学文章，我已看了一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列宁哲学思想的人。”
8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比利时工会代表团，刘长胜、章智[58]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困难，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机械化才开始。人家说我们要打世界大战，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环境。我们在几十年以后才能改变我国面貌。
8月2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院长姜永昌为团长的朝鲜科学院代表团，郭沫若、张劲夫、吴有训[59]等在座。在得知代表团参观了中国不少地方时，毛泽东说：我们在这个国土上呆了几十年了，我们自己还不很了解。我们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有很大的盲目性。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社会科学方面都有盲目性。科学工作大有文章可做。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可做的文章还不少。无论是地面的，天空的，地下的情况，我们了解得都是很少的。历史也了解得很不够。现在还只编了一部上古史（从原始公社讲起，讲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还未搞出来，越到近代越不了解了。过去历史学家就是不研究近代和现代。在姜永昌谈到今后要同中国加强科学交流时，毛泽东说：这很好，两国科学院应该密切往来，交换情报，交换意见。会见中，毛泽东问吴有训，中国青年科学家可曾培养了一批？并说单靠老的不行，要靠青年人。
8月下旬 审阅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初草稿中的一段文字是：“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毛泽东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改为“十五年”[60]，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8月26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和准备九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工业文件起草委员会近几日的讨论情况以及他们对文件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文件关于分两步走的提法，主要是时间问题。他说：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第一段十五年，然后再搞十五年。还是不要提“前列”，就是提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的估计要恰当，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留有余地，比较更好一些。关于三个基础的摆法，毛泽东赞成把吃、穿、用摆在第一位，然后是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他说：现在这个稿子用化工、石油、电子、有色金属四个东西带头的办法不好，赞成把这几个东西放到新技术里头。实际上，带头的还是基础工业，不管十年也好，多少年也好，还是要在基础工业的带动下才能发展起来。基础工业本身也有尖端。会议商定，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开了，九月五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还准备讨论农村工作和国际问题，讨论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8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邓小平、李启新在座。在谈到缅甸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要注意团结多数人，包括一些比较爱国的人在内，反对少数人，要把一切反帝力量都团结起来，只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和买办资产阶级，这样有好处。要说服奈温将军这样做。毛泽东还托德钦巴登顶回国后转达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对奈温的问候。
8月29日 审阅外交部起草的关于反对吴庭艳[61]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谈话稿。这个谈话稿，原是准备毛泽东在今天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阮氏萍和越南南方诗人青海两人后，发表新闻报道时，作为毛泽东会见时发表的谈话或声明用的。毛泽东作了修改，决定将谈话稿改为正式声明，拟题为《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并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后送新华社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阮氏萍[62]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员有越南南方诗人青海等。毛泽东说：很欢迎你们来。吴庭艳现在压迫和尚，压迫学生，压迫教员、教授，越南南方的斗争现在是扩大了。胡志明同志发表了一个声明[63]，这个声明很好。乘此机会，我想响应胡志明同志的号召也发表一个声明，支持南越人民的斗争。我很喜欢研究你们斗争的情况和策略，你们有许多发明创造。与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做法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与过去越南北方的斗争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你们发展了斗争的艺术。
同日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说：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声明指出：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声明表示：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同日 致电杜波依斯夫人，悼念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去世。唁电说：“我沉痛地获悉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的消息，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杜波依斯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加纳去世。
8月30日 北京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声援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声明，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声明。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64]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新闻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国家是经过一场英勇的斗争而取得独立的。当时你们正规军只有几万人，很多外国朋友都奇怪，问为什么几万人能战胜几十万人？因为你们有几百万人民作后盾，法国政府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在谈到中国时，毛泽东说：我们工作上有很多缺点，农业不发达，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也不发达，比解放以前、十四年以前要好一些。就我们看来，几亿人口的国家，这一点工业是不行的，农业还没有现代化，科学家、技术员、工程师、医生、艺术家还不够。他说：应当将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同卖国的勾结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开，这样你们可能团结更多的人。在这方面，过去我们吃亏了，一九三四年以前犯过错误，没有把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梅格拉乌伊说：在战争期间，我们首先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以后对我们的斗争有很多教益。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劳动党南方局书记阮梅菊（即阮文灵），周恩来、罗瑞卿等在座。毛泽东询问越南南方解放区有无广播电台，各地区领导机关有没有无线电联系，人民军队同美国人是否直接打过仗，群众和干部中有没有怕美国人的情绪等。当了解到越南南方解放区的军民经过同美国军队在战场的实际较量，都认为美国人打仗还不如法国人，不怕美国人时，毛泽东指出：凡是在前线的，心里就比较稳定，不觉得困难，不怕美国。离前线远的，看不见，反而更怕美国。你们的战争是国内战争，又是国际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吴庭艳没有美国帮助就不行。要取得胜利，敌军工作很重要，俘虏政策很重要。现在南越的战争，对方主力军是吴庭艳军队，美国军队不是主力。怎样瓦解吴庭艳军队，是取得南越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主要问题，要好好努力创造条件。不但要对吴庭艳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工作，有条件也要对高级军官做工作。毛泽东称赞南越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各项政策和斗争策略都很正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群众很勇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9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9月3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彭真、康生、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是把核讹诈作为其政策和理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协定和声明是靠不住的。毛泽东说：我的建议是这样，印尼共产党可以把中苏双方文件，不单在中央政治局，而且也在中央委员会、省委会、县委会的领导中间，发给他们看，中央可以不作结论，不发指示，让他们纷纷议论。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集团，也包括英国的七国集团[65]，还有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说我们实行三A（亚、非、拉）政策。我们是三A加一个U（欧洲），还有一个A（澳洲）。从一些现象看，我们好像是孤立的，其实我们并不感到孤立。我们了解在苏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不满赫鲁晓夫的，不赞成中苏分裂。我们经济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讲到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时，他说：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9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坦博[66]率领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廖承志、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你们是南非革命者。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所以革命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可以胜利的。不管敌人如何强大，如果我们搞对了就会胜利。那就是要争取人民群众，教育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组织起来，一部分人组织到党内，一部分人如工人组织在工会中，农民组织在农民协会中，还可以搞文化战线上的组织，把文学家、诗人、艺术家、作家都组织起来。没有知识分子也不行，没有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其他人也组织不起来，但一定要革命的知识分子。还要把另一部分人组织在军队中。这样，组成一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你们国家的情况同我们可能相同，广大人民也是散居在农村，如农民不组织起来，革命就没有力量，军队就组织不起来，党政都无基础。坦博说：过去我们对组织农民的问题估计不足，我们到了中国后才开始感到组织农民的问题对革命有如此的重要，这个问题很尖锐。毛泽东说：要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就好，一句话，敌人愈少愈好，朋友愈多愈好。希望你们的党成为群众的党，一个有广泛统一战线的党。
9月6日一2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
9月6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始举行。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第一，关于明年的计划；第二，关于农村方面若干需要补充的政策；第三，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第四，国际问题，实际上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说：六日至十六日，讨论计划问题和农村工作问题；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讨论工业发展的决议；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讨论国际问题。接着，周恩来对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五年控制指标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指出：毛主席主张，我们中央同志也赞成，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个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当然同时还要发展，打下底子，然后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大区同志参加的工业起草委员会，也同意这样一个安排。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张奚若、廖承志等在座。
9月上旬 审阅修改九月六日送审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加写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9月上旬、中旬 先后三次审阅修改《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将标题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写以下一些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此外，还将文中的“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一句，改写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改完后批示：“即送康生同志：同意十三日见报。有一些修改，请酌定。”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八期发表。
9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威廉斯[67]，赵毅敏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整风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变质了，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整掉，单靠中央和各级党委本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是中国人不认识中国。我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
9月22日 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一行，刘宁一在座。毛泽东说：目前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国际力量在重新组合。目前有两种力量，一种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重新组合；另外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革命联盟的重新组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还很落后，落后的地方在全国占大多数。我们城市人口只占百分之二十不到，将来农业机械化了，化学肥料多了，城市人口可以增加一些，如增加到百分之三十。要改变这种落后状态还要几十年。日本是世界上几大强国之一，所谓强国在世界上不到十个，在亚洲，真正工农业过关的，还算你们。我们正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向这一道路走，也许不必一百年，可以缩短一半。你们在帮助我们，不仅在政治斗争方面，在技术革命方面也在帮助我们。这十几年来，我见过许多日本同志和朋友，情况有很大变化。浅沼在北京发表的声明，敢于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9月23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报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报告回顾了中苏两党会谈以来的简单情况。指出：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开始指名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系统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中苏之间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准备发表十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这两篇已经发表了。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方针，仍然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当邓小平谈到如果赫鲁晓夫把破裂强加于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完全是坏事时，毛泽东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又要恢复，这样两个国家没有国交是不行的。当邓小平谈到向苏联派留学生问题时，毛泽东说，能派几个就派几个，能派几百个就派几百个。
9月26日 阅九月二十五日《参考消息》后批示：“江青阅。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在第一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斯关于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的报道；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第四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关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的报道；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关于美国前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鼓吹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报道和美联社关于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的报道、美国记者巴雷特关于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报道。
9月27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面还枝叶茂盛。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68]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在中苏问题上，还是这个方针，叫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的方针去做。就是跟蒋介石的斗争，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留有余地。我们说，金门、马祖归他，军队可以不撤，将来好见面，反对“两个中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城乡的工作应该抓紧做好。刚才总理讲的城市“五反”、农村十条[69]，十条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个阶级斗争，一个“四清”，一个干部参加劳动，在明年这一年要进一步展开，可能后年还需要一年，也许要三四年才能搞好。要团结绝大多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孤立那个极少数的确是破坏分子、反动分子的人。至于有些人，他现在不赞成我们的方针，他公开批评，对这些同志，或者这样的人，是个说服的问题，这是少数人，不要紧。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二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不在世了，没有人看了，你就得改。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邓小平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这次会议，大区同志来了四十天了；正式工作会议，各省同志是五号来的，已经二十三天了。现在，会议的四个议程已经进行完毕。第一个议程，关于计划问题，实际上，里头还有一个粮食问题，大体上就定下来了。第二个议程，关于农村问题。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70]，经过各组讨论，认为大体上是比较好的，今天把这个文件基本通过。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大家感到这个文件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经验还不够，文件不够成熟，主张大家回去再摸一下情况，以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处理。第三个议程，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初稿，大家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从各种角度提了各种意见。看来这个文件还要花点精力。由各中央局、省、部把材料带回去，再派一点工作组蹲蹲点，研究一下，再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来，还要经过几次反复的修改，然后再提到以后那一次工作会议。第四个议程，关于国际问题。作了一次报告，经过讨论，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关于国际问题的传达范围，省是地委书记以上，部是司局长以上。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这里头有策略问题。
9月28日 晨，作出批示：“请王恩茂[71]同志今日（二十八日）留一天，明日（二十九日）返新疆。今日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萧华、谢富治、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当天下午，这次谈话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毛泽东说：新疆在反修斗争中，第一是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积累，但不要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不能过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布、茶、糖和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告诉先念同志。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其次是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很好地进行对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要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除以上两项外，还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教育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疆反修斗争。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9月30日 审阅修改周恩来在当天晚上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在讲话稿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问题处，毛泽东加写：“我们坚决相信，目前的分歧，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正确解决的。”还在另一处加写：“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在讲话稿中“我们衷心地希望各国朋友们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后面，加写“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在讲话稿末尾“我建议：为……干杯”这一段话中的“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伟大团结”后面，加写“为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出席招待会的中外来宾四千多人。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先后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代表团，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和军事代表团，在北京的全体古巴朋友。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彭真主持庆祝大会并讲话，指出：我国经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今年已经出现了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局面，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困难，已经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战胜了。
同日 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郭沫若在座。
同日 会见日本前首相、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和夫人，廖承志在座。
10月2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巴卢库[72]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萧华在座。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者反对你们，反对我们，反对一切马列主义的党。这件事可以看作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没有料到。但是出现了二十大、二十二大，这也并不坏。它能帮助我们，使我们想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加强工作，加强团结，促使我们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并没有准备同他们斗，他们要斗，有什么办法？这种分裂、这种斗争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党单是用马列主义对人民进行正面教育是不够的，有的人就是不听，也不看书。好，修正主义来了，就得想想问题，看点书，看修正主义怎样骂我们，我们的话更有人信了。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从去年十一月开始，搞了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意大利等五次党代表大会，不仅公开骂你们，而且公开骂我们。这样，文章就好做了。我们做文章，就不是无的放矢了。他们的文章多得很，苏联最近一个月搞了二三百篇文章、通讯、转载文章。我们就是那么两三篇，包括政府声明在内也就是十几篇。十几篇总比他二百多篇要少。有那么一条道理，在国际形势和平发展的时期，必然要出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又处在国际上所谓和平时期。我们正在进行斗争，反对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反贪污浪费、反投机倒把这些事情，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做了。党内隐藏了许多坏事情，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十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看来国际情况在变化，不仅仅有了第三世界。西方报纸上对第三世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种是把西欧也叫做第三世界，这就是指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还有以英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国同美国有矛盾，七国同美国也有矛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这次我国国庆，到北京来的日本人有四百人。（周恩来：已经到的是四百多人，还有三百多人没有到，一共是八百人。）有些人说我们很孤立，也许他们讲得对，也许他们讲得不对。只要我们的方针正确，总是会胜利的。
同日 本日新华社哈瓦那电报道：“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所属的古巴政治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并且已在古巴各个书店出售”。“这是第一次在古巴用西班牙文出版毛主席的这部著作，发行额为十万册”。
10月10日 晚上，乘专列从北京到达邯郸。
10月11日 下午，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及部分地委的负责人林铁、刘子厚、李悦农、康修民、刘琦、庞均、刘英汇报河北水灾情况。毛泽东询问河北受灾面积，粮食安排，各专区没有受灾的是哪些县，群众情绪安定下来没有，抗灾当中可歌可泣的事例有没有新闻记者报道、剧团有没有演他们的戏等等。当了解到有些县城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受更大损失时，指出：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城墙和护村堤埝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犁、耙等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大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一是大村庄修大围子。当林铁谈到正定县群众反对扒城墙时，毛泽东说：我们没知识，不能再扒了，城墙是为了对付水，不是对付敌人。毛泽东还指出：县委要先搞“五反”，然后就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县开贫下中农代表会很有必要，地委开行不行还不知道。县代表会有几百人就行，时间一个星期。
10月12日 到达郑州。
10月13日 晚上，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
10月14日 下午，同王任重谈话。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说：一为断交，二为孤立，三为打仗。是不是怕？前两条有可能，第三条大概不会。关于工作，毛泽东指出：县一级要先进行“五反”，才便于在面上开展“四清”运动。先在面上扫一下，然后再分期分批地仔细搞。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专人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送到武昌，请毛泽东审阅。十九日，毛泽东机要秘书打电话告中办：“四评”文章主席已阅，无修改。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期发表。
10月18日 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领导人托雷斯和一位工程师，张致祥[73]在座。当了解到古巴客人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将访问日本时，毛泽东说：日本解决农业问题的经验，很值得研究。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土地少，在战争结束后，曾经在好几年内农业非常困难。后来，他们自己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当谈到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经常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还要提倡干部参加劳动，首先是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的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所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正在抓这个问题。我们注意阶级斗争的问题，注意清理账目，干部不要多吃多占，不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再就是参加劳动。农民看到他们和自己在一块劳动，不是在那里指手画脚，心里就高兴了。不然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这个国家很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如果要使修正主义不发生，发生了能够制止，那末就必须采取措施。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托雷斯说，谭震林会见他们时所谈的阶级斗争和党对阶级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对他们很有用处。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问题的，经过了十几年，逐步看到这些问题。实际工作中反映出这么一种情况，原来是很好的干部，后来跟地主、资本家走了，原来出身很贫苦的农民，后来不愿意参加劳动，而愿意做投机生意。我看总有一小部分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兴趣。多数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剥削总要有个对象，只能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不能是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我们一定要依靠劳动者中的多数，只有这样，这个党才可以巩固，这个政权才有保障。
10月20日 深夜到达长沙，王任重同行，住蓉园。
10月22日 下午，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姆克瓦瓦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在非洲是一个大国。非洲国家一天天在进步，二次大战后的非洲与二次大战前有很大不同。
10月23日 上午，同王任重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修改问题，并要王任重等把这个文件修改一遍。二十五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文件的修改问题。毛泽东着重谈了要教育干部的问题，还谈了他不当党的主席、不当领袖的问题，不要终身制。
10月下旬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在第二条中的“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进行”之后，毛泽东加写：“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在第二条中的“在运动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之后，毛泽东加写：“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在第九条中的“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之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
10月25日 在长沙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稿。二十六日批示：“刘、周、朱、邓、彭、富治、瑞卿、伯达、尚昆、家英同志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对这个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
10月26日 听取中共湖南省委二届七次全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主要内容的汇报，肯定了生产救灾的主题，还先后同岳阳、零陵的地委书记谈话，询问两个地区的工作情况。
同日 同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和政策要普遍进行宣传。对于四类分子，对于一般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监督改造他们。凡不捕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捕。大部不捕，是指四类分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不要捕。毛泽东一再谈到许多想不到。谁想到参加共产党？二十六岁以前不知道有马克思，不知道有共产党。大革命没有想到蒋介石叛变，没有想到下乡打游击，谁知道打仗？哪里看过《孙子兵法》，是到延安后写战略问题时才看的。凯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孙子兵法》。谁想到打仗看《三国演义》？是打出来的，逼出来的。谈话中间，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一幅曹操的《龟虽寿》[74]，说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还讲解了这首诗。
同日 从长沙到达南昌。在长沙期间，曾就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法征求意见。还听取了华国锋、李瑞山等关于湖南的形势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汇报。华国锋介绍了岳阳县毛田区原来不种棉花，经过改变传统观念，实行科学种田，苦干实干，取得了种植棉花的成功经验。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实行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种棉花，促进了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称赞岳阳县搞得不错。
10月26日一28日 在南昌视察工作，就《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征求意见。江西的同志说：文件对多吃多占的干部的处理写得太宽了[75]。毛泽东说，准备同华东局和上海的同志谈一下再说。
10月29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10月31日 晨，阅周恩来通过电话传来的他准备在中法建交谈判中谈话要点的记录后，决定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于十一月一日到上海商谈中法建交问题，同时还准备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并要陈伯达、田家英到杭州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指示由彭真留北京主持工作。
同日 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第六稿。刘少奇说：主席在南方与几个省和中央局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在文件上加了点面结合一段，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改。可以把这个文件的标题改一下，改成一个正式规定，叫《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说：这个文件主席修改了，一个是点面结合问题，一个是全民教育问题，这是主席修改的主要意思。
11月1日 到达上海。
同日 周恩来、陈毅陪同富尔到达上海。
同日 下午，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中法建交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出席。周恩来汇报富尔关于中法建交提出的三种方案[76]，以及在京常委对三种方案的意见，说：法国的第一方案我们难以考虑；第二方案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法国有困难。如果别无选择，就考虑第三方案。会议认为现在双方都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可不提第三方案，而是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比较适宜。会议委托周恩来、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同富尔进一步磋商。
11月2日 晨一时，阅周恩来十一月一日二十四时关于当晚同富尔谈判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晚间我和陈毅会见了富尔，提出中法直接建交的口头方案，他表示同意。关于这一方案的书面稿子，我答应明天交他。现将书面方案[77]送上，请主席核示。毛泽东批示：“很好，照此办理。”
同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开会，继续商议中法建交等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富尔和夫人，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协议[78]，还有人会反对，就是美国。富尔表示，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国意见，可以自己作出决定。毛泽东说：好。你们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英国。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同我谈过，他也很不赞成英国受美国的影响太大。现在美、英、苏三家直接打交道，特别是美、苏两家，把法、中等国态度置之不顾，但也不能把情况看得太死太僵。现在美国要给苏联很多东西很难。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个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富尔说，这是个好意见。毛泽东说：美国人哪个地方都钻，谁不听话就整谁，敢跟他提意见的国家不多。但情况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谈到杜勒斯时，毛泽东说：此人较爽直，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心，只是一面派，不是两面派。杜勒斯比其他人好些，他坚决反对我们，但公开讲。当富尔问中国的人民公社试验情况如何时，毛泽东说：看来是成功的。什么叫公社？就是大规模的合作社，把相互关系调整一下，很有用处，特别是对有灾地区，如河北有大水灾，湖南南部有大旱灾。对丰收地区也很起作用，如上海附近的江苏丰收了，浙江、湖北也丰收了，大多数地区都丰收。有人说公社垮台了，看来垮不了。富尔问中苏分歧是由什么引起的？毛泽东说：是由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是由于对死人的看法。死人都是欧洲人，马、恩、列、斯，对他们的态度，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人身攻击，我们不同意。
同日 晚上，在上海会见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议长塔帕和夫人，以及塔帕率领的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等在座。毛泽东说：我昨天才到上海，知道你们代表团已到上海，很想见见你们。我们和你们见面感到平等。你们不压迫我们，我们也不压迫你们；你们不欺骗我们，我们也不欺骗你们；你们不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我们也不在你们那里搞颠覆。我们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也签订了友好条约。谈到修建从尼泊尔通向西藏的公路时，毛泽东说：单靠老百姓修路速度太慢，应派工程兵团去加速修建。我们内地和拉萨还未通铁路，还要过几年以后，才能有通往拉萨的铁路。铁路到了拉萨，我们和你们交流物资就方便了。毛泽东说：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我们也受欺侮，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那时我已去见上帝了，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多就没有意思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你们还都年轻，可以看得见。
同日 批示林克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
11月3日 上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开会。
同日 下午，会见阿联（今埃及）教育代表团。毛泽东说：革命首先是依靠本国人民和干部。在建设中，我们还要依靠工程师、技术人员。我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国家，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人才，就搞不好。当谈到帝国主义认为白种人最高尚时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第一等人，我们是第二等、第三等人，就是不要相信这一条。
同日 从上海到达杭州，住汪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谢富治、田家英和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还同刘少奇、邓小平等研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商定以下两件事。第一、扩大宣传范围。过去中央多次通知不许各地方报纸刊物写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现在要开禁，中央、中央局、省级的报刊都可以写反修文章。凡是在中央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中宣部、中央批准；在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公开发表的，须经各中央局批准。地委、县委的报纸暂时还不要搞。标语、口号、歌谣、戏剧和漫画不要搞。第二、扩大传达范围。过去只是在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十七级以下干部、党员群众，我们的人民群众，没有听过传达，以致议论纷纷，有各种问题。现在到了普遍传达的时候了。把过去向十七级以上干部传达的报告提纲，稍加修改传达到十七级以下干部，一直传达到基层支部书记。此外，再写一个提纲，向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作报告，普遍传达一次。
11月8日 阅周扬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批示：“退周扬同志：讲得好，完全同意。”毛泽东对讲话作了几次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两段话：“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此外，毛泽东还将讲话中的“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改写为“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这篇讲话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1月9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离开上海。
11月12日 上午，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毛泽东询问灾区群众的身体、口粮、燃料、副业等情况。汇报到救灾、治水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岁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谈到防汛措施时，毛泽东说：河、水库要修，还要修村城（防洪堤）、镇城墙、县城墙，邯郸市那样的城墙，城墙要普遍地修。城墙是个防卫武器，这种生产资料比牛、比人、比土地都重要，因为堤一溃，粮食被淹了，人、牛都没得吃了。汇报到河北的十大水库今年在防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十大水库都看看。趁水灾发财的人要教育一下，要表扬救人、救畜的人，要给牺牲的人立碑。汇报到群众手里还有些瞒产余粮时，毛泽东说：我历来赞成打埋伏（如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不赞成挖空。打埋伏是个政策，要让他打埋伏少报。多收少报是好事，少收多报是坏事。汇报到救灾物资的分配，开代表会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公布数字、分配办法，防止干部包办，搞新的“四不清”时，毛泽东说：这样好嘛！有这样做的典型材料吗？不光救灾这样搞，别的也应这样搞，我们的政策、办法就是要和群众直接见面。非灾区也这样搞。汇报到过去干部多吃多占，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决改正，群众会原谅时，毛泽东说：人有错是可以改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要进行。我在中南开了一次会，在华东开了一次会，大家认为分重点、普遍两种方法进行好。重点的分批，三四个月一批，普遍的搞半月二十天，不普遍刹一下风不行。河南是重点与普遍相结合，湖北早就这样做了，湖南也提议这样搞。原来在杭州会议上确定是分期分批，现在接受各地的经验，改变过来。
同日 晚上，回到北京。
11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这个通知，对毛泽东十月二十五日起草的通知的修改稿在内容上又作了一些修改，通知的标题也作了改动。《通知》说：“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还要向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人宣读，向民主党派成员宣读。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十六日晨，审阅田家英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修改稿。田家英在附信中说：“十一、十二两日，在京的中央同志分组讨论了这个文件。这是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所作的修改。今天下午政治局会议已原则上确定照此印发人代会。”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中央的通知和“决定（草案）”（前十条）、“规定（草案）”（后十条），于十一月十八日发出。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十一月十三日稿）。十八日，审阅《五评》的定稿，加写“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并批示康生：“在最后一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这篇文章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二期发表。
11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切拉等，张鼎丞[79]等在座。毛泽东说：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用行政的办法和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的办法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对待这些人，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至于少数分子，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的人改造不过来。对个别屡教不改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里工作，或者把他们的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安置就业。
11月17日一12月3日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和《关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说明》。大会号召全国人民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会议和闭幕会议，还出席了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的全体会议。
11月17日 为即将在天津举办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并写信给林铁：“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1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11月21日 晚上，听取汪东兴汇报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说：题目[80]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但可以先讲，不必等我。二十二日，阅谢富治的发言稿后批示：“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81]，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内务大臣卡尤姆率领的阿富汗王国政府签订阿中边界条约代表团，陈毅、曾山[82]、黄镇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同我们签订了边界条约，很好。我们两国之间本来是没有边界纠纷的，有了这个条约就更加好一些。卡尤姆说：我们不论在喀布尔还是在北京谈判边界条约的时候，都是在一种非常友好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下进行的。这种气氛应该是二十世纪的人们应有的精神。毛泽东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有的人要搞颠覆活动，一定要把统治者弄死，这有什么必要呢？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是缺少文明的。
同日 晚上，会见莫三鼻给（后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桑托斯。应桑托斯的请求，为莫三鼻给人民题词：“为了莫三鼻给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会见中，毛泽东询问莫三鼻给的面积、工业、农业、土地占有关系、莫三鼻给解放阵线的组织情况等，并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桑托斯说：我们很多人要遵循您的榜样，在政治和斗争方面学习您的教导。另外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学习您——学您的诗，我就是这样。我要用诗表达人民的痛苦。毛泽东说：你三十四岁，很年轻。我学打仗就是你这么大。打仗会有失败，经过成功和失败最后取得胜利。如写诗一样，有些诗不能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你写过不要修改的诗吗？我要修改。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
同日 晚上，同康生谈对他主持起草的毛泽东给苏加诺的复信稿的修改意见。二十六日晨二时，阅康生二十五日报送的复信修改稿后，批示：“请尚昆同志即办。”复信中说：我很高兴地接到和阅读了您十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您在来信中，表示对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感到不安和忧虑，并且希望通过协商很好地解决意见分歧。对您的这种好意，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谢。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都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苏团结，加强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11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要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中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毛泽东称赞古巴领导人提出的一手拿砍刀，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要放弃这个口号。谈到世界局势时，毛泽东说：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1月29日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结束后，同剧本作者、话剧团团长和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
11月 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3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伍修权送交苏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九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当即决定由邓小平在正在进行的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宣读这封信。苏共中央的信，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2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拉洛塔率领的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搞革命总是要自己创造经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武装斗争，要学会消灭敌人，敌人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一下子都歼灭是不可能的。打歼灭战，要选择时间和地点。武装斗争，要搞根据地，要有单独的农村政治经济纲领。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什么也不懂。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周恩来、陈毅访问非洲国家的有关问题。
同日 审阅准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的清样，写信给田家英：“‘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小小寰球’一词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六日晨，再次写信给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12月9日 阅张爱萍、李天佑[83]十二月二日关于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接到总理十一月二十七日关于应该进一步研究蒋军可能袭扰的新特点、新花样和我们的新对策的指示后，总参各有关部门马上作了研究和布置，现将研究的结果报告。毛泽东批示：“敌人小、中、大袭扰足以锻炼我军民的战斗能力，是好事，袭扰越多越好。故第八项措施[84]，暂时不应采取，将来视情况再说为宜。”
12月11日 阅王鹤寿十二月九日关于冶金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薄一波同志：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11日或12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六三九期刊载的《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一文。文章介绍了苏联学术界关于机器能否思维有四种意见。其中第三种意见认为说机器能够思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与其把机器同人对立起来，倒不如更多地研究人与机器共栖的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意见批注：“调和派”。第四种意见认为机器模拟思维的问题还需要实验研究，机器与人不同在于人能够进行创造性活动，今后控制论要研究创造性问题。毛泽东对这种意见批注：“慎重派”。文章说关于控制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种看法认为应当利用控制论去解决人类社会调整的问题，控制论在争取和平中也应起作用，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毛泽东对这种看法批注：“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否认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和平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因为敌对的双方都不愿意打仗。到了新的条件下，双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自己认为非打不可了，不能控制了，仗就打起来了。”
12月12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85]一文，批示：“彭真、刘仁[86]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一行，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发表了一篇六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叫停火[87]，我们不忙于答复他，我们的文章还没有答完呢，回答还是要回答的。关于世界矛盾的焦点，毛泽东说：革命形势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因此，矛盾的焦点不在欧洲和北美，而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应该帮助这三大洲的人民组织起反帝阵线，促使革命胜利，这也有助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我们是很重视的。谁想同我谈，我都愿意。我们有个原则，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心反帝，我们就支持。我年纪大了，能做点工作，看看同志们，就是幸福。雷声大，雨点小，有名无实不好，我不喜欢做一个这样的人。
12月13日 为转发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88]和中共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指示[89]，起草中央指示。指示说：“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指示最后说：湖南省委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这次派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毛泽东写完指示后，又写批语给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真、罗瑞卿、康生、陈伯达、薄一波、李先念、谢富治、谭震林，指出：“湖南这个文件似可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次会，议一下。”十二月下旬，中央讨论通过了这个指示。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这个指示在党内印发，题目是《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二月十二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刊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文中说，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来信人以被精简的职工为最多，还有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和各类无业人员。他们生活无着，很是困难，其中一些人思想极为不满。毛泽东批示：“柯老、丕显同志：此件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同时批示：“刘、邓、彭真同志：我在《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上写了几句话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会见秘鲁左派革命运动总书记德拉普恩特等，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询问秘鲁的工业、农业、农村人口、粮食等情况，并介绍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
同日 致信周世钊：“看了田仁尊[90]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五百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即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
12月14日 复信林彪。信中说：“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91]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92]、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93]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萧诸同志商酌处理。祝好！”“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二月十三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刊载的黑龙江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十一月来信的摘要，其中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建议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
同日 复信张维：“多次来信并附件都收到了。深情厚意，关心政治、卫生工作和我个人养生之法，极为感谢！久未作复，尚乞原谅。敬祝病体逐渐康复。并问魏夫人好！”
12月16日 关于工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问题，致信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信中说：“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94]和三八作风[95]。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同日 罗荣桓[96]在北京去世。毛泽东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十七日到北京医院向遗体告别。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默哀后，他说：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可以，不许秘密搞鬼。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在汇报到搞反导弹武器时，毛泽东说：死光[97]，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听汇报过程中，他还说：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每年购买外国书刊的经费四百万美元不算多，可以用一千万美元。当有人问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包括不包括社会科学时，毛泽东说：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
12月19日 阅解放军报社本日关于贯彻林彪提出的军队要加强学习地方的指示的报告，将报告中的“林总”改为“林彪同志”，“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二十五日，在莫文骅[98]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的报告上批示：“此件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
12月22日 阅康生转送的许立群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本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本的译稿，早已定稿，但根据主席指示，尚未出版。由于目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同三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建议俄文本即由我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批示：“刘、邓、彭阅，退康生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南南方劳动解放协会代表团。毛泽东询问解放阵线根据地的位置、敌人的兵力、解放阵线的作战能力等。他说：你们可以打埋伏，在敌人运动中消灭他们，切断交通线，突然袭击。同时在人民当中要进行教育工作。你们要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有出路，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南方的人民。要做敌军工作，在敌军内部做工作，可以争取中间偏左的军官。你们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想问题，不要照抄中国经验，具体条件不同。
12月23日 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总政治部、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党委的批语：“（一）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考。（二）请你们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三）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四）农村中分期分批进行点上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要放松。”并批示：“刘、邓、朱、彭、震林同志：比较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意见，以江苏此件为较好，故予以转发。震林前拟指示不发，改发此件。”
12月24日 批示林克：“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在旧金山的一篇对华演说，另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的两篇对华演说，以上共三篇文章，请你找来给我为盼！”
12月26日 七十岁生日。邀请章士钊、王季范、程潜、叶恭绰[99]来中南海颐年堂作客，并请每人携带一位子女同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女婿孔令华，和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宴请。
12月27日 复信胡志明：“几次来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中苏谈判，几个月后可以开第二次会，目前几个月内还不宜开，因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讲。在十一个党会议上共同商定政策以后，中苏就可以开会了。看来不止谈三四次，可能要谈十几次或几十次，谈几年到十几年，才能谈出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真正团结的结果来。对此我们是有耐心的。目前国际形势很好，料想你和你的战友们也感觉到了。听说你们的中央全会开得很好，谨致热烈的祝贺。新年将到，敬致贺忱。”
12月28日 阅外交部十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新情况》刊载的《美国对华政策新诠——对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演说的几点看法》[100]一文后，批示：“刘、邓，外交部、外办的同志们：这篇分析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
12月30日 阅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批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总理在离京前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讨论了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问题。决定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由有关各部分别负责，新建一批研究机构，加强现有研究机构；在高等学校中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加强各外事机关特别是驻外使馆的调查研究工作；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等等。
12月 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 * *
[1] 指1959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新点校本。
[2] 秋水篇，即《庄子·秋水》。
[3] 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秋天涨水，百川灌河，河伯盲目自大，以为天下浩大壮观之水都归集于己。他顺流而东行，到了北海，看不到海水的尽头，方知自己渺小，于是望洋兴叹。
[4] 周恩来在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中曾表示：对科伦坡亚非六国会议为促进中印两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所作的努力表示欢迎。接着指出，这个建议中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中国政府准备在对下述两点解释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接受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双方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一、中国边防部队将按1962年11月21日中国政府声明的既定计划，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后撤20公里；会议的建议关于印度军队保持现有军事驻地的规定，应该适用于中印边境全线，而不仅适用于西段。在东段，中国政府的理解是，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的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以南的地区，印度方面将继续像它现在所宣布的那样，不派遣它的军队进入，而只派入民政人员。二、中国边防部队在按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外的地方时，将远离他们1962年9月8日的位置。这样，在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乌热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43个据点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部队驻扎。为了促进中印双方直接谈判，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愿意在和解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不在这些地方设立民政检查站。
[5] 袴田里见，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6] “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7] 林铁，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
[8] 力矢，当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庞均，当时任中共邯郸地委第一书记。刘英，当时任中共邯郸市委第一书记。
[9] 这个报告说：最近西方舆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后对国际共运形势的评论有一点颇为值得重视，即认为赫鲁晓夫拥有的“多数”已成问题。报告引述洛桑报的评论：“中共在同苏联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不是那么孤立”，而是“这一集团还要加强”，亚洲的党大多数“已表明爱好谁”，古巴“无疑已采取了支援北京的立场”，认为赫鲁晓夫最愕然的是“他竟然在东德也发现毛的拥护者”。
[10] 中共湖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湖南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已经变质或正在演变。湖南起初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单干风上面，没有彻底揭露各种“牛鬼蛇神”的面目，因此没有能教育干部和解决干部本身的问题。去年12月下旬对全省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鉴于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运动中坚持了从上而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我们突出地抓住了训练干部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干部的问题解决不好，到群众中去就一定会搞乱。在群众中开展运动，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运动中，串连组织贫农，树立贫农优势，组织好阶级队伍。一个多月的运动，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
[11] 这个通知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和1963年1月16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致词，苏联《真理报》1963年1月7日和2月10日的编辑部文章，以及法共、意共某些同志攻击我党的一些有关的材料。对于赫鲁晓夫的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文章中的突出的错误论点，将用黑体字排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暂时还不发表文章直接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而是用发表他们的文章并把其中某些地方排印黑体字，和发表批评法共、意共的文章等方法，不指名地予以反击。至于何时直接地、指名地回答赫鲁晓夫和《真理报》，还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定。
[12] 1963年2月18日，邓小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说：“刚才同伯达、康生在主席处谈伯达主稿的长文，他说要我们一块谈一次，定稿。发表时间原定二十五日，可能推迟两天。请你们先看看。谈的时候快一些，争取三次（每次三时半）谈完。”
[1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14] 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在1962年10月省委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各县三级干部会议后，就在全省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形势、任务的讲话，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整风整社已进入第二阶段，普遍学习、贯彻“六十条”，抓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估计全省整风整社运动在3月底或4月初可告一段落。这次运动的基本做法是：原原本本地传达贯彻十中全会的3个文件；各级党委书记带头深入社队，亲自开讲；先上后下，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层层发动，步步深入，搞好试点，取得经验，指导一般。
[15] 多列士，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6] 别德玛夫人，原任巴拉圭民族阵线财务书记。
[17] 王伟，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照华，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吴全衡，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18] 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任该校校长。
[19] 应为外孙女。
[20] 戴毓本，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1] 袁升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杨岩，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
[22] 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3]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
[24] 指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
[25]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965年11月任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曹荻秋，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1965年12月任市长）。
[26] 李庄，当时任《人民日报》编委。
[27] 这几个材料是：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的报告，中共保定地委1963年4月4日的报告，中共邢台地委1963年3月14日的报告。
[28] 曾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
[29] 朱光，当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
[30] 《红楼梦》第二回中，冷子兴的原话是：“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
[31] 这4个文件是：河南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湖北武昌县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河南临颍县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2] 5月7日，彭真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后连夜召集参加会议的同志进行讨论，反复琢磨毛泽东讲文件不严肃指的是什么。后来大家认为，是在批评他们对下边的情况没有研究，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还没有达到一致。
[33] “跃进号”事件，指1963年5月1日中国第一艘载重一万五千余吨的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触礁沉没。
[34] 1965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版，也编入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
[35] 坦噶尼喀于1964年4月同桑给巴尔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同年10月改国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36] 曹孟君，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
[37] 威尔科克斯，当时任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38] 这本书记载了黄炎培80年来亲目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所接触到的一些事物。1963年印成内部小册子，1982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39]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说：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性质也不同于其他所有文件，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苏共来信是3月30号，我们这篇复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动手写了，一直搞到现在，接近70天。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几乎每天一稿，每天都不同。然后一部分人到主席那个地方又搞，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又组成小组讨论，然后两边又汇合起来，最后搞成这个样子。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变成25条。发给今天到会同志的，是6月10日的稿子。这个稿子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
[40] 崔庸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41] 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42] 张劲夫，当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43] 许立群，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1963年又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4年7月又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办公室主任。
[44] 苏斯洛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5]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召回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共5人。其理由是他们在苏联散发了中共中央6月14日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46] 见陶渊明《移居》二首之一。
[47] 希尔，原任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与中央多数领导人意见分歧，被撤销职务，196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64年2月组织成立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中央主席。
[48] 指中共关于中苏论战的文章。
[49] 杜鲁门，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任美国总统。
[50] 这是柬埔寨金边居民克洛帕写的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发表在1963年7月19日《柬埔寨电讯报》。文章说：苏联歪曲了中国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观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恰恰和西方国家不谋而合。在中苏会谈开始之际，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能取得妥协，目前可以认为一切希望都已化为乌有，赫鲁晓夫同西方的接近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了。
[51] 指1949年5月起进驻上海市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该连身居闹市14年，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52] 这次谈话结束后，约翰·马克斯在回住地的途中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今后的历史会记下这一点的。他讲的一个革命党，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容易的，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这个话真有道理。
[53] 报告说：美国黑人反对美国政府种族歧视的斗争于今年4月初从伯明翰市开始日益发展，目前已扩大到美国十多个州和几十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声势浩大的斗争。黑人组织已号召发动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并决定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25万人的“自由行军”示威游行。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曾于今年5月致电毛主席，请求声援美国伯明翰市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其后他再次向中国驻古巴使馆提出，要求以毛主席名义发一通电谴责肯尼迪的种族歧视政策，声援美国黑人的斗争。因此建议毛主席于本月6日或7日接见在京的4批非洲外宾，在谈话中表示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事后简要发表并广播毛主席谈话的内容。
[54] 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64年4月任外交部副部长。
[55] 巴苏陀兰于1966年10月4日独立，国名改为莱索托王国。
[56] 杨蕴玉、郭建，当时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57] 这篇文章讲了3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章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张恩慈的笔名。
[58] 章智，当时任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59] 吴有训，物理学家、教育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主任。
[60] 1963年9月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我们三年调整以后，原来打算提十年规划，主席就怕我们过热，说指标定高了，年限太短了，就把10年改成15年，指标不变。当然，指标稍微有些调整。每当我们提指标的时候，主席总要提醒我们，要接近实际，总是要我们留有余地。
[61] 吴庭艳，当时任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部长。1963年11月1日，在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62] 阮氏萍，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越南南方妇女解放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
[63]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1963年8月28日发表声明，谴责吴庭艳反动统治集团血腥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罪行，号召南方同胞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赢得胜利。
[64] 梅格拉乌伊·穆罕默德，当时任阿尔及利亚制宪国民议会议员，议会外交、新闻委员会委员。
[65] 七国集团，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60年5月正式成立，包括英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葡萄牙7国。
[66] 坦博，当时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
[67] 威廉斯，当时任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主席。
[68]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69]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70] 这个文件共有10条：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四、关于贫、下中农组织；五、中农问题；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九、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这个文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14日讨论通过后发出，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或称第二个十条）。
[71] 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1964年3月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
[72] 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
[73] 张致祥，当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巴友好协会副会长。
[74] 《龟虽寿》全诗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75] 这个文件规定：“对于干部的多吃多占错误，应当分别情况处理。数量较大的或者情节恶劣的多吃多占，必须退赔。少量的一般性质的多吃多占，如果本人检讨得好，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不退或者少退。检查多吃多占的时候，时间也不要计算得太远，一般地可以从1962年算起。”
[76] 富尔提出的三种方案是：第一方案，不顾法国与蒋介石集团目前的关系，中法两国立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二方案，法国宣布同蒋介石集团完全断绝关系，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第三方案，中法两国推迟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暂时互派常设的半官方贸易代表机构。
[77] 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直接建交的书面方案是：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2．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且互换大使。3．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馆，互派大使。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上述方案，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和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所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对下列3点达成了默契：1．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2．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3．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这个书面方案的标题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11月2日）。
[78] 指表述中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内容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
[79] 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80] 题目是《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81] 指浙江诸暨县的经验。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82] 曾山，当时任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内务部部长。
[83] 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84] 指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宣传上采取相应的配合措施。
[85] 文中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亲自抓曲艺工作。一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一是抓故事员的问题。
[86] 刘仁，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
[87] 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
[88] 李瑞山、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一行32人，于10月29日至11月5日参观了广东省的农业生产。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广东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突出的体会有六条：一、广东省在高举三面红旗方面非常突出，他们一直坚持大办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办劳动大学等。二、广东省在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方面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经验。三、广东省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非常突出。一是复种指数高，一是每季都高产。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单产潜力是很大的，增产到顶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四、广东省在抓水、抓肥、抓种方面非常突出。特别是水，我省必须大力发展电力排灌，这是当前的重要措施。也应更积极地生产化肥，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条件的。五、广东省在抓经济政策方面非常突出。例如，粮食和甘蔗的征购任务，都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一直落实到生产队，超产部分由生产队处理。这些经济政策大大地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省究竟怎么办？还需要看粮食情况而定。六、广东省在农业生产上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非常突出。通过这次参观，大家都感到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当把广东的经验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
[89] 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将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转发给湖南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要求一直发到公社党委和厂矿党委，强调各级党委的同志必须看，让大家照照镜子，展开讨论，把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学来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90] 田仁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91]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92] 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1965年2月、11月又先后任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廖汉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93] 刘亚楼，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94]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95]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96] 罗荣桓，生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97] 死光，即激光。
[98]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99] 叶恭绰，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
[100] 这篇文章说：希尔斯曼的演说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演说有些新的提法，如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这些表示均为过去官方所未有的调子；比较明显地目前重点并非积极期望改善中美关系，而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战略考虑，以在外围遏制我国为主；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联“采取保持实力和坚定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文章认为，演说的调子虽然比较和缓，但是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改变。如仍然认为中国是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最麻烦的问题”，美国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的政策，要我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等等。约翰逊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即急于发表这篇说明和辩护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