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七十一岁
1月1日 《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入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其中十首是第一次公开发表[1]。对已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诗词，作者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据新华社四日电讯，一月一日开始发行的《毛主席诗词》八万册，已被读者竞购一空。新华书店原来计划印行五十万册，现在决定再加印三十万册，以满足各地读者的迫切需要。
同日 阅谢富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中共公安部党组一九六三年第三次综合报告。报告说：自五月杭州会议提出要把地、富、反、坏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任务以后，半年多的实践证明，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的和可能的。城市中如何执行上述方针，我们正在摸索。一九六四年，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要认真贯彻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政，依靠群众加强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工作，依靠群众预防犯罪。我们准备在二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毛泽东批示：“报告已看过，很好。你们若干同志是否下去若干县、社、厂矿调查一个短时间，为二月公安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好一些。城市工矿也宜派几个工作组去。”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公安部党组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城市中贯彻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上批示：“此件很好，照办。”
同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陈叔通、程潜、李四光[2]等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由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剧《朝阳沟》。这出戏表现青年学生到山区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农业建设。演出前，毛泽东在休息室同李四光谈话。李四光简要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新进展。毛泽东说：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编者注）都有很大的功劳！
1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在谈到日美矛盾正在产生和加深，日本一部分垄断资本开始反对美国，日本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主张你们要把爱国主义的旗帜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让资产阶级夺取这一旗帜。你们是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面爱国大旗的，所以你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现在的问题是要对国内垄断资本进行分析研究。不要重复法国党的教训，法共不运用法国人民反美情绪，不抓反美旗帜，结果这面旗帜被戴高乐抓去了。现在戴高乐正一天天走向反美。任何一个党都有争取群众的任务。对垄断资本，你们也需要搞两手政策，又团结又斗争。在谈到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由于几十年来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而产生的。他在一九三六年，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一致，从来不说有矛盾。他又不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即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使群众感到干部不能批评。后来进行肃反，又把肃反扩大化，动不动就用杀人的办法。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教训，对捉人、杀人十分慎重。此外，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月7日 和刘少奇听取薄一波等关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指出，要学会按照经济办法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他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当谈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他说：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地、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
同日 阅罗瑞卿送阅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反飞弹”时代到来！》一文，批示：“已阅。江青阅后，退罗瑞卿同志。是否送聂荣臻同志一阅。”这篇文章介绍了美苏两国在研制反导弹方面的军备竞赛，以及由此将引发一些国家解决本国在反导弹时期的国防问题。
1月8日 同吴冷西谈《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1月9日 致信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对他本月二日下午突遭暗害幸平安脱险表示最亲切的慰问。信中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1月上旬 在中南海颐年堂两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怎样回复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来信。来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发展贸易；（二）谈边界问题；（三）停止公开争论。会议认为，苏共中央来信的原因，一是害怕公开大论战，大论战的火是赫鲁晓夫点起来的，现在是引火烧身；二是过去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的那些党发生分裂，有的甚至分裂出左派的党，而没有分裂的党，则要求设法停止公开论战；三是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美国政府处于一个过渡期，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困难；四是苏联内部发生困难。因此赫鲁晓夫企图用增加贸易，供应工业设备，甚至说可以派专家等等，引诱我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苏共中央这封信是逼出来的。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在走下坡路，苏共二十二大是他的顶点。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之前，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接着，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九四七年七月。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回答他们的来信。关于《人民日报》，毛泽东说：报上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1月12日 就巴拿马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毛泽东表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3]。他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历数了美国企图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行径，号召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1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格拉波依斯，伍修权在座。毛泽东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农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事物的发展总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这是讲有生命力的事物。没有生命力的事物则相反，他们总是由大到小，由强到弱，最后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一种社会一定要代替另一种社会，现在我们就是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1月17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4]，康生、吴冷西、袁水拍[5]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几位做了很好的工作，不只是在文字翻译上帮了忙，在内容上也帮了忙。谈到中国革命战争时，毛泽东说：现在，许多国家的游击战就是没有学会一条原则：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一路。敌人总是要分开的，他们叫“分进合击”，我们就有可能一路一路地吃掉它。我们说不怕敌人多和强大，就是因为懂得了这个原理。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毛泽东向客人提出两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爱德乐说：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毛泽东说：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这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柯弗兰问：现在反修斗争进入了什么阶段？毛泽东说：反攻阶段，可以说相当于中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毛泽东最后说：反对修正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中国古时候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挖山的人，挖的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这几座山，用几代人的时间，总会把它们挖掉的。
1月17日或18日 阅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月十五日关于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部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的气体扩散工厂，已于一月十四日上午开始取得合格产品。这一产品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已阅。很好。”
1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希腊文化代表团，陈忠经[6]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情况现在还不太好，有困难，工业不发达，农业水平也不高。比起解放前有一些进步，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国家，有一点轻工业，没有重工业，粮食年年都要进口，年年打仗。我们没有底子。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十万个大学毕业生，十四年来，我们培养了九十多万大学毕业生，加在一起是一百多万。六亿多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比例还是很小的。他说：希腊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祖国。希腊古代的唯物论、辩证法，我们也相当知道一些，你们有些大人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外宾谈到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思想家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伟大，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不是剥削者的儿子，不能摆官僚架子。
1月27日 晚上，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西园寺公一和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就最近日本人民反美斗争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7]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会见时康生、廖承志、吴冷西在座。二十八日，这个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中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 应《毛泽东诗词》英译者的要求，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在谈到“到中流击水”时，毛泽东说：“‘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谈到“天若有情天亦老”时，他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谈到“云横九派浮黄鹤”时，他引用明代李攀龙的诗《怀明卿》[8]，然后说：“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这次谈话，毛泽东共解释了诗词中的三十二处。
1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吴德峰、张志让[9]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胜利是个典型，大胜利，是少数战胜了多数，法国几十万军队被打败了。他在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说：中国革命没有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不能胜利的，不能总结经验。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看到朋友会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内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了经验，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谈到法律工作时说：搞法律工作，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来什么的。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
同日 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一月二十七日印发的《阿尔巴尼亚破获一叛国案简况》，批示：“萧华、徐子荣同志：此件值得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至于蒋匪帮是否有其布置的人，则更值得注意。谢富治同志如未外出，此件应请他看一下。”
1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以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张奚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还有《马赛曲》，我从前会唱《马赛曲》；还有你们国家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傅立叶、蒲鲁东。在谈到中法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有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使两国间互相往来，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它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他还说：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修正主义苏联。所谓纸老虎，就是说他们脱离了群众。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途经北京的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李富春、李先念、康生、杨尚昆、伍修权在座。毛泽东说：在中国，苏联专家不撤，自力更生搞不起来。苏联撤回专家，撕毁几百个合同，我们的自力更生就搞起来了。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在三年当中，我们搞出很多东西。我曾经同胡志明主席谈了很多次，要搞自力更生，既不要依赖苏联，也不要依赖中国。要搞农业、轻工业，和初步搞些重工业。这一切要经过很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工业，只能在原料和市场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搞得起来。不然工厂盖起来，有了产品，没有销路。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1月31日 复信周世钊：“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10]信，均已收到。寄上2 000元，请分致1 500元赠李先生[11]作医药费，500元给余同学。拙作[12]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
1月底 审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第十八次稿（一月二十八日稿）。在“当前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最后一段的开头，加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二、第三期合刊发表。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2月3日 阅《人民日报》编委会一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多发表一些学术文章，抓哲学，抓活哲学。《人民日报》编委会遵照主席指示，进行了初步检查，拟定了几条执行办法。报告提出：坚决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学术论文；今年集中力量抓哲学，抓活哲学，并有准备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自然科学论文；从二月份第三周起，每周增加一个版的篇幅刊登学术文章，等等。还提出请中央批准给人民日报社增调十至十五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毛泽东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2月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钱学森[13]、李四光、竺可桢[14]谈话两小时，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谈到钱学森搞导弹运载工具时，毛泽东说：你们搞了一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总要搞防御，挖山洞，钻进去，在地下就不怕它了。钱学森说：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毛泽东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2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会见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马塔克，姬鹏飞等在座。毛泽东说：谢谢你为中柬两国的友好做了工作。马塔克说，柬埔寨政府已决定从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不再接受美国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一切援助。毛泽东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在东南亚你们才可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最近几年，柬埔寨是过关和困难时期，要谨慎小心，提高警惕，不使政府被敌人推翻。使经济逐步有所发展，使人民感到比过去好些，人民就会积极支持和拥护政府。
2月9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威尔科克斯和夫人，伍修权、赵毅敏等在座。当威尔科克斯谈到新西兰所有的日报都攻击新西兰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他们越是骂你们，那就越好。人是骂出来的，真理是错误骂出来的，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骂出来的，辩证法是形而上学骂出来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经过斗争都有发展。古代哲学的发展可以从古代希腊讲起，在中国是从春秋战国讲起的。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说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在谈到社会矛盾问题时，毛泽东说：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是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争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毛泽东说：历史在经济上是根据所使用的工具而分成阶段的。现在我们用石油和煤炭作燃料，将来煤炭烧完了，石油采完了，怎么办？只有一条出路，用原子能。现在能用来取得原子能的物质即铀，数量很少。将来总有一天要从其他物质取得原子能。现在我们用的机器，在将来看起来，也会像我们现在看过去的石器和青铜器那样，是很落后的。社会是复杂的，一百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
2月12日 农历除夕，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举办的拥军优属联欢晚会，同首都三万多军民一起欢度新春佳节。同时，接见了出席联欢晚会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四好连队、四好单位、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代表，以及烈属、军属、复员军人的代表。
同日 阅郭沫若给康生的信和郭沫若书写的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字轴。在郭沫若的信上批示：“退康生同志。请转告郭老，惠件收到，大为感谢。”
同日 苏共中央致信各国共产党，提出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决议，对中共“坚决反击”，以迫使中共停止论战。信和决议均不发给中共中央。
2月13日 春节。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开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枫、杨秀峰、蒋南翔[15]、张劲夫、陆平、朱穆之[16]、陈叔通、黄炎培、许德珩[17]、章士钊，共十六人。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在本日座谈会上得知爱新觉罗·载涛[18]生活困难，当即对章士钊说：可以拿我的稿费通过你帮助他，我和他不熟。章士钊表示同意。二月十五日，致信章士钊：“送上人民币二千元，请为转致载涛先生为荷。”
2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报告，及拟请中央转发的两个材料（《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和《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和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目录（草案），批示：“陆定一同志：（一）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二）三十本书[19]，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2月18日 阅姚仲明[20]关于艾地同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的来电，批示彭真：姚仲明报来的艾地与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及前一次谈判情况，“应迅即转告十一个左派党，以及澳大利亚、锡兰、比利时、古巴、巴西这些左派党。请你急办为要”。
2月23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第七稿，加写：“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21]，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并批示：“送康生、陈伯达二同志：看过，有了一些改正，你们看如何？请你们邀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讨论，是一个好事。”“注意：再印一次，明天下午带来为盼。”二十四日，审阅复信的第八稿，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2月26日 致信金日成，信中说：“如果你们认为适合而又方便的话，我们打算请你及其他几位同志劳驾，在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来一次，为的是修改答复苏共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那封信，急于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使复信的错误较少一些。因为这封信要在二月二十九日至迟三月一日（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发出，所以这样急于征求你们的意见。此外，还可以谈些别的问题。”
同日 阅黄镇二月二十四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拟三月十五日访问我国，总理意见，十五日来京对我们没有困难。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以推迟十五天为好，因为周、陈[22]在三月十五——二十日之间可能有重要会议要参加。”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富马对中国的访问，改在四月四日至八日进行。
2月27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八号楼会见金日成，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征求朝方的意见。会见时，中国方面刘少奇、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和朝鲜方面朴金喆、金昌满、朴容国[23]等参加。
2月28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同即将来中国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方针问题。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中共同罗党会谈的方针是：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不要在它在中国期间发出，也不要在它离开中国之后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2月29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八号楼再次会见金日成，双方参加的人员与第一次会见时基本相同。毛泽东说：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24]，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毛泽东说：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在等着看。关于“七评”，毛泽东说：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同日 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复信主要谈了关于中苏边界、对华援助、苏联专家、中苏贸易和中苏公开论战五个问题。复信署二月二十九日，于三月一日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契尔巴科夫，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2日 由毛雷尔[25]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到达北京，刘少奇、邓小平等到机场欢迎。代表团带来了乔治乌-德治[26]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3月3日 中罗两党开始进行会谈，至三月十日结束，共进行了六次会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为刘少奇，成员有邓小平、彭真、康生；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团长毛雷尔，成员有波德纳拉希、齐奥塞斯库、斯托伊卡[27]。
3月5日 傍晚，在钓鱼台十八号楼第三次会见金日成，双方参加的人员与第一次会见时基本相同。金日成介绍他昨天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谈话的情况，他说：看来罗马尼亚同赫鲁晓夫是有矛盾的，但是他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害怕分裂。他们同赫鲁晓夫的矛盾不是属于理论原则方面的，而是由于赫鲁晓夫干涉他们的内政，对他们施加压力引起的。不过现在他们是以调解人的身份出面的，采取中立的态度。刘少奇谈了当天下午同罗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情况，说：他们怕在中苏关系方面发生类似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关系的局面，怕断绝国交、断绝贸易。他们要求我们在十月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前停止论战。他们同意我们复信中的四点建议。毛泽东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所不同。他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共同的。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真正反对我们的只不过是十几个，有些党是被迫的，有些人反对中国是为了保护自己。
3月6日、7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会谈的有关事宜，刘少奇、邓小平出席，彭真、康生列席。
3月9日 晚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真汇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提出的延长中罗会谈的问题，决定同他们再进行一次会谈，刘少奇、邓小平出席，康生列席。
3月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们也是不愿意公开争论的，公开争论是他们挑起来的。既已挑起来，就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除非他们公开撤销决议，承认错误，否则总有一天是要回答的。其实你们不要那么着急，这是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嘛！这种公开争论也无关大局，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塌不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除了第一条，后面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每一篇文章、决议，我们统统是要答复的。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篇文章嘛。我活不了十年了，我现在的计划是五年计划，五年之后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了，刘少奇同志他们的事情了。总而言之是要答复的。哪有这样的道理，只许你们批评我们，不许我们回答。毛泽东说：我们这次会谈是好的，因为感到双方是平等的，彼此都把话讲出来好，这并不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今晚是个团结的会见。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摘登的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批示：“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一期《群众反映》。
3月14日 对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批示：“请康生、伯达二位同志看一看，提出意见，或者直接在文本上加以修改。这是一篇老的讲话，没有发表过。田家英同志说要印进一个新的简选本[28]里去，也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印？”
3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首都机场迎接访问十四国归来的周恩来、陈毅。周恩来、陈毅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开始，应邀先后访问了阿联（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又应邀到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进行访问。本日，从成都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首都各界群众达五千多人。
3月1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访问十四国情况的汇报和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七日对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九日复信的来信。毛泽东说：三月七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你们要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从来是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在复信里边去。两党来往的信件要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是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是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
3月17日 在中南海会见智利共产党左派-斯巴达克派代表团，康生、伍修权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是左派，是要革命的，希望就在革命者身上，在左派身上。接着，毛泽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经过两次失败走向成功的经验，讲述了自己的一些革命经历。谈到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时，他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很多我还没有看过，只看过少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个几十本也就差不多了，要注意拿书本作为观点来研究事情。书不可不读，但不可多读。读多了，就成为书呆子，不会工作。你们的长处是要革命，有了这一点就有前途。没有革命热情就不行，革命热情是最可贵的。但单有革命热情还不行，还要有实际工作，这就是要与工农接近，要研究整个国家社会。
3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等问题。毛泽东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了。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毛泽东又谈到赫鲁晓夫，他说：今年四月是赫鲁晓夫的七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贺电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们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们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同日 复信华罗庚[29]：“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敬颂教祺！”
同日 复信高亨[30]：“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31]肃此。敬颂安吉！”
3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多黎各学生代表，胡克实[32]、王照华等在座。毛泽东首先向客人了解波多黎各的地理位置、语言和国内情况。在谈到怎么战胜敌人时，他说：一块一块割，一块一块吃，革命的办法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多深奥的道理。在谈到美国要派记者来中国时，他说：我们不要他们来。我们说要解决几个问题才让他们来：从台湾滚出去；在外交上承认我们；在联合国赶走蒋介石，让我们进去。实行了这三条，美国新闻记者可以来，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去。客人说：波多黎各的革命者都对毛主席表示很大的钦佩，无论是对您的著作或者是您的诗，因为您的著作中都说明了中国人民是怎样进行革命的，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您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您的著作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且也适用于全世界。毛泽东说：供你们参考。你们要根据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抄外国的经验。
3月2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朝鲜外务相朴成哲和夫人，陈毅和夫人、姬鹏飞和夫人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得好，又谈得不好。谈得好是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方面好，谈得不好是要我们“停火”。我们的文章还没有答复完，苏联写了两千多篇，四十几个党不知写了多少批评中国的文章、决议，因此时间要长。我说订个十年计划，我七十一了，只能有五年计划，以后交给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由他们去回答。要培养一批马列主义的能写文章的人。文仗也好，武仗也好，实践中锻炼人。要能打文仗，也能打武仗。要组织马列主义队伍，不仅政治文章要写，而且要各门社会科学都写。中国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过去只有北京搞，各大区、各省都不搞。其实他们有很多力量，可以在各门社会科学方面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现正在开始搞。
3月中旬 审阅《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三月十六日第十稿），在文章开头部分加写：“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3月21日 阅李先念三月十四日关于似可同意《大公报》出“经济评论”专刊的来信，批示：“此件送康生、吴冷西二同志阅后，退李先念同志照办。”
3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33]，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34]。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同时批示：“刘、周、邓、彭、贺龙、陈毅、康生、伯达、定一、冷西各同志阅后，尚昆处理。”这个指示于三月三十一日发出。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几天后，毛泽东审阅《八评》（三月二十四日第十二稿），作少量修改。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六期发表。
3月23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团是在苏联访问后来中国的。会见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廖承志、赵毅敏参加。在谈到中国革命经验时，毛泽东说：中国这套经验，在有些国家就不能采取，如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胜利，然后占领大城市。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国、美国也不行，在欧洲好多国家都不行。在亚洲其他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大体上说可以采取。有两种经验，一种是十月革命的经验，一种是我们的经验。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好多国际问题需要研究，我也不大懂，如对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在周总理访问前和访问后，我的印象就有所不同。不要说认识外国，即使本国人认识本国，也需要一个长的过程。谈到中苏关系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起，已经有八年了。我们对苏共也是逐步认识的，吃过他们的亏，发展到目前的状态，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是修正主义做了好事，他们运用造谣、颠覆、挑起边界纠纷、企图控制中国海岸、搞共同舰队、撤专家以及搞公开争论等办法，使我们聪明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对我们“坚决反击”，我们在等。还说要采取“集体措施”，我们也在等。我请罗马尼亚同志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对他们的几手都已准备好了，不外一是断绝国交，二是断绝贸易，三是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四是开军队从东北或新疆来打我们，占领北京。我们都不怕，你来吧！你有核牙齿，我只有手榴弹。这样一来，他很怕，就哀求说“停战”三个月，我说三天也不行。我们没有答复完，要停止就有一个建议，即要全世界共产党开会，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在谈到日本与美国的矛盾时，毛泽东说：日本的垄断资本可以分成亲美的和不亲美的。不亲美的，既反美也反共、反人民。你们要始终掌握民族独立的旗帜，充分利用日美垄断资本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一部分反美的资本家。
3月24日 下午，应薄一波要求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一九五九年上海会议上有人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毛泽东说：是啊，那时候都反对他们[35]，那个压力才大呢！他们是对的，他们很勇敢，多数人是错误的。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工夫不够，至少四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三四年，四五年，才能学到手，也不能急，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有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在谈到什么叫拥护三面红旗时，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了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毛泽东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
3月25日 将一九四一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36]，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阅，请他们提出意见，准备修改。同时批送陈毅阅。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又批示：“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长沙将文章的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并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五月十二日当天，毛泽东打电话给王任重，要他来长沙阅看这篇文章。
3月26日 阅田家英三月二十五日晚十二时报送的《关于调查工作》[37]一文。田家英在附信中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毛泽东审阅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阅后批示：“退田家英同志。此文是在一九二九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之后，毛泽东经过再次回忆，在四月十日印发的稿本上，将写作时间确定为一九三○年五月。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非洲情况的汇报和讨论中苏关系问题。
3月27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3月28日 晨，到达邯郸。下午，在邯郸听取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陶鲁笳及阴发祥[38]，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及河北省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五个地委的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主要由陶鲁笳汇报。当汇报到山西省已经搞了和正在搞“四清”的大队占百分之十三时，毛泽东说：这个好，不要太多了，不要太急了。当汇报到去年十二月以来，全省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公社“四清”进行大队试点时，毛泽东说：面上也搞，公社也搞，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河北、山西的同志说，“四清”并不妨碍生产。毛泽东问：有工作组的大队和没有工作组的大队相比，哪个生产搞得更好些？陶鲁笳回答，有工作组的大队生产搞得更好些。关于普遍宣讲“双十条”，毛泽东说：革命这些年，公开宣讲我们也是第一次嘛！革命革了这么多年，才学会这个办法。几亿人口，几个阶级，把政策交给他们。谈到中央“五反”指示时，毛泽东说：中央“五反”指示对阶级斗争没有那么强调，这是一个缺点。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那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说成没有。谈到有人以不能要求“四清”解决一切问题为借口，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时，毛泽东说：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什么明年要搞完。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急了不能达到目的。要讲质量，要搞好搞透。我说的是至少三年到四年，还有“至少”二字，三年到四年是从去年五月算起。别着急，这是需要时间的，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把心安下来。毛泽东还讲到官僚主义问题，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3月29日 下午，在邯郸继续听取汇报，主要由林铁汇报河北救灾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陶鲁笳也汇报了一些问题。当汇报到自留地减少了时，毛泽东指出：自留地不能太少了。当汇报到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时，毛泽东说：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当汇报到生产救灾中有相当多的副业单干时，毛泽东说：也许可它喽！集体副业在生产队、大队逐步搞起来，公社是否也可以搞一点，搞多了不行，逐步搞。当汇报到有的省先搞对敌斗争，后搞“四清”时，毛泽东说：贫下中农不起来，就没有对敌斗争的队伍。“双十条”上写的就是先解决内部问题，先组织队伍，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嘛。陶鲁笳谈到“四清”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起草第二个十条时，就有争论。那时对“四清”强调得不够。我们认为“五反”、“四清”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特定的形式，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说：对，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第二个十条还可以再修改一次。当汇报到农村支部书记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汇报中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39]的情况，毛泽东表示要看看陈永贵的材料。下午六时半，离开邯郸前往郑州。
3月30日、4月1日 这两天下午在郑州听取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刘澜涛、陕西省委的李启明[40]、安徽省委的李葆华、河南省委的刘建勋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汇报“四清”和“五反”情况。谈到新的生产高潮出现了，如何领导好时，毛泽东说：第一，肚子要吃饱；第二，觉要睡好。谈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怎么入手时，毛泽东说：现在各地的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的，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谈到“五反”问题时，毛泽东说：看起来，“五反”要搞几年，通过“五反”，一定要搞厂矿、企业、机关的革命化。现在的问题是革命化，还是官僚化？谈到会议多、报表多时，毛泽东说：会议那么多，要想个办法。中央工作会议推迟到五月五日开，开二十天。会后回去做一段工作，八月再开一次。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毛泽东说：规定高级干部学三十本书，是不是多了一些？不一定学那么多。读得多了，越读越糊涂。毛泽东这次找安徽、河南省委负责人来汇报，还要解决一个黄河下游的排水问题。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五个地区，由于以前执行以蓄为主的方针，下游各省到处筑坝，改变了河道原来的流向，大雨一来水排不出去，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毛泽东决定由谭震林召集河南、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的主要负责人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他嘱咐：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互相“打仗”了。
3月31日 下午，在郑州会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罗瑞卿、许光达[41]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很坚强。你们的国家包括你们的人民和政府一起，敢于同欺侮你们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你们不接受美国的控制。全世界都注意你们停止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把美国的军事援助团赶走。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
4月2日 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下午，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说，湖北计划今年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说：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你们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你们是不是去向群众宣讲过两个十条？你应当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还问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指出要少开会，少发文件，少要表格。谈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人均留粮标准，是不是要有个杠杠；生产队粮食分配，要有基本口粮。
同日 林克打电话告诉中共中央办公厅：毛主席最近对国际方面的问题比较注意，希望每天能把这方面的文件、资料送来。
4月3日 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发表苏斯洛夫在二月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和二月全会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在公布这两个文件的同时，《真理报》发表一篇社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诚》。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的重大步骤。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将上述三个文件全文转载。
4月5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中共湖北荆州地委第一书记王玉珍、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谈话，王任重参加。姜一汇报黄冈专区有一千八百多个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大队。毛泽东问：这些大队的生产好不好，为什么这些大队不肯改为生产队核算。姜一回答：这些大队，原来生产都搞得比较好，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和领导核心，水利建设搞得比较好，公共积累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大队的群众不赞成改为生产队核算。毛泽东指出：将来所有的公社，都要走这个方向。王任重说：去年麻城有一部分队由生产队核算又改为大队核算，被省委通报制止了。毛泽东说：只要群众真正赞成，不要勉强制止。
4月6日 阅陈毅四月四日报送的外交部党委关于机关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情况的报告，批示：“退陈毅同志。此件已阅。这样做很好。不知我各驻外使馆，亦有理论学习否？”报告说：外交部机关从一九六三年三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年中，举办了五期十七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和两期十八级以下干部小轮训，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以及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经过学习，理论水平、政策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收获很大。
4月8日 批示林克：“日本代表团，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再问明白为要。”
4月9日 阅罗瑞卿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报告。报告说：在新疆地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确在加紧制造边境紧张局势，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做好应对其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关于备战方针：根据主席指示，新疆地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政治问题。只要把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再加政治上挂了帅，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新疆地区就更加巩固了。这是防止和战胜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发动武装进攻和进行颠覆活动的根本保证。在军事方面，我们必须贯彻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准备持久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批示：“退罗瑞卿同志，照办。”
4月10日 下午，在武昌再次会见由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王任重、赵毅敏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看了苏联的材料[42]吗？没有新的东西。我们只批评赫鲁晓夫一个人，他批评了我们七八个人。有我，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还有刘宁一、刘长胜、陶铸和陈毅等同志。他这一炮放得不响。他还要采取“集体措施”，还要开会。我们准备起草一个提纲，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提出来，准备作为世界共产党会议的一个决议草案。单靠我们一个党是不行的，如果有日本、印尼、朝鲜、越南等党参加起草就比较好。公开论战首先是对国内的党有好处，使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员和干部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共产主义；其次是国际上的。要感谢赫鲁晓夫去年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这使我们好办了。在七月十四日以前，我们也不好公开批评他们，只能指桑骂槐。公开论战是他们自己挑起的，现在他们又很害怕公开论战。我们敢于发表他们的文件，他们则不敢。对他们四月三日发表的苏斯洛夫的报告，我们要发表，要替他们广播。至于国际会议，我看几年之内开不成。开分裂的会，还不如不开。维持表面上的关系，比在表面上搞破裂要好得多。一九六二年八月，我们讨论了党的整个路线，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开了十中全会，发表了全会的公报。那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国际问题上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都可以一分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有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看中国不能尽看好的，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这是次要的一面，但不可忽视。
同日 下午，离开武昌，次日晨到达长沙，住蓉园。王任重同行。
4月13日 下午，在长沙蓉园召集邓小平、康生、王任重、张平化、吴冷西开会。毛泽东说：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贺电[43]要修改。这个贺电应该争取在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要使右派看了，也感到我们不是不愿意团结的。如果他登，就打乱了他的计划，不登也就输理，这是又团结又斗争。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右派，赫鲁晓夫还是比极右派好一点。贺电写的内容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可以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这次他们发表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毛泽东请邓小平转告周恩来，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4月14日 下午三时半，在给赫鲁晓夫的生日贺电（第一方案[44]）上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再印七份，立即发给我们四人和陶王张三人。下午五时开会通过。”毛泽东将贺电稿开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改为“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在贺电末尾，加写：“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五时，毛泽东在蓉园召集邓小平、康生、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吴冷西讨论贺电。毛泽东表示基本上同意第一方案，他说：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4月15日 下午，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丁西林[45]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的胜利是一件大好事。非洲只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现在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我相信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面，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走过来的。现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好多干部也是这样。
4月16日 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祝贺七十寿辰的电报发出。贺电说：“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同日 晚上，在长沙蓉园与陪同刚果客人从北京来长沙的周恩来谈话。随后，和周恩来一起会见刚果（布）[46]特使安托万、刚果（利）[47]非洲团结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张平化等在座。在谈到黑人遭受侮辱时，毛泽东说：只有压迫人的人，才是低贱的。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大陆，压迫人、杀人的人和政权才是低贱的。谈到卢蒙巴[48]因为没有掌握武装而被杀害时，毛泽东说：卢蒙巴并不是没有群众，很多人拥护他，他就是没有武装。要接受教训，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什么叫独立？就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什么叫自由？自由也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自由，人家就要压迫你们。什么叫平等？没有军队，谁同你们讲平等，美国人不同卢蒙巴讲平等。当安托万对中国的支援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你们在那里反对帝国主义，削弱帝国主义一份力量，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不把你们的事业只看作你们的，而是也看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你们有权利得到我们的支持。中国人民不支持你们，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者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
4月18日 晚上，离开长沙。次日到达南昌。
4月21日 在南昌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49]、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50]谈话。毛泽东询问江西的工业情况后说：一九六二年我到南昌时，白栋材同志说工业上还没有一个章程，他替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工业搞了十几年，到底怎么个搞法？在杭州时，林乎加同志曾要我按延安整风的办法，讲他几篇。现在有了“双十条”、“六十条”，全党各级干部、各阶级都有了个章程。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要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谈到教育改革时，毛泽东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
4月22日 离开南昌。次日到达杭州。
4月24日 阅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第一至八期，批示：“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51]一谈。”会议简报反映的是：与会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所抱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五个地区分组讨论阶级路线问题的情况；各地区代表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受到的阶级教育的情况；分组重点讨论党和贫下中农互相依靠问题的情况，等等。
同日 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调查处理一个劳教分子问题的情况报告，批示：“刘、周、邓、彭阅。这个材料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荣同志。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4月25日 下午，在杭州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和中央委员奥克，谢富治、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等参加。毛泽东说：一九六○年，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于要对中国党进行突然袭击呢？这是因为他感觉到存在危机，看见一个党不那么听他的话，于是就急于要扑灭这个火花。但是他的压力不灵。接下来又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等这一套，又不灵。在一九六一年就搞二十二大那一套。看来修正主义猖狂的高峰是在二十二大，以后就走下坡路了。去年我们发表了六月十四日的信，他就来了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我们发表了七篇文章，他就作出了二月十四日的决议和以苏斯洛夫名义发表的报告。他本来是不想发表那个报告和决议的，但我们却要他发表。我们的办法就是写一篇文章，即《八评》，这样就逼迫得他把那决议和报告发表了。对苏联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评论完，大概还有两三篇。然后再写几篇评二月十四日的决议和报告的文章。在这之后就可以研究你提出来的问题[52]。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也是经过了好几年的准备和考虑，才逐步地看透了他们。事物在没有充分暴露之前，人们不能懂得它的本质。
4月26日 审阅为发表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稿，批示：“康生、冷西同志：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按语，和苏斯洛夫的报告、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决议、《真理报》的社论。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这个按语，发表了赫鲁晓夫最近期间的反华言论。
4月28日 同江华、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谈话。首先听取谢富治汇报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问题。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是重人还是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接着听取中共浙江省委汇报工作。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六十条”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霍士廉说，群众赞成生产队核算，但大队可以办点企业，搞点积累。毛泽东说：看来基本核算单位要扩大一些，生产队平均十七户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马上改变有问题。江华、霍士廉说：自留地解决养猪饲料，不能算口粮。毛泽东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搞得慢一些，我们是全国最慢的，以公社来算我们试点的只占百分之五。毛泽东说：那不要紧，你们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百分之五，“五反”还只进行了百分之三，“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谈到机构庞大时，毛泽东说：因为不打仗了，太平世界机构庞大，一打仗人也就不愿意集中在一起了。过去延安机关两万多人，胡宗南一进攻，中央就分了两部分，我们留在陕北的只有几个人，我、总理、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五个人，工作了一年。
4月30日 审阅修改康生、吴冷西四月二十九日报送请毛泽东定稿的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53]，批示：“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同意这封信，只在第七、八、九页上，作了一点增改。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毛泽东对复信稿作多次修改，加写了四段话：“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审阅康生、吴冷西四月二十九日报送请毛泽东定稿的中共中央给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的复信[54]（草稿），批示：“康生、冷西同志：同意这封信。”复信说：像你们要求的那样，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或者由中共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注意到，你们党的四月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立场的声明。你们一面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上，参加了公开论战的行列。请问，你们这样做，把你们自己放到一个什么地位上了呢？我们在最近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概括了我们关于公开论战的意见，也回答了关于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的问题。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的立场，随这封信附去我们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共中央愿意重申，我们将一如既往，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为加强中罗两党、中罗两国和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作不懈的努力。
春 作《贺新郎·读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5月2日 从杭州到达上海。
5月7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由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率领的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代表团，郭沫若等在座。毛泽东说：欢迎非洲独立国家的朋友们！对于非洲国家，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坚持民族独立，同人民保持联系，我们都是赞成的。谈到中国情况时，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知道得很少，也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经过十四年，才取得这些经验。现在，我们基本上走上了轨道，但是还有很多困难，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
5月8日 在上海会见以姆库贾·苏莱曼[55]为首的桑给巴尔和奔巴非洲-设拉子青年联盟代表团，王照华在座。
5月9日 下午，在上海会见由内政部部长奥廷加率领的肯尼亚政府代表团，陈毅、曾山等在座。奥廷加说：毛主席的名字全非洲都知道，甚至有许多小孩都取了主席的名字。毛泽东说：非洲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过去不同了，不仅和十年以前不同，就是和几年以前相比也不同了。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进行得很好，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各国的情况不同。还有外国军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全独立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看到，事情肯定要发展的，世界人民独立解放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你们要训练自己的军事干部。不仅要有自己的政治干部，而且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都得有自己的干部。我们国家情况和你们的不同，军事干部不缺，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方面的干部就很不够了。
同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提出准备从北京来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等，毛泽东表示同意。
同日 离开上海。
5月10日、11日 先后在停靠南京、蚌埠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伯达等补充，江渭清、谭启龙等参加。汇报到人口问题时，毛泽东说：一九七○年人口将要增长到八亿，这是个大问题。汇报到工业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重工业本身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汇报到基础工业和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汇报到建设四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时，毛泽东说：要注意种好十六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农村劳动力过剩，城市人口再下乡，怎么办？要靠多种经营，精耕细作。汇报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很大时，毛泽东说：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将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汇报到国家技术政策时，毛泽东说：技术政策很要紧。汇报到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毛泽东说：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汇报到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小而全，小而不全比大而不全好，大而不全就要浪费。并且小咧，就有可能比较全。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搞起来只是吓吓人，壮壮胆。有点远程导弹也好，搞起来后，也有可能我们也不用，敌人也不用。坦克我也不那么希望。
5月12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六十条”、“双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起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说：“六十条”、“双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呢？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时，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全国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我赞成省一级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也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在讲到划阶级有必要时，毛泽东说：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汇报到工业、农业问题时，毛泽东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和大寨。汇报到学习好的典型时，毛泽东说：对于好的典型不能完全推行，要看具体情况。汇报到读书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被书迷住了，我这一辈子想把二十四史都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旧唐书比新唐书好，南史、北史又比旧唐书好些。明史看了我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特别是后期当上进士的，就没有一个干好事的。
5月13日 下午，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汇报到对政治挂帅虽然提倡了多年，但工交系统和地方实际上都没有抓起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也不要完全相信什么事一提倡，就能搞好。比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不是提倡了很多年吗？大家口头上也都讲，但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写小说，写诗歌，画画，也是一样。现在要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赶下去。当讲到职工中也要划阶级时，毛泽东说：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汇报到搞了九个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毛泽东说：提交会议讨论，先试行嘛，不灵，再改。在这个问题上，要感谢王鹤寿，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学习解放军，从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有政治上强的懂事的人作领导。真正认真抓，是去冬今春。点面结合，准备搞四到五个冬春。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是由懒而来。
同日 下午，回到北京。
5月15日一6月17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当前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56]，建立各个系统特别是工交系统的政治工作和财贸方面的问题。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线建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反修防修、关于军事方面的战略方针、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
5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陈荒煤[57]在座。毛泽东说：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在谈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
5月17日 阅邓小平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给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报告说：拟于明日上午九时开第一次会议，由富春、震林作说明，以便各小组开始讨论（先讨论农业农村问题）。如你们不能到，拟请恩来同志主持。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伍修权、赵毅敏、陈浚[58]在座。毛泽东说：欢迎你们。有人说，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这个说法不对。你们是欧洲人，是白种人，蒋介石是黄种人，如果我们是种族主义者，为什么我们不团结蒋介石而要团结你们呢？可见，不是以种族为标准，是以阶级为标准。你们那里也是分阶级的，有工人和资本家。资本家爱工人，是为了在生产中剥削工人。中国完全现代化，大约要到本世纪末。我们中国的情况还不是那么很好。工业的发展比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差，农业也不如你们。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这就是说，要对一个国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外国的情况，不可能每人都了解，就是对本国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对我们的党来说，经过了大风浪大反复。革命形势高涨了，跌下来，革命遭受了失败。失败了，革命形势又高涨起来，革命又再一次遭受失败。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才制定出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到了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有些人说，革命不费吹灰之力，弹一弹手指头就行了。没有这回事。当然，敌人是可以打倒的。所以，我们说，整体上应当藐视敌人，具体政策上、每个事变中要很小心谨慎，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意大利不是有“结构改革论”吗？单是结构改革是不行的，整个结构要打倒。所谓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保卫经济基础的。为了变革经济基础，先要推翻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政权。生产关系不改变，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就要推翻上层建筑，改革是不行的，要革命。革命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是由天文学上的用词变来的，意思是变换位置。
5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一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人口很多，解决吃饭问题是个大任务，还要解决穿衣、住房问题。我们计划用五个或七个五年计划，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到本世纪末了，来解决这些问题。到那时我已经见上帝去了。当谈到伊斯兰教时，毛泽东说：我国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大约有四千万人。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是世界上的三大宗教，我们的政府和科学研究机关还没有加以研究。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是无神论就认为宗教不存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是个客观存在，应该加以研究。周恩来说：准备成立三个研究所来研究这三大宗教的历史和现在情况。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出席阿布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答谢宴会。
同日 阅宋任穷五月十三日报送的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报告，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印发工作会议，予以讨论。”报告说：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把培养接班人看作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来抓。他们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东北局准备在全区各级党组织中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意义，并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做出规划和安排。
同日 阅田家英五月十五日报送的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起草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批示：“少奇、小平同志：此件请阅。阅后即印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并确定下来。”六月二十四日，田家英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和中央关于印发这个条例草案的指示稿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同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
5月2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代表团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代表团。谈到军事斗争时，毛泽东说：打仗，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更重要的是政治，包括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等，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谈到信教问题说，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5月27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59]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基础工业）和后方了。
5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主席维尔多约和夫人等。谈到蒋介石集团时，毛泽东说：现在他们在台湾，我们还是主张同他们和谈，但他们不干。虽然他们不干，我们还是推动他们。台湾主要是美国人在控制。
同日 阅五月二十七日《参考消息》以《号召击败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并揭露赫鲁晓夫和美共领导的两面手法》为题刊载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四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文章说：美国在南越有大批的武器和军事部队，正在那里发动反人民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言不由衷地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但他们同时又称赞约翰逊总统是爱好和平和合乎情理的。这种两面派的政策是说明修正主义投降行径的又一个例子。美国共产党领导附和赫鲁晓夫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假装同情受到侵略的人，一方面又称赞那些侵略者——约翰逊政府。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阅。这是一篇好文章，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
5月 《毛主席语录》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一九六四年，在全军掀起了一个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6月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意大利参议员维托雷利和驻香港商务专员圣覃尼罗，卢绪章[60]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提出在中国办个意大利展览会的建议很好，经济来往的正常化可以为两国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基础。当维托雷利问到将来蒋介石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作为一个党的头目回来时，毛泽东说：如果他愿意，可以。他可以留在台湾，我们也不去。他可以当省长，但不是国，是省，不能和其他国家有外交关系。毛泽东说：美国和中国现在没有外交关系，现在他们要我们先派新闻记者去，然后他们派来，我们不干，先把大问题解决了，然后解决小问题。我们和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台湾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其他好解决。
6月3日 阅李雪峰五月三十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记录。李雪峰的发言中说：今冬明春的一批“四清”，是华北地区“四清”的第一次大决战，是搞好今后“四清”的关键性一仗。干部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各行各业都应当认真实行。文教、财贸、工业交通等战线的干部，除了参加“五反”以外，都应当有计划地下乡参加一下“四清”。最好搞一期，蹲点五六个月。失掉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机会是很可惜的。毛泽东批示：“此件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6月4日 阅林彪报送的他五月九日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林彪的谈话说：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紧密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的三结合。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文艺工作者要搞好创作，必须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过硬、深入生活过硬和练基本功过硬这三过硬的功夫。革命的文艺要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是混合，而是化合。毛泽东批示：“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6月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几天，我头一次同大家见面。但是，材料（指简报——编者注）努力看，看了一半。有很多好东西，如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五反”。还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你（指刘少奇——编者注）讲的，是总结地方的吧？我过去在郑州讲过把榨油厂搬到农村去，但没有现在这样的办法，没有现在这样清楚。当刘少奇谈到两种教育制度时，毛泽东说：要自学，靠自己学嘛。萧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他能写很漂亮的文章。大学的讲义，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和研究。老师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材料不只发一面的，正反两面的都要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要有实验，要有工厂。过去就是闹概念，要花一笔钱搞实验，搞实验工厂。当刘少奇谈到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枪的教训时，毛泽东说：他们有点像我们在大革命时期一样。当时我们领导的上海、广州、武汉产业工人一百多万，还有几千万农民进了农民协会，当时有很大的农民协会，工人半数以上都在工会。工人、农民都向我们要办法，就是我们没有想到夺取政权，天天闹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示威游行，就是没有准备国民党会解除我们的武装。当时工会有纠察队，有武装，农民协会也有自卫队，有的有枪，有的只有红缨枪。那样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当时就是没有准备资产阶级会叛变，没有想到会一下子失败。这是教训。现在这是又一次，对赫鲁晓夫开始我们也没有准备他变。当刘少奇谈到要想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不注意一定会出时，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还有陈伯达调查的天津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吗？当周恩来、彭真说下面被敌人掌权的不少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四不清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说：有意包庇坏人的就是坏人。当谈到美国是否扩大侵略南越时，毛泽东说：我们要注意研究南越的游击战争，他们只有一千几百万人，没有我们一个省大，游击战争搞得那样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沿海各省要搞些手榴弹、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有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运去。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当康生提到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当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毛泽东说：那没有东西嘛！当康生谈到《光明日报》有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不知主席看了没有时，毛泽东说：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嘛！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十二日闭会恐怕不行，开到十五日，再搞一个星期，请少奇同志讲一讲反修斗争的形势和发展前途，并且议一议；一般的国际形势请总理和陈毅同志也讲一讲。我看，中国这个党要搞赫鲁晓夫那一套修正主义比较难一些。我国七亿人口，工业不发达，比较落后，但比苏联民主。他们不仅在国际上搞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而且在党内也是这样。当刘少奇说中国是七亿人口的大国，出了赫鲁晓夫，要各省都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时，毛泽东说：我看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还有个问题，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61]只有那么些钱呀，地方的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
6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一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是你们的兄弟。你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反对帝国主义的各国人民和政府，我们一贯支持和尊重他们。你们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决不会放过我们，也不可能不打我们的主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革命力量是可以发展的，敌人是可以打倒的，这两条真理已经为无数革命事件所证实。我们主张平等待人，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大家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换意见和看法。只要不受帝国主义控制，事情就好办。
6月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并宴请由中央书记格里巴率领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修正主义非常软弱，主要的表现是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辩论文章，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停止公开论战。你有真理，干吗要停止公开论战？赫鲁晓夫只剩下两张王牌了，一张是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一张是所谓集体措施。如果他们实行断交，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毛泽东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头脑如果不清楚，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分子就会混进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我们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过十年，在中国准要出修正主义。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准要出来。现在，我们国家还落后，再过十五年，将像个样子。
6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在刘少奇提出既然苏联搞了四十多年都可以出修正主义，列宁的党可以变质，那末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将来也要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这个修正主义它不做好事的，脱离群众的。要准备出，若干年之后出来怎么对付，现在就要想一想。斯大林是长期抹煞社会矛盾，反对讲社会有矛盾，强调一致，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一致的。我们就鉴于这个教训了。要公开地发动群众和广大干部来认识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搞的这种“五反”、“四清”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还要抓理论，还要抓文艺。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搞“四清”和“五反”，用什么办法？是干部跟群众结合，还是只是干部搞一搞？没有群众就是不行。不随便抓人，不随便开除党籍，不随便杀人。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就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会前接见了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合影，还同代表中的著名先进人物交谈。
6月14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卡瓦瓦和他率领的政府友好经济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毛泽东说：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更好一些。毛泽东还说：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改正错误；如果不改，就调回来。
6月15日 下午和晚上，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西郊射击场等场地观看北京部队、济南部队“尖子分队”和民兵的射击、部队的捕俘等项汇报表演。毛泽东说：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在观看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四名射手都是四十发四十中时，毛泽东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当了解到没有那么多子弹时说：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当杨勇汇报说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要有自己一套过硬本领时，毛泽东说：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他还提出：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连队人数一定要充实，人少就合并，也要充实。部队要学游泳，要学会在江里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又说：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
6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羊坊继续观看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汇报表演，包括反空降、设置水陆障碍、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看表演之前，毛泽东在水库游泳，对女运动员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一样能够办到。[62]昨天我看了山东的女民兵打靶，打得很好。在观看表演期间，毛泽东详细询问装甲部队的装备、训练等情况，看到坦克部队射击时说：坦克受地形限制很大，有些地方不能用。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靠什么地方都能走的，武器靠背得动的（拖、拉、人扛）。当杨勇谈到坦克是一个兵种，这种武器还是要用时，毛泽东说：不是不要，是不能只指望这个。
同日 下午，看完部队的汇报表演后，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说：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抓军事，一个是培养接班人。第一，地方党委要搞军事。省委第一书记都兼省军区政委，但多少年来太平世界，成了空头政委，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各大区、各省要作计划，包括民兵、修械厂、军工厂等。各省要搞民兵，要搞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这样大的国家，这样长的战线。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有兵有官，现在还不落实。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手枪，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最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第二，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说：我想得不完全，你们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6月1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在中国工作四年后即将回国的桑给巴尔专家阿里和夫人。毛泽东感谢阿里对中国的帮助。在谈到非洲人民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过去十一二年，从一九五二年埃及推翻法鲁克王朝起，非洲的变化是很大的。根据过去这些年的情况，可以说，在今后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在谈到世界形势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很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两个中间地带的说法。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个时候没有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那时美国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间地带，不是打苏联。反苏是个口号，是烟幕。与现在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个中间地带，以反华为口号。
6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批评。他说：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现在，要到报社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也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时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开办时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还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二十三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
同日 晚上，观看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南海长城》，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贺龙、杨成武、刘志坚[63]等。
6月2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英国前坎特伯雷教长休勒特·约翰逊和夫人，宦乡[64]等在座。毛泽东称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对他们一九五二年访问中国后在反细菌战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关于细菌战，毛泽东说：凡是相信自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相信他们的阶级是长命的人，就不会搞这一套。过去我们的敌人，例如在朝鲜，空军和地面部队的火力不知比我们强多少倍，但他们还是要搞细菌战，结果也没有保住美国不失败。
6月23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龚澎[65]等在座。当客人谈到拉丁美洲的报纸受美国通讯社影响，经常制造一种气氛，说中国要挑起战争或准备战争时，毛泽东说：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中国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侵华战争等，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的。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和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
6月2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国务部长让-马里·科奈率领的马里政府代表团，刘少奇、陈毅和夫人、李先念等在座。当科奈问毛泽东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时，毛泽东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写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还在写近百年的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当陈毅说中国历史书里也有一些个人传记，我们这代人还没有想去这样做时，毛泽东说：自己不写，死了，别人来写，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你们大概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夫子、有一个秦始皇吧？这两个人就是这样的。秦始皇，历来说他不好，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给他翻了案。孔夫子，历来说他好，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孔夫子的一套教条推翻了。可是孔夫子阴魂不散，有喜欢孔夫子的，现在给他翻案。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可是他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的就是两条：杀多了人，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一行，贺龙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中国要做好援越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越南北方，中国军队就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你们对各种可能也要做准备。还有一个怕不怕美国的问题，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现在在南越和老挝，敌人军事上还占有优势，问题还不好解决。几年之后，革命力量越打越大，反革命力量越打越小，问题才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解决。重要的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提出批评，他说：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的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
6月25日 晚上，和朱德、彭真、聂荣臻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演出的大型革命历史舞剧《义静烈火》。
6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全国文联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整风。这次整风认为，文艺界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有些刊物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缺乏热情，登得很少，却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东西。（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对好作品发现和肯定得不够，对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很少进行批评，甚至还宣扬了错误的理论。（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报告提出了改进的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批示后，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6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马里发展部部长塞拉·库亚特一行，周恩来、方毅在座。毛泽东说：马里发展经济，可以从轻工业、农业开始，以便积累资金，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有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派到外国的留学生不要都学文学和社会科学，要学技术和理科，培养干部，应该要有自己的工程师和技师。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合作。不要忧愁困难和落后，困难和落后人们是可以克服的。
6月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7月2日 下午，同周恩来、彭真、贺龙、杨成武等谈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说：看了北京部队、济南部队的尖子分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各省要搞兵工厂，先搞修理，再搞制造。有事不能靠中央和军委，各省自己管自己，那时中央顾不了。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我讲每省搞一个兵工厂，有的也不一定每省搞一个。要搞好地方武装，民兵要搞好“三落实”。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彼得罗·瓦斯盖斯，伍修权等在座。在谈到美国看起来势力很强大，有原子弹，但是是纸老虎时，毛泽东说：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平，或是以此作为根据地，或是临时驻扎过。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甚至蒋介石的军队还未跑，他们就先跑了。驻青岛的美国人更滑稽，我们逼近青岛后，他们天天来侦察，看我们哪一天攻城。后来他们知道我们几天之内要占领这个城市，就马上跑掉。陆军跑了还不算，海军本来在海面上，何必跑呢？他们也都跑了。这是因为美国人懂得中国人多，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得很厉害，人民解放军不怕死。可惜古巴人口少，地方小，要不然，我看关塔那摩的美国人也要跑。所以，不管势力多大，只要是脱离群众的、反对革命的，势力多大也总要倒台的，都是纸老虎。当然，革命积蓄力量需要时间。整个拉丁美洲的解放需要时间。毛泽东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调查一个或几个乡村、一个或几个工厂、一个或几个城市的情况，要亲自调查，间接的材料往往是不可靠的。下乡调查要同农民交朋友，才能调查到真实的情况。不同工人、农民交朋友，革命就搞不起来。
同日 晚上，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万水千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陆定一、罗瑞卿等。
7月4日 阅本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北京市怀柔县北宅公社一渡河大队党支部热情培养、放手使用优秀青年干部的报道，批示：“吴冷西同志：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此件并送彭真、安子文、定一、瑞卿四同志阅。”这篇报道说：几年来，一渡河大队党支部提拔了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十七名，有的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也着重在青年中接收新党员。老干部注意对他们进行具体培养，放手使用，热情帮助，严格要求，结合工作随时随地帮助他们不断提高。
7月5日 从本日起几次召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将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有一句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将“相当长”改为“很长”，并在这句话后加写：“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十二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九评》。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发表。
7月6日 应北京卫戍区要求，为将参加今年国庆游行的北京民兵队伍题写“首都民兵师”五个字。
7月7日 为转发两篇文艺理论文章[66]写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67]驳周谷城[68]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同日 致信贺龙：“《解放军报》的报头和《思想战线》几个字写得不好，拟改写过。现写上，请择用。换改时间，可在八·一节为宜。”
同日 阅田家英报送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69]的出版消息稿，批示：“退田家英同志照办。”《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从七月十日起在全国发行。
同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延安地区负责人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毛泽东说：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是不好的，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同日 会见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当得知非洲有三亿人口时，毛泽东说：三亿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怕你们了。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单对非洲人民有好处，对全世界人民有好处，对中国人民也有好处。中国发展了，对你们也有好处。你们独立后要建设，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你们不剥削我们，我们不剥削你们。你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也不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不搞你们的兵变，你们也不搞我们的兵变。那些是帝国主义干的。帝国主义就是要剥削人、压迫人，如果讲平等、不剥削、不压迫，就不是帝国主义了。
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7月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在平壤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到中国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廖承志、南汉宸[70]等在座。毛泽东说：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71]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谈话中，毛泽东在讲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时说：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
7月1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佐佐木更三[72]、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人士，廖承志、乔冠华等在座。毛泽东说：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日本客人谈到日中友好运动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的人，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下决心搞日中贸易。毛泽东说：我也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当日本客人谈到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时，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当日本客人提出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和党风问题时，毛泽东介绍了中共建立的经过和后来的发展，然后说：党的作风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的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各方面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
7月上旬 阅康生送阅的中央高级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批示：“退康生。”在这一期简报上，康生批写：“主席、彭真、定一、贺龙、瑞卿诸同志：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很可一看。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清楚。”彭真七月十一日批注：“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
7月1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73]、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的外宾，胡耀邦、王照华等在座。谈到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现在整个世界看来，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存在着革命形势的，人民都想摆脱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就拼命统治。在回答关于拉丁美洲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前景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很好答复，就是古巴的前景，就是阿尔及利亚的前景，就是越南北方的前景，也就是中国的前景。被压迫者总要起来推翻压迫者，如果和平的方法不行，那末就搞武装斗争。不是讲今天或明天就搞武装斗争，要等条件成熟了才能搞，也不是说一搞武装斗争就能够胜利，可能要经过一系列的失败。整个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不只是拉丁美洲。
7月15日 阅罗瑞卿七月十四日报送的林彪同杨成武等在七月十日、十二日两次谈话的纪要[74]，批示罗瑞卿：“此件已看过。准备十六日或十七日请总理、彭真、贺龙、瑞卿、杨成武、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伍修权九同志专谈一次军事问题。”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谈话。毛泽东说：你（指罗瑞卿——编者注）不是还要谈一谈军事问题吗？罗瑞卿说：林总上午亲自同我打了电话说，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经过了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罗瑞卿还说：我们对于主席指示的体会，是战略方针多准备几手，要把事情设想得困难一些，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困难都设想到。毛泽东说：对。我看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战略问题，就是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7月1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部长瓦希杜扎曼，叶季壮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之间谁也不想剥削和压迫谁，我们之间讲平等，因此我们能够成为平等的朋友。中巴两国经济都不发达，应该互相支持。你们有钢铁工业吗？没有钢铁工业不行。如果依靠进口钢铁和机器，经济就不能独立。巴基斯坦是一个东方大国，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建成很好的国家。要逐步来，不要太急。要有资金，要搞地质勘探，先搞农业、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重工业。这是我们十五年的经验。次序应该是农业第一，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叫农、轻、重。工厂不要太大。过去我们犯过错误，工厂太大，搞“高、大、精、尖”，吃了亏。这是苏联朋友教我们的。后来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自己。苏联还逼我们还债，到明年可以还清，到一九六八年可以还清内债。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资金从农业和轻工业方面来，从重工业方面也来一些。这也许不适合巴基斯坦的情况。
7月17日 晚上，观看上海演出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康生等。
7月18日 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传达中央五月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送少奇一阅。少奇同志现在何处（可能在合肥、南京、上海一带），请机要室查明送到。”甘肃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六月二十四至七月七日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精力讨论了城乡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着重讨论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大家特别对以下四个问题认识比较清楚了。一、部分单位职工队伍严重不纯。二、部分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三、关于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我省基层单位中，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肯定是不少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超过三分之一。四、关于“朝中有人”问题。过去有些问题暴露出来了，但我们没有向上追，挖根子，问题总得不到彻底解决，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7月21日 阅刘亚楼等七月十七日关于再次击落美制蒋军U-2飞机给罗瑞卿、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刘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二十三日下午，和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谭震林、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接见这次击落U-2飞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
7月23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二日送阅的他七月一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批示：“退彭真同志。此件已阅，讲得很好。”彭真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京剧一定要改革，从五个方面来说：（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二）要为多数人，为工农兵（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三）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对敌斗争的现代戏。（四）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五）战略上要藐视，坚信一定能改革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到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等等，都要十分重视。第二，京剧要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的联系。（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
同日 晚上，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一同观看演出的有彭真、谭震林、康生。
7月25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对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要对反修斗争的形势作通盘考虑。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很可能铤而走险，其原因是内部不稳，跟其他兄弟党的关系也比较困难，以后我们的反修文章，要集中攻击赫鲁晓夫，对其他兄弟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概不问，就是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其他人，也一概不问。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
7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考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
7月27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来中国参加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越南三个代表团，郭沫若、廖承志等在座。毛泽东说：我每一次看到越南同志都很高兴，表示欢迎。越南人民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你们那里一打就打开了，使帝国主义陷于很困难的境地。世界好多国家的人民和共产党都看着你们，也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的经验不够了，你们有新经验了。关于美国准备轰炸或进攻越南北方的问题，毛泽东说：越南北方和我们都要准备，如果他们轰炸或者登陆我们就要打。如果美国进攻越南北方，就不单是你们的事了。它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刘少奇主持会议。此前，毛泽东曾对复信稿作了多次修改，主要加写以下一些话：“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在复信的末尾加写：“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75]。”
7月29日 乘专列前往北戴河，到后住一号楼。
同日 为《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新华日报》重新题写报名，为《新湖南报》改写报名，并分别致信范瑾[76]、万晓塘、江渭清、张平化，要求在国庆节时换用这次题写的报名。在给万晓塘的信中说：“《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在给张平化的信中说：“《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
7月30日 下午，看望在北戴河养病的柯庆施。
7月、8月 阅江青送阅的《文化部、文联和各协会检查工作简报》，共五期[77]。
7月、8月 在北戴河一号楼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毛远新作几次谈话。毛泽东问毛远新接班人的五条看了没有？接着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8月2日 阅彭真七月二十四日报送的陈伯达对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和发展新技术的意见，批示：“退彭真办。”陈伯达建议成立钢铁托拉斯和机械制造托拉斯。可先以大区为单位成立子公司，取得经验后再成立全国性的母公司。陈伯达还建议我们工业的技术革新，除了应当实现机械化以外，还应当实现自动控制的电子化，在电子工业方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
8月3日 批示林克：“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8月4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讨论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78]。毛泽东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二十八日发出的信，他三十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就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当天，刘少奇携田家英等南下，赴广州修改文件。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了刘少奇。
8月6日 晨，审阅谴责美国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美国于八月五日派海军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连续轰炸了越南的义安、鸿基和清化地区。还调集在台湾、香港地区的大批舰艇，云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面，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审阅后，于晨六时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79]得重新考虑。”这个声明于当天在《人民日报》发表。
同日 阅罗瑞卿八月三日报送的昆明军区司令部向中共中央军委转报的第十四军对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批示：“瑞卿同志：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他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旋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于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根据这个批示，军委总参谋部随后发出了《全军迅速开展游泳训练》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游泳训练开展得更好》两个文件。
同日 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你们秀才现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酝酿写十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8月10日 阅中共卫生部党组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六月二十四日，主席在会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报告检讨说：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而且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关于改进办法，报告提出：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积极锻炼身体，同时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泽东阅后批示：“朱、邓、彭、康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毛泽东还对报告作了两处批注。在报告中的“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处，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报告中的“加强北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处，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同日 晚上，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奇袭白虎团》，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邓小平、李富春、柯庆施、乌兰夫、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
8月12日 下午，在北戴河一号楼听取谢富治、徐子荣、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汇报到劳动改造问题时，毛泽东说：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分子也是人嘛。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改造好，改造应当作为第一位。做好人的工作，使他们觉得有个奔头，能够愿意改造，生产当然也会好的。有些干部就是思想不通，只会蛮干。过去红军时期有人对逃兵主张枪毙，说非枪毙不行。我说不行，只靠蛮干、打骂，是没本事。现在农村公社有些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也是用这一套办法对付人民。汇报到武汉市有两条街通过试划阶级，新发现的五类分子，单地主一项就有一百多名，比原来掌握的三十多名增加了三倍时，毛泽东说：有那样多呀？坏人总是少数，多数是好人。汇报到公安队伍有的干部隐瞒成分时，毛泽东说：全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和平土改或者革命不彻底，阶级没有划清或者就没有划。有的人参加了工作，一直隐瞒成分，应当查清楚，但是，还要看表现，不能唯成分论。老根据地也有问题，就是那几个老党员把着，老不发展扩大党的组织，怕别人上来把他们压着了。
同日 阅罗瑞卿五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靠的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阅后批示：“退罗瑞卿、杨成武同志。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八月十九日，他们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会议商定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80]、赵尔陆、程子华[81]、谷牧、韩光、周荣鑫[82]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仍由总理任主席。
同日 晚上，在北戴河观看山东淄博、青岛市京剧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红嫂》，一同观看演出的有朱德、康生、薄一波、乌兰夫、杨尚昆等。
8月13日 下午，在北戴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在座。在谈到八月五日美机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毛泽东说：从我们得到的内部情报，美国人很紧张，惊惶失措。直到现在，美国没有派出陆军，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在谈到打仗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沿海要修一些阵地，要有一、二、三线。河内是第二线。南越的人民武装没有飞机，还不是打了胜仗，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你们最好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还要设想各种情况，作好准备。美国要出兵，进攻越南北方，这不是一个师、两个师的问题。在朝鲜战争时，美军最多时达到七个师，都是满员的，一个师一万五千人，共十万余人，加上空军、海军等，总共有几十万人。美国要在越南北方登陆，没有几十万兵是不行的。它来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方针？主力军是否放在第一线或河内，值得考虑，如果放在那里，同敌人拼，损伤大，划不来。有军队在，就有饭吃，留得青山在，不愁无柴烧。比武器，我们比不上美国，海军、空军也是如此。但有一条，我们强，能持久，有人民。他们没有人民，因为他们得罪人民。中国也要作准备，敌人认为只打你们不动我们不利。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什么时候出兵呢？是在敌人到鸭绿江边了，我们五个军才分别从新义州等路秘密开赴朝鲜。美国人没有料到，因为过去我们说的他们以为是空话，结果打了一个它没有料到的仗。现在它不想打，所以说我们没有增兵。在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美国的问题太多了，有日本、朝鲜、拉丁美洲、菲律宾等等问题，所以不要以为美国了不起，它的手伸得长，管得太多。最后，毛泽东就苏共中央提出要在十二月召开二十六国党的筹备会议问题询问越南党的意见，黎笋表示：开会我们不去。朝鲜准备发出声明即写信给各兄弟党说，不要去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准备答复他们，我们的信要在朝鲜声明之后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