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李富春、谭震林、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关于对形势的估计，他说：从三月、五月到八月，又恢复到一月会议的估计了。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一月会议的估计到三月就变了。关于恢复生产问题，他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低标准、瓜菜代不要讲了，农民不欢迎。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不会像原来想的那样，要搞恢复阶段、发展阶段，但估计要谨慎些。关于贯彻中央的方针问题，他说：一定要贯彻好。八月开工作会议，九月开中央全会，十一月再开工作会议，安排明年计划。明年计划要搞出来，等到明年一月就晚了。他同意李富春说的解决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要掌握两个原则，一是真正以农业为基础，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二是要每年对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毛泽东还讲了会议的安排；商业、物价、粮食问题，今天开始，讨论五天，二十日结束，如用不了这么多时间可以提前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结束。中央全会二十五日报到，在北京开会，全会发公报。
同日 审阅中共公安部党组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对策的报告，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谢富治、徐子荣[82]、彭真三位同志起草，并经修改，又经少奇、小平二同志看过，认为可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准备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布置当前工作的一个报告。我也看过，认为可用。各同志看后如有补充、修改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随后，又将这个批示删去，另写一批示：“印发各同志。如有意见，请提交谢富治同志。”公安部党组的报告说：今年以来，主要是四月以后，一部分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案件有些上升，少数城市治安秩序一度比较混乱，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暴露。我们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侦查破案的办法，一般地不搞群众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东南沿海、铁路交通沿线和一部分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毛泽东的批示和公安部党组的报告，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祝贺苏联连续成功地发射“东方三号”、“东方四号”载人卫星式宇宙飞船。
8月16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稿说：在全国范围内，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
同日 批示将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八月八日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83]给毛泽东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十七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问李雪峰：胡开明的主张怎么样？李雪峰说：包产到组，由于和包产联系，按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必然发展到包产到户。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
8月17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李先念、周恩来发言。在李先念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在李先念谈到今年进口粮食比去年减少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时，毛泽东说：省、地、县这几级人太多，还可多减些，潜力恐怕还是在地方。县、社两级还有许多吃商品粮的人，还可再减些，进口粮食还可以再减少。李先念说：自留地没有不行，但多了也不行，多了影响自由市场，不利。毛泽东表示同意。在李先念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注意粮食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作物时，毛泽东说：专讲粮食不行，必须和经济作物同时考虑。李先念提出粮、棉、油是否可以加入自由市场？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毛泽东还说：到了共产主义，那时阶级消灭了，但是还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唯心与唯物的矛盾。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都一样，总是有高有低，有差别的。又说：我们有些刊物要整顿一下。比如《内部参考》，两方面的材料都要登。片面的东西要登一些，不然我们看不到，但是也不能登得太多，登多了就会影响县委、地委的同志。两方面的材料都登，让唱对台戏。
同日 审阅李先念报送的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提纲说：目前市场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计划市场的价格低，自由市场的价格高，两者悬殊很大。在国家同农民之间的交换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交换，客观上存在着四种形式：低价对低价，低价对高价，高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在这四种形式中，存在着两种不等价的交换：一种是农民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国家吃亏的不等价交换，在目前是次要的。提纲对国家同农民交换中存在的不等价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8月18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日关于一九六二年五月至七月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这三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军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在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全力支援；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团结对敌。（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一九六二年夏季的征兵工作。毛泽东批示：“发各同志[84]。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8月20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财贸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刘少奇提出这次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他说：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可以联系到很广，这样联系了，对教育干部有好处，但也可能发生反右。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范围广一些好，还是窄一些好？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教训，传达的范围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毛泽东说：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我们要和风细雨，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在搞清思想，不在于把人整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关于自留地，他说：自留地少了不好，多了也不好，可以照有些同志提的意见，百分之七到十，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这样不至于影响集体经济。地少的不到百分之七也可以。关于“六十条”，他说：“六十条”已经实行一年多了，我们采取了很多正确措施，但“六十条”的有些规定没有很好地执行，比如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当刘少奇提出要派工作组到农村去加强领导时，毛泽东说：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组织二十到二十五万人下去，专门搞三类队和二类队。一类队也可以去，去取经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到县委一级。
同日 批示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八月二日关于团的三届七中全会情况的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说：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目前形势，健全团的经常工作，学会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问题。在思想教育方面，目前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一些青年干部和青年对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生怀疑和动摇，一是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足。因此，建议在今冬展开一个深入的全民性教育运动。
8月21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参加的会议。
8月22日 下午，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八月十二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战备值班部队的作用，在这次东南沿海的紧急备战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现有战备值班部队数量不多，一有风吹草动就深感不足，毛主席早就有意增强值班部队。现在编制已定，已有可能在不过多增加总定额的原则下，大幅度增编战备值班部队。报告建议中央通知各省、市以上的各级党委，免除以上这些部队的支援地方建设任务，使其集中力量搞好战斗训练。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邓阅。退军委照办。请罗瑞卿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通知。”
8月24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陈毅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等情况的报告。本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
8月26日 阅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的反映》材料。材料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勤部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听报告后，不少同志认为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说“这和我们的方向不一致”。但也有同志“很欣赏这个报告”，认为“很解决问题”、“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8月26日一9月23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和此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等，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一直到预备会议结束。
8月27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彭真、李先念、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同日 阅陈伯达八月二十六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和他的附信。陈伯达附信说：此件在北戴河重发给会议各同志。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草案对商业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可以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见，作些新的补充和修改。毛泽东批示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这个决定后改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经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后发到县一级。决定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商业工作的关键问题，是把支援农业、支援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三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
8月29日 阅向明[85]七月一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信中说：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我被指控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后又称系“重大反革命嫌疑案件”），被责令进行隔离反省，不久又宣布“已下有逮捕令”。一九六一年底被宣布解除隔离反省，但至今尚不肯告知任何结论或审查结果，恳请速做结案。现在组织上分配我到某经济研究所工作，因为患有眼疾，难以胜任，恳请给予治疗疾病和分配少用眼力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应令其治疗疾病，病好后分配适宜的工作。至其所犯案件，应根据实际情形，加以处理，不枉不纵。”
8月3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英属圭亚那[86]总理贾根的夫人。毛泽东表示衷心支持圭亚那争取独立的斗争。贾根的夫人称赞中国在改变国家面貌方面做了令人敬佩的工作。毛泽东说：做了一些，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东西我们不会搞，没有学会，尤其是先进技术，需要向别的国家学习。目前我们存在着经济困难，但人民是团结的，党是团结的。经济困难有个两三年即可以克服。我们是依靠自己的。
9月1日 批示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稿，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三日，批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的意见》，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意见说：书记处经过同各方面交换意见，提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二十一人，同时对现任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个别调整。
9月2日 批示将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关于反映西欧各国对我态度变化的情况给陈毅的信，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信中说：陈毅在日内瓦接见瑞士记者的谈话及在富马招待会[87]上答记者的谈话，在西欧引起很大注意。事实证明，我国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人们是极端重视的，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是任何诬蔑可以抹煞得了的。从我们这里接触的情况看，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甚至西德都在同我们拉关系。继奥地利邀我们商务参赞访奥后，最近法国又通过其驻瑞士商务参赞邀我们商务参赞访法，奥外长在接见我们商务参赞时还特地表示没有理由不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9月3日 下午，召集小范围会议，提出把彭德怀的两封信[88]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
同日 批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的意见》，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各小组讨论。意见说：书记处经过同各方面交换意见，提议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十人，候补委员二十一人，同时对现任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作个别调整。
9月4日 批示将李富春九月二日的信和中共国家计委党组关于支援农业的报告、关于安排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研究。李富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明年计划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及早定下来和安排。一是粮食、棉花、木材、煤的生产指标。二是希望各省、市、区能在十月中旬提出明年和今后支援农业的切合实际的具体意见，要求中央解决什么，解决多少？自己能解决什么，解决多少？
同日 批示将国家统计局关于苏联和美国农业投资和农业机械化情况的比较材料，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
9月5日 批示将谷牧报送的一份材料《当前上海职工思想情况》，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这份材料说：前一时期，由于精简职工、停关企业、城市生活供应较紧等，不少职工思想动荡，生产情绪不稳定。八月份以来，由于企业调整和精简职工已告一段落、生产形势已有好转、安排了生活等，职工思想情绪开始稳定。但是，当前职工思想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形势、生产前途认识不清楚，认为工资、奖金没有贯彻按劳付酬，对口粮定量低有意见等。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旅行团。毛泽东说：我们拥护古巴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古巴，希望古巴在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相信古巴革命会取得胜利。他问古巴的“全国统一革命组织”在英语中怎样讲，然后说：中国话很顽固，不大容易接受外来语，总有一天要接受的，顽固下去不行。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波多黎各等国的青年和学生代表及阿根廷民间艺术团，陈毅、胡耀邦等在座。毛泽东说：各位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我们是在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在介绍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说：帝国主义看样子很强大，因此有许多人怕它。我们中国人曾经就有过恐美病、崇美病和亲美病。在这以前，有恐日病、崇日病和亲日病。经过八年抗战，把日本打败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败了，美国人又来了，经过三年半的战争，才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队被我们消灭了。关于土地革命，就是在适当的时机，千方百计地发动人民群众，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一条是最主要的。如果一不发动群众，二群众发动起来要土地又不给土地，这个根据地是不能巩固的。古巴经验也是如此。你们到中国来找经验，中国有些经验可以给你们参考，但是离你们最近的经验，那就是古巴的经验，你们应该研究他们的经验，就是研究他们怎样由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的。
9月8日 批示将湖北襄阳专区、山东惠民专区、陕西榆林专区等十个省区的十一个专区、盟、自治州的灾情（包括旱灾、水灾、雹灾、虫灾）报告，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示说：“共十一件，印发各同志阅。这些都是灾情的报告，可以看到干部的努力，群众的积极性，人心的稳定，虽有减产，也有增产，即在灾区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人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的。”
同日 阅陶鲁笳八月二十三日在北戴河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要点。陶鲁笳说：商业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在购销活动中正确处理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商业工作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在于没有足够重视利用价值法则，而更多地偏重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有一套严格的控制办法，允许粮食上集市贸易，是利多弊少。关于商业文件的写法，既要写当前的问题，又要写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二者兼顾，侧重当前。毛泽东批示：“陈伯达同志：此件值得一看。我看是讲得对的。退毛。”
同日 阅毛华初八月七日关于农村工作的来信，批示：“陶铸、任重、平化、延春同志：此件请一阅，阅后我们谈一下。退毛。”毛华初在信中提出，农业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法，实行产量责任制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九月九日，张平化给毛泽东来信，认为一般地提倡“产量责任制”，容易产生错觉，如果领导骨干不强，确有滑到包产到户的危险。但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某些部分农活、部分作物，实行联系产量评定奖罚或者以产记工，作为整个生产责任制的一种辅助形式，则是可以允许的。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将张平化的来信和附送的湖南省委工作组写的《介绍一个经营管理搞得很好的生产队》，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指出：“请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注意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同日 让李讷阅读九月八日《文汇报》发表的《更正一则》（于十一[89]写给编辑同志的信）。信中介绍了“斧正”一词的来源，说明天下没有不能改的文章，自己作文如能有热心人士多加指点、修饰，总会比自己一个人想得周到些。
9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薄一波九月八日报送的郭洪涛[90]给薄一波、谷牧并中共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批示印发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郭洪涛的报告反映了烟台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农民对工业支援农业的要求等。薄一波在附信中说：郭洪涛同志调查的福山县[91]高疃公社制止了单干风，集体经济是巩固的。他们迫切要求国家予以支援，有以下几项：（一）化学肥料，（二）胶皮轮大车，（三）农业机械，（四）小农具，（五）水利建设。应当说，这五项是带普遍性的要求。从此也可以看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必须迅速加以改组，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9月13日 批示罗瑞卿阅看本日《参考消息》的两则报道。一则报道中说，蒋介石空军准备全部改用超音速的F-104星式战斗机，替换旧式战斗机。另一则报道中说：“美国以大量胜利女神飞弹运往日本，能力足以摧毁中共军火工业的基础沈阳，又可使中共军难于再渡鸭绿江，因而更能满足台湾的‘攻击军备’，此为台湾方面所欢迎。”毛泽东对这段话批注：“此段值得注意。”
9月14日 阅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冶金工业的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和王鹤寿[92]的附信。报告说：近几年来，尽管苏联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品种质量上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农业技术改造和国防尖端所需要的品种目前已能解决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还不能解决的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品种都是“硬头货”，是今后在技术上设备上的攻坚方向，其制造、安装和技术掌握在一九七○年左右可能达到目标。王鹤寿的附信说：品种质量与产量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想离开一定的产量水平、一定的发展速度来讲品种质量是困难的。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想明年的生产指标，似应稍高于今年。毛泽东批示“很重要”。
同日 致信杨尚奎：“邵式平同志提出的几项意见[93]，请你与刘俊秀[94]及其他在京同志谈一下，提出你们的意见。中央搞的农业和商业等文件，是否已将邵的某些意见包括进去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之外，是否还要搞一个‘试办章程’？请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为盼！”
9月15日 读九月九日《文汇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批示：“少奇同志：此文可一阅，如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阅后交陈伯达同志一阅，然后还我。”又写了一个批语：“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周辅成的文章讲了四个问题：伦理学来源于阶级斗争；为奴隶制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特点；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争论的问题与派别。
同日 同周恩来谈话。
9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95]、罗瑞卿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出席。
9月18日 会见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并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2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同日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9月21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同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阮维祯一行，彭真、谭震林、顾卓新[96]等在座。
9月22日 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西南组九月二十日讨论关于商业问题的决定（九月九日稿）的简报。简报反映：讨论中大家建议，对商业工作中当前存在的问题，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特殊化、走后门、组织不纯等，都需要进行批评和整顿，要在决定中讲一讲，以促使商业工作的改进。商业部门应当认真检查，并向全会作一交代。毛泽东批示：“李先念、陈伯达二同志阅。此件内容请注意。退毛。”三十日，阅李先念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我们觉得西南小组以及全会其他小组对商业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很宝贵，很重要。我们要切实检查，认真改进。经请示邓小平同志同意，我们打算在国庆节后，立即召集商业、粮食、供销社、外贸、财政、银行各部党组成员开会，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如何具体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抓支援农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工作作风问题，坚决扭转见事迟、动手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以便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先念、富春、震林、一波各同志阅。我认为此信写得很好，接受批评，认真办事。这样就有主动了，就不是见事迟，动手慢了，就不是官僚主义了。其他部、委也应当采取此种态度。”
9月23日 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陈毅在座。毛泽东称赞老挝南塔、孟新一仗打得很好，使得联合政府组成了。赞成老挝在两方面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一方面是把联合政府维持下去，愈长愈好；一方面是准备打。这样就不吃亏了。如果没有准备，就会吃亏，要作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同日 阅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的报告。报告说：“主席：现在书记处的名单是：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97]、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黄克诚、谭政[98]。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黄克诚已撤销书记职务。谭政已停止书记的职务，但未正式撤销。建议十中全会：（一）撤销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职务。（二）补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三同志为书记处书记。是否妥当，请批示。”毛泽东批示：“退小平。照办。”
9月24日一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等文件。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全会肯定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对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取得的成效。强调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地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无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9月24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问题，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是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二十八日肯定要结束。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呢？应当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地生长着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有几次复辟。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关于形势问题，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两个大错误。在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国内形势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关于矛盾问题，包括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各国人民同本国反动阶级（主要是反动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人民也有同国内修正主义的矛盾。国内的修正主义，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在北戴河和北京开的两个月的会，我们讨论的是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关于工作问题，我不准备多讲。我现在只讲一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一看二帮嘛。只要你改正错误，你改好了，就好了嘛。我们坚决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他，决不采取不理他的态度，更不采取杀人的态度。还有一点，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这一点，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都要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就把工作丢了。那一回，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还不觉悟。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我们不要受干扰，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在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对右派分子平反的问题。他说：右派分子如果真正改正了错误，就摘掉帽子。不过近来有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我们的方针应当是：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99]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宁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着我们没有将它们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受挫折、失败；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现在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是结合了还是没有结合，是结合得好一些还是差一些。现在我们正在逐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讲话后，陈伯达作《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其间毛泽东插话说，我们农业要过关，就是要化学肥料，要拖拉机、农药、种子等，要靠科学。过去不重视科学家，从现在起要重视起来。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试验场等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这些东西要保留，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同日 批示将《中国青年报》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100]一文，印发八届十中全会，指出：“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9月25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午，李先念作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报告，董必武讲话。下午，薄一波、朱德讲话。当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去年比前年好？除了有“十二条”、“六十条”之外，还有物质原因，农民少拿出一百七十七亿斤粮食[101]。社会主义我们不会办，没有经验，现在开始有点经验了。他说：现在要使两头多，中间少。两头，就是农民一头，中央一头。农民一头，就要使他多留，这样他就能够多吃，能够较多地留饲料，能够保证种子。还有一个，他就能够储备一点，储备在农民家里，生产队也储备一点，以便备荒，应付突然事变。再一头是中央。中央现在很少，所以要进口，以后中央要逐年增加一点。中间就减少，要少征少购。从哪里来节省？就是把城市人口减下去，各省、地、县把机构减少。但是，不要把农业机构减少，科学机构、供销社也不要减少。要把那些勤杂人员，很多的副书记，很多的委员，很多的家属，总之把那些吃商品粮的减少。还有各级层层加码的那种附征、自筹粮，专区也有，县也有，公社也有，大队也有，现在我们中央不要有，也不许他们自己搞。他们自己搞，实际上就是大吃大喝，贪污浪费，损害干部。把这个中间层的附加搞掉，就少征了，也少购了，也少销了。省要有机动粮，要有储备，中央要储备一点，也储备在省那里。当李先念讲到对于生活困难的职工，要考虑给予适当的补贴时，毛泽东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准备今年冬季调整。大概明年这一年准备增加工资，大约要增加十五亿到二十亿元人民币的工资。但是同志们，我们这些人不在内。当李先念讲到要加强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时，毛泽东说：无论农业方面的问题，工业方面的问题，商业方面的问题，大家都要注意研究。我们中央委员会大家都要注意。我这个人对于商业也是不通的，我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抓过商业工作。这回我发了一个狠心，就是要跟你们打个交道。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条例，你说准备在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请讨论，这个要改一下，不一定是中央工作会议，改成在下一次适当的会议上。因为这个问题我还想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使大家能够接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全会开少了，一年应该开几次。李先念讲完后，毛泽东说：建国十三年了，商业部门就没有总结出一个像“农业六十条”那种教育性质的文件。这样的文件，不仅六百万商业队伍要了解，就是我们所有党政工作同志，我们在座的人，各级党委、政府、人民团体，都要了解。这一次我们搞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再就是今天先念同志这个报告，这样就有规章制度了。现在还少一个管理条例，讲具体地怎么做生意。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商业工作从现在起开始好转，你看搞出来两个文件嘛。在董必武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谈到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他说：王佐、袁文才[102]是敌人所非常痛恨的，他们又是有群众基础的，所以不能讲他们怎么很坏。高敬亭[103]不该杀。杀了季振同[104]，也是不好的，不应该杀的，那是宁都暴动的一个领袖。至于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是不应当杀的，可以让他做点技术工作嘛。
9月26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
同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午，刘少奇、邓小平讲话。下午，周恩来讲话。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多次插话。刘少奇说：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过几年一看形势好些，就改了，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刘少奇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党的领导。毛泽东说：主张包产到户和单干，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刘少奇说：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毛泽东说：去年比前年好些，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些。一个是公报，一个是领导干部讲话，不能一股风，讲得太好了。刘少奇说：今年五月会议对困难估计多了些。单干风大，实际单干的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点。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不愿意的不勉强，先组织那些愿意组织起来的。毛泽东说：有一家就一家，有几家就几家。十家有三家、五家、七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得很多的地方，如安徽可以分二年、三年，说服愿意的先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邓小平讲话说：现在看来政治挂帅很重要，什么是政治挂帅，就是要把形势、方针、办法向群众交底，交清楚。凡是讲清楚了的，就很好，工厂、农村、军队都是如此。毛泽东说：这次军队到福建，纪律很好，七个师，十几万人，只有几个开小差的，士气很高，证明人民、战士、干部是可靠的。
9月26日、27日 多次修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公报稿中有一句话是：“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在第一处“存在着”前面加写“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又将“几百年”改为“更多的时间”。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公报稿中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我们的经济情况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应当指出，我们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得好，例如还有一批生产队、一批工厂、一批商店，由于领导人员不得力因而减产或者不受群众欢迎。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它们迅速地好起来。”
9月27日 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讲话。在柯庆施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关于集中统一跟分级管理，主要的矛盾侧面应该是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本身也有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党内的相互关系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也是这样。我们叫民主的集中制。比如，我们开了两个多月会，为什么目的？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大家纷纷议论，无结果而散，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我们这个党的作风，不是强加于人，不是什么不能讲话。我们是什么人也能讲话，包括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他也可以讲话。这样充分展开讨论，加以分析，就分清是非了，大家就有一个统一的意志了。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机构也好，一个军队也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像昨天小平同志讲的，一人一条心，或者这一堆人一条心，那一堆人又一条心，我们现在有六个大区，有六条心，中央有几十个工作部门，有几十条心，那怎么办呢？那不好办。所以，每年总得有一次到两次，不惜时间，展开辩论、分析，把各种意见加以比较，求得一个统一的意志。所谓统一的意志，就是集体的意志。所以，民主是为了集中，分级管理是为着集中统一，有个矛盾的主要侧面。过去第一书记说了就算，这个方法今年一月我们批评了。要实行第一书记说了多数人同意才算，多数人不同意，即使你是正确的，你第一书记也得服从。要建立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在彭真讲话谈到国民经济恢复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应该有所发展。全会于本日闭幕。
9月下旬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应王稼祥的要求同他谈话。王稼祥说，我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所犯的错误[105]，想在十中全会上专门作一篇检讨发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会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通了就行了。
9月2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中央总书记阮文孝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廖承志、耿飚[106]、刘宁一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越南南方的人口、面积、地形、武装力量等情况，然后向客人介绍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革命的一些经验。他说：越南南方的战争形势有些像中国打日本侵略者时的形势，有许多根据地，但彼此间被敌人隔断着。敌人力量很强大，军队多，武器多，武器好；我们军队少，武器较少、较差。但是，我们能够战胜现代化的军队。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为什么敌进我退呢？因为它强大，我就退一步，等它搞得疲劳时，我再打。它没有办法了，困难了，就要逃跑，它逃跑，我们就追。这也是老百姓教会我们的。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知道打仗的，也是文化人，和你们差不多。我们一方面是在受群众教育，一方面是敌人来教育。
9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江青、王光美、邓颖超、陈毅和夫人、黄镇和夫人等在座。毛泽东说：印尼是中国的好朋友，中国也是印尼的好朋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的朋友很多。你们收回了西伊里安，反帝获得了胜利。苏加诺总统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我们很赞成。从第一次亚非会议到现在已经多年了，第二次亚非会议到现在还没有开。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一件事。其次，暗藏的敌人要谋害苏加诺总统，要保持警惕，把安全检察机关搞好一些，就可以控制住暗藏的敌人。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锡兰[107]驻中国大使佩雷拉，耿飚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两个友好的国家，两国人民友好，政府也友好，两国在经济贸易上交易也不少，你们是第一个突破禁运卖橡胶给我们的国家。当佩雷拉说，他学生时代就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读了《毛选》第四卷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了几十年，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中国曾经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从一八四○年算起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许多斗争，如太平天国、义和团，还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是一次典型的民主革命，但都失败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斗争才成功了。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斗争，其中二十二年是武装斗争。当中也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同日 阅《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批示：“送王稼祥、伍修权、刘宁一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我们做国际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点。否则一定会上当。如有必要，请你[108]找若干做外事工作的同志（例如十几个人，有外交部、外办、外交学会、对外文联等处的同志参加）开一次座谈会，以日本事件及其他事件（多得很）为例，引起警惕。”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非共产党学员代表团，刘宁一、吴学谦[109]在座。毛泽东首先询问南非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工人与农民在人口中的比例等。接着他说：谈谈中国情况，交流一点经验。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这一点我想是适用一切国家的。南非也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总结经验，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认真地总结了一次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它还要继续发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什么真理都总结好了。我们相信马克思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唯物辩证法，世界上一切事物，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也许一万年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变成某种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唯物辩证法是不会变的，它是绝对真理，其余的都是相对真理。有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太行了，更有人说完全不行了，我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他还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外国的同志、朋友谈谈。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同日 嘱周恩来要注意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加强警卫工作。当天，周恩来组建了以罗瑞卿、谢富治为正副组长的九人警卫领导小组，进行了周密布置。
10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会议决定，十月三日照会印度政府，双方还是在十月十五日举行会晤[110]，会晤中双方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印度政府于十月六日拒绝了这一建议。
10月5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武元甲[111]率领的越南军事代表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萧向荣[112]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互相交换意见。你们党政军的工作做得很好，在南越有游击战争，我们非常赞扬南越人民的斗争。今后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需要很好的分析。过去几年，对于帝国主义如何进攻的问题，我们想得不多，现在得想一想。如果敌人进攻，它必定失败，我们必定胜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什么地方都想抓，第一是欧洲，第二是亚洲，第三是非洲，第四是拉丁美洲，十个指头按十只跳蚤，结果是一个也抓不到。在战略上，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弱点，但是对他们的长处也不能轻视。如果在武器上比较，我们是比不过他们的，只有苏联比得过。如果美国打进中国来，我们只能使它逐步地吃亏，不能设想很快地赶走它。如果美国进攻北越，他们的基地就更远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争，不能不考虑到老挝和泰国的人民斗争，也不能不考虑到中国、朝鲜，更不能不考虑到北越的力量。你们的情况，我看是好的，美国还不敢轻易下手。你们处在东南最前线，我们非常关心南越和老挝的情况。你们在那里已经抓住了美国的一个“指头”。南越的战争，以前他们说要打十八个月，后来说要五年，甚至又说要十年。再打五年、十年，美国感到更不行了，那时你们提出召开日内瓦会议，可能他们将不得不妥协。再不然就干涉得更厉害一些，那也是一个可能。美国在东南亚要进一步出兵，也是没有出路的，使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它能吃得消吗？在南越它都搞不下去，何况北越和中国？
10月上旬、中旬 印度加紧备战，准备在中印边境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十月五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部军区成立一个新的军团——第四军，任命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为第四军军长，专门执行对中国的作战任务。十二日，尼赫鲁下令，要印军“把中国人从‘东北边境特区’[113]赶出去”，妄图把中国军队从中国的领土上赶走。十四日，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发表讲话，说“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反映，在今后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
10月8日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开会，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日，鉴于印度军队已做好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的准备这一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出歼灭侵入克节朗的印军[114]的预先号令。同一天，周恩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表明：如果印军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还指出，印度使用苏制米格式直升机在西段和东段进行空投，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
同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十月四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四八号刊载的一个材料《恐“敌”病一例》。这个材料说，今年八月间，黑龙江省北安市双泉公社党委书记夜间鸣枪赶狼，当地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到枪声误认为是敌人来进攻，惊恐万状，纷纷躲逃。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朱、邓、瑞卿、富治同志阅。此事拟在常委会上谈一谈。阅后退毛。”
10月10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即将离任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兰·涅特，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中柬两国是友好的国家，是互相支持的。你们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世界上很多人是支持你们的，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你们会胜利的。
10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十五日晚上，又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17日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武装挑衅。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进攻。此后数日，印军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
同日 下午一时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开会，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晚十一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为了保卫祖国边疆，中央决定进行反击战役。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并视情况扩大战果。反击战役于十月十九日拂晓全线同时开始。随后，中央军委接受西藏军区的建议，将反击战役开始的时间改为二十日拂晓。
10月20日 拂晓，中国军队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开始。晚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开会。二十一日晚七时，同周恩来谈话。二十二日晚七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由于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方面现在正式宣布：“为了防止印度军队卷土重来，再度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在自卫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10月23日 晨五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解决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为表明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主张，决定由中央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建议。政府声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晚十时余，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政府声明。
10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为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郑重地提出三项建议：“（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境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境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境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同时，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呼吁他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为配合政府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停止追击，暂不过达旺河，在达旺河以北集结待命。印度政府在十月二十四日收到中国政府声明的当天下午，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二十七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拒绝中国政府二十四日声明中的建议，提出以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前中印边境全线的局面，作为进行停战谈判的先决条件。
10月26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3日 阅罗瑞卿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但在国内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巨大影响。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的。除二机部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研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爆炸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由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115]、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116]等参加。
11月5日 晚上，在中南海会见委内瑞拉共产党军事学习代表团，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并向代表团建议：你们最好是学习古巴的经验，古巴离你们很近，古巴革命比较新，没有像中国革命经过二十多年。还有阿尔及利亚的经验也值得研究。他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一切道路都要转弯。中国的经验，你们可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硬搬，要适合你们的历史条件，要适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要创造，不适合你们历史条件和目前情况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希望你们只把外国的经验当作参考资料，本国的事情由你们决定。
11月9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说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背景、性质、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方针。这个通知，是根据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的指示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的。
11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致信杨开智[117]：“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11月1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19日 上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同日 阅本日《参考资料》刊登的十一月十八日《尼赫鲁在印“国防义勇军日”讲话》和《拉达克里希南[118]诬蔑我“欺骗”印度》等文。尼赫鲁和拉达克里希南十八日在讲话中都说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之间的分歧。下午四时，毛泽东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四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研究促进中印和平谈判问题。会后，周恩来、陈毅立即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表示中国非常同意印度总统的主张，中印双方可以立即开始谈判。接着，周恩来、黄镇约见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苏卡尼，向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希望苏加诺总统促进中印和平谈判。
11月20日 下午六时，同刘少奇、周恩来等谈话，商定我国政府于二十一日发表重要声明，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步骤，扭转日趋严重的中印边境形势。晚十一时，毛泽东批示立刻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国政府的声明给各级党委等的紧急通知。
11月21日 晨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印度政府直到现在还拒绝中国政府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继续扩大边境冲突，使中印边境局势日趋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势，中国政府决定主动采取措施，促进这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宣布：一、从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二、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声明说：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留在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同日 晚九时半，同周恩来谈话。商定由周恩来约集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在这次中印边境斗争的胜利中如何扩大影响问题。二十二日，周恩来和陈毅召集上述单位的有关人员开会，拟定了几项措施。
11月22日 晨零时，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
11月23日 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
11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1月27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苏加诺的信稿。信中说，中国政府按照苏加诺的意愿，特派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到雅加达，就中印边界问题同他交换意见。中国政府希望苏加诺推动印度对中国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声明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促成中印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
同日 晨，审阅修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缅甸联邦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的信稿（代拟稿）。毛泽东将信稿中“阁下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公正态度和所作的崇高努力，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印和解，而且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维护亚洲的和平，也将是珍贵的贡献”一句中的“珍贵的”，改为“有益的”；在信稿的“中印边境上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已经开始有了转机”一句中，将“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改为“原先的那种局势”，将“转机”改为“缓和”；将信稿的“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足以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改为“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防止冲突的再起，和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修改后批示：“总理：近几天一些外交文件，在措词方面有些欠当，这就是一件，我改了一点，请你再阅。”
11月30日 下午一时半，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一、推迟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定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举行，以便下边安排工作。二、明年上半年开一次人大会议，确定计划和预算，下半年一次，改选。相应的，下半年开一次党的八大三次会议[119]，一千二百名代表要扩大到二千名左右，每县一人，还有各方面的。人大改选也要有二千名以上代表。三、国际反修问题。今后凡是国际性的会议，人家邀请南斯拉夫，我们仍然到会，不退席。免得人家用此办法剥夺我们的发言权，不让我们接触群众。意大利党代会带头邀请南斯拉夫，又指名攻击中国，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要马上办的，是把《北京周报》变成国际上的《红旗》杂志，变成理论资料性的刊物，作为武装国际左派的东西。《北京周报》搞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版等，由中联部提出报告，经常委批准，开工。香港出版一文摘，可以正反面文章都登，在香港出，北京编。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陶里亚蒂[120]都攻。四、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121]
同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副总书记阿吉托罗普一行，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主要谈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和农民问题。他说：有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他们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一种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过去有人说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但实践证明是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受压迫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压迫他们的，他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赶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性的剥削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而不是打倒的问题，争取他们也要经过斗争。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虽然工人是领导阶级，但人数不多。一九四九年中国才有将近四百万产业工人，农民有几万万人。农民跟着我们走了，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也跟着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1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主席洛夫林率领的挪威共产党代表团，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其中也有不同我们合作的。人的思想不能强迫，强迫是办不到的，要自愿，慢慢来。如果不愿意，可以暂时保留，保留十年、二十年，有人一直保留到去见上帝，只要他不造反，我们不强迫改造。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搞工业、农业的知识分子进步快，另一些不接触工农和实际的知识分子进步慢。当得知中方没有安排挪共代表团同中国的教授交谈时，毛泽东说：我们方面未安排，这是缺点，以后应注意。例如，可以安排同溥仪、傅作义、荣毅仁[122]和民主党派的人谈谈。社会是很复杂的，各个阶级中有各种人，很反动的阶级中有部分人也可以说服。马克思主义要改造全人类，包括改造反动派。被俘的蒋军中有少将、中将、上将，将军不少，有一大批是被特赦的。美国经常说我们杀了很多人，但他们不说我们不杀皇帝和这批将军，台湾也不说。
12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楚图南、姚溱[123]在座。会见中，谈到中国工业建设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有了一些，但不够，并且不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建立起来，可以赶上世界水平的，需要一个世纪。我们准备用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当阿马里利奥谈到毛泽东的著作在巴西很需要，毛泽东写的诗也很受欢迎时，毛泽东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三年多，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这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的不完整的记录，只是一个轮廓。要完全的记录那就多了，我们的报上有许多文章，别的同志也发表了不少的言论。敌人方面的，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材料在这本书里反映得不多。当拉格尔谈到相信巴西革命最后会胜利时，毛泽东说：不是这些人胜利，就是那些人胜利。比如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留下来了，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总有人会取得胜利，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当拉格尔说毛泽东的著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这样提法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恐怕在拉丁美洲，在巴西，也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自己国家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12月9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2月10日 到达天津。下午，在专列上听取刘子厚、吴砚农、杨一辰[124]、万晓塘汇报中共河北省委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情况和当前农村情况。当汇报到单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单干哪一年也会有一点，有百分之几的人单干不怕，让他单干。当汇报到副业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人讲，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要把副业搞起来，不搞副业，农民从集体就分不了多少钱，就要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由了。关于养猪问题，他说：猪就是化肥厂，现在看生产队非养不可，大队和公社也可以养一些，养种猪，养母猪。但是不要变为机关生产，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要自己搞猪苗。关于水利问题，他说：农业要上去，首先要解决水和肥的问题。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还有个林，房前屋后、公路两旁、铁路两旁、渠道两旁，都可以栽树。树多了，空气中的水分就多了，树还可以防风、防沙，夏天劳动者还可以在树下休息，还可以用材。种果树，还可以吃水果。农、林、牧、副、渔，主要是农、林、牧。这些事情，省、地、县要有个部署，不要搞急了，要一批一批地解决。要搞水利十年规划。过去看过你们的一个规划，再来时把你们的水库、打井和解决碱地洼地的规划看一下。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当毛泽东了解到今年农村秩序很好时，说：是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25]。关于整风整社问题，他说：整风整社不要打击很多人，只打击那些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对这些人也是处分那些严重的，一般的采取教育的办法。是用说服教育的办法，用民主的办法，开会讨论，多开小组会，少开大会。有错误，谁的账就是谁的账，是上边的由上边负责，是下边的由下边负责，是中间的由中间负责。除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以外，一律采取教育的办法。当了解到河北有三十个县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会议没有开好时，他说：要派得力的干部去开好县的会。比如你们下去开，开以前可以先派些工作队，作些调查研究，准备好再开。最后，毛泽东说：这次是谈农业，下次再来谈一次工业。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小心谨慎。回去问大家好。
12月11日 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谭启龙等谈话。十二日，谭启龙在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昨天主席主要谈了党的问题、训练干部问题、整风整社问题。
12月13日 到达南京。十五日下午，由江渭清陪同到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共江苏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以及省市机关、部队和厂矿企业的干部。毛泽东勉励他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2月14日 审阅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126]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毛泽东将社论的原题《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十二月十五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12月16日 到达上海，住西郊宾馆。
12月21日 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了解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情况和农业情况。毛泽东问：有人说的“人口越报越多，土地越报越少，产量越报越低，灾情越报越大”，这种情况改变了没有？接着指出：要依靠农民，引导他们到生产上去想办法，不要引导到分配问题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顾四属户、五保户。在谈到精简问题时，毛泽东说：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我们要保护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上层建筑的机构和人员不能太多。抗日时期就规定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能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几。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只有五个人，我、恩来、弼时[127]、定一、乔木。只是我有一个秘书。现在省级机关人很多，减人要继续贯彻。现在公社、大队的干部很多，这要有很大一笔人头税。县太大了不行，历来就是人少好办事，层次多了不好办事，这个问题要解决。现在省、地、县、社、队都要有一个好领头，没有干部条件，搞不好。对安徽省委提出的春耕前要改正“责任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毛泽东说，何必那样着急，不必匆匆忙忙，一批一批地搞，春耕前搞一批，秋后再搞一批。在谈到华东局正在召开的会议时，毛泽东说：两次郑州会议都开得太短了，没有把问题搞透，第二次郑州会议时，要忙着去搞春耕，缩短了，未解决问题。广州会议开一个月，北京会议开一个月，就好了。思想问题要搞透，开会短了不解决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些坏戏也要去看。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旧的剧团多了一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12月22日 批示柯庆施将十月十四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九六○年八月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材料，印发华东局会议各同志。批示说：“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毛泽东在这个材料的最后一页上，默写咏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三垂冈》[128]。
12月24日 晨七时半，为讨论和修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致信胡乔木：“今、明、后三天晚上，都必须开会一次，以便提出意见，使你们三人小组第二天能够据以修改。因此，昨天晚上我们所议的各点及下午政治局会议所提意见，请你于上午及下午修改完毕，于下午七时以前印好（只印毛、刘、陈、康、王、乔、田、尚昆九个人[129]每人一份，另外多给我一份，共十份），至迟八时以前送交以上九人，催其阅看，签注意见，于十时以前阅完，准备十时或十一时开会。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许多空泛的话，应当大力概括，请考虑是否缩减1000-2000字。逻辑方面，扣得还不太紧，还抓不住人，请你注意，在严密的逻辑方面，认真调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训’问题，我认为不甚恰当，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有些话此时不说，将难找机会。但‘形式主义的所谓协会’，‘所谓’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 000字左右为好。”
12月25日 为了解中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四国党代表大会的情况等，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我想请刘晓、伍修权、赵毅敏[130]、廖承志四位同志来杭州一谈，听取他们所知的情况和意见。他们可以缓缓南来，沿途（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作点调查研究，在年初（一月六日以前）到杭州即可。如你们及他们四位都同意的话，请即照办。”
12月26日 作《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于晨七时批示林克：“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五十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
12月30日 最后审定《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晨二时致信邓小平：“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 晨四时半，批示江青：“这里有三篇文章[131]，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132]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 * *
[1] 怯尼亚，今译肯尼亚。
[2] 刘长胜，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会长。李颉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楚图南，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3] 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2月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联后，阿联单指埃及，1971年9月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 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打成“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同年8月、9月先后被解除上述职务。
[5] 美国政府宣布：从1962年2月1日起，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要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美国共产党表示拒绝登记。
[6]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7] 这首和诗是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写的。全诗是：“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8] 指《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
[9] 即陆游《卜算子·咏梅》。
[10] 指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批示内部印发他写的《卜算子·咏梅》时，对陆游原词作的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
[11] 张奚若，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12] 指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朋友书写的鲁迅的诗《无题》。
[13] 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14] 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方毅，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局长（1964年6月撤销）。1964年6月又任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黄镇，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强，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5]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0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6] 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1965年5月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17] 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964年夏任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8] 当时在湖南农村的一些生产大队，有实行定时间、定任务、定劳力、定要求、定工分和包翻田、包刨杂草、包播种、包不受虫害的五定几包责任制的，也有实行定任务、定时间、定工具、定工分、定质量的五定责任制的。
[19] 应为1961年6月8日召开的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20] 这之后原来还有一段话：“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在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印发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删去了这段话。
[21] 罗炳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2军军长、红军第9军团军团长、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1946年6月21日因病去世。
[22] 溥仪，当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
[23] 仇鳌，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教师。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
[24] 毛华初，毛泽东弟媳王淑兰的养子。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5]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6年5月、6月先后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6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平化回中共湖南省委工作。
[26] 后来用“调整时期”的提法。
[27] 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
[28] 指王稼祥1962年2月14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3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3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3个文件中有一件是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给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通过会议使各兄弟党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中联部表示可以赞成这个建议，使我党处于主动地位。后来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同年4月7日向苏共中央提出，没有得到响应。
[29] 指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
[30] 毛泽东在第5次稿中的“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一句后加写：“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31] 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2] 指林彪、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和朱德在这次会议山东组会上讲话的整理稿。
[33] 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5年2月）。1964年12月又任国务院小计委成员。霍士廉，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副省长。
[34]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邵式平，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西省省长。
[35]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65年5月任第二书记）。胡继宗，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6] 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周礼，即周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徐启文，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7] 李瑞山，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长沙市委第一书记。
[38] 苏钢，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1964年5月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9] 何键，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国民党军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联军西路军总司令、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40] 王任重在1962年3月10日日记中说：主席一天多没睡觉了，很疲乏的样子，说不谈什么，休息两天再谈，但坐下来就谈起来了，还是谈了半个多小时。我向他谈了农业生产没有什么巧办法，主要是解决水和肥的问题。当前要着重解决生产工具的问题，其次是选用良种的问题。关于因时因地种植的问题，只要纠正瞎指挥就行了。对于瞎指挥和弄虚作假的问题，我向他汇报了麻城闵集的一些故事，他笑了。关于农业增产问题，我说每年可以增产百分之五左右，好年景是百分之十左右。主席说可以增产百分之三点五到百分之四，看来这样就比较接近实际。问题也就增加了，粮食既然增产幅度不大，那么工业发展的速度应当如何？农村应当办什么工业？这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再就是我谈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我想向他说明这次的一些争论，他可能不大清楚。还谈了经济统帅的问题，我说陈云同志当统帅好，主席再一次表示这是他的主张。
[41] 指1962年2月26日陈云作的《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富春作的《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的《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
[42]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公安部部长。1963年5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主任。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3] 指林彪讲话中的军事工作部分。
[44] 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删去。
[45] 附件，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报告。附表，指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调整表（草案）、1962年信贷收支计划表（草案）、1962年现金出纳计划表（草案）。
[46]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中说：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在2月21日向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汇报中，初步拟定为收支各300亿元。最近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有些收入不落实，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这次核算的结果（按没有采取措施以前计算），收入288亿元，支出338亿元，赤字50亿元。
[47]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在北京工作。毛泽东批示后，他即回新疆工作。
[48] 第一部分中提出的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方案是：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生产。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四、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
[49] 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传达到相当于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必须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说清楚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虽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要完全克服困难，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指出那种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勇敢，绝不是革命家的气概，绝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我们曾经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主要是从认识了困难，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上讲的。指示强调全党目前必须抓紧落实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工作任务。
[50] 周兴，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1962年的5月上旬，我在上海找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山东的同志，也有周兴。当时周兴就估计山东不行，麦收只能有29亿斤。杨得志是管军队的，他有几个师在下面做救灾工作，他说根据他几个师报告的一些情况还比较好，说行。许世友也不相信就不行，说比较好。以后我从武汉又回到山东，到了7月初，情况大变，都又说行了。因为那时麦子已收了，有42亿斤。
[51] 陈宗娥，曾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
[52] 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53] 古宋县，今四川文兴县古宋区。
[54]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5年6月、12月先后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1965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55]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56] 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9月任主任）。
[57] 华国锋，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之，农业生产一时不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的作用。
[58]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59] 朴金喆，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
[60]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61] 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62] 1962年6月17日至2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在武昌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备战问题，陶铸讲了两点，一为肃清敌特问题，二为建立地方武装问题。会议还初步解决了商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提高粮棉油的换购比例；二、统购任务完成之后，开放粮棉油的自由市场。
[63] 据姚依林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64] 周恩来1963年6月18日对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讲话时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要好一点，秋征任务由原来22亿斤增加到25亿斤，河南过去最高征过80亿斤，25亿虽少但看出转机。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讲夏收抓少了，单干的包产到户的应当批判。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要我们找河南、山东、河北的同志谈谈。我们找了刘建勋、谭启龙、刘子厚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主席讲的形势、政策等就由此而来。”
[65] 中共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的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
[66] 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67]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
[68] 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69] 赵修当时任中共湖北孝感地委第一书记。
[70] 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务书记。
[71] 这次座谈会是在1962年6月6日和7日召开的。刊载于《中南通讯》的座谈会记录说：龙胜县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基本上单干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完全单干的大约有百分之十。关于划分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关于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记录提出：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面说的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干，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出党。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
[72] 这个决定草案，除1962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征求意见稿的10项内容外，增加了第11项：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使我国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8月17日的决定草案修正稿，又增加了第12项：在各项经济工作中，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73] 这个报告回顾了1961至1962年度粮食收支情况，制定了1962至1963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提出了调整今后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和今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今后几年内国家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报告提出：继续实行少购少销，收（包括进口）大于支的方针；集中主要力量支持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主要产粮区的恢复和发展；从销于农村的粮食中，挤出一部分粮食来增加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支持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自由市场，允许生产队和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在自由市场出售余粮，互通有无；继续执行国家关于农业生产负担三年不变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国家关于粮食管理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制度，等等。
[74] 指1962年8月6日至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
[75] 指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与会者。
[76]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62年11月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77] 李葆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2年9月又任南京军区第六政治委员）。
[78] 谷牧，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至1965年3月）。1964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1965年1月、3月又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9月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又任文化部部长。
[79]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80] 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俄国十月革命后，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苏维埃政权。
[81]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82]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1965年7月又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
[83] 指由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自愿结合组成一个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包土地、包工、包产到组。
[84]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注明的情况，此件未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杨尚昆。
[85] 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963年5月，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80年中央撤销了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的处分。
[86] 圭亚那于1966年5月宣布独立，1970年2月成立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87] 指1962年7月5日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普希金（苏联）和麦克唐纳（英国）为老挝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富马亲王举行的招待会。参加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出席了招待会。
[88] 指彭德怀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两封信的基本内容是请求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第一封信即所谓八万言书。
[89] 于十一，俞铭璜的笔名。俞铭璜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90] 郭洪涛，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91] 福山县当时属山东烟台地区，1983年并入烟台市。
[92]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1964年4月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93] 邵式平1962年8月7日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问题提出3条意见：1．建议中央搞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试办章程草案。2．产品交换权与所有权要相适应，既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层供销社应以公社为单位，以生产单位（集体所有）为交换单位。3．现在，非农业人员下放到公社仍然是非农业人员，吃国家供应粮，这样并没有因下放人员而减轻国家安排粮食困难的程度。
[94] 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95] 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66年1月任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8月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65年1月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66年1月、5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96] 顾卓新，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97] 王稼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98] 谭政，当时还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1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
[99] 据当时出席会议的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
[100]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华君武一幅漫画的讽刺性的题旨，这幅漫画画了一个不倒翁，并在不倒翁身上写了这八个字。《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这篇文章用这八个字为题，批评那种怕“出头的椽子先烂”，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方针。文章说：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工作，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
[101] 指粮食征购1961年度比1960年度减少177亿斤。
[102] 王佐，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红军第5军第5纵队司令员。袁文才，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2团团长、红军第4军参谋长。1930年2月，王佐、袁文才在江西永新被错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03] 高敬亭，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9年6月在安徽肥东被错杀，1977年4月平反。
[104] 季振同，曾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25师第74旅旅长。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参加领导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总指挥。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被错杀，1979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振同平反。
[105] 莫斯科裁军大会，指1962年7月9日至14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的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所说的“错误”，指他在主持起草中国代表团的讲话稿时提出，讲话稿不仅要表示充分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而且要表示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根据这个意见，代表团在大会的讲话稿中讲和平、裁军的内容较多，同时同意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大会共同文件，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不满。为此王稼祥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的小组会上受到批评。
[106] 耿飚，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7] 锡兰，今斯里兰卡。
[108] 指王稼祥。
[109] 吴学谦，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五处处长。
[110] 1962年9月13日，中国政府曾向印方建议，10月15日先在北京、后在德里进行谈判，双方的武装部队沿边境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印度政府不同意这一建议，要求中国军队在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
[111] 武元甲，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112] 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
[113] 即现名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绝大部分，位于中印边境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传统习惯线之间，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114] 1962年8月，印度军队侵入克节朗地区。
[115] 张爱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12月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116] 赵尔陆，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66年5月任主任）、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刘杰，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当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高扬，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117] 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118] 拉达克里希南，当时任印度总统。
[11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后来没有举行。
[120]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21] 1962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内容时说：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常委都赞成书记处意见，重新登记党员。明年试点，后年全面登记。全面登记就是全面教育，要搞得严一些。主席说，程潜提出1700万党员是否多了？主席很欣赏，执政党党员多了管不了。一是清洗一批，一是搞共产主义小组，再是吸收一批。
[122] 荣毅仁，曾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123] 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124] 吴砚农，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一辰，当时任河北省副省长。
[125] 见《管子·牧民》，原文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仲列传》引述时作“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126] 这篇社论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写的。
[127] 弼时，即任弼时，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28] 《三垂冈》为清代诗人严遂成所作，全诗为：“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29] 原文如此，疑漏一“邓”字。9人，除已列出的毛泽东、刘少奇、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田家英、杨尚昆8人外，还应有邓小平。
[130] 刘晓，原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2年10月奉调回国。1963年5月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曾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131] 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2期刊载的张光年《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濛《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这3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词作者鲍狄埃逝世75周年、曲作者狄盖特逝世30周年的。
[132] 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京剧院院长。盖叫天，京剧表演艺术家。两文，指周信芳的文章《必须推陈出新》和盖叫天的文章《吾日三省吾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