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六十八岁
7月初 同由湖南来北京的文涧泉和赵迎[1]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在赵迎谈了农村教育工作的情况后，毛泽东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夜校。我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7月3日 约陈叔通、黄炎培、张治中、章士钊、傅作义、程潜、李烛尘[2]到中南海谈话，并一起进餐，徐冰[3]参加。
7月4日 下午，同周恩来[4]谈话。
7月5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6日 在天津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5]等谈话。刘子厚提出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说：可以去试。
7月7日 下午，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提出河北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山东省委负责人说他们都这么办了。
7月8日 到达蚌埠。在专列上同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曾希圣[6]汇报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情况，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搞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一）可能私心重；（二）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毛泽东表示：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又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7月9日 复信张维[7]：“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7月10日 到达上海。十一日，到达杭州，住汪庄。
7月12日 收到陈云[8]的来信。信中说，他昨天晚上由青浦乡间到达杭州，来杭州的目的是想找嘉兴、嘉善等三个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地多人少的县，研究一下种双季稻和种春小麦的问题。在杭州耽搁几天，再想到苏州专区找几个县谈一下。希望到毛泽东处报告一些乡间情况。不久，毛泽东约陈云谈话。毛泽东认为他谈的意见很好，要他先向柯庆施、江渭清、江华[9]谈一下，等回到北京后，再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些地方的情况有一些共同点。当毛泽东听陈云说青浦的自留地只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零点五时指出：过去规定自留地是占耕地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7月13日 上午，在杭州汪庄会见金日成[10]，周恩来、陈毅[11]、江华等在座。金日成问：国际上能不能打起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很害怕。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12]来的时候，我们讲了六七条，究竟是谁怕谁？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还是我们怕帝国主义多？我说两方面都怕，我们怕他们，他们也怕我们。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那么怕得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这是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我们讲了几条：紧张局势，实力政策，边缘政策，大规模报复政策等等。美国越是紧张，越压迫，革命就越多，反美运动就越发展。只有在一种形势下，帝国主义会进攻，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天下大乱。这种时候，他们就会进攻；不是这种时候，他们就防御。我这个观点，赫鲁晓夫没有反驳。赫鲁晓夫同志大有好转，我们很高兴。核武器停止试验也停不了，这是看到真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怎么会把武器抛到海里去呢？我说常规军不能裁，禁止核武器还有可能，因为它太厉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禁止过化学武器——毒气[13]，大家搞个协议，共同遵守。化学武器比核武器差远了，当时大家能同意不用。我想到，用核武器打起来，人类不是一半也得三分之一被搞掉，社会主义阵营受损伤，但资本主义要灭亡，他们敢打吗？我想将来还是要打常规战争。中国还没有原子武器，我们也在搞，哪一年搞得成，没有把握。要造就得几十、几百个，少了不顶事。会见后，毛泽东设午宴招待金日成。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陈毅谈话。
同日 阅一份日本关于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材料，批示：“林彪、贺龙、荣臻、瑞卿[14]四同志：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材料说：现在已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御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藉。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军火生产应努力促进枪炮等常规武器现代化，加强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充实其通讯机能；航空方面应仅限于巡逻、侦察、联络、运输等中小型飞机的生产；海军方面可以考虑生产潜艇、猎潜艇、直升机、P2V飞机等。关于导弹生产，将生产若干小型导弹。
7月14日 下午，回访金日成，周恩来、陈毅陪同。十五日，金日成由杭州回国。
7月15日 晚上，同周恩来谈话。
7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7月17日 晚上，离开杭州。
7月20日左右 到达庐山。
7月25日 应古巴《革命报》请求，通过该报向古巴人民祝贺“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祝词说：“在‘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7月30日 写信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信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8月3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的参加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批注的两点意见，批示同意。周恩来的两点意见是：一、谭震林[15]需来开会，北京恐仍以留陈毅同志为妥，并便于指导日内瓦会议我代表团的经常工作。二、在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席曾提到将来会议各省要来两人。这次可否规定各省、市、区党委除第一书记外，还可再来一位书记，人选由他们自己决定。
8月9日 阅刘宁一[16]八月三日关于拟请会见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的请示报告，批示：“可以见，如对方能推迟回国时间二三天，可于十五日或十六日见面，地点临时通知。”报告说：桑切斯是一九五六年跟菲德尔·卡斯特罗[17]乘“格拉马号”在古巴登陆的八十一人之一，是冲破巴蒂斯塔[18]军队包围的十二个英雄之一。他此次是第一次访问中国，多次表示敬仰毛主席之意，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我们意见，如毛主席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一次比较好。
同日 致电赫鲁晓夫，祝贺苏联成功发射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电报说：在苏联胜利发射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在人类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创造了新的奇迹。这一光辉成就，将大大鼓舞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
8月14日 到达杭州，住汪庄。
8月16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并宴请加纳总统兼政府首脑恩克鲁玛，周恩来、周建人[19]等参加。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会见非洲的朋友，我曾见过不少非洲好朋友，都谈得很好。非洲人民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从事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运动。我们亚、非、拉的被压迫人民都要团结起来，进行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你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当晚十一时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周恩来等陪同。恩克鲁玛谈到他这次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就是把加纳的命运投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毛泽东说：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为你们的参考。方针、政策要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来制订，不要照抄外国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照抄外国经验的阶段。你们也可能有这样的阶段。过了这个阶段后，才会有所创造，按照自己民族的特点应用普遍的建设原则。当恩克鲁玛表示他们要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时，毛泽东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同西方的贸易，另一个方面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要像古巴那样使经济为自己服务，就会有宽广的活动范围，逐步减少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开辟贸易途径。
8月18日 晚上，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副总统古拉特等，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看到巴西领导人和你的同事们，非常高兴。在谈到美国时，他说：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发展工业时，他说：我们想搞点工业，需要时间。现在还搞得很少，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还只有十一年。帝国主义决不帮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工业。要发展，也是为他们自己发展。古拉特说：最近巴西政策有很大变化，正在和人民中国建立关系。巴西总统任命我担任代表团团长来商讨初步建立贸易关系问题。我知道我是拉丁美洲第一个来华访问的政府领导人。毛泽东说：见到你我很高兴。世界事情发展快一点，我也可以去巴西看你们。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由贸易关系将来可以进一步发展到政治关系。古拉特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出现人民的运动，形成人民的觉悟，英国过去雄冠全球，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毛泽东说：变化很大，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很大。许多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比如印度等亚洲许多国家。非洲已有许多独立国家。现在拉丁美洲也在变化。这是帝国主义的三个后方，亚、非、拉。十九日晚上，毛泽东到杭州饭店回访古拉特，陈毅等陪同。在得知古拉特参观了杭州的工厂、疗养院、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可以到上海去看看工业区。中国现在还没有工业化，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要工业化，就要时间，时间短了不行。也要各国朋友帮忙。我们不怕朋友多，就怕朋友少。你们是大国，你们应该发展起来。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化上强大的巴西。
8月19日 下午，在杭州汪庄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李启新[20]等在座。毛泽东在询问巴西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地租形式和剥削制度之后，说：建议你们做一些农村方面的典型调查，进行阶级分析，要由中央的同志、州委第一书记亲自做，不能假手于人。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不能机械搬用。你们到外国考察不要光是考察外国党的胜利的原因，而且也要考察犯过的错误，我觉得这样对你们会很有用。你们不要满足看到中国党只有正确没有错误，中国党四十年中经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了胜利和挫折的道路。接着，毛泽东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目前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还是能够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们的看法同去年十一月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看法一样。声明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你们会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呀，你没有肯定到底打不打呀。问题在于：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巴西建立外交关系是快还是会拖一个时期？毛泽东说：有可能快，所谓快也是一年、两年、三年；有可能拖一个时期，就是超过三年。要做两种打算。如果按照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人民以及你们党、你们人民的意见，应该快一点；但按照美帝国主义及它的走狗、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事情要拖。无论快或慢，我们两国总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毛泽东说：也不能肯定回答。可能这几年不会，过几年以后有可能。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8月21日 离开杭州，前往庐山，到后住芦林一号。
8月23日一9月16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程有六项：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干部轮训问题。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通称“工业七十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通称“高教六十条”），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这次会议，强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以最大的决心，重新安排各项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计划规定全国共生产煤炭五亿吨以上，钢一千五百万吨以上。一九六一年钢的产量由原来计划的一千一百万吨降为八百五十万吨。会议通过的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必须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必须退够。”“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
8月23日 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安排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毛泽东询问各地的年成，各省、市、自治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贯彻“农业六十条”后农村的情况。大家说现在农村情况好一些了。毛泽东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现在不搞“几高”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的同志谈到现在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接着，他说：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有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一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8月24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由邓小平[21]讲会议的议程和安排，周恩来报告粮食问题。毛泽东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大概要二十天左右。明天开小组会，讨论粮食问题。明天开不完，后天继续开。
8月25日 复信胡乔木[22]：“八月十七日信[23]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24]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25]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26]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8月27日 阅田家英[27]八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关于天津市第一钢厂和天津市机床厂的调查材料及他的附信，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田家英在附信中说：我感到，目前工业工作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指标高，任务重。第二，管理体制有许多不当的地方，权力过于分散，瞎指挥作风严重，许多传统的协作关系被破坏了。第三，工厂内部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主要是各方面的责任废弛，不讲经济核算。
同日 致信胡乔木：“关于苏联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大量缩减国家机关费用的经验，请着人摘录给我。又，斯大林答复丘吉尔说军队不缩减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话，亦请摘录给我为盼！”
同日 晚上，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和国际问题。
8月28日 下午，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李先念[28]报告市场和物价问题。
8月29日 阅林彪本日的报告。报告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需要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同志：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8月3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讲工业的情况与调整的措施，他说：以前的计划实际上是大部分无计划，目前工业生产和建设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八字方针，中心在调整，用两三年的时间调整，建立新的平衡，在调整过程中不断充实、提高。只有退够才能调整。邓小平讲话后，李富春[29]讲工业计划问题。
8月 同卫士张仙朋聊天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9月1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周恩来说，今后两年补充计划初步确定，煤为五亿吨，钢为一千五百万吨。毛泽东说：我看现在这样的指标不是悲观的指标，因为只是这两年嘛，是补充计划嘛，就像我们红军在万里长征之后要补充一样。那时候，只留下两万多军队，一方面军只有八千多人。我在一个会上作报告说，留下两万多人，我们更强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后来果然如此，政策一变，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不要以为现在的情况很坏，达于极点了就好了。（陈云：由中央有关的综合单位，按产业系统召开重点企业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地从各方面把问题兜出来，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我赞成陈云同志提的办法，主要开小型会议，要取得一致认识，然后去做，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陈云：建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把综合平衡问题单写一条。）讲得好，请陈云同志为工业指示写一条综合平衡。毛泽东还说：生意我们总是要做的，美国人不跟我们做，他要政治条件，并不是我们不跟美国人做。
9月4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谈到邓小平将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出请邓小平下山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当前的情况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五日上午，邓小平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了五个问题：（一）对最近三年主要是最近二年工作的估计；（二）三年调整的目标，包括粮食、棉花、煤、钢、日用品、副食品、外贸、市场、物价、税收等；（三）方法问题；（四）集中统一，分级管理；（五）统一认识问题。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统一认识就好办了。我们这次会议把认识统一了，就可以在一个目标下面积极地去干。
9月5日 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6日 阅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反映，“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约有百分之十几的县、社、队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一般地区需要三四年时间，另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县、社、队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退赔普遍不彻底，有的地方又发生新的平调现象；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地方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得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部分干部怀疑“六十条”是否“太宽了”，是否“倒退”；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9月8日 应宁夏同志的要求，为他们书写一幅一九三五年十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致信董必武[30]：“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9月9日 作《七绝·为李进[31]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9月10日 阅中共辽宁清原县委组织部部长徐振叶八月二十八日的来信。来信说，清原县在八月召开的县委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人人心情舒畅，个个畅所欲言，但当市委提出要给清原县增加五千一百八十五吨“周转粮”的征购任务时，与会同志的情绪大变，气凉了，劲懈了。因为这个县原定的征购任务一万八千八百吨，已在春耕前落实到生产队。正当这个时候，又增加征购任务，将会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严重挫伤农民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批示：“宋任穷[32]同志：此件请你和黄火青[33]同志一阅。此事，省委如何处理，请告。原件阅后还我。”
9月12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9月13日 阅彭真[34]九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和他的附信，批示：“退彭真同志办。”彭真的附信说：“主席、刘[35]、周、朱、林[36]：这是根据常委扩大会和各组讨论的意见修改的稿，已同时分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如你们认为原则可以，书记处即邀大家共同谈一次通过。”
9月15日 阅彭真九月十四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指示、轮训干部的决定三个文件和他的附信。信中说：这三个文件，已于今日下午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除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外，总理也参加了。请核定。毛泽东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照办。”
同日 下午，在庐山芦林一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四高问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农村、工厂都有好的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不是一律减产了。要用好坏典型对比来教育干部。
9月15日或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修正稿中说：“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九个字，批注“这个插句可以不要”。
9月16日 阅周恩来九月十五日报送的国家经委关于今后四个月煤的分配意见和中央批示草案及他的附信。附信说：今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七千万吨，钢八百五十万吨。如果重点调整工作做得好，明年煤的产量可达到二亿六千万吨，钢八百三十万吨；后年煤可达到二亿九千万到三亿吨，钢一千万吨。粮、棉的问题较大，使后年秋后不再进口粮食，各地现在还计算不出。从现在起就需要在支援农业的任务上，重点支援商品粮食和棉花产量多的地区。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的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已阅，很好，可照发。”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轮训干部编印的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批示：“林克[37]同志：此本已看，下本[38]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请你们酌定。”这个材料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论述，分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对摘录的他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段话，删掉了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对摘录的他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谈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删去了其中的“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对摘录的他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十年总结》中的“错误不可能不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这段话，将其中“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改为“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同日 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题写：“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39]诸同志。”又应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的要求，书赠刘禹锡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9月17日 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和工作条例（草案）的总则，批示：“退彭真同志：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删去条例标题中的“管理”二字。指示稿说：“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指示稿强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把讨论中的意见，在十一月上旬以前报告中央”，毛泽东将“上旬”改为“中旬”。
同日 下午，乘汽车离开庐山，前往南昌。
9月18日 晚上，乘专列到达长沙。
9月21日 晨，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今东湖宾馆）。
同日 下午，同王任重[40]谈话。除向王任重了解湖北的旱灾情况外，着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二十二日下午，再次同王任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9月22日 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同熊向晖、浦寿昌[41]谈话。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从一些迹象揣测，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毛泽东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浦寿昌说：英文里没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还是“successor”，习惯上理解为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讲英语，不懂汉语，他是客人，就用“继承人”吧。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42]。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43]。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44]。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毛泽东还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一九四五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一九五六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9月23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王任重参加。蒙哥马利说：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两个问题？我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蒙哥马利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完成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蒙哥马利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哥马利说：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说：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泽东说：根本没有。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毛泽东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哥马利说：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泽东说：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蒙哥马利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不知应怎样理解？毛泽东说：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蒙哥马利问：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毛泽东说：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蒙哥马利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毛泽东说：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哥马利说：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泽东说：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共进晚餐后，蒙哥马利说：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三原则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毛泽东说：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总可以见效。提得对，提得好。蒙哥马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问斯大林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斯大林说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毛泽东说：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蒙哥马利说：那末你们为什么把自己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毛泽东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蒙哥马利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呢？毛泽东说：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最后，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非常有趣，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同日 收到王任重送来的关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其中两份是：中共孝感地委工作组八月十二日关于武昌县锦绣生产大队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和中共荆门县委工作组九月关于金山大队扩大生产队核算试行情况的材料。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王任重附信说：两个大队试行这种做法，看来效果是好的，以生产队为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矛盾解决了，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之间“一平二调”的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样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看来这样做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干部、社员的文化水平。信中还说：主席如有时间，希望找省委书记处同志和地委书记见见面，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示。二十四日，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当天，毛泽东接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在武昌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地委第一书记，再次谈了他的上述看法。
9月24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再次会见蒙哥马利，王任重在座。蒙哥马利说：我很高兴主席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你说还要见我，我想不见不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当蒙哥马利谈到英国没有同俄国打过仗，希望以后也不跟它打仗时，毛泽东说：我们也不想跟美国打。我们的志愿军跟美国在朝鲜打了三年，美国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它的武器好。但是，只要不打原子弹、氢弹，打常规武器，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蒙哥马利问：在许多年打仗的时期，主席有没有亲自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还是说主席主要是在上面指挥？毛泽东说：二十二年中有十年亲自在战场指挥，有四年当全军的统帅。他们要给我军衔，我不要。蒙哥马利问：主席对核武器是怎么看法？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核武器，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核武器也不用？蒙哥马利说：现在还做不到。又说：我认为，领导的艺术就在于为每一项工作选择适当的人。毛泽东说：对。我现在在北京一年最多四个月到五个月，别的时间我到处跑，中央的工作交给他们，我并不每天指挥。蒙哥马利问：中央的控制是不是很紧？现在是不是有些分权？毛泽东说：开头很紧，后来太松，现在不紧不松。紧了，底下哇哇叫，后来就下放，下放了又太松，原料不集中了，应该一致的也不一致了。蒙哥马利说：你们找到了一个折中吗？毛泽东说：找到了。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有了两种经验，所以不紧不松。一九五八、五九、六○年，搞得太松，包括今年上半年。我学问不多，如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蒙哥马利问：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说：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问苏联。至于办工业，我们也很愿意问你们。我看过一份报告，是我们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以后回来写的，很有趣味。他们说，看到你们的一些工厂，并不富丽堂皇，房子也不整齐，但是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好。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来到长江码头。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一起游长江，蒙哥马利说他不奉陪了，坐在船上观看。毛泽东游泳后上岸，亲自送蒙哥马利回到下榻的胜利饭店，王任重、李达[45]、熊向晖、宋之光[46]等一同前往。毛泽东将亲笔书写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赠蒙哥马利，并说：送给你个人，希望不要发表。蒙哥马利问：主席为什么不在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还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孙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
同日 晚上，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5日 晨，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晚上，离开郑州。
9月26日 晨，到达邯郸。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47]当刘子厚说他们想谈谈上次谈过的大包干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当周兴介绍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后，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张家口比较简单的办法，也还有八百多笔账。毛泽东说：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生产活的东西，钢、铁是死的东西。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又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再次肯定唐县那个公社搞分配大包干的做法，说：粮食年年增产，牲口也很壮，照它的办法就行了，还有什么讲的？生产队富了就好办了，过去是搞“均”。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刘子厚又汇报到粮食如何按劳分配时，毛泽东说：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基本口粮三百六十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一百八十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刘子厚说，对困难户进行补助，人们是同意的。对投机倒把的、只搞自留地小片开荒的、懒汉、盲流这四种人，人们都不同意补助。毛泽东说：基本口粮要减少。对只搞小片开荒的，给他算算账，有的可以不给基本口粮，懒汉、投机倒把的人不给基本口粮，盲流也不给。基本口粮定多了不好，就没有积极性了。最后，毛泽东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大队、公社兴修水利可以采用出工的办法。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管些什么，应该有个细则。大包干以后，大队并不是没有工作做了。生产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耕畜、农具所有权，二是分配权。
9月27日 晨，回到北京。
9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兄弟国家，是好朋友。对于美国来说，古巴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愉快的意外。你们的朋友很多，不孤立。我们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仗，打到一九四九年，在国内国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这是武装的阶级斗争。所以，除了打原子战争，如果打常规战争，我们是有一套办法对付敌人的。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我们没有工程师、教授，搞经济建设、办大学我们没有人，全靠旧社会的人。我们这些人不会唱戏，不会办工厂，开矿山。慢慢学，可以学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经历一些挫折，但是遭受挫折可能有好处，没有挫折就没有经验。干劲是第一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有干劲，不会的可以学会。为什么革命可以学会，经济建设就不能学会呢？我就不相信。但是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
9月29日 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全文如下：“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48]，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49]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纪录[50]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1]，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9月30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朱德，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52]，贺龙，陈毅和夫人张茜等在座。毛泽东说：非常欢迎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来访。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很久前中国同尼泊尔宗教文化往来很多，中国的高僧玄奘和法显都曾经去过尼泊尔。尼泊尔是我们的很好的邻国，两国有很久的友好关系。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毛泽东问：中尼边界问题这一次是否能定下来？国王说：这次肯定能定下来。毛泽东说：这是一件大事，对两国关系有深远的影响。
秋 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宋庆龄[53]、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联欢，并会见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波兰、匈牙利等国代表团。
同日 会见一些国家的首任或新任驻中国大使。这些国家是古巴、加纳、几内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泊尔、阿尔巴尼亚、瑞典、罗马尼亚、阿尔及利亚。会见时陈毅、姬鹏飞[54]在座。
10月2日 下午，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周恩来和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陪同。毛泽东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我来看看你。你这次访问促进了两国进一步的团结，很有意义。多尔蒂科斯谈到他们参观了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我们在试验，在把一些缺点改正之后，有可能成功。公社组织必须适合农民的要求。在适合农民要求的情况下，农民的积极性就很高。人民公社还要经过一些年才能作结论。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情况现在需要一种妥协。三种力量代表三个方面。反动势力代表美国，革命力量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利益，中间力量反映中立国家利益。世界在变化，现在非洲在变化，看来拉丁美洲也可能在起变化。
10月3日 向邓小平提出，电话通知陶铸[55]、王任重、刘建勋[56]、刘子厚、李雪峰[57]等同志，请他们日内到京，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四日晨，又写信给邓小平、彭真：“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58]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10月4日 将中共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请示报告批给陈伯达[59]、田家英阅，并让将这个报告加印十份给他。报告说：在今年六月间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就有人提出是不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会后，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试点。这次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在有地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同志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下子看不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没有亲身取得试点的经验，许多问题的讨论，目前还难以充分展开。为了慎重对待这个问题，省委请求批准我们进一步搞试点。几个月以后，再看试行的经验如何。如果还没有很大把握，就再继续试行；如果证明利多弊少，普遍可行，就在明年春季普遍推广。
同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0月5日 晚上，到钓鱼台迎宾馆回访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问：边界问题都解决了吗？马亨德拉说：都已经谈好了。毛泽东问：公平合理吗？马亨德拉说：是的，我们同意。毛泽东说：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教育我们的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在中国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门，拖拉机很少，要机械化还得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他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不在中国建设什么。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