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　上午，同陈叔通[56]谈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问题，陈云、邓小平参加。

11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开会，商谈就目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再写一篇文章的问题。

11月29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谈裁减军队与军队编制问题。

同日　晚九时，同陈正人谈话。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谈再写一篇文章问题。

11月30日　审阅修改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昨日尤金大使见少奇同志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即希望邀请周恩来同志于访问阿富汗后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国总理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苏联，是有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在电报稿的末尾加写：“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十二月三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此行中访苏是必要的。

同日　阅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昆山县同心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报告介绍了这个社养猪的具体办法。说该社平均每户养猪（包括公养的和私养的）三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除公养外，平均每户养猪十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并望转发各县委参考。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开会。会议中间，和刘、陈、邓、张、王一起会见尤金。毛泽东就朝鲜问题、铁托普拉演说问题和周恩来访苏问题，同尤金进行交谈。在谈到铁托普拉演说时，毛泽东说：演说的基本论点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而破坏了这种团结。它不利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最近，我们才收到铁托演说的全文，我们也看到了苏联对此发表的文章，现正在研究。此外，我们还在读其他国家发表的文章，我们都想研究一下。我们过几天也准备发表一篇文章，用马克思的口号作为标题，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十月革命是各国必经的道路，这就是阶级斗争、推翻旧政权、进行革命、建设新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总路线。十月革命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国际现象。第二个论点是：各国有各国不同的面貌和特点，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办法来解决各自的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差别。只讲差别，不讲共同性，铁托的演说就是如此。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缺点，专政过火了。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坏，刑法破坏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坏，宪法破坏了一小部分，刑事诉讼法破坏了一部分。苏联的制度是好的，但其中一部分是不好的，那就是内务部。斯大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甚至帝国主义国家，都提议要共同缓和紧张局势，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不能缓和紧张局势呢？我们可以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在解决内部问题方面，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应当区分敌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民主和专政都是上层建筑，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基础服务的，是基础的工具。关于苏联邀请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毛泽东说：这很好。我们建议周恩来同志缩短原定出访计划的期限，缩短十天。这样他访问各国，包括莫斯科在内，仍将是一个半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国自然会发表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将是一种示威，不是战争的示威，而是中苏团结一致的示威，向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切动摇分子进行示威。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和平。目前的局势要求发表这样的声明，要求这样的主题：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尤金表示完全同意。

12月2日　晚九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四位巴西访华议员，刘少奇、郭沫若、陈叔通等在座。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57]、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文初稿。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

12月3日　阅邓子恢[58]关于福建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批示：“少奇、陈云、尚昆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报告反映以下几个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二）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等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大家要求公益金应多留，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四）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七百多个社合并为三百个左右，平均每社一百二十户。（五）区、乡政府按照上级的要求，不征求各社意见，机械地分配生产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同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在座。基里洛克向毛泽东递交了波兰政府的一封邀请信，邀请他于明年访问波兰。毛泽东说：我是打算去的，而且还要到别的国家去看看。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但时间是否可以商量。我们读了哥穆尔卡的演说，那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谈得很好。还有一条我们读了也很高兴，那就是对那些为人民服务而跟党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的办法，而不是把他们都整下去。这是很好的政策，执行得好，党的生活就会很健全。基里洛克说：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也采用了这种经验。中国在解放前，在许多问题上和共产国际也不是一样的。毛泽东说：不仅不一样，而且还完全相反。第三国际“左”得要死。第二国际是右了，第三国际则是“左”了。第三国际只有在两个时期是正确的，那就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和季米特洛夫主持的时候。基里洛克说：我们都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帮助，才使我们免除了发生像匈牙利那样事件的危险。

同日　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等共十七人出席。

12月4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59]的一些情况》一文，批示：“少奇、陈云同志阅，退毛。此件第一篇关于章乃器的，值得一阅。”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观点，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

同日　致信黄炎培。信中说：“你们的会议[60]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61]，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12月5日　复信周世钊[62]：“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63]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64]，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同日　复信贺果[65]：“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谈话，许涤新[66]参加。陈叔通要求毛泽东与工商界见一次面，并提出三个问题：（一）资本家对定息很担心能拿多久，怕取消太快。（二）资本家担心现在安排工作，再有两年会不会一脚踢开。（三）合营以后如何自我改造。毛泽东说：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物质问题，二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过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的经验。比如荣毅仁[67]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新的经验。现在看起来，苏联消灭阶级太早了，不能够使用资本家的能力。定息拿多久呢？可以问资本家，要拿多久就拿多久。主要是要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时还要叫他拿下去。取消定息不要来个高潮。资本家拿定息如两个五年计划不能解决问题，拖到三个五年计划，带个尾巴进工会，你看怎么样？现在资本家积极学习。（陈叔通：学习是为了自己。）资本家学习是为了自己，同时也为了国家。中国过去是不行，经济落后，现在虽然是好了一点，但还要大家努力，学本事好嘛！定息问题重要，思想改造也很重要。思想不通事情不好办。让资本家多拿几年定息，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资本家学习改造要自己努力，大家帮助。这一次民建会开得很好，想不到民建会能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资产阶级政党如果都能严肃地自我批评，那是个大事情。民建会这样严肃地自我批评，证明中国民族是很有希望的。章乃器说资产阶级只有积极的一面，没有消极的一面，是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看待了，这是不对的。这种说法不利于广大工商界的改造章乃器只说资产阶级好，不敢说资产阶级有缺点；我们过去有的共产党员只说资本家坏，而不说资本家进步。一副对子有两边，这都是对子出了一边的情况。我们把资本家当成真正的财富，重视工商界，他们有现代文化。我们党说话要有信用，说话算数的。八九号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公股代表不要来，要他们说心里话。人数不要多，人太多了不能讲话了。有人献股，可以劝他一下。

12月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定息和廖鲁言在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廖鲁言、许涤新、赖若愚、胡耀邦[68]、吴冷西出席。

12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陈叔通、黄炎培、李烛尘、胡厥文[69]、荣毅仁、盛丕华、黄长水、巩天民、施复亮、孙起孟、南汉宸[70]、许涤新、陈经畬[71]出席，刘少奇、陈云、陆定一、薄一波、徐冰等参加。座谈开始时，毛泽东问：有什么问题、疑问？盛丕华说：定息问题，摘帽子问题。陈叔通说：是否要来个高潮？毛泽东说：唱戏要有高潮，这个东西恐怕不好来个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荣毅仁问：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还是半革命的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但是，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荣毅仁说：现在供、产、销三项计划对不起头，要搞到中央部里才能解决。陈云说：计划要分批。重要产品要有计划，日用产品要自由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荣毅仁说：对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工商联怎么搞？毛泽东说：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黄长水说：小的工商业者，改造好的，可否先摘帽子？毛泽东说：过两三年后可以摘。定息几角钱的不算资本家，百分之七八十的工商业者不算资本家，算成小资产阶级。十三万户工商业中，决定命运的经济上起重大作用的，只几千、几万户。代表资产阶级是大的资本家，小的不能代表。

12月8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巴西雕塑家马丁斯夫人等，郭沫若、张奚若[72]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同西方其他国家的人见面，总感到有些不平等。中国人很苦，在过去的政府统治下没有出路。现在正在建设好一点的生活。客人说：我们所看到的和所读到的报道，感到主席很仁慈。毛泽东说：这是因你们总是以同情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

同日　晚七时五十分，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说：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是真赎买，不是欺骗的。以七年为期，从今年算起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总要天理人情过得去。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根本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现在我们年产只有四百万吨钢，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我们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同日　阅新华社十二月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一期刊登的《浙江省许多地区在执行侨务政策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一文，批示：“罗瑞卿同志：一一一页上关于浙江省的一条消息值得一看。”这条消息说，出席浙江省最近召开的侨眷归侨代表会议的代表反映：不少青年由于亲属在国外不能入团，甚至入工会也受阻碍；国外来信被拆阅以至传阅；干涉侨汇使用，强迫借贷、捐款和购买公债；一些公安部门对归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出国多方限制、留难。代表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下面执行得不好，要求大力宣传和重视贯彻侨务政策的问题。

12月1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12日　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谈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及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问题。会见时，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等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继续商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　复信刘松林[73]：“两信均收，甚慰。留一年，很有益。别人闲话，可以置之不理。岸青[74]暂时不见也罢，将来总可以见着的。这里一切如常，弟妹均尚勤学。我亦好，不劳系念。祝好！”

12月13日　复信杨开智[75]：“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76]及阖家安吉！”

同日　复信毛春秀[77]：“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同日　晚上，同廖鲁言、刘建勋[78]谈话。

12月14日　阅彭德怀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12月15日　下午，同周扬谈话。

12月16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重写一段文字：“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并批示：“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79]、徐冰、洛甫、汉夫[80]阅。”

同日　为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写批语：“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报告说：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同日　复信黄炎培：“惠书敬悉。前信[81]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82]先生、张叔通[83]先生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同日　复信杨开英[84]：“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85]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86]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同日　下午三时，同张闻天谈话。其间，同在拉萨的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通电话，了解西藏情况。下午六时五十五分，同在云南芒市的周恩来通电话，告知西藏的情况，要他访问缅甸、尼泊尔[87]后再到印度，十二月底回到北京，三五天后再去苏联、波兰等国访问。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章汉夫出席。

12月17日　晚九时，和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中输出入协会理事长南乡三郎。

同日　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慕生忠谈话。

12月18日　中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同日　将新华社关于扩大《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的订阅范围报中央的计划，批送刘少奇、朱德、谭震林阅，交杨尚昆办。这个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的。

12月19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三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0日　晚上，召集刘少奇、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杨尚昆、刘瑞龙[88]开会，听取廖鲁言汇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情况及会议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12月21日　阅邓子恢关于福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批示：“震林、尚昆同志：此件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二十八日，中央批转邓子恢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

同日　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内部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一文，批示：“此条可以一阅。阅后退毛。”“陆定一同志：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12月22日　下午，同即将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缅甸的叶剑英[89]谈话。

12月23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刘少奇、陈云、陆定一、康生、薄一波、谭震林、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2月24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加写一段话：“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同日　阅陈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嘱高智送阅的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90]，批示：“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退还陈云副总理。我在这里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为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的指示稿，加写一段话：“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并批示：“在中央指示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同志再阅，交尚昆办。”

同日　下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修改问题。

12月25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五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6日　阅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批示：“筹划的两项[91]，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刘、朱、陈、闻天阅，退彭。”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六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7日　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八稿，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会议于次日零时二十分结束。由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根据讨论的意见作最后一次修改。毛泽东阅后决定二十八日晚上广播，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全文共两万字，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中间四个部分分别论述由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问题：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泽东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修改的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加写的，主要有：在文章讲到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的地方，加写：“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在文章讲到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的地方，加写：“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由于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而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失败的地方，加写：“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删去文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

12月31日　下午，同朱德谈话。

* * *

[1]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全国政协主席。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11月又任商业部部长。1958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2]苏加诺，当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阿查里雅，当时任尼泊尔王国首相。

[3]杜克洛，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法国国民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

[4]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5]锡兰，今斯里兰卡。

[6]曹聚仁，文史学家、记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任《前线日报》编辑兼香港《星岛日报》特约记者。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和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7]张治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57年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力子，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7年2月兼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童小鹏，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8年4月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8]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3月、6月又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9]纳赛尔，当时任埃及总统。

[10]久原房之助，当时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

[11]南汉宸，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雷任民，当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

[12]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萧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部长。1957年2月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13]指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4]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5]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6月又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16]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8年10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组长。

[17]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6年12月任主任）。李达，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克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8]蔡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19]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0]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今北京友谊医院）医生。

[21]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6月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2]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57年夏）。1958年10月又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23]李济深，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黄炎培，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

[24]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简称《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相继于同年4月、9月和11月加入这个条约。1955年11月，成立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并是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的成员国。1959年3月伊拉克宣布退出该组织，同年8月巴格达条约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9年9月，该组织解散。

[25]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26]波兰问题，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1956年6月发生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在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10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从10月17日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4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突然紧张起来。

[27]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简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28]哥穆尔卡，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29]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8国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通称《华沙条约》。同年6月4日条约生效时，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91年7月1日宣布条约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30]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1]1956年10月23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杀害不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变成反政府暴乱。当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10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选举卡达尔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

[32]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年11月又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3]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吴冷西，当时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6月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34]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35]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程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8年2月任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龙云，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36]指中缅边界北段的片马、岗房、古浪。

[37]周恩来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在中缅边界的南段，即使我们承认1941年线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考虑把中国军队撤离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我们同时要求在北段，缅甸军队也从片马、岗房、古浪这3个同样由英国文件承认是中国的地方撤走。我们还要求缅甸军队撤出今年在北段所占领的5个地方。

[38]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1958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39]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58年8月任主席）、书记处书记。1957年5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兼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7年8月兼秘书长）、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

[40]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1958年5月、6月、9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华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河北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3月、6月又先后任河北省政协主席、华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省长、黑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华中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41]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8年5月、6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42]这篇文章刊载于1956年6月《农村工作通讯》第2期，作者是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

[43]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1958年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黄火青，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政协主席。1958年6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吴德，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黄欧东，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58年8月任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1959年2月又任河南省政协主席。195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8年6月又任西北协作区委员会主任委员。

[44]毛泽东还为孙中山诞辰90周年展览会题写：“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

[45]何香凝，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46]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7]指1955年的价格。

[48]谢鑫鹤，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拓，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局长。

[49]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50]建屏县于1958年并入河北平山县。

[51]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

[52]铁托1956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53]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28日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54]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55]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56]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57]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1957年12月改称第一书记）。

[58]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七办公室主任。

[59]章乃器，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粮食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60]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1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61]指1954年写的《浪淘沙·北戴河》和1956年写的《水调歌头·长江》（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62]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7年5月又任湖南省政协常委。1958年6月任湖南省副省长。

[63]指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题写校名。

[64]这是周世钊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作的《过许昌》诗中的一句。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65]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贵阳市副市长。

[66]许涤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67]荣毅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兼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1957年1月又任上海市副市长。

[68]赖若愚，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69]李烛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70]盛丕华，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长水，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巩天民，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辽宁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施复亮，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孙起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南汉宸，当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71]陈经畬，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副市长（1957年1月任湖北省副省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兼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

[72]张奚若，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教育部部长（至1958年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1958年2月又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73]刘松林，原名刘思齐，当时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1949年10月同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74]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75]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

[76]指杨开智、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77]毛春秀，毛泽东的族姑母。

[78]刘建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至1957年12月）、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6月任第一书记）。1957年6月、9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广西省政协主席。

[79]朱、陈、彭、谭，指朱德、陈云、彭德怀、谭政。

[80]洛甫，即张闻天。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81]指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写给黄炎培的信。

[82]吴湖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83]张叔通，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84]杨开英，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市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85]毛世美，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86]杨子珍，即杨开智，字子珍。

[87]后来，周恩来因出访时间过长身体疲劳，改变出访行程，推迟对尼泊尔的访问，在访问巴基斯坦之后即再到印度。

[88]刘瑞龙，当时任农业部副部长。

[89]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58年1月兼政治委员）

[90]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91]指彭德怀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作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