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六十三岁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宋庆龄[1]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庆祝大会，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苏加诺、阿查里雅[2]出席庆祝大会。晚八时，陪同苏加诺、阿查里雅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杜克洛[3]等，邓小平、王稼祥[4]在座。毛泽东说：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国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最后，毛泽东就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否能够和平过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关于未取得政权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总的说法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愿意和平过渡，只要资产阶级也愿意这样，那很好。第二条，如果他们不干呢？不是要打吗？他们要打，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回击，用暴力斗争。看样子世界上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走上交出政权的路是不会有的，非得在群众逼迫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提出两条，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第一条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他们和平地把政权交出来。如果光有这一条就危险，当他们不肯移交政权时怎么办？如果他还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时又怎么办？所以势必要有第二条，只要人家用战争来压迫我们的时候，那就得有武装斗争。现在划分哪些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哪些国家得进行武装斗争，是否为时过早。我们也观察了好几个国家，在战后的确不是经过武装斗争而把帝国主义赶走的，例如印度、锡兰[5]、埃及、缅甸等。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了这些国家群众运动的力量很大，就实行了退让，而且将来有些地方也还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些国家的变革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变革，因为它并没有废除资本主义，只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让步，也就是宗主国家资产阶级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让步。我们刚才讲的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关系。对于这种革命，是否准备好两条为稳当。不管是什么国家，能够和平转移很好，否则，要打就打，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和平转移政权的经验。
同日 为鲁迅新墓在上海虹口公园落成题写墓碑：鲁迅先生之墓。
10月2日 下午六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宴会后，陪同苏加诺出席京剧晚会。毛泽东在宴会上致欢迎词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他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6]，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7]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现在四年已过了，又改说七年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越来越远了，因为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约十亿人口的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反殖民主义的国家反对战争，英、美、法也不是一致的，还有他们自己国家人民的反对。现在他们对苏伊士运河都没有办法。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当然我们也有点怕美国。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最近他们派特务从香港运了几十个定时炸弹来，企图破坏八大和国庆节。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大陆上的人民对蒋的仇恨也慢慢淡了。我们也不会拿从前蒋对我们的办法对付他，因为没有必要。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谈到加入联合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张治中：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这次联合国大会可能美国方面的票仍是多数，但迟早总要承认我们的。外交关系是要严肃的，因为英国在联合国还投蒋介石的票，所以只能跟它建立半外交关系，只能派代办来。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门时，张治中提醒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苏加诺交谈，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张闻天、黄镇[8]参加。苏加诺问：苏伊士运河的局势是更紧张了，还是有些和缓。周恩来说：整个说来是和缓了，大战打不起来的，英、美、法从内部破坏。毛泽东说：现在双方都在拖时间。英、美、法拖时间，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动员有利于他们的舆论。但是，舆论越来越对他们不利，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亚都逐渐在起变化，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也不一致。第二是在内部组织破坏，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他们要把纳赛尔[9]搞倒，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不但埃及内部团结一致，所有阿拉伯国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日子一长，英、法内部也会起变化。苏加诺问：日本人口多、土地少，会不会向外侵略？毛泽东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日本扩张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内部也起了变化，包含社会党和久原房之助[10]这类旧人物在内。美国是第一个最大的敌人，日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我看，你们还是早日同日本建交好。关于我们同日本建交，我们当然要求尽快，但是我们不着急。日本现在有一个困难，美国不让它同我国建交，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日本承认台湾，不承认我们。参加交谈的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问：日本人脑子里的想法同过去是否有改变？毛泽东说：不见得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我们放回去的人，还有很多是旧脑筋，不承认失败，复仇主义还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大学生、工人、妇女的反美情绪、要求和平反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情绪，正在发展。
10月5日 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出席苏加诺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宴会后，同苏加诺到中南海勤政殿观看苏加诺赠送的礼品。晚九时半，一同去怀仁堂观看印度尼西亚巴厘歌舞团的演出。
10月6日 上午九时二十分，到西郊机场欢送苏加诺离京去外地参观。去机场欢送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毛泽东在返回途中，十时半到新街口西安饭店吃羊肉泡馍。
同日 上午十一时，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日本商品展览会总裁村田省藏及南汉宸、雷任民[11]陪同。在参观日本农业机器时，村田对毛泽东说：主席对这些东西一定很熟悉的。毛泽东说：不敢说，我是来学习的。在参观日本各县的展品时，村田说：日本各地各县都很支持这个展览，拿出自己的产品来中国展出，他们热爱新中国。毛泽东说：日本人民是了不起的，压迫这种人民是一定不行的。村田提出，希望能够得到另一个机会拜访主席。毛泽东表示：欢迎愿意和我谈话的任何一位朋友。参观展览后，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村田省藏。
10月7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等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彭德怀、陈赓、萧克、萧华、萧向荣[12]在座。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是这样，我们主张与他们和平相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可是他们没有改变，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现在又在日内瓦谈[13]，还不知道谈到什么时候。许多国家都愿意与我们来往，只有美国不愿意，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美国有新闻记者要来中国访问，但是美国政府不允许。当客人谈到中国军队的纪律与民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给他们的印象很深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力量主要是靠这方面，就是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有了这个，就能同武装占优势的敌人打仗。我军同帝国主义军队的基本区别不在装备上，而在与人民的关系上。形式主义就是使官兵隔离、军民隔离。这种情况，我军过去有，现在更多一些，必须克服这些缺点。形式也是需要的，军队没有形式也不好，但变成了形式主义，改变了军官与士兵的关系，这是错误的，在军队中我们称它为军阀主义，在政府在地方上叫做官僚主义，要经常注意克服这些东西。毛泽东还谈到对犯错误的看法。他说：错误有两重性。我们党也犯过许多错误，这教育了党，也教育了人民，能够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东西，切不可把错误简单地丢掉。错误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损害了党，另一方面也教育了党；它损害了人民，也教育了人民。过去我们也是简单地去看错误，连一点好处也看不到，老是只反对错误、仇恨错误，这种看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你们是将军，打过仗的，打仗总要有几次失败，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从败仗中获得了教育。中国有句谚语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很久就有的，马克思主义是集中了人类思想的大成。
10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会议（扩大），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14]、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薄一波[15]、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16]出席。会议讨论书记处成员的分工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台湾问题、波兰形势问题等。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谈话。
10月9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中南海东八所投票选举北京市西单区人大代表。
10月12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度军事代表团，彭德怀、谭政、李达、李克农[17]、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对你们是没有戒心的，因为是友好国家，是朋友。你们与美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是有戒心的。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已经打得厌烦了，老百姓也都要和平。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连续不断打了四十多年。在长期战争中，社会上有许多秘密团体，像一贯道就有一千万信徒。这些秘密团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社会不安定。以后这些团体为日本人所利用，又为蒋介石利用。现在这类秘密团体已经没有了。讲到武器问题，毛泽东说：实际上，所有兵器全是炮，坦克是路上行动的炮，飞机是空中飞的炮，军舰是海上行动的炮。开始，我们陆上、海上、空中行动的炮全没有，后来才有一些牲口驮着行动的炮。前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了一本书，其中说：“共产党已经通过蒋介石得到了不少美国武器了。”客人说：世界上第一本战术书是中国孙武子写的。毛泽东说：那本书有一部分是有用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刘少奇、蔡畅、邓颖超[18]等在座。毛泽东问客人：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客人答：在宪法里规定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毛泽东说：宪法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与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在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二，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七，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时候，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前，有一个女权时代，据说那时候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后，妇女们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参加了生产。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多搞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毛泽东特别谈到计划生育问题。他说：过去有些人骂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也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于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个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提倡节育。不论是工人或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10月13日 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问题，陆定一同志有些意见，已同少奇同志谈过。少奇同志要陆定一同志提到常委会上谈一下，叫转告主席。
同日 晚上，同林彪[19]谈话。
同日 复信戴毓本[20]：“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
10月15日 机要秘书报告毛泽东：罗瑞卿来电话说，警卫工作改革问题的文件，已经写出一个初稿，准备再讨论几次并征求有关同志意见修改后，送毛主席阅，如果需要在中央常委会上谈一下也可以。毛泽东表示同意。
10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百家争鸣”问题和彭德怀提出的缩减军队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出席。讨论“百家争鸣”问题时，陆定一、胡乔木、张际春、周扬、田家英[21]参加。讨论缩减军队问题时，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赓、黄克诚[22]、谭政参加。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其他问题。
10月18日 下午二时半，同罗瑞卿谈公安部队归国防部领导等问题。五时，同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谈话。
10月19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23]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是邻国，两国之间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愿意看到你们的事情办好，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我们尤其希望看到你们同邻国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将高兴地看到你们同印度用协商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会议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苏拉瓦底说：我们从远处一直注意着新中国的产生，新中国的精神和新中国如何照顾人民的生活。今天中国已经是个不能忽视的大国。毛泽东讲了中间地带重要性的问题。他说：在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像你们就属于第二类国家；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这些中间地带的国家，两边都怕，他们怕苏联，有的也怕中国，但是同时也怕美国，而且特别怕美国。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如英国、法国同北非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又如英国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的纠纷。对于这种纠纷，英国的办法是搞一个巴格达条约[24]。我们认为，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殖民主义的统治必须取消。美国到亚洲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这是我们很不高兴的。美国跑到离它那么远的地方来搞这个条约，究竟是干什么呢？我曾同你们的大使说过，这个条约使条约南北两边的国家都害怕。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是不是更好些呢？我们承认，中巴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我们知道巴基斯坦不会利用这个条约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你们。如果你们说这个条约是为了对付印度的，那末是不是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搞好同印度的关系呢？你刚才说，有些国家可以从中调停，我们同意这个意见。同双方友好的国家可以从中调停，但是只能作为非正式的调停者。我们也曾经对印度说过，希望印度同你们搞好关系，今天我也对你们说，希望你们同印度搞好关系。你们两国之间争执的问题，主要靠你们两国自己去谈判解决，我们作为友好的国家可以帮助，但是只能是非正式的，不能作正式的调停。
同日 尤金[25]向刘少奇递交苏共中央十月十九日关于波兰问题[26]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中央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10月21日 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当晚九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次日晨零时四十五分结束。由于情况紧急，会后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参加。毛泽东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尤金离开后，二十二日晨三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波兰问题。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波兰问题。随后，又听取周恩来介绍同苏拉瓦底会谈的情况。
10月22日 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次会见苏拉瓦底，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座。对于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27]和巴格达条约，毛泽东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将来是不是可以使这两个条约着重经济方面，而不着重军事方面，以和缓局势。我们都是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参加国，希望你们对亚非国家采取基本上团结的政策。我们很愿意看到印、巴两国友好。你们可不可以派这次这样规模的代表团到印度去，不一定要达成什么协议，而只是去作友好访问，印度也可以派代表团来访问巴基斯坦，这样就可以和缓气氛。你们最好能经常来往，以协商精神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怕参加这两个条约的亚非国家，而是怕美国和英国。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会见结束后，设宴招待苏拉瓦底。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次日晨一时，毛泽东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28]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29]里面。尤金将这些意见立即报告赫鲁晓夫[30]。
10月23日 上午九时，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乘飞机去苏联，当晚到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的交谈中表明，苏共中央对波兰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准备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的新领导。
同日 晚七时半，在中南海勤政殿出席周恩来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结束后，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北京饭店出席苏拉瓦底举行的告别宴会。
同日 晚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当晚，刘少奇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告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31]。
10月24日 晨四时，同陆定一谈话。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会后，同周恩来、陈云、彭真、陈毅、彭德怀、张闻天进行商谈。
10月25日 晚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发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讲话及其他问题。
10月26日 晨二时十五分至三十五分，同在莫斯科的胡乔木通电话。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二时八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次日晨零时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晨一时五十分结束。晨二时，和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邀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至晨五时结束。随后，又同周、陈商谈。晨五时三十五分至六时十分，同在莫斯科的刘少奇通电话。
10月2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
10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警卫战士谈学习问题。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文化学习的课程太少了。你们要学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中学全部课程。我准备给你们成立一个学校，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个副校长，教员不够去调。以后你们站岗每次站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其余时间都拿来学习。
10月29日 晚九时至次日晨零时二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开会中间，十时半至十一时五十五分，同在莫斯科正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32]会商的刘少奇通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
10月30日 苏联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并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会前同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
10月31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关于发表苏联政府宣言和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八时十五分，会见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周恩来、朱德、陈云在座。毛泽东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苏联已经发表了宣言，大体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就是我们跟印度提出的那个五项原则。这一来，不仅你们波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自由、独立了。关于苏联驻军问题，苏联政府的宣言是这么说的，“任何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军队驻扎在另一个华沙条约参加国的领土，应该根据所有条约参加国之间的协议，并且必须取得这些军队根据请求已经驻留或者准备驻留的国家的同意”。（陈云：意思就是：各国协议和本国同意。）就是这样。就是完全有自由。比如你们波兰，你们认为有必要，他们就驻，认为不必要，他们就不驻，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宣言上还检讨了一些错误，承认对兄弟国家关系有错误。我们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宣言，同这些意见一致。我们庆贺你们的胜利，庆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协调的胜利。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应该估计到，我们这方面缓和了，没有紧张局势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就要尖锐化了，就紧张起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基里洛克说：我们非常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他当场宣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内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对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对波兰目前政治局势的变动所表示的关怀，以及你们提出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同志的这些意见，对于维护波苏友谊，对于波兰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是极有教益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党与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是要解决社会沙文主义，尤其是大国主义。大国容易产生这种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会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甚至非常荒谬的错误。反对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崇拜。不讲本质不行。我们不是也崇拜马克思吗？波兰人民现在不也是崇拜哥穆尔卡吗？比如，在中国，人们也崇拜我，崇拜朱德同志、崇拜刘少奇同志、崇拜周恩来同志。每个工厂有个领袖，每个合作社有个领袖，但是，要搞独裁就不行。斯大林就是搞社会沙文主义。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在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民族沙文主义的错误，在国与国之间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中国也在注意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党的八大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对外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在国内，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就是国内的沙文主义。在汉族内部，我们反对专制主义，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不然也是沙文主义。苏联现在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还没有提出反对沙文主义。请你告诉哥穆尔卡同志，我们大家都要做工作，来帮助苏联同志。这一次，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基里洛克讲到波兰目前经济困难，必须削减基建投资，用这些财力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说：应该多搞些轻工业和农业。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正在注意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不能搞得太多。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的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斯大林错误中，恐怕也要算进这一条。九时半，会见结束。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中间（十时至十时二十分），同刘少奇通电话。会议于次日晨零时二十分结束。随后又同周恩来、李维汉、吴冷西[33]谈话一小时。
11月1日 下午四时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宣言的声明（草稿）》。晚八时，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这个声明于当晚发表，支持苏联政府宣言。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声明说：中国一向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声明还指出：中国政府注意到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在最近的事件中提出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同日 晚十一时十五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由莫斯科回到北京。次日晨零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彭真听取刘少奇等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晨五时结束。
11月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同苏共中央磋商的情况和匈牙利问题，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二十六人出席。
11月4日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勤政殿宴请缅甸联邦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及随同人员和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妇女代表团。下午三时，和周恩来同吴努谈话，朱德、陈云、彭真、贺龙[34]、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程潜、龙云[35]等参加。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周总理读了几本书，我们把过去的文件和书都研究了研究，也把地方干部调到北京研究了一下，又派了一个将军去查了一下，又和法律专家研究了一下，于是才订出一个包括南线和北线统一解决的方案。我们和缅甸的关系是长治久安。过去我们不承认一九四一年线，这条线是英国人乘人之危强迫中国承认的，现在我们下决心把军队从这条线以西的地区撤出来，你们的军队也从北部三点[36]撤出来。我们要和一切邻国采取友好态度，要真正友好，不是讲讲。吴努表示：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愿意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建议[37]。
同日 下午五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匈牙利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出席。会议中间，约见尤金。本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苏共二十大，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同日 晚九时半，同张经武[38]谈西藏问题。
11月5日 晚上，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马戏团的表演，并接见马戏团全体演员。
11月6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苏联领导人，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贺电说：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周恩来、邓小平、刘宁一、廖鲁言、陈正人[39]在座。毛泽东说：中国农业是很落后的，工业也是很落后的，这些方面有待改进。中国的群众是热情的，这是好的条件，但领导群众的工作方法还须改善，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农业同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像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同我们的农业不同，西欧国家的农业就更不同了。波兰解放已有十一年了，但是只有百分之六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不增产，还在赔钱，政府要津贴，这样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了。我们这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较容易组织，通过许多过渡步骤，在七年内都组织起来了。合作社能增产，政府不津贴。农民组织起来，但生产工具没有什么改善，可是比个体生产好，能增产，能增加收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过去没有什么东西贡献于世界，在现代化方面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解放后，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势力推翻，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不过现在刚开始。
11月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1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井泉、林铁、欧阳钦、王任重[40]座谈，邓小平、彭真、谭震林[41]参加。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百家争鸣，小资产阶级都跑到街上来了，无产阶级要辩论，要反驳，你们要写文章，三百字五百字都要写。享乐思想在滋长，把远大目标忘记了。我看高级干部十一级以上的不增加工资是可以的，要艰苦奋斗，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再享福。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一个制度要经过考验，光说社会主义如何好，可是好处人们还没有充分看到。思想领导不能放松，要用马克思去和孔子对抗，争取群众，你有孔夫子，我有马克思。要辨别风向，才好写文章。我也想写，想辞去国家主席，当主席写篇短文好像不像样子。一个人经不起风不行。我叫孩子们去算命，让他们取得经验。动摇分子有风就动摇。有些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提意见，要“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有人说我们应该搞大民主。我说什么是大民主呢？难道打倒蒋介石，推翻封建制度，打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不是大民主吗？“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不是大民主吗？所谓共产党内有阴暗面，这是必然的，太阳一出来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天天都有，年年都有。苏共二十大是大民主，一鸣惊人，把斯大林打倒。我们是搞小民主，对资产阶级和平改造也是小民主。我们准备明年或者后年（大家要求明年）再整一次风，整三个东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搞几个文件，要反对骄傲自满、贪污浪费。我们从来不搞一鸣惊人的事情，我们什么事都慢慢来，实际上很快。关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一反强迫命令，二反贪污腐化，想个办法解决，用半年时间使那些干部有个回旋余地，只要肯承认错误，偿还或者分期偿还贪污款，就可以不算贪污。这一次不要来个急风暴雨，留个余地，使其善自处理。还要注意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定要中农参加合作社的领导，支部要团结几个中农在自己周围。关于少数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汉人压迫剥削少数民族年代很久了，现在要还债，要尊重少数民族，不要包办代替。以为少数民族落后，我来帮助你们，有这种情绪，所以工作搞不好。我们身边要有几个右派，没有右派，统一战线就不完备。要和中派、右派多谈一点。民主人士要见我，我一定见，跟他们接触可以增加知识，跟资产阶级人士接触很有教育意义。听说你们不大和民主人士接近，人家说架子大。一个调查组从浙江回来，说乡代表中有三分之一党员就足够了，三分之二的是非党员。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没有哪一个大问题是我们主观可以想出来的，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合作化就是先从安徽、浙江看到新区可以大发展，又看到黑龙江双城县希勤村的全面规划，才使我有可能写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那篇文章来。公私合营是经过开资本家的会议搞出来的，第一条讲功劳，第二条讲缺点，资本家高兴了。不要光骂，天天骂不行，会造成矛盾的对抗。这样搞，连父子关系也不行，社会上就更不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写大文章不是大笔一挥，滔滔不绝，要根据下级和群众的意见，要有材料有分析，过细研究才行。
11月9日 晨，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会见结束后，同刘、邓、彭谈话。
同日 阅《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42]，写批语：“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十日，又批示：“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同日 晚八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部分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周小舟、舒同、江华、陈丕显、黄火青、陶鲁笳、吴德、黄欧东、张仲良、王恩茂、谢富治、吴芝圃、张德生[43]出席，邓小平、彭真参加。十一时二十分座谈结束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问题。
11月10日—15日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11月10日 下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
11月11日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写：“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44]下午二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45]等，在政协礼堂出席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同日 下午三时半至七时五十分，在政协礼堂先后会见苏联参加孙中山纪念会的代表团、叙利亚议员访华团、西德作家魏森堡、意大利作家马拉巴德、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会见时，刘少奇等在座。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
11月12日 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写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同日 中午十二时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欧阳钦、林铁汇报讨论一九五七年财政问题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乌兰夫[46]、薄一波等出席。晚七时会议结束后，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开会，至次日晨一时半。其间曾会见尤金。
11月13日 为转发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写批语：“各同志阅。退彭德怀同志。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王振乾的报告，讲了第五十五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所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同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根据几次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作了发言。这个发言经整理后于十五日印发全会。内容如下：“（一）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二）一九五六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47]）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三）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四）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的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11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
11月15日 下午二时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谈八届二中全会大会发言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张德生出席。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邓小平主持会议。在朱德、彭德怀、柯庆施、张德生发言后，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讲了四个问题。一、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冬今春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偏到副业和经济作物。谷贱伤农，农民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央，各级党委，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宣传很少，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二、国际形势问题。他说：总的看来是好的。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坏事有两种性质：一种性质就叫坏，我们说还要加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三、中苏关系问题。他说：我们跟苏联同志说，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拥护你们的，是跟你们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我们有矛盾，我们不同意你们一些事情。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经过三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四、大民主小民主问题。他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它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后，八届二中全会闭幕。
11月16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和匈牙利问题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18日 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冈山县文化学术访华代表团，郭沫若、谢鑫鹤、王拓[48]在座。
11月19日 晚上，听取邓华[49]访问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情况的汇报。
11月20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陆定一、王稼祥、李维汉、胡乔木出席。
11月21日 审阅陈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作两处修改：（一）在决定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二）修改一句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11月22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海军和空军从朝鲜撤回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1月24日 阅新华社十一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五七期，批示：“送陈云、李维汉同志阅，退毛。请陈云同志看建屏[50]一条消息，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建屏一条消息反映：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赢利，引起农民不满。武汉的一条消息披露：武汉市有的民主人士说：“中共重视民主党派只是上面的号召，下面没有很好的遵照执行，看不起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还很严重。”他们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51]”的现象。毛泽东批注：“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并要你改善工作。”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联《真理报》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的普拉演说[52]，和达赖、班禅[53]去印度等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胡乔木出席。
11月25日 审阅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和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草稿），批示：“刘、朱、陈、邓即阅，退彭照办。”决定草稿指出：党的八大提出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建设事业，而集中建设资金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削减军政费用。因此，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把我军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决定草稿最后说“全军裁减方案和新的编制，报军委审核定案”，毛泽东将“报军委审核定案”改为：“报军委审核后，请中央批准执行”。
同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苏波关系问题，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54]、王稼祥、胡乔木、邓拓[55]、吴冷西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