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 审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祝贺福建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稿《团结对敌》。将标题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文中的工宣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改为“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在文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之后，加写“认真搞好斗、批、改”。这篇社论于八月二十一日发表。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都不赞成苏联这种行动。苏联现在是没办法了，不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毫无办法，已经被占领了，群众很愤慨。捷克的石油、粮食、铁矿砂完全靠苏联。罗马尼亚不同，自己有粮食、石油。我们要注意，大庆油田被人家一占我们就没有石油了。说是四川、鄂西有石油，要很快地搞一下，你（指李先念——编者注）要同富春商量一下。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说是为了欧洲的和平，苏联不去就不能和平、东欧就和平不了、威胁很大？美苏争夺欧洲，两家争夺，我们就争取人民，我们同情各国人民，站在人民方面。学生历来是起桥梁作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如此。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不在人多，只要是马列主义党，就一定能胜利。
8月22日、23日、24日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二十二日，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25)，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五）改写第五段（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六）在第十段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七）改写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八）在第十八段讲“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加写“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九）加写第十九段：“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8月23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8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批示：“照发。”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的送审报告中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审阅时，在工人宣传队“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之后，加写“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并批示：“照发。”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
同日 阅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刊载的一个材料《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批示：“康生、文元同志：二七工厂材料，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材料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两派分歧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机车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对此，毛泽东写批语：“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材料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对此，毛泽东写批语：“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
8月26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示。
8月27日 周恩来在章士钊反映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在南京受批斗的来信上批示：“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
8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31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同时为《红旗》杂志起草编者按语：“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又批示：“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同志办。”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来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
8月 审阅姚文元八月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稿，批示：“此文可用。但从十三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懵，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稿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退回修改后，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和九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9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毛泽东审阅时，将附件《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句话删去。
同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贺电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贡献。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七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9月3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是：“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九月五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
9月4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八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毛泽东批示：“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十月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信访摘报印发全军。
同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二、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办好学习班。三、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进行审查；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9月5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日报送的北京市革委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批示：“照办。”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规定。
9月6日 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批示：“照发。”社论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篇社论于九月七日发表。
9月7日 同意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区革委会全部成立的十万人大会的请示报告。当天下午，庆祝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9月9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关于提前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建议信。信中提出，《毛选》第七卷文稿拟从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起到十二中全会止，并建议请康生、江青、姚文元三人主编这一卷，争取九大以前出版。毛泽东批示：“待商。”
9月10日 审阅修改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稿，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革命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将“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改为“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这篇文章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9月上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八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人民日报》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毛泽东批示：“照办。”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同旬 审阅修改姚文元九月三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批示：“照发。”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说：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调查报告说：另一位医专毕业生，“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句话：“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调查报告说：“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毛泽东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之后，加写“（整个教育制度）”六个字。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9月11日 审阅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九月七日报送的关于宣传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给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的请示报告。在附送的一个广播稿中，毛泽东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十七日，审阅《人民日报》总编室送审的为配合发表毛泽东题词写的社论稿《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删去社论稿中以下文字：“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此外，将三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两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同时，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这篇社论。
9月12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一日提议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开这个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批示：“太多。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9月17日 和林彪、周恩来复电霍查(26)、谢胡，答谢他们祝贺中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来电。复电说：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决定和法令。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同日 下午，和林彪听取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部队工作。汇报到“三支两军”工作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部队比较好，总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两派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还是两派都支持比较灵，支一派的总是搞不好。支一派压一派，总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总政要组织一个可靠的领导班子，加上军管，派工人宣传队不适宜。汇报到评比四好连队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没有打仗，只好按平时的情况来评比。打仗时部队究竟过不过硬，还要将来看，但从平时的作风也可以看出一些。打仗时不仅是连队的问题，还有上面的问题。下面靠勇敢，上面还有指挥问题。我们军队阶级基础好，都是劳动人民。国民党的兵也是劳动人民，我们俘虏过来，经过教育后打仗也打得很好。我们要注意阶级基础，但主要靠干部。汇报到解决徐州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徐州问题，你们把师以上干部找来谈一谈。先找军长、政委两人谈，然后再找军、师的干部谈一谈。叫他们两派要很好团结，军队、地方都是两派，群众也是两派。要找他们谈几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比较灵，一派是搞不好的。现在不搞两派团结怎么办？两派都要，丢掉哪一派都不行。汇报到部队调防问题时说：调动一下好。河南、湖南，把这里的司令调到那里当司令，本人高兴，群众也欢迎。要革命，到处都可以革，为何要在一个地方？老不动就是一个“大鸡窝”。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干部调动和任命事项：李作鹏、邱会作任副总参谋长；刘贤权任铁道兵政委；王辉球(27)任空军政委；罗元发(28)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29)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萧思明(30)任新疆军区第二政委；李德生(31)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杨俊生(32)任二炮司令员。
同日 阅姚文元九月十五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张春桥和我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开整党建党调查会。这个厂的革委会十三个常委中有十个党员。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由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十三个常委中的十个党员）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批准新党员入党。可否试验一下，请予指示。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他要回电，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9月20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九日关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汇报了九月十五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约三百人左右。毛泽东批示：“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
9月23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二日《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请示报告说：根据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解放军报》发表《大兴党的三大作风》社论。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看了一遍，可用。”
9月25日 审阅拟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标语口号》。标语口号共三十条，毛泽东删去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26日 阅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及附件《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删去接待计划中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删去附件中三条标语口号：“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日 晚上，接见在北京参加集训和培训的军队干部，随后同吴法宪、叶群、路扬(33)谈话。谈到参加集训的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干部时说：犯了错误不要完全责怪他们。我们不主张不教而诛，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教育改造嘛！要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大批干部。毛泽东问：陈再道来了没有？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得知陈再道还在被隔离时，毛泽东说：隔离他干什么？批评、斗争，不搞“喷气式”就行了。还是让他参加，教育教育嘛。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呢？以后还是请他们来。
9月29日 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批示：“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中小学。九月十六日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十八日送审的林彪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讲话稿说：工宣队“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删去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批注：“这一句不要。”
同日 复信周世钊(34)：“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我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就此奉复，顺祝健康。”周世钊在来信中说：读了有关主席诗词的一些注释本后，感觉参差不齐，不知应作如何处理，哪些注释本较好。主席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时，曾在大礼堂手书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有人建议再书写刻上。
9月30日 阅《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登载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文中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和编者按语，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
9月底 审阅两报一刊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写的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社论稿中说：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删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批示“照发”。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9月 对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耿飚、黄镇，你们要赶快解放出来，派出去。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赛义德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主要成员。同巴卢库谈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巴卢库和卡博来访时，毛泽东说：那时还很乱，工人阶级刚刚起来。现在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同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焰火晚会，接见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会见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中央第一书记、第二书记。
10月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在座。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者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毛泽东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谈到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说：看来整个世界还是要乱，因为存在着矛盾，存在着斗争。问题是怎么个乱法，现在很难说。打世界大战？这是一种乱法。不打世界大战，打局部战争，也是一种乱法。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国庆十九周年观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
10月9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下午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删去肖力、毛远新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量补选十名中共中央委员等问题。
10月10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徐海学习班情况材料。材料中说：十月九日上午，向徐海学习班全体人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徐海问题的一些意见后，军队和两派到会的群众代表反应良好，下午分别进行了讨论，有的打电话回去要求上交武器。徐州市武斗已经停止了。毛泽东批示：“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10月11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及所附林彪对这个报告的批示。报告说：“毛远新同志不参加，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改由杨春甫(35)同志参加。”林彪十一月十日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毛泽东批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
10月1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会议商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问题。毛泽东说：有个问题可以讲讲，十一中全会是正确的，还是基本正确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包括中央领导、各地的领导、红卫兵、“三支两军”。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老干部整得多了。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叛变和自首要加以区别，有的是敌人在政治上强加的。牺盟会不能说都是坏人。这次会议，把政治问题解决一下，使他们回去好工作。多中心论要讨论一下。一个学校是两派，两个中心，有的工厂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还是资产阶级的军队，这次是大考试。我是不赞成形式上的考试，要实质上的考试。民主党派问题要谈一下。这次首先是共产党受到冲击，民主党派也受到冲击。这是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历来靠群众，为什么怕群众。国际问题要谈一下。国际形势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紧张不紧张？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紧张好些。矛盾没有解决，修正主义可多了，我们要划清界限。我们主要靠马列主义。
10月13日—31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
10月13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周恩来介绍出席全会人员的情况，并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说：国内问题，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致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就差不多了。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主要的我看是思想问题，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中间隐藏了有一些敌我关系，那是少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好解决。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谈到一些老干部受到冲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比如有那么一位同志(36)，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在山东工作的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上的错误，但是要说服山东同志同意他，谅解他。他们几次要揪回去斗，我们就总是压住，不让揪回去斗。另外一个好同志就是湖北的张体学，他也犯过错误，可是后头一检讨，群众就很谅解他。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萧克(37)这个人也是打过仗的，我也是历来赞成他上天安门的，这次国庆也上了，为什么这次会又没有来呢？还有陈漫远(38)。李德生你这个同志，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啊。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徐海问题，你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要怪南京、济南两个军区我看也不行，主要还是怪我们中央，就是没有做工作。现在搞起一个学习班，就跟他们谈，一连谈了四次，就开始好转了。我看主要是怪我，我这个人工作不好，没有抓紧做。比如广西吧，那么乱，还不是军队里头有两派？野战军一派，两个地方部队一派。只要把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军队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不是有一个“七三”布告吗？就是为着广西的。开头一个八条、后头一个十条，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在群众里头做宣传。你不宣传，群众就不懂得，那你怪谁呀？就是要造舆论。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党。训练班这个问题也是学来的，从内蒙古问题开始，在北京附近办个训练班。那么对立，训练班一办，一个月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一定有很多经验，这次可以谈一谈。还有个多中心的问题。一个学校分成两派，一个工厂也搞两派。现在不是很多工厂都团结起来搞革命委员会吗？现在可以说掌握了局势，在几个月以前没有。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办法就是哪个地方知识分子最多，把工人宣传队开进去，掺沙子。所有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机关中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基本群众是工人农民，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兵。然后呢，是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团结他们，应该争取、团结，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这个知识分子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容易动摇。他为什么容易动摇呢？就是因为没有和工人农民结合。但是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搞得臭得不得了。这个知识分子就是不可不要，但是知识分子如果翘尾巴就不得了了。大学，以后重新搞，从工厂里头，从参加农村工作的那种中学生里头招收学生，这包括军事学校。谈到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进展时，毛泽东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
同日 审阅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十月十二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批示：“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送审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毛泽东审阅时，在第一章“总纲”中，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第四章“党的中央组织”中，将“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改为：“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十四日，在林彪报送的修改稿上批示：“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10月14日 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的送审报告说：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社论稿增加的“最新指示”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批示：“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在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这篇社论排在第四篇，毛泽东改为第一篇。这篇社论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10月16日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做他们的工作。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抓走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主席再三交代。
10月17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10月21日 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共九大的代表名额等问题。
10月23日 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前天主席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于昨（二十二日）夜将天津市原定四十名代表名额减为三十名，多出十名代表名额加在中央直属数字中，以便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均由中央直属名额中出，而地方则注意中小知识分子，如赤脚医生、民办小学教员、红卫兵中党员代表。
10月26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月二十五日稿），批示：“有一些修改，待议。”毛泽东对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文中的“毛主席”一律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删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一句中邓小平的名字；删去对草案的意见“分两次报告中央、中央文革”一句中的“中央文革”。对章程（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0月28日、30日 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稿。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稿上批示：“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删去稿中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在十月三十日送审稿上批示：“有一点修改。”主要是删去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并批示：“此句此地不用为宜。”另外还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中的“唯一”二字。
10月31日 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如何传达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等事项。
同日 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39)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召开中共九大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二月逆流”事件和老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40)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将来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工作。比如杨勇、廖汉生这类人，现在还年富力强嘛。邓华(41)到四川去工作，历来没有听到人家讲他不好的、说他是捣乱的，因此我们这回请他来。就是说，犯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而要允许他改错误，就需要一个时间，甚至于要多少年。因为群众就是要看，要看你的表现。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比如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还是推荐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有各种不同意见，我看是好事，只要基本的部分保证能够反映工农兵的意见就好了。谈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请大家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讲要稳、要准、要狠吗？我看这个“稳”，可以有右的稳，一稳他就不搞了。“狠”呢，就可以搞得很“左”。中间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就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因为这一套搞的结果并不那么好。我们对于俘虏也不搞这一套。再就是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这个世界上，总是左、中、右嘛。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总想找个机会跟同志们讲一讲，要在一次会议上讲清楚这些问题，单是个别地讲，这个不行。报纸上一些社论也不大好写。就是这次讲一讲吧。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42)，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对这类人，不要搞那些不尊重他们的办法。对于扣他们的薪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得稍微放宽一点，有一些人是老人。谈家桢(43)是搞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的。我看，这些人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这些人，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中国也只有这么几个嘛。薪水减到什么二十四块、四十块，他一家人怎么办？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得养一批旧社会的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谈到大学里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大学里头开这个社会科学的课啊，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究竟怎么好？大学里头读历史、读经济学、读哲学、读法律，读四五年大学，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阶级斗争。已经两年不招生了，我看再准备两三年，就差不多走光了。现在这一批大学生就让他们下去，到工厂去学，到农村去学，这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这个问题也没有最后决定，今天就出题目，请大家考虑一下。最后，毛泽东专门谈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11月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美国总统约翰逊十月三十一日晚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声明美国政府无条件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部领土的轰炸和袭击。毛泽东说：美国人没有办法，炸出和谈出来。美国说和平是炸出来的，越南说南越和美国人失败了。我看不发表评论，待越南政府声明发表之后，把越南的声明登在前面，约翰逊的声明放在后面。他们用什么标题我们就用什么标题。现在是一种相持阶段，双方都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组织调查团调查十七个国家，说他们驻外国的军队缺少武器，缺少指挥人员，许多东西放在越南战场去了，赤字三百四十七亿。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十一月二日的声明和约翰逊十月三十一日的广播讲话。
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同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一月一日稿）。将党章草案第一章《总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并批示：“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44)。”十一月三日，这个决定和党章草案印发全党。
11月4日 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时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45)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这次大搞群众运动，搞得比较彻底。但是伤了一些人，倒了一批。谈到传达十二中全会问题时说：传达的问题，主要是二月逆流的问题。对二月逆流的那些人要一批二保三看。
11月5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毛泽东批示：“同意。”
11月1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统叶海亚·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在座。谈到中英、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主要受英国统治，有几个帝国主义，主要的是英帝国主义。现在英国人在这里只有代办处，已经十八年了。它总是想与我们搞交易，想设个大使馆，但它在联合国支持美国，那不行。现在美国的尼克松(46)想把我们拉进联合国，说要把中国人带进什么国际大家庭，否则我们无法无天。对美国这种态度，我们不欣赏。我们不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的规矩约束。但是我们遵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规矩。谈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一个钢铁，一个机械，一个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是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现在没有打世界大战，如果有事，就更不可靠了。自己搞，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要逐步搞，需要时间。我们这一类新建的国家，大体上都在这样一个水平上。我们现在比蒋介石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水平按人口比例同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比了。有些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赶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打了再说。许多事情不由我们做主。希望你们十几年后，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军事上都不靠外国，靠自己，我是说基本上。要是十几年做不到，更长一些时间也可以。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有帝国主义存在，总要出乱子的。你们的外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搞外交的，什么叫全面彻底裁军，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事实相反，叫全面彻底扩军。过去赫鲁晓夫说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条就是现在世界上可以不打仗了，要没有武器、没有战争了。赫鲁晓夫倒台后，他们就不讲了。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把它看作自然现象。与其不那么闹，不如闹一下，让脓包爆发出来。这是就我们来说，并不向外国推荐。这个东西不容易搞。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自己内部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容易搞清楚。红卫兵闹的时候，有时可能闹些误会。一个英国、一个印度是受了惊的。红卫兵的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指挥的，有些人跨过了线，对苏联也有一次，是示威。对其他亚非拉国家还没怎么样。中国情况比较好一些了，和去年比，好了一些，不过问题还不少，接近于解决。大体上是这样。不过时间也不需很长，比如过去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就差不多了。
11月14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简报反映解放军某部五连收缴地方造反派武器，遭遇抵抗，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处理的情况。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越南形势。周恩来介绍与范文同等会谈的情况及越南目前的形势后，毛泽东说：打是要打，和也要和。总而言之，打也难打，和也难和。美军要走在几种情况下有可能：一是美国国内发生问题，二是美国要控制地中海，三是欧洲发生问题。在这三个条件下，南越比较次要起来。美国的兵力集中在本国和欧洲、亚洲，这样就没有中心。尼克松讲摊子摆得太散了。还是我历来讲的，打仗哪有这个打法？美国现在到处都叫喊有困难，美国国务院有一个调查小组讨论，有二十一个缺点和困难。尼克松想解脱一下困难。美越不久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要设想一下。越南再打几年这个话，我们不好讲，打也打出了规律，谈也摸出了规律。至于报上发不发评论，还要看一看。最后，毛泽东提议谢富治、温玉成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
11月15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四〇八号，批示：“送黄永胜同志酌办。”摘报反映：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主席一信，说他“从一九五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三十一卷，二百七十万余字”。这些“战役初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搬走。现将自己所记忆的每卷情况制成表和汇编成‘中国历代战史’编著情况简介，向主席汇报”。毛泽东批注：“如可能，可找来看看。”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11月17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文同一行，谈越南同美国的谈判问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在座。毛泽东说：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先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他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发展。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均，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像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
11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在座。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对希尔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会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其实在第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要打仗，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可以打。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不愿意打。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动手，它才参战。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二十万兵，主要是在德国。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有。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它的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亚洲，打些小仗。赫鲁晓夫那个时候经常吹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现在不吹了。从这些情况看，似乎是要打仗了。他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国家。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也不强加于你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观察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内，我们再谈这个问题。但是，人民的觉悟也要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闹学潮这件事，在欧洲历史上是个新事件。在欧洲、在美国、在拉丁美洲、在日本有学潮。世界上两个大国，它们不但有常规武器，而且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的理论是原子战争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战胜者。美国也这么说。这两个大国是核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可以说还是无核国家，这么少一点核武器不算数。要打只能是用常规武器。因为我们既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也不是苏联的参谋长，搞不清楚它们究竟要干什么，只能从一些表现来看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相等，真正要打大仗它们还会感到人力不足。现在打中等规模的仗，比如今天在越南打的仗，美国都感到人力困难。我只出个题目，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谈到读书与写作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看了你写的文章。我没有你那么勤快，没有修改过我的什么东西。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该有所修改。有些文章没有必要太长。我们正想搞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录。不要太长，太长了没有工夫看，也不要太短，太短了不能反映他们的思想。
11月30日 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而写的编者按。姚文元本日的送审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前已送阅，批准见报。此稿经过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毛泽东批示：“此件照办。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47)。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似也可发表(48)。”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
11月下旬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一月十九日报送的北京军区党委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我军区部队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今年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七千四百多万元，去冬今春节约取暖用煤九万多吨，高速度、高质量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工业。毛泽东批示：“可转发。”十二月十四日，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两报还配发了题为《坚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的社论。
12月1日 阅北京市革委会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报告说：该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犯了严重错误，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这段话后，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印发各地学习和参考。
12月5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12月上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的计划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删去末尾的口号“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批注：“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
12月13日 阅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材料后，批示周恩来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的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并签注意见。十四日，周恩来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部、外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开会，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村商业是否由贫下中农管理好》的调查报告，宣传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供销社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开始由贫下中农进行管理的经验。此后，《人民日报》将这个做法当作农村商业进行“斗、批、改”的方向加以推广。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毛泽东阅国务院值班室一月十一日关于农村商业和信用社下放问题座谈简报等三份材料。在周恩来的送阅报告上批示：“要理解情况，就要耐心看材料。”
12月14日 阅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等关于发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准备情况的报告，报告请求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第一发全射程试验弹即可进行全程飞行试验，第二发试验弹俟第一发飞行试验结果，再定是否出厂进行飞行试验。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二月十二日的送审报告认为，在各项准备工作全部落实和气象条件良好情况下即可发射。周恩来十四日在报告上批注，应该批准他们进行这次全程飞行试验第一发东风三号试验弹。毛泽东批示：“照办。”
12月19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贺电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12月21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姚文元十二月十七日的送审报告说：根据前天会议上您的指示，以及会后碰头会上的议论，我草拟了一个简短通知。现送上大样（草稿）一份，请审阅、修改。毛泽东批示：“有一点修改，付讨论。”通知稿第二条说：“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通知稿第四条说：“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在这句话后，毛泽东加写：“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这个通知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出。此后，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
12月22日前 阅《甘肃日报》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和《人民日报》为转载这篇报道加写的编者按。姚文元十二月十九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是否可用，请审阅批示！毛泽东批示：“可发。”编者按中引用的毛泽东最新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删去了“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十二月二十二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2月27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关于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批写：“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 我国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2月29日 就许世友要求来京报告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严重情况一事，指示周恩来起草复电，同意许来京汇报。
同日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双线、双层铁路和公路两用桥。
本年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解放万里(49)。毛泽东说：就是搞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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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13名省、市、自治区原负责人是：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张平化、黄火青、黄欧东、高克林、曹祥仁、宋侃夫、刘惠农、鲁大东、朱德海、钟建平（原任鞍山钢铁公司政治部副主任）。
(2)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合伙罗织罪名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他们撤销职务，并被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3) 温玉成，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0月任第一副主任）。1968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4) 吴法宪，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5) 邱会作，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1968年9月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邱会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6) 聂凤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7) 门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第4团第2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27人，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而牺牲。
(8) 指康生。
(9)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2年2月任代理主席）。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 钟期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顾问。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院长）。
(11) 姚依林，原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
(12) 黄镇，当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1973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耿飚，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1971年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3)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3月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4月被逮捕。1983年3月因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4) 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15) 陈伟达，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冰，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
(16) 伍晋南，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
(17) 周兴，原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71年6月任政治委员）。1968年8月、9月又先后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任主任）、云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6月）。1971年6月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8)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捕。后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 指把两派分成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
(20) 指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21) 《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栏目“思想战线”这4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
(2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坚持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政策。
(23) 这段话的一些内容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24) 这段话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25) 见(23)、(24)。
(26) 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27) 王辉球，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
(28) 罗元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29) 赵启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30) 萧思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当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31) 李德生，当时还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兼第12军军长。1969年4月、11月又先后任安徽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至1975年1月任中央副主席）。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32) 杨俊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
(33) 路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34)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原任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35) 杨春甫，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36) 指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37) 萧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一参谋长、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
(38) 陈漫远，原任农垦部代理部长。
(39)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40)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期，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在全会的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全会结束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并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
(41) 邓华，1959年9月因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受株连被撤职。1960年5月至1967年1月任四川省副省长。
(42) 翦伯赞，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于1968年12月被迫害致死。冯友兰，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43) 谈家桢，遗传学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
(44) 托洛茨基，原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45) 1968年11月2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和11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登载的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发表了毛泽东这段谈话。
(46) 尼克松，1968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
(47)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人民日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专栏从12月2日第7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到1976年8月这个讨论专栏停办，共办了197期。
(48)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日发表了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信中说：读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来信，觉得很好，能够大大加速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我认为，大中城市的城区小学，也可以下放给工厂办，好处和大队办学差不多。
(49) 万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月任铁道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