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 七十六岁
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九六九年将取得全面胜利。
1月3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报送的有关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批示：“内有批语，请黄永胜同志办理。”毛泽东的批语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同日 新华社报道：近三年来，《毛泽东选集》出版一亿五千万部，《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一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语录》出版七亿四千多万册，《毛主席诗词》出版九千六百多万册。
1月4日 就解决浙江省驻军在“三支两军”(1)中闹派性的问题，约许世友谈话。随后要汪东兴转告周恩来和康生，让他们当晚再约许世友谈话，落实解决浙江问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当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已经和许世友拟定了一个十一人名单，准备五日或六日接他们来京开会，解决浙江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
1月16日 同意中共中央军委授予黑龙江省军区某部一连“为人民战胜烈火的英雄连”荣誉称号。
1月中旬 阅周恩来一月十七日报送的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一月十一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摘报说：一封来信提议江青应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2)。”
1月下旬 阅周恩来报送的许世友准备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来京参加解决浙江问题人员的全体会上的发言稿，批示：“已阅。能如此，很好。”
1月25日 下午，同林彪、周恩来等在首都体育馆接见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以及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会议和国防工作会议、冶金工作会议的代表。
1月28日 审阅中共中央准备转发的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批示：“照发。”报告提出：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汇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注意政策，不能把地主、资产阶级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全国有几千万人，知识分子也有几百万人，对这些人只能争取、教育、分化。清华大学有个报告，那五条不错，可以转发。说清华一锅黑，并非如此，还是可以争取多数的。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可以教育，说一片黑暗毫无办法，是不对的。当汇报到国防工事和守备力量等问题时，毛泽东说：已修成的四千三百多公里的设防工事，一大半无用，打起仗来不依照这个道理。现在是立体战争，敌人要打的是后方，做工事要防空降，防空袭。将来大部分工事没有用，势必要放弃那些工事。你守着工事等半年他也不来，结果从别的地方来了。主力摆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军队，然后再占领地方。
1月31日 审阅经周恩来修改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治丧报告。周恩来将原报告中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3)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批示：“照办。”李宗仁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我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2月2日 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的报告。报告说：昨今两晚，我们经过讨论，拟了一个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请予审阅。请求主席、林副主席在最近一两天内约碰头会全体同志开一次会，我们将陈述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意见。报告还说：考虑到各单位的九大代表需要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拟好了一个通知，请予审批。毛泽东批示：“一两天内谈一次。另件照发。”议程草案的主要内容有：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的程序，九大代表的批准问题，研究各单位对党章草案的修改意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研究和讨论国内外形势和政策问题，研究九大后中央机构问题，关于九大的宣传方针问题。毛泽东批示中的“另件”，指《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通知说：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应即将本地区协商提名为九大代表的同志，集中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座谈和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机关、各大军区、军委总直属队、各军兵种，也应当举办这样的座谈会。
2月初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几位老帅和中央一些靠边站的老同志先后到工厂蹲点，做调查研究。当时，徐向前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李先念到北京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北京化工三厂，陈毅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
2月上旬 审阅中央文革碰头会关于曾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提名和未被提名作九大代表的名单，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4)
2月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毛泽东说：要研究一九六七年二月开展“三支两军”工作以来的过程，了解派工人宣传队和解放军宣传队到学校、工厂、机关后的情况，抓住少数单位，研究这些单位的材料，看看有什么变化。针对当时许多部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情况，毛泽东说：开什么积代会呀？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搞这个站队那个站队。谈到群众运动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对发动工厂的工人和农民起来革命是起了作用的。后来就打内战了，不那么听话了。一九六七年我在武汉时，他们就不大注意掌握大方向了，方向就有些变。谈到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否当九大代表时，毛泽东说：总是要相信一条，资产阶级个别人物可以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不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能相信了。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尼克松(5)上台后可能有些变化，但暂时不会有大变化。约翰逊(6)写了篇文章，说这几年注意力放在越南，被越南问题缠住了，来不及顾及别的地方，我看有可能。关于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二月二十号搞出初稿，报告写出来后才好开会，在报告中讲几个里程碑(7)我就不赞成。
2月16日—3月24日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草稿规定一九六九年的五项主要任务是：（一）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大力发展广播事业。继续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小学下放给工厂和社队管理。（二）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三）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四）安排好轻工业产品市场。继续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十二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工作。（五）继续狠抓交通运输。会议提出，经济管理在处理条块关系上，要以块块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生产短线产品的大集体手工业可以改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2月1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表示肯定，说：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中央文革要到下面去走一走，否则要落后，要统一安排一下，不能走马观花。这些老同志下去有好处，研究工业、农业、教育，老同志可以多带点人去。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陈毅谈到工厂里关了一些人时，毛泽东说：只要不杀人，不放火，不放毒，写一点反动标语，你把他关起来干嘛？！说有些人是“三反”(8)，我就不信。说错话，说气话，总是有的。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还有我们从来不理什么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最近意大利、加拿大要承认我们，蒋介石有些慌，日本有些不安。日本人民对日本政府跟美国走不高兴。研究国际问题要注意那一些我们不注意的国家。还有一件事，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李富春：现在正在搞。）教育要改革。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让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起找林彪谈一下时，毛泽东说：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有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列宁讲话，从来不用稿子，斯大林不同，是写好稿子再去讲。
2月2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传达了毛泽东最近讲的两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2月2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贸易、运输和邮电部部长恩法马拉·凯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年轻的国家，年轻的干部。我们国家也是年轻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干部有的太老了，和我一样。中国的经验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就不一定好了，有些可以参考，有一些在你们那里就不一定合适。
3月2日—17日 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三月二日，中国政府就苏联军队入侵我国珍宝岛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照会。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个照会。
3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中国使馆、机构和苏联在中国人员，群众队伍在同外国驻中国使馆之间划一道线。三月四日，北京、上海、天津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从三月四日到十二日，全国各地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达到四亿人次以上。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可在三月十五日召开九大，会期十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中央和各省的文史馆继续保留没有什么坏处。同时批评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推延时间，并问林彪准备了没有？“要吃自己的饭”。
3月上旬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月五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批示：“已阅。退康生同志。”
3月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代表，可以先找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谈一下情况，有些问题要同他们商量一下，如毛远新不当代表，没有通知他们那里。伯达同志起草的报告不是讲二月二十日交卷吗？没有说明延长时间的理由，作了决定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你们有一个三人小组，又不在一起议论，索性把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里程碑的问题，我不赞成写，你（指林彪——编者注）要讲，我就不赞成，写了没有益处。（林彪：讲是要肯定下来，这是历史形成的。）做报告不能什么都讲，什么都讲就不突出中心了。讲一个中心，围绕着讲一点别的，每次开会都有一个中心。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如果苏联打到我们岸上，我们就打到他的岸上。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
同日 晚上，圈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送审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参加九大的负责人来京商量提名九大代表问题的报告。报告附有拟于三月八日派飞机接来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人员的名单，共一百二十三人。
3月9日 圈阅中央文革碰头会三月八日晚商定的九大筹备工作事宜的报告。
3月10日 审阅《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修叛徒集团猖狂反华只能是自掘坟墓》，批示：“照办。”这篇文章三月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月1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初稿。毛泽东说：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不能引证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对战争的问题一点未讲到。要提出矛盾来，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还有十月革命嘛！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
3月上半月 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总结经验》。将题目改为《关于总结经验》。主要修改有：对文中说的“形势是很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两个“很”字。删去“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的“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十个字。删去“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一句中“极其重要的”和“高度”这七个字。修改后批示：“在碰头会上讨论后再发表。”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讲的话：“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
3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黄永胜、陈锡联、谢富治等开会，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说：总感到要打仗，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我们国家这么大，苏联、美国一口吃不下，让它进来，进来就好打了。九大这个会要准备一下，不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关于总结文革经验落实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有几个地方落实政策很有问题，清华大学的经验有的大学根本没有公布。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调查，没有目的地乱跑，还有抓人、关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有区别。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多数。光讲不行，要搞个文件发下去。要开个会，请总理讲一次，一是打仗的问题，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九大政治报告还没有写好，索性四月一日举行。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常委会只搞一个，八大搞书记处，又搞常委会，重复了。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他们有些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是公开讲出来的，要允许他们上九大主席台。
3月16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
3月中旬—3月31日 审阅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在三月十六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批示：“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在三月二十一日送审的草稿第四、第五部分上批示：“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在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第一稿上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修改有：删去原文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划时代的光辉文献中的“划时代的”、“光辉”六个字；删去“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9)之流”一语中的“柯西金之流”；删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语中的“最大的”三个字；将“查清了刘少奇反革命的真面目”改为“查清了刘少奇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将“把美帝、苏修送进坟墓”改为“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在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修改第二稿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修改有：删去了下面这句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概，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中的“第二国际的那些党”之后，加写“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在“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这句话中的“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之后，加写：“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在三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修改第三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10)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毛泽东在这一稿上作的主要修改有：删去报告稿开头的一句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在报告稿中加写以下一些内容：“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3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3月22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就珍宝岛事件要求与我国领导人通话事，我方拟以外交部备忘录给以答复的处理报告，批示：“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外交部的备忘录提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会，讨论中苏边境冲突和九大准备工作。谈到对外关系时，毛泽东说：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就在四月一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政治报告也不要什么都讲，报告上中央文革所有人的名字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的名字。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谈到老同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老同志到工厂调查研究的工作搞得不错，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主席团一百七十五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二月逆流，在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要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应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当初整陈老总的就是整总理的。对陈老总现在还是保嘛。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11)，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什么严重问题，如果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
3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九大政治报告字数少了才有人看，长了没有人看。主席团的名单要酝酿。
3月下旬 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九大主席团是否设常委的请示报告，表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
3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了，有几句话要删掉(12)，有些话有后遗症，使将来的人不好办。还是引证太多，外国人看不懂。
同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二十七日晚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九大中委人数草案（中委一百一十五人，候补中委九十五人，共二百一十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3月31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准备同九大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人协商，提议徐海东(13)为九大代表并参加主席团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14)、朱德、陈云(15)等数人参加(16)，请考虑酌定。”各代表团分头酝酿通过的大会主席团名单原定一百七十五人，因临时增加了徐海东，共一百七十六人。
4月1日 上午，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九大开幕式主席台就座名单及九大全体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台座次名单，批示：“下午四时先至一一八一谈。”同时，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主席团秘书处的新闻公报，批示：“同意。”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国二千二百万党员。
4月1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通过三项议事日程：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议并讲话。他说：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接着，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报告的第四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第七部分“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分别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以下最新讲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4月2日—13日 中共九大代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出现迫使一些参加会议的老同志作检讨的事情。
4月3日 阅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四月三日凌晨苏联边防军炮击我国珍宝岛情况的报告和周恩来就此事如何处理的报告。作战部的报告说：苏军向我珍宝岛打炮。双方边防站会晤时，对方提出举行边界问题会谈，并要我方撤出珍宝岛，否则就不停炮。周恩来的报告建议：我边防站暂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待敌人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创，并发表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4月7日 约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负责人周富铭，了解该厂情况。毛泽东说：工厂可以多搞制造，多搞点试验，总是可以成功的。问到工厂发放工资奖金的情况，说：过去那些评奖可不能搞，工人搞得很不团结。问到工厂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出那么多人怎么办？周富铭回答这些人基本上都安排在车间劳动，有的人是半天劳动半天办学习班。毛泽东说：办学习班好。问到在该厂劳动的徐向前有没有受到歧视，工人反应怎么样？周富铭回答说工人没有歧视徐向前。毛泽东说：徐向前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还是有功劳的，没有受到歧视就好。
同日 审阅当天送审的九大政治报告修改第四稿，批示：“林彪同志审阅。我看这样修改较好。只在第二十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新排本留下待看。此件请你阅后退还张、姚二同志。”稿中第二十四页写有“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一语，毛泽东改为“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
4月上旬 审阅康生四月九日报送的准备印发九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章程草案第四章“党的中央组织”第九条原文为：“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毛泽东将“设立必要的精干机构”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4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毛泽东说：大会的政治报告要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十四号大会基本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后，暂不发表，文字工作交给秘书处去修改。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由下面提，先由小组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毛泽东说：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军队清理阶级队伍要谨慎。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了，拉一拉就上来了。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是叫什么，总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一点典型，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
4月1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出席九大的各大组召集人谈话，安排第二天的大会发言。商定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作大会发言外，王洪文代表工人、陈永贵代表农民、尉凤英(17)代表妇女、孙玉国(18)代表解放军、纪登奎代表干部作大会发言。周恩来提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老同志是不是还坐在前头？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并再次提议要把一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中旬 审阅陈伯达四月十二日送审的准备在十四日大会上的发言稿。发言稿第二页写道：“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是历史上仅见的所向无敌的创造性人才。毛主席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在思想、理论各方面战线上，在工、农、兵各方面战线上，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等等，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并批示：“第二页说得太过分，宜删去。你可以另外写一些你自己的见解。”
4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决定将这两个文件委托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作文字上的校订后发表。九大党章去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在苏联军队入侵我珍宝岛时，我方基层指战员在武器装备落后于对方的情况下，发扬了勇敢战斗精神，并说应该破除一些迷信，这回珍宝岛破除了一个迷信。
4月1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九大主席团秘书处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选举议程，决定把《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发给大会主席团讨论。十六日晨，九大主席团通过这个规定。二十四日前，大会议程是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4月16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九大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的送审报告。
4月17日 圈阅周恩来报送的九大各代表团提名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情况的报告。
4月18日 阅周恩来晨六时报送的九大各代表团提名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参加九大的四十五个代表团对中委人选的提名，总数已达四百二十一人，可能到四百五十人左右。其中，第一类即八届中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原拟提六十人，已提名六十人；第二类即革命领导干部，原拟提二十至三十人，已提名六十二人；第三类即解放军，原拟提八十人至一百人，已提名到一百九十人，尚有九个单位未计算好；第四类即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原拟提五十至六十人，已提名到一百零七人，尚有九个单位未计算好。毛泽东批示：“可于下午四时先谈一下。”下午四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0日 圈阅周恩来关于九届中央委员会协商名单草案的报告。报告说：建议今日下午五时左右，主席、林副主席约碰头会同志开会一议，以便听取指示，赶于晚间召开主席团和各组召集人会议讨论通过。下午五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
4月2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商议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
4月23日 圈阅周恩来晨六时半报送的关于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工作准备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遵照昨日（二十二日）晚在主席处商议名单，现已将九届中委预选名单草案拟好，总数共为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委一百七十人，候补中委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已准备今日午后二时起随时听主席召集开会，并准备通知董老、许世友等十四位同志到会。预计在主席处开会后，即可开主席团会议。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第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毛泽东讲话，对预选名单作说明。他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中央委员会的人占了多数，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人，五分之一不到。产业工人和农民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如果长期脱产，就和我们一样了，叫机关工作人员了。他们只了解某个单位，不大了解全国。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记者采访，到处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关于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我想还是只提数目，不提名单。你们想一下，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还有，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
4月24日 上午，阅周恩来关于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预选结果及本日下午九大举行正式选举和闭幕大会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下午三时半开主席团会，四时开大会。”
同日 下午四时至晚九时五十分，出席中共九大闭幕会议。大会由林彪主持。大会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出席大会的一千五百一十名代表，选出一百七十名中央委员和一百零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三名，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同日 晚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4月26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提出二十七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毛泽东指出，七份简报清样(19)不要印发，以免对九届中委在选举中央政治局成员时增加压力。二十七日，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经过投票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
4月27日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批示：“宜加李德生。”
4月28日 审阅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报送的有关九届一中全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现将我们遵照指示安排的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名单呈阅，并附上昨（二十七）日下午举行提名票选的结果，供参阅。今（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的开会时间拟定在下午四时或稍后，连同政治局会议约二时半可毕。毛泽东批示：“可在下午四时开会。”
同日 下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选举结束后，毛泽东当场主持召开中共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原军委副主席建议继续当选新的军委的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有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九届一中全会继续举行，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工厂里确有坏人。这说明革命没有完。这个革命要过细地做工作，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不要一铺开不管了。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是不打出去的。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是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的、南方的，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不是敌我关系。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进城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这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5月1日 晚八时，在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一同观看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九大代表和一些外国驻华使节。毛泽东同外国驻华使节谈话时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使节，使驻外使馆的工作得到恢复。
5月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5月3日 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20)中出现的问题说：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5月5日 阅汪东兴报送的邓小平五月三日来信。信中说：“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已到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毛泽东批示：“林、周及在京政治局各同志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