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七十四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同日 《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1月2日 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
1月4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1)造反团”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1月6日 阅刘少奇一月五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作公开检查的来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同日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2)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夺权风暴。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3)向徐向前(4)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月8日 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谈到当前的舆论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改成组，从中宣部开始，改成宣传组。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
1月10日 晨，阅江青本日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5)》。批示：“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1月11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6)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陈伯达与江青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江青同志：两件及另三件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同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7)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8)先后发言，强调要维护军队的稳定。会议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等五个文件。《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说：当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煽动一些群众要求晋级加薪，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贺电和社论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个通知于一月十三日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9)、关锋、谢镗忠、李曼村(10)。
1月12日 审阅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批示：“同意。恩来同志：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幕前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指出：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各级党委必须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三个文件。
1月13日 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11)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月14日 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同日《人民日报》转载。
1月1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1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同日 审阅林彪本日给解放军报社的复信，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十三日，肖力(12)等八人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夺了《解放军报》的权。次日他们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林彪在复信中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
1月19日 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1月中旬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月十六日《快报》特刊登载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十三日发布的这个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批示：“退王力同志。”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1月21日 阅南京军区党委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要在合肥召开群众大会并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同日 阅延边自治州党委一月十九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13)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同日 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14)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
1月22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15)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16)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17)、张体学、韦国清、江华(18)、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19)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
1月23日 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由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批示：“照发。”决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这个决定于本日发出。
1月26日 阅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同日 审阅林彪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做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20)要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的社论。社论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1月27日 阅章伯森(21)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22)。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命令》稿修改问题。
同日 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改写了其中的第五条，将原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1月30日 阅谭震林(23)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同日 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如有修改，请告伯达。”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在原稿“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一句中“反对一切”后面，加写“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二）修改原稿中的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三）将原稿中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立新功”一句，改为：“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同日 针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 阅贵州省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新贵州报》一月二十六日登载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通告宣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接管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通告提出：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24)，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人民日报》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指出：（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二）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
同日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取黑龙江省党政大权。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二月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2月1日 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2月2日 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
2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25)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26)在座。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说印成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还要改组。前年十二月，把罗瑞卿(27)的问题处理了；去年五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接着八月上旬到中旬就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有一些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2月5日 针对外单位造反派插手工人日报社夺权一事，指出：工人日报社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同日 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6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你们这一摊子(28)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当步行。串连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来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2月7日 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29)，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30)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给驻外使馆、代办处的电报。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2月8日 晚上，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叶飞(31)、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
2月9日 两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上午，在送审稿上批示：“有一些修改。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下午，在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规定稿原为四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第五、第六两条：“（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将标题改为《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这个规定于二月十日发出。
2月1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32)、关锋、戚本禹等。
2月11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此件由毛泽东提议起草。在林彪十日报送的送审稿上批示：“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晚上，在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十日晚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修改稿上批示：“送总理照发。”规定共七条，主要内容是：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深入学习，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北京卫戍区等单位，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四、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六、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等不良倾向，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要求：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2月12日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33)，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2月1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同日 阅新华社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登载的《北京两所中学实行军训的情况》，批示：“林彪同志：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一千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这份材料说：驻京部队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分阶段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2月1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计划部部长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瓦尼谈到这次来中国是学习取经时，毛泽东说：我们解放的时间不久，我们的经验很少。可能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互相交换经验。我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国家，不是互相仇视的国家。你们的土地广大，将来人口还可以大发展。我们国家人太多了，好处在这里，坏处也在这里。看得起我们的还是很少，你们这么一些民族看得起我们。什么美国人、法国人，别的一些什么人，他们不可能这样，他们嫌我们落后。我们落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沙石峪(34)嘛，那个地方没有机械。中国有很大部分土地是靠天吃饭的，黄河以北水很少。
2月16日 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同日 审阅林彪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稿，批示：“已阅，同意。”这个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此件于本日发出。
2月18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同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讲“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几段文字旁注明：“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毛泽东删去社论稿末尾的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二十二日，再次审阅社论修改稿，批示：“照发。”修改稿根据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加写了两段话：“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2月19日 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35)（代表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同日 阅林彪本日送阅的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林彪的信。谭震林在信中说：江青等人“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同日 林彪本日向毛泽东报送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请示是否可以转发全国。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三月四日，陈伯达、王力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北京卫戍区提出公开发表这两个材料。二十三日，毛泽东批示：“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同日 阅陈伯达二月十七日报送的《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有关文电和新闻稿（共四件），批示：“伯达、王力同志：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四份文电和新闻稿，文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同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36)照办。”信中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建议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布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此信于二月二十二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二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批示：“同意，照办。”并在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单位中，增加“各级银行”。二十二日，周恩来将通知修改稿再次送审，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二、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四、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财政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各级银行，两报一刊、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应以本单位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通知要求，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月21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说：“同意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
2月24日 阅广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37)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38)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2月25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开会。
2月27日 阅林彪报送的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此文发表在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批示：“伯达、王力同志：此件似可公开报道。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这份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做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材料。
2月28日 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39)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3月1日 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
3月3日 阅沈阳军区三月二日关于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厂和院校讲解党的政策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40)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41)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 审阅修改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在文中加写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这篇社论载于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第五期，《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同日 阅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42)等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通过军训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同日 阅铁道兵党委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报告说：渡口支左工作的经验，主要是把支左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斗争大方向，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的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号之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规定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3月9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谢富治等三月五日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请示报告，批示：“总理：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北京市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革命职工代表会和中学红代会后，于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43)、聂元梓为副主任。
3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同日 圈阅同意周恩来本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稿。当天发出的这个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同日 复信章士钊(44)：“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45)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章士钊来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3月11日 批准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二月二十三日，青海省军区调动部队夺占被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时，发生开枪事件。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对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着手筹建以刘贤权(46)为主任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3月12日 在同周恩来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47)什么时候结束时，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3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布）(48)司法和劳工部部长马科索和夫人。谈到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搞了八九个月了，发动人民批评我们。就是要搞一点民主嘛，不然不能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去掉。
3月16日 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谈话。谈到再印和翻译《毛泽东选集》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时，毛泽东说：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彭德怀(49)，过去名字印在上边，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都是历史嘛。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出晋史。注释要修改的话，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谈到军管会时，毛泽东说：军管会，不同于一九四九年，那时什么都管，政权、工厂、学校。那时把国民党的人，都留下来了。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工厂里留下的，混进的一些坏人，要整掉。解放后入党的，也混进一些坏人。谈到夺权问题时，毛泽东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说：对外宣传是有问题，只注重形式，不注意内容。
同日 审定北京卫戍区关于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当天，中共中央批发这个布告，要求在有关厂矿张贴。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50)和附件，把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
3月17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果已经宣布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韩先楚(51)来电话报告：成立大会推迟，代表明日到京。
同日 周恩来在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的信中说：“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
3月18日 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批示：“照办。”信中要求：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这封信于三月十九日发出。
3月19日 阅《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3月20日 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十八日关于对国防工业部门和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的报告说：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报告还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
同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还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
3月中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军区机关暂停“四大”的决定》稿，批示：“照办。”这个文件要求迅速恢复军区机关的正常秩序，进行整风后抽调、组织力量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3月21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情况。
3月23日 阅戚本禹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毛泽东在文中引用红灯照的歌谣处批注：“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主要是删去文中“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加写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和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
3月27日 晨二时，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登载的反映四川宜宾地区两派冲突激烈的来信后，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52)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晚八时，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然后还我。”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53)等同志商谈，决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毛泽东批示：“已阅，退总理。”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
3月29日 阅王力、关锋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批示：“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这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写的调查报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及清华大学原校系领导。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并把标题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3月30日 下午，审阅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是：（一）讲话稿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毛泽东加“就现时说”四个字。（二）讲话稿说“所有的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毛泽东将“所有的地方”改为“多数地方”，并加写：“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三）讲话稿说“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这样要传至万万世”和两个“永远”。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同日 审阅《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批示：“王力同志：看过，照发。”这篇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同日 同意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54)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增补谢富治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3月31日 圈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以李成芳(55)为主任的云南省军管会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3月 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对中共中央调查部实行军管。
4月1日 审阅周恩来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4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
4月4日 审阅林彪四月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六条“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后面，加写一段话：“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个字。六日，再次审阅命令的修改稿，批示：“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于四月六日当天发出。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同日 审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手续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规定：一、来京拘捕人犯，凡中央批准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要经省市区革委会批准；凡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要经省市区军管会批准；其余各省市区要经大军区、省军区批准，并持批准机关介绍信，经公安部审查，转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才能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执行。二、为了便于审查，对拘捕的人犯，必须携带足够的罪证材料。三、拘捕军事系统内部的人犯，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执行。
4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范文同(56)等，主要谈在越南战场上注意摸索游击战争规律和打歼灭战以及对越援助等。林彪、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在座。谈到韦国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个韦国清被红卫兵整得不得了，被包围了几个月，脱不得身，说是犯了错误。错误是犯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斯文的人，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到过你们那里，我认识他就是因为跟你们的关系。谈到大寨经验时，毛泽东说：我见过陈永贵(57)，他是个老实人。
4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要求。
4月中旬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青十五日在送审报告中说：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可以，照办。”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四人名字前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词。十七日，江青把讲话修改稿送审，毛泽东批示：“看过，删了一点。”在修改稿讲《战国策》中的“触说赵太后”一事后加写一段话：“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修改稿讲军队支左问题处加写一段话：“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将修改稿的“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将修改稿说解放后十七年文艺“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句中的“基本上是”、“都是”，均改为“大量的是”。将“彭真这个反革命分子拼命保护吴晗”，改为“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删去修改稿中的“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修改稿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写“（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
4月2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决定的通知。
4月23日 阅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58)四月二十日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林、周阅后办。”
同日 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59)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60)，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61)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〇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这份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自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革命派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学生们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批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有人对军区支左提出八条意见，第七条说“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第八条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毛泽东分别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4月24日 晚上，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并一同观看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4月28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4月29日、5月2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批示：“请韩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
5月1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焰火晚会，并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成员。
5月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
5月4日—7日 三次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修养〉(62)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送审稿。四日，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批示：“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六日，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批示：“退文革小组。在第七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七日，在第三次送审稿上批示：“照此发表。”三次审阅，主要加写了两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这篇文章由《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在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7日 阅广东省军管会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报告介绍了对派往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干部进行集训的经验，主要是：一、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这个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63)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64)诸同志共同商处。”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登载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65)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66)，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简报登载的这个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在调查研究中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支持左派；做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群众大多数；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左派队伍。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
5月9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提出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七项具体内容。毛泽东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5月10日 阅刘伯承(67)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关于济南地区出现反对解放军之风的群众来信，批示：“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封群众来信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5月11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
5月12日 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5月13日 阅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四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来信认为，驻济南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学校至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山东省革委会同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分歧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部队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十分对立。毛泽东批示：“印《快报》(68)，文革办。”“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5月14日 晨三时，阅兰州军区党委五月十三日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建立甘肃省革委会的电报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69)诸同志商处。胡继宗(70)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71)，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纪要指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五月十三日、湖南省军区党委五月十二日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给全军的批语。批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并批示：“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检查报告于五月十五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一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批示：“照办。”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北京市革委会通告于五月十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5月16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周恩来、谢富治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谈到要依靠群众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当宾迪谈到“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时，毛泽东说：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委蓝亦农(72)为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5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当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个通知。
5月18日 晨二时半，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后，批示：“即退王力同志。改了一点，请小组酌定。”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另外，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同日 江青把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一九三二年一些报纸上登载的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73)转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信上批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同时致信毛泽东，并附送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的《大事记》。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20日 上午十一时，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三个分队的宿舍，同警卫战士谈话，询问生活、生产、训练和工作等情况。
5月22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准备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批示：“照办。”命令指出：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这个命令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2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登载的黄永胜同“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的摘要，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同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十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文艺组宣布解散。
5月2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二二一三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月25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情况。
5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五月十八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请示》，请示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7日 为转发第五十四军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对反对派进行工作的情况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的批语：“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林彪、恩来同志阅发。”
5月28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批示：“照办。”这个决定当天发出后，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实行统一领导。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5月29日 阅唐闻生、王海容(74)五月二十七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