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由姚文元整理并加了按语的《情况汇编》很快就出来了，姚文元在按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震怒了！

4月5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吴德回忆说，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条子传达，在其中的一个条子上，毛泽东批示的是：

“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4月5日下午，叶剑英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看一看，都被陪同的人劝阻了。

此时，有人拿着流传甚广的《总理遗嘱》，问叶剑英是真是假？叶剑英明明知道是假的，可他却一言不发。

下午2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首都民兵介入事件。由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劝告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

是日晚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反复播放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中说：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

吴德回忆说：“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姚文元则在4月5日日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某某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3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4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从视窗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们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4月5日晚8时，首都民兵奉命出动。9时半，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战士，手持木棍、皮带，清理广场，他们没有带任何刀枪武器。现场抓捕38人。整个天安门事件前后一共抓捕了388人，无一人死亡。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领导人的汇报，与会者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会议决定：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予以公开报道。

4月6日清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

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道：

“士气大振，好，好，好。”

这天下午，江青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她走到毛泽东的床前，对毛泽东说：

“我来这儿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在一旁的张玉凤，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她见毛泽东看了看江青，没有说话。

毛泽东看了简报，就派秘书到天安门去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后来，汪东兴受政治局委托，去问邓小平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

“我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邓小平是“当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编写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政治局采取的措施，他掰着手指头，归纳说：

“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3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他还叮嘱说：

“小平不参加。你们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毛泽东在审视名单时，指着叶剑英的名字说：

“叶不找。”

他又说：

“华国锋任总理。”

吴德在回忆中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势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话，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胡耀邦在后来回忆中说出的一段话，为邓小平自复出到再一次被打倒这一场斗争，作出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注脚。他说：“邓小平站出来后，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好好地体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鼓励我继续和他们斗。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担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地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的一系列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曾经对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把邓小平赶出去的同时，选定了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作的补充指示说：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会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的讨论纪要上，批示道：

“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通过了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中这样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回忆中说：“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和身体状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6年4月初“天安门事件”的出现，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一股实力强大的政治暗流正在中国大地上涌动。这个曾经被一些人称为“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虽然被中共中央镇压和清理了，但那些幕后操纵者及其基本社会力量，却毫发无损地转入了地下。而它的影响和作用之一，更是毫无疑问地给了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新权贵一种如何清理潜在对手的重要暗示。凡此种种，无不预示着毛泽东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