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讲话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此前，江青给华国锋写信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她还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毛泽东在华国锋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禁止各地进京上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各地要劝阻学生进京，要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大辩论和大批判。
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3月25日这一天，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30日，王洪文在和《人民日报》社的一名负责人谈话说：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圈阅了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中写道：
1、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2、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3、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没有让邓小平、叶剑英参加。会议提议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4月3日，清明节就要到了，北京一些人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献上花圈、诗词，或者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
4月3日晚上，胡耀邦由人陪着从北京饭店来到邓小平的客房里，邓小平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说道：
“参加者并不多。”
胡耀邦说：
“是的，但是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结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说：
“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呢？”
胡耀邦说：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帖耳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
“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胡耀邦说：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
邓小平并没有说出他的另一种担心。
“就这些。”邓小平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的小辫子。”
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中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首自由体诗是这样写的：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在聚集的人群中，也有极少数人为邓小平喊冤，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
4月4日晚上，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华国锋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
吴德说：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地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与会者都认为：“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据吴德回忆说：“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3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我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姚文元在4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晚上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公安部门于4月5日凌晨出动几百辆卡车，清理广场上的几万个花圈、标语。一些激进对抗者，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抓了起来。
4月5日凌晨5点，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和4日晚上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情形和决定，他说：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那些人在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聚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的‘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毛远新接着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递给毛泽东。他还汇报说：从今日凌晨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他还说：
“天下已定。”
毛泽东没有料到，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态。原来在4月5日清晨，一些群众看到花圈、标语没有了，就更加激愤了。消息一传开，很快就有几万人集聚在广场上，一部分人还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新贴出的一首五言诗，是这样写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很多人还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有人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火烧指挥部小楼。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面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大危险。救火车前往救火时，也受到了人们的围攻打砸。
公安人员和一些不法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