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周恩来作肠胃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的部位有一核桃大肿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4人小组研究，决定施行手术。
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
报告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由中央专案第1、第3办公室和“516”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林彪一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现拟释放和安置90%以上人员，剩下的约40余人。分类名单将分批上报中央审批。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516’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了具体处理的意见。
据纪登奎回忆说：“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杭州——笔者注）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
后来，被解除监禁的许多人都安排了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20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他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身体情况不佳，同时又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嘱咐她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3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圈阅姚文元3月17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篇社论。社论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3月21日晚，毛泽东选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一折，以寄托“烈士暮年，志在千里”的情怀。
接着，他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洪皓的《江梅引》。
毛泽东一生喜爱梅花，写的诗词多次以梅花为题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诗兴衰退了，然而傲霜斗雪、高洁芬芳的梅花，仍寄托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
不久，他又在1975年4月11日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的《梅花引》。
3月下旬，毛泽东听张玉凤读周恩来3月20日关于他病情的来信。
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总理的“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说：
“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不能让步。如同意不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苏联高兴，不要上苏联的当。日本朋友正在为争取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而积极活动，我们让步，就不好了。中日之间主要是联合声明，中美之间主要是《上海公报》。”
关于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毛泽东说：
“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
王海容、唐闻生说，中国艺术团到美国，美方不许他们演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曲，艺术团同美方进行了斗争，但不拟对美方报复，拟允许美国田径队如期来华访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
“不要报复。”
3月27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水电部、国家体委关于同突尼斯总理努伊拉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努伊拉4月1日至8日来我国访问。据突外长告，努伊拉希望就国际形势和国际经济问题同我交换看法，同时商谈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问题，并了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经验。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晚的提议写成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批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文章中说：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这一天，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听了非常难过，因为不能亲自去为老战友送行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让工作人员把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放了整整一天。张元幹这首词的内容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千村落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镂》。
毛泽东借用听唱片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悲痛，悼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友。他时而躺着听，时而以手击节，声情悲痛，并将词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一句，改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君且去，休回顾。”他说，这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太伤感了，应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改了词以后，还让录制组重新录了一个新片子。
4月4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还有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
王安石的《桂枝香》内有句云：“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内有句云：“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
辛弃疾在他的《贺新郎》中说：“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他在《摸鱼儿》中说：“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在《水龙吟》中说：“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在《水调歌头》中说：“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在《永遇乐》中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汉宫春》中说：“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在《破阵子》中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毛泽东吟诵这些著名作品，借以抒发自己壮心不已、情怀未了的愁绪。
4月5日，江青召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座谈，她说：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10条经验等材料。
4月5日午夜，89岁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等毛泽东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
“知道了。”
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4月8日，江青找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谈话。江青说：
“四届人大前，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动脑筋发表意见，以后为什么不发言了？要敢于思想交锋。”
苏振华说：
“我进政治局当小学生。”
江青提出，要苏振华编辑一套共产国际史料和马恩列斯语录。
此后，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揭发江青。这封信经过邓小平修改后，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一看，忙说：
“不要送主席，不要干扰主席。”
后来，这封信虽然没有送给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当面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结果，弄得苏振华连后来的批邓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苏振华，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76年，苏振华在“一0六”政变中，受叶剑英委派到上海镇压“四人帮”余党，大展身手，终于一抒胸中之怨气。
4月1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的《虞美人》，内有名句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不予理睬。
4月13日，毛泽东因为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决定启程返京。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这期间，文化部曾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为他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等。这套磁带共59盒。他还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借过《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他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10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4月13日晚8时许，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走出1号楼。杭州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赶来的负责人列队站在楼厅内外，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环顾了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不少送行者看着容颜苍老的毛泽东慢慢登上前往火车站的车子，禁不住泣不成声。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9个月——272天的南方之行，回到了北京。
据岳素花（1973年开始担任专列列车长）回忆说：“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4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贺电中说：
“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4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到北京，当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问候，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尔后，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同乘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这天下午5时许，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走进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好啊！”
毛泽东也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
“欢迎你！”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金日成动情地说。毛泽东也诚挚地说：
“很欢迎！”
金日成把陪同他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回答说：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Welcome（欢迎）！”毛泽东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中美关系，说道：
“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金日成谈到了朝鲜的3项中心工作。毛泽东说：
“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南朝鲜、台湾麻烦，美国人霸住不走啊！它不想走啊！现在柬埔寨、越南好。”
毛泽东又向金日成讲了他和周恩来的病情，指着自己身体的几个部位说：
“这个不好（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好（指耳朵）。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靠你们了。”
说罢，他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
“还早啊？你不叫我去呀？”
“我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说：
“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
毛泽东转换了话题，说道：
“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不谈政治。”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
“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
“我们也欢迎他。”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毛泽东说，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代表团中还有3位成员没有与老人家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来！”
金日成忙转身向吴振宇交代了几句，又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
说着，他就要起身告辞。
“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微笑着问道：“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
“我们吃饭用筷子。”
说话间，那3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并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
毛泽东说完，就要起身送客人。金日成担心他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只好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贵宾走出了书房。
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毛泽东和金日成可能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见竟成为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诀别。
邓小平送走客人后，又回来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双方关于“经验主义”的争论，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对“经验主义”是继大反“开后门”和准备在四届人大上组阁之后，江青等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他们的幼稚与邓小平的老辣是无法相比。作为第一副总理上任伊始，邓小平就把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挂在嘴边，并以此为尚方宝剑，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何谓“全面整顿”？说白了就是召集旧部（“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向文革反攻倒算（“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这正是邓小平惯于声东击西的过人之处。有比较才有鉴别。毛泽东后来终于看明白了，他在和护士孟锦云谈史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这些话恐怕不是泛泛而论吧！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改变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的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