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面、没有见报的宋任穷、伍修权、欧阳钦、林铁、胡乔木、孔原、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薛明、范瑾等人。

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2000多人的名单，毛泽东又想起了萧华、侯宝林等人，他说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中。毛泽东还问起国民党元老、曾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

另外，因为周恩来住院治病，毛泽东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中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这一天，周恩来在医院里审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他又加上了“起义将领4夫人”：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另外还有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9月30日晚，中外来宾4500多人来到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了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席致祝酒词。

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报道了国庆招待会的盛况。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

“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

10月4日下午，王洪文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张玉凤在电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亲笔记录了这样一句话：

“主席说：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安排。毛泽东在考虑谁是最佳人选？是否要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此时的第一副总理有着双重重要含义：一则现在总理病重，第一副总理要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二则四届人大必须要解决能够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问题，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总理。

10月6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在座的有邓小平。

10月1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月12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湖南。

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经过300多公里的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很疲惫，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兼任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和其他湖南党政主要负责人一一握手，他说：

“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在乘车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着秋色依然的山麓，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毛泽东入住在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楼。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他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茂盛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自此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休养了114天，其间的一切主要活动，均由华国锋一手安排。

10月15日清晨，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见窗外天色已明，就放下手中批阅的文稿，起身踱出门外，朝6号楼外的土坪上走去。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快跟了上来。张玉凤问道：

“主席，你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信口答道：

“到橘子洲看看。”

张玉凤知道去橘子洲路程甚远，她连忙让人去叫醒警卫人员陈长江，告诉他毛泽东要去橘子洲；又让人去通知服务人员，赶紧准备好车子，做好准备。

毛泽东一行乘轿车从接待处出发，经过小吴门、五一广场、湘江大桥，驶往橘子洲。一路上，毛泽东不时透过窗帘观看市容。轿车驶近湘江大桥时，陪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曾彩谋，用一种得意的语调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我们现在修了湘江大桥，城里的交通方便多了。”

毛泽东瞧了瞧她，又看了看前方大桥的身影，满意地点了点头。曾彩谋继续介绍说：

“湘江大桥是1971年开始修建的，只一年就竣工了。”

毛泽东笑了笑，表示赞许。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了下来。此时，云层低垂，江波涌动。前边下车的人，立时感受到了些许袭人的凉意。毛泽东挪动着身子，想下车看看。工作人员劝他说：

“主席，风太大了，您会着凉的。”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下车。工作人员撩开窗帘，让他坐在车上向四周察看。毛泽东神情庄重地察看着十分熟悉而又眷恋着的景物，久久凝视着，一声不响。就这样，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又乘车照原路返回了住地。

此后，毛泽东每天早、晚总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沿门前的草坪散步，习惯地吸着烟边走边聊天。他有时是一边走，一边沉思；当思绪集中时，便要停着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工作人员就不再说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

再说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例会。周恩来因住院治病，没有出席。在这次会议上，围绕着“风庆轮事件”，政治局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

原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风庆轮早在1974年5月4日由上海港启程远航。交通部为了加强领导，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到船上工作，由李国堂任政委，顾广文任政治干事。李国堂、顾广文在风庆轮航行途中与船员们谈话，对“样板戏”等问题颇有微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人提出要李国堂、顾广文批判在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问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双方就在买船还是自力更生造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主张造船的一方说，中国的造船业已有一二十年制造万吨货轮的历史了，早在50年代，就已经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风庆轮就是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李国堂、顾广文一方则说，中国的造船业落后，造这艘风庆轮号，就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他们的根据是：周恩来在1964年曾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还在1970年指示说，发展远洋运输事业的立足点要放在国内造船业上，但当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可以适当地买进一些船舶，以掌握远洋运输事业的主动权。9月30日，“风庆”号远洋轮完成任务，胜利到达上海。姚文元为了不使对风庆轮胜利返航的宣传淹没在国庆宣传中，便有意将这一宣传活动安排在国庆节之后进行。此时，有关人员将李国堂、顾广文的言论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李国堂、顾广文2人就被扣在上海，进行批判。10月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还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发表了许多欢呼赞扬的文章；并分别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一些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10月12日，姚文元将整理出来的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批交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10月13日，江青在审阅《国内动态》清样时，看到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文章中说风庆轮远航过程中，交通部派去的领导人说，制造风庆轮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她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行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

“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康生、姚文元也都在信上批道：“完全同意。”

这就是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论风波的起因。在这天晚上的例会快要结束时，江青提出讨论风庆轮事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应该对交通部少数人的“洋奴哲学”给予批判。江青看邓小平还没有发言，就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问邓小平说：

“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本来就瞧不起江青这些人，他见江青这样问，依然没有搭理她。江青立时火了，追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也火了，回敬道：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

他站起身来，又说：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他拂袖离开了会场。张春桥说：

“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至此不欢而散。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回到钓鱼台17号楼，商量如何对付邓小平。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告邓小平的状。因为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要在10月20日去长沙会见毛泽东，中国方面出面接待他的正是邓小平，邓小平当然要陪哈特林一起去见毛泽东。江青认为，与其被动，不如让王洪文抢在邓小平之前飞往长沙。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它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附江青同志的3份材料。”

10月18日上午9时，王洪文飞往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王洪文汇报说：

“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事件，江青同志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王洪文接着把风庆轮事件和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还说：

“总理现在病重，住在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从王洪文的信中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现在又听了王洪文的汇报，便说道：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要按主席的指示办。傍晚时分，王洪文又回到了北京。

10月18日晚，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江青通知王海容、唐闻生也来参加。江青是想利用她们陪哈特林去长沙的机会，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她交代王海容、唐闻生这样汇报：

“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江青同志发生了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着谈工作为名，搞串联。”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感觉事关重大，就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昨晚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周恩来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了。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在会谈中，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状问题时，说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接见外宾结束后，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话，也转告了江青的话。毛泽东要她们回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一、二把手——笔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到了长沙。此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与中国建交。威廉斯总理是首次访华。

李先念安顿好外宾，便到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楼看望毛泽东，汇报了外事活动。他还带来了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在信中说：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毛泽东当即在信上批示道：

“已阅。同意。”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及其随行人员。李先念、王海容、章含之在座。会见结束后，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了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

李先念说：

“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与邓小平同行的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了会见。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谈话，问起了10月17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愤然退场的情况。他还说：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说：

“好！”

邓小平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

“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他指了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又说：

“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

“这个好。”

邓小平说：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毛泽东说：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中作了批示。

江青在信中写道：“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欠党和人民的账，决不能给主席脸上摸黑。”她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份组阁名单，建议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

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知道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头露面很多，许多干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积怨很深。毛主席不愿意让她再冲到第一线发号施令了。在我参加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说：‘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学习呢，你不好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是要吃亏的。我们党的干部的成长，除了一定的理论学习外，主要的还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江青你如果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了，你就拥有了党内最宝贵的财富。’他还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你江青是打头阵的，功劳大，也必然缺点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积怨，与这个很有关系。’这些话，江青并没有很好地听进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许多干部已经在给自己留后路了，他们对毛主席明显地采取了应付和敷衍的态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骗毛主席，得过且过，根本无心好好地为党工作。”

欲知江青能否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和建议，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本章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江青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了，可她却尚在懵懂之中。这就凸现了那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人评价江青等人落败纯属偶然，这种认识无疑是被一些表面现象迷惑所致。只要认真地研究清楚了毛泽东晚年党内两个阵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确地理解了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期待和批评，就会很容易地看出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是寓于无数个偶然性之中的。不承认不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