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3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
张春桥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高兴地说：
“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
毛泽东又说：
“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便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
他还交代说，在去南方巡视期间，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3人见毛泽东要去南方，又无法劝阻，就让江青出面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般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
“主席，你已经77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情况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样子唱道：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
江青不由得笑了，她说：
“你去我不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在北京要协助恩来、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据纪登奎回忆说：在南巡前“毛主席在北京时调动了军队，对北京的部队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对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作了安排。当时，毛主席对汪东兴也是不那么相信的，但是为了稳定形势和政治上的需要没有动他。加上林彪也并不那么信任他，所以毛主席并没有动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观察。当时，毛主席曾经对我和张春桥、江青，还有几个军队的干部说：你们对汪东兴不要再说什么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会说，你们看，连毛泽东的警卫局长都反对他，可见他到底怎么样？我身边的人，你们可以观察，也可以提高警惕，但是不要惊动，这是大局。这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再说8月15日下午1点，年近78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陪同下，秘密地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巡视，“要到南方动员各路诸侯”。
这一次南巡，他的专列是两列同样的列车，一前一后，前面的前卫专列开道，后面的本务专列押尾。两辆专列上配备了1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湖北武昌。在武昌车站，毛泽东和刘丰、汪东兴谈了话，说是要在武昌多住几日。
8月17日，毛泽东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汪东兴，继续谈话。毛泽东亲切地先向刘丰询问了他在中央苏区5军团时的情况，又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
“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
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他严肃地说：
“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接着说：
“我们这个党已有50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
“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几个人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说：
“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他还说：
“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在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
“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7000多人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7000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他转对刘丰说：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99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笔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泽东还说：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有人谎称：
“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
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此时还是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泽东强调说：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他继续说：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这是甩石头。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改组北京军区，就叫挖墙角。”
他还说：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什么 ‘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最后，毛泽东说：
“今天就这样吧。你们4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他还特别交代：
“大家都先不要传达，我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